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峭峰：远去的绰号

四十多年前，我的中学时代，绰号泛滥。绰号多少具有攻讦性，又无不标记着各时期的取乐特点，以及一些耐人寻味的社会含义。群体化的热衷，常会走偏、走过头；所以，给予一定的宽待，是明智的，也利于在其中有所发现。

以我为例，平常偶尔恶作剧一下，是有的。某老友是退伍老兵，学位至博士。我给他造过一个别名：教练。老友为自己曾是第某某军的士兵而深感骄傲。一次去江南旅行，沿途，他一直在为我们普及枪械常识。从日军的三八大盖，到横排竖排两种双筒猎枪，如数家珍。他也说了长短枪射击要领，尤其是外行一般忽略的那几个。正说着，一个气枪摊就适时地出现了。

所有朋友，都射完了十发子弹。只见老兵一人端着长枪，全身绷紧，始终保持教科书般的瞄准姿态。灰色衬衫的后背，被汗水濡湿大半，但他仍未发一弹。塑料气枪也是枪，老兵身负第某某军的盛名，对自己的射击技术有些严苛了，再加上他刚教练般地谈了射击门道，此刻，他很清楚，靶纸上的弹孔，将证明一切。他后来说，他的食指，像是代表整个第某某军在扣动扳机，众目睽睽之下，他不敢果断击发了。尽管靶上没有留下一个弹孔，我们依然承认老兵的射击指导资格。无地自容的同时，教练的称号，光荣、善意而谐谑地诞生了。

反观很多年前，我学生时代的绰号，就粗暴多了。一大特征，是滥用谐音，并极尽贬低。凡名字里有波、桃和冬等等字样，就可能被叫作烂菠萝、烂桃子和烂冬瓜。姓黄的，被冠以黄鱼头。有家长充满美好期盼，给初生男孩的名字里，喜滋滋地加个“昌”字，岂料长大后，却在学校被“苍蝇苍蝇”地唤来唤去，吉兆尽失。更极端一点，将姓马的同学编为马桶甲、马桶乙。那时凡不幸配有绰号者，一律体面荡然。

我读中学，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种种供需常失衡，样样资源易紧缺。最大的事，莫过于毕业时的工作单位分配。从一进中学就紧张此事，紧张到揪心，无形中让我们滋生了一个不良意识：只有别人不好了，自己才能更好。这种情绪，或也进入了绰号。对过去的一些绰号，略略排查后发现，那时取外号，非要给对应物，一一作垃圾化和低档化处理不可。瓜果都必须是烂的，黄鱼只取头部。总是担心好东西、好机会被别人占去了，老把他人往很不屑、很不幸的类别里塞。随意踩低别人，似乎这样就可以让自己凭空添了安全感、伟岸感，还穷开心了一把。通常，被人喷涂了这样的绰号，还击的一方，也不会是吃素的，会上升到命运的高度去对待，双方的手段都凶狠有力。人际交往中，充满神经质级别的敏感、警惕和一报还一报的忙碌。

如果，一个朱姓学生的绰号叫“猪头三”，他一早醒来，想到踏进校园，要被同学这样叫来叫去，内心应该是崩溃的。他别无选择的平衡方式，就是也奋力去叫别人，弄得人人不是魑魅魍魉，就是苦活在社会边缘。

还有一类，一出口，是要打架的：就是以他人外形特征或缺陷，作为绰号的核心素材。好一点，叫人家四眼、大头、小头、阿胖、高鼻头、长脚鹭鸶。我读小学那时，称呼某个同学“笑面虎”“气喘病”“碰哭精”，一律没意识到那是在严重伤害人家。非要到叫人“独眼龙”“四眼狗”“招风耳朵”，才觉得是在丑化同辈。从绰号里可以发现，那时的语言姿态普遍野蛮。很多人糟蹋了他人形象，就得意洋洋，以命中他人的软肋和痛处为快事。整个社会，对维护他人尊严，处于较麻痹的状态。

此外，有些绰号，又叫人喜怒两难。很多年前，某路公交车终点站，有位资深调度员，爱好歌唱。情绪好的时候，他会一个人在工作间唱一曲《乌苏里船歌》。开头的两句，啊朗赫呢哪，啊朗赫呢哪；旋律悠长穿透，简易工作间的板壁，被他唱得颤颤的。年轻的工友，多次听见他在自嗨，就尝试在地下称这位师傅为“啊朗赫呢哪”。使用了一段时间，都忘记那原是个绰号，好像那位调度员真有个俄文或意大利文名字似的。时而会有这样的问答，今天晚上谁当班？答：“啊朗赫呢哪。”

时间的力量，最是强大。现在，久未谋面的故人重逢，首先会提起彼此当年的绰号。有位花甲女士老早的绰号，大家觉得就在嘴边，又一时想不起来。那位花甲女士竟大大方方地做了一个抽烟的姿势，大家豁然开朗，啊呀呀，对了对了，阿姐，你叫“香烟屁股”！止不住的一片疯笑。没有绰号的，倒像当年受了冷遇似的。

取绰号，不应提倡。社会、坊间有些行为，确实让人哭笑不得，这就催生出了一种较智慧的应对态度，叫作：既不反对，也不鼓励。我觉得，在赞成和反对之间，允许有一个空间存在，是有道理的。（邬峭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