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磊：拾珍·老上海的家教?

晚春，读了一册南怀瑾先生的传记，全书珠玉琳琅，不一而足，捡个细节讲讲。

南先生童年，母亲在家里煮饭，忽遇酱油见底，遣孩子去隔壁打碗酱油来。小南先生去了，返程途中，两手捧着扑扑满一碗酱油，一双眼睛紧紧盯着碗里的一摇三晃，好容易捧进家门，酱油却也晃完了。小南先生沮丧得不得了。母亲慈蔼，讲，捧着酱油走路，眼睛不能盯紧碗里，放开眼光来大步走路，就不会洒落酱油了。说完，母亲拿碗拿钱给小南先生，嘱他重新去打一碗。这一次，照着母亲的教导，成功了。其实，人世间的很多事情，亦如碗里的酱油，越是盯得紧，越是洒得快，不如放开眼光怀抱，倒是更多一点保全。

南先生是温州人，浙江人的家教，啧啧，真真厉害的。

跟戴大年先生聊天，戴先生童年，在离我新乐路一箭之地的延庆路长大，延庆路19号，从前叫维多利亚公寓，现在楼下沿街开着两家水果铺。戴先生告诉我，水果铺的位子，从前是安置炮仗炉子的屋子，炮仗炉子，就是如今的热水锅炉，一栋公寓楼的供暖设备。维多利亚公寓对面，热气腾腾的小食铺，大饼油条豆腐花之家，远近闻名。

戴先生的父亲是松江泗泾人，富家公子，戴家跟史量才家是世交，戴家的太祖公，曾经是史家子弟的家庭教师。到了戴先生父亲这一代，戴父是老申报的编辑，1949年后留用于《解放日报》的小知识分子。母亲是川沙人，戴母童年，淞沪战争期间，日本人在南市扔炸弹轰炸，母亲跟随家人逃到租界来，躲在戴家的屋檐下，被戴家收留在亭子间。母亲只读过一年小学，字也认识不多，从小是织袜厂的童工。

戴先生跟我回忆，父亲一生小心谨慎，特别注重教导孩子读书。他当年每天从《解放日报》下班，带一本图书馆里的书回来，给我读。这个全靠他跟报社图书馆管理员的私下交情。每天晚上带回来，第二天上班交回去，所以我就夜里拼命看书，15支光的电灯，眼睛看坏了。父亲就是靠给我们兄弟姐妹大量读书，防止我们在那个年代里学坏的，这一点，现在回想起来，是我童年最大的一个教育支撑。

父亲在家里，都是听母亲的，教导孩子，父亲总是笑笑不响，都是母亲耳提面命。我们兄弟姐妹在弄堂里白相，小孩子难免打架，我弟弟打输了，逃回家，母亲把门一关，拿弟弟推出门去，继续去打，不打赢，不要回来。

我们孩子小时候写毛笔字，握笔姿势，都是母亲督导纠正，母亲自己并不写毛笔字，她的办法，是先去看熟父亲如何握笔如何写字，然后来督察我们小孩子，跟父亲的握笔是否一致，父亲倒是从来不管我们。母慈如此，我听得泪目不已。

戴先生童年，六七岁左右，每晚父亲会讲一回《水浒》给孩子听，父亲用他自己的语言讲的，孩子喜欢得不得了。有趣的是，有些梁山好汉的名字，父亲都读错了，一直到我长大以后，才发现这一点，呼延灼的灼，父亲就读错了，我也跟着父亲的读音，还被同学笑话。

父亲喜欢晚饭时候吃点小老酒，五加皮之类，上海人所谓小乐胃，孩子跟父亲一起上桌吃饭，母亲通常是在我们吃到一半，才上桌来。我是长大以后才明白过来，母亲此举，其实是把困窘年代里，仅有的一点点荤菜，都省给丈夫和孩子们吃。我们兄弟，有时候在家里讲到父亲，一有不逊之词，母亲立刻呵斥，不许讲侬爷。

饭桌子上，母亲的规矩是很严的。小孩子手要洗干净才可以上桌，筷子不能有长短，食饭不能有声响，弟弟吃饭时候看天花板，母亲是要打手心的。

坐有坐相，立有立相，跷腿抖脚，都是严禁的。我记得很清楚，母亲从小教的，跟人讲话，眼睛要看着对方。我长大行商，与人谈判，都记得母亲的教导，眼睛看着对方，真诚和尊重。

母亲自己没有读过多少书，对老师极度尊重，老师来家访，母亲完全是诚惶诚恐地对待老师，口头禅是，好好读书，听老师的话。

不过，我们童年，父母只是教导孩子好好读书，完全没有对孩子的职业生涯有什么规划，没有的。那时候的人，读书似乎是一种修养，没有现在这么功利，读书是为了这个和那个，非常具体，非常计算。

如今的家教，不是这样的了，最著名的一句，是教导子女，不要输在起跑线上，这样的家教，教小孩子一辈子拿身旁的人，当对手，当敌人。

父亲对年轻人最高的评价，是这样讲的，某某某，是世家子弟。一句话，讲到天花板了。（石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