严独鹤的笔名思招

2018年底，严建平先生找到我，邀我参与编辑其祖父严独鹤的文集。早就听说老先生是上海图书馆创办初期的副馆长，主持全国报刊索引及剪报工作，恰好1995年我刚从大学毕业就进入上图报刊索引编辑部，在此八易寒暑，可知冥冥中似有天意，于是二话没说，便欣然应允。

严独鹤

自编集伊始，即时刻注意搜集当时人对老先生的观感与评价。随着时间的增长，文集慢慢成形，我对老先生也由陌生到熟悉，并逐渐为其人格魅力所吸引，意识到他在那动乱年代为民请命之不易。诚如戚再玉主编《上海时人志》（展望出版社1947年9月版）里所言：“严独鹤先生，……厕身新闻界数十年如一日，风格高洁，淡于名利，以视彼以新闻记者为从政之阶梯者，相去何可以道里计。为人倜傥不羁，富正义感，执笔为文，短小精悍，砭刺时事，常有独到之处，而为舆论所重。”

与民国时期众多活跃作者有所不同，严独鹤身处大报，使用笔名并不多，除了习知的独鹤、知我、槟芳馆主之外，年臻花甲后也在1949年后的革新小报《大报》《亦报》上撰文时，用过诸如晚晴、老卒的笔名。此外偶一用之的，还有一个思招，则鲜为人知。

话说1986年10月3日下午，上海市政协、上海新闻学会、上海图书馆等联合举办“纪念严独鹤先生诞辰97周年座谈会”。会议由时任市政协副主席、新民晚报社社长赵超构主持，会上，上海各大报总编及老报人如马达、陈念云、冯英子、陆诒以及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等先后发言，回忆了独鹤先生为我国新闻和图书馆事业作出的积极贡献。嗣后不久，马达在会上的讲话以《学习严独鹤先生的爱国精神》为题，刊于《新闻记者》杂志。文中提及抗战胜利以后，独鹤先生在《新闻报·新园林》上继续撰写杂文，批评国统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腐败现象，并列举《端阳节的感想》等三篇文章，揭露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无独有偶，独鹤先生次女严汝珍女士也于1991年11月撰写《我的父亲——新闻界前辈严独鹤》（刊《卢湾史话·第3辑·名人专辑》），同样谈及此文。不难检索，该文原题《端阳的感想》，于1947年6月23日端午节当天刊载《新闻报》，署名便是思招。可令人疑惑的是，它何以见得出自老先生手笔呢？毕竟在几本常见的笔名类工具书，如徐迺翔、钦鸿编《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陈玉堂编《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中均无记录。

后来有机会读及1985年学林出版社特约王知伊、任嘉尧、张友济所编《编辑记者一百人》，书中收录独鹤先生长子严祖祺的文章《严独鹤和〈新闻报〉副刊》，其中写老先生时常注意从读者来信中择取文章素材，还关注文章见报后的读者反映：“抗战胜利后，我在工厂工作，他经常询问我厂里工人的工作劳累程度、生活情况，以及他们日常所想的是什么，希望什么，需要什么”，“那时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他在1947年就曾多次议论物价及生活指数的问题，许多工人读后感到痛快，认为道出了他们的心里话。当年端阳节前，米价几度猛涨，他写成《端阳的感想》，就这种现象加以发挥，指出如此下去‘恐怕要把多数老百姓都要带到深渊里与屈原会面去了’。这是我在厂里同工人们闲谈中听到的原话，向他反映后他应用到文章中去的。”

经复按，引文出自《端阳的感想》的末段，作者将端阳龙舟竞渡的习俗，比之于物价竞渡，“甲涨了一万倍，乙便涨到两万倍，丙丁戊己如法泡（炮）制，并且循环不息，于是三万、五万、十万倍，毫不足异”。随后自然而然，引出那句令人啼笑皆非的，把多数的百姓，都带到深渊里，与屈原会面的话。嬉笑之余，足令今人对当时的世乱时艰有了更深一层的感悟。

如此，当然足以证明思招乃是严独鹤的笔名了。（祝淳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