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日谈 | 沈轶伦：我想把亲人的身体拥抱入怀

外婆实足102岁，按照身份证报晚了的出生日期，今年也100岁了。春节过后，她收到有上海市长签名的祝贺她迈入百岁的证书。但家人还来不及庆祝，疫情紧张起来，自三月至今，我们没再见她。

她独自住在离家步行才三分钟的养老护理院。平日这个距离几乎可以被忽略不计。家人可以一天去探视三四次。但忽然之间，这点距离变得不可逾越。只能靠网络上，护工发来消息，告知院内的进展，知道她衣食无忧，家人便放下些心，知道她隔壁房的老人得病被转运，家人又开始揪心。在反复的信息煎熬中，我们在同一条街上，却只能遥遥见证，102岁的老太太度过她人生中的这一个春天。

生在和平年代的我们，对繁华运转的城市习以为常，有时通过阅读，我可能知道某一位名人在一百年前的经历，但反而因为是家人，我很少问外婆，她见证过的年代。只是在日常的只言片语里，我推算出，淞沪会战爆发时，她还是个少女，她失去亲人，失去庇佑，她离开都市，辗转去后方读书，这是她的浙江口音带着重庆方言的出处，也是她因为不吃辣，被雾都湿气馈赠以关节炎的由来。

在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就已经是一个年迈的老者，行动迟缓，每天大声开着电视。有这么几个我俩独处几乎可以推心置腹的刹那，大约她也曾想，把消化了一生的心得告诉我们，但我们总有自己平日要忙的事情，所以见面时，除惯常对老人应该说的客套话，我们也不能真正反馈她什么，或者说的不能到她心里去。所以到最后，至亲之间，也不过说说电视剧的情节，在见不到面的时候，抓住电话大声，彼此叮嘱多吃点。一个人就这样，把一生经历的最刻骨铭心的日子吞咽下去。

经过漫长的岁月，再回头看她和这座城市，曾经经历的惊惧，已遥远如隔着星河。在抗战结束后，外婆这代学生回到上海参与建设，如此积数十年之功，才使得我们这代人生来就见惯热闹的楼与路，便以为城市向来如此，直到我们自己亲历一场上海百年未遇的静默，见证一个改变全上海人民日常生活的非常时期。

也许有人能在困居的日子里活出生活的静逸，也许有人能在无人的街道上看出别样的美感，也许有人因为隔离收获了友谊和爱情，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感谢疫情。我们有的，是担忧的现实和焦虑的责任，为许多人的生活节奏甚至生命本身被打断而感到痛苦，为自己，为邻里，为亲人，为这座城市里，所有和自己命运休戚与共的人们忧心忡忡的义务。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们见证了人性显露出的卑劣，也再次看到群体互助时的高尚，重温了消失已久的邻里之情，也得以审视自己日常生活的逻辑。我们歌颂奉献者，惩治投机者，怀念去世者，守护新生者。当能走上街头的时刻重新到来，当日常生活能再次如常，我们会被快节奏的日子再次裹挟着成为善忘的人吗？在日后，当我们年迈，会怎么告诉这城市的后代，我们从这段经历中沉淀得到的经验和教训？

在加缪名著《鼠疫》的结尾，当抗击疫情取得胜利后，城市内大放烟火，所有的幸存者欢庆之际，作者让投射他思想的里厄大夫写道：“故事到此为止，编写的初衷是不做遇事讳莫如深的人；是提供对鼠疫受害者有利的证词，使后世至少能记住那些人身受的暴行和不公正待遇；是实事求是地告诉大家，在灾难中能学到什么，人的内心里值得赞赏的东西总归比应该唾弃的东西多……所有不能当圣贤，但也不容忍灾祸横行的人决心把个人的痛苦置之度外，独立当好医生时，又该做些什么。”

我们迫切渴望能重新迈出楼，重新踏上门前熟悉的马路，重新把自己亲人的身体，拥抱在自己怀中，我们迫切需要修复被按下暂停键的工作，也需要在更长的时间维度里观照我们所共同经历的一切，在生活恢复以后的日子里，继续记录，反思，建设，并问问自己，为城市能多做些什么。（沈轶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