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艺评丨青年写作：担负着希望、理想与承诺——看上海青年作家沈大成的小说集《迷路员》

　　 上海青年作家沈大成，在去年出版了小说集《迷路员》。沈大成笔下的故事没有清晰的时间定位，大体是当下或近未来，但又暗示着深沉的历史寓意。她的叙述松弛、不花俏，哪怕在荒诞、跨越到超现实的关口，都没有丝毫的一惊一乍；但是在平静如水的叙述中又暗藏着银瓶乍破的力量。

　　 短篇小说《葬礼》最能体现出上述沈大成式的文学风貌。作品不乏科幻色彩，在妈妈的葬礼之后展开。妈妈属于“战后第一代青年”，他们忧心未来，为了“改变点什么”，恰逢机械革命的巅峰期，于是选择从自己的身体开始，将躯干的某一部分替换成机械制品。他们设想“未来会以自己为基础向前进，人类可以更好地利用机甲，拥有战天斗地的力量”。从作品中的反复陈述——每当机械部位暴露出来，“从合金表面流淌而过的旧日理想的道道光芒，总是引人瞩目”，“其中浓缩了她当时的理想、热望，她希望社会如何、全人类如何，她自己变成怎样， 她的下一代变成怎样”——来看，妈妈被塑造为有着实践精神与理想主义的一代人。然而天违人愿，妈妈的晚年在养老院度过，装有机械配件的老人经常受到霸凌，为机械配件提供回收服务的机构位于毫无生气的城市边角，再加上儿子对妈妈的冷淡态度，这一切都昭示着妈妈这一代人及其拥有的理想已被时代所遗弃、边缘化……一代热血青年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失败”了，败于曾有的承诺烟消云散，更败于不见容于后世，身陷物质消费中的后人遗忘了先辈曾经战天斗地的经历与伤口。《葬礼》的重点不在母亲也不在儿子，而在双方的对话：妈妈的特征在儿子身上消失不见，甚至尽数走向反面，她“白活”了吗？儿子那种拒绝理想与希望的态度，会不会被关于母亲的记忆所震裂？小说的核心情节是，葬礼之后，殡葬公司火化了遗体却送回了妈妈的机械肢，因为残留其中的能量无法耗尽，“好像一个虚弱的人妄图爬起来证明自己还行”……读者无法不被这幅春蚕到死丝方尽的挣扎画面所打动，这幅画面如同在儿子心底持续敲击的鼓点，应和着鼓点，儿子失血、衰竭的心脏终将迎来重新起搏的一刻。

　　 这篇小说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塑造出一个对生活没有热望、冷淡而躺平的青年人（这在今天文学内外的青年造型中不算罕见吧）；但同时又挣扎出一个希望复归的契机。“有希望的人是指那些正走向一片新视域的人。对于这片新视域，他目前虽既不能感觉，也不能预言，但却受其触动而无法再停滞不前。”（卡特琳娜·夏利尔：《现代性与犹太思想家》，下同）《葬礼》并未“感觉”或“预言”“新视域”，但明显是在临界点上深受触动，无法再安居于静止的状态，扭动的身躯里仿佛有股莫名力量——哪怕还未成型——在集结，等待着喷薄而出。《葬礼》所暗示的开启希望的指向更耐人寻味。一般来说，希望关联的时间是未来，“但至为关键的却是要保持与‘起初’的接触”，“对‘起初’的记忆给我们力量来持守我们对正义与和平的欲望”。仿佛返本开新，《葬礼》中的母亲所召唤的时代风雷，是否能惊醒颓丧中的子一代们？

　　 由此想起孙甘露《千里江山图》。一群普通革命者为了护送首长而献出生命，尤其最后黄浦江畔，“每个人都来了”，“同志们心甘情愿进入敌人设好的‘陷阱’”。关于牺牲的叙事易于将具体个人的苦难合理化为追求美好未来的手段，孙甘露笔下这群热血青年的意义不在于作为手段，这么说吧，行动的意义不在于结果，而就在行动本身。恰如夏利尔所说弥赛亚主义是“内在事件”，同时却和“我”在历史中的行动相连，“不是想当然地出现一个人来终结历史，而是我分担所有苦难的力量，是我认出这种力量以及我对全世界的责任那一刻”。普通的革命者通过行动内在地唤醒了自身的拣选、认出了自身的力量，这是他们进入历史的时刻、承担“对全世界责任”的时刻，这个时刻本身绽放出希望。

　　 借用《葬礼》的情节和《千里江山图》结尾，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青年写作担负着希望、理想与承诺，希望不是认命于既成事实，而是需要在有待完善的当下时刻中去奋力争来；对于一个诚恳的写作者而言，希望就存在于每一次的写作中。

　　 （本文作者金理：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