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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报馆到图书馆——祖父严独鹤晚年印迹

来源:     作者:严建平     编辑:徐婉青     2022-09-28 16:30 | |

上海图书馆东馆今天正式开馆。今年是上图成立70周年,我不禁想起祖父严独鹤从报馆转入图书馆的那段经历。

在上海图书馆工作时期的严独鹤(孔另境摄)

今年是上海图书馆成立70周年,我不禁想起祖父严独鹤从报馆转入图书馆的那段经历。

1949年5月,上海解放,《申报》和《新闻报》先后停办,报馆和印刷设备都交给《解放日报》和《新闻日报》使用。并拟对停办两家报社的一些老报人重新安置。

于是《解放日报》和《新闻日报》及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筹办了上海新闻图书馆,安排了二十多位老报人。馆长是马荫良先生,祖父担任主任(相当于常务副馆长)。从此离开了他服务大半生、驰誉全国的新闻界。

马荫良原先担任《申报》前总经理史量才的秘书,后任经理。1934年,史量才被暗杀后,整个《申报》的经营管理都委托马荫良来负责。抗战时,他因宣传抗日遭汪伪当局通缉。

图书馆还招了一位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他就是后来著名的新闻史学家方汉奇。新闻图书馆设在思南路171号,是一幢小洋房,离周公馆很近。那时候方汉奇还没成家,就住在一楼,二楼、三楼分别是图书馆和办公室。

方汉奇在新闻图书馆那几年,天天和那些老报人在一起,据他回忆:“一共有二十多位老报人,其实说老也不算老,除了严独鹤年过花甲,其他人年纪都不大,马荫良只有45岁。他们都是从第一线退下来的,一般都有二十多年的新闻工作经验,有很多见闻。那时候,老先生们每天中午都要喝点小酒。我不大会喝酒,喜欢听他们讲故事,很有趣。吃完饭有三个小时的休息时间,然后聊会天就回家了,神仙过的日子。我那三年,就是一边看报纸,一边听故事。”他对祖父的印象是:严先生的英文口语十分流利,与徐家汇天主教堂的教士通电话,说的都是英语。

在祖父的支持下,方汉奇用了一年时间,跑遍了上海所有的四十多个图书馆,调查这些馆的藏报,编了一本《上海各图书馆藏报调查录》。为上海解放初期报刊资料的蒐集,做了基础性的工作。祖父为这本藏报目录题写了书名。

1953年,方汉奇离沪赴京任教,临行前,祖父在纪念册上题写赠言:

鸿印长留,三载思南欣得路;鹏程乍展,双星拱北喜成行。汉奇同志北上有期,奉贻手册,聊志离怀,并题俚句,藉代赠言。

严独鹤1953.8.17

这本纪念册,方汉奇后来一直珍藏着。   

1955年新闻图书馆与鸿英图书馆合并为上海市报刊图书馆,由蒋维乔任馆长,马荫良和祖父任副馆长。蒋维乔是老资格的教育家,曾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秘书长。

鸿英图书馆前身为黄炎培、沈恩孚、史量才等人成立的“甲子社”,从事政治、经济、文化、学术资料的收集、分类、审批,在更名为“人文社”的同时,设立了人文图书馆。

1933年4月,实业家叶鸿英捐款五十万元支持图书馆的发展,遂改名“鸿英图书馆”,并设立了“鸿英图书馆”基金,由蔡元培、黄炎培、沈恩孚、江恒源等十五人担任董事。鸿英图书馆“以社会科学为范围,以社会科学之历史为核心”作为其收藏特色,也搜集关于近代史的史料。1942年10月于霞飞路1413号正式对外开放。藏书8.5万册,日报、杂志、要目索引卡片10万多片,图表700余幅。收有清末以来49种报纸编成的史料100余万件。1950年2月,鸿英图书馆交由上海市教育局代管,1952年由上海市文化局接办。

祖父担任报刊图书馆副馆长后,主要负责报刊资料索引编辑工作,编辑出版了《全国主要报刊资料索引》《上海图书馆馆藏中文期刊目录》等。

对于图书馆的工作,祖父是十分投入的,他通过调查研究,发现了图书馆日常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1956年,作为上海市人大代表,在市第一届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就此作了专题发言,主要谈了三个问题:一是书刊的采购,二是书刊的保养,三是书刊的储藏。

严独鹤在人代会上发言的底稿

首先,书刊的采购。包括补充旧书刊和购置新书刊。旧书刊的补充,除通过交换、调拨外,主要还须随时购置、收集。至于新的书刊(包括国内外出版的),各图书馆都必须按本身业务的需要,有重点、有计划地分别购备。

目前在采购工作中的情况是,比较有文献价值的旧版书刊,已量少价高。至于新的书刊,购自国外,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版物,依外汇核价,也很昂贵。国内发行的书刊,定价虽不贵,但随着文化建设的发展,种类日见繁多。旧的、进口的价格高,新的种类多,是采购的难题。

于是,上海市各公立图书馆都感到,书刊采购费的确不敷应用,而且离实际需求很远。对于采购的指标,便只好削足适履、看钱行事,谈不到“粮草充足”了。拿报刊图书馆来说,1956年按预算规定,全年采购费只有1.3万元,与大专院校每年十余万甚至数十万元的采购费,简直是相去悬殊了。所以有一个迫切的愿望,在不妨碍节约的原则下,今后对图书采购费,必须按实际需要,酌量增加。在1956年的预算报告中,看到关于图书购置费的拨款,已较1955年增加了一倍以上,但这“一倍以上”的增加,还是无法适应科学研究需要的。

其次,书刊的保养。主要是有些具有珍贵价值的书刊,应该如何保养。对于图书中的珍本、善本,可以在出借和阅读方面,适当地加以限制。这种限制,用意是在重视文物遗产,不能扣上一个“清规戒律”的帽子。

但报刊的情况又和图书不同,更难限制。报刊图书馆中,有全套的《申报》,是报刊中的珍本。这套《申报》,历年来各方面不断地派人前来查阅资料,加速了它的毁损。其中有很多合订本,由于每天有人搬动、翻阅,加上纸张陈旧及原来的装订方法不大好,于是被磨损得遍体鳞伤,甚至于粉身碎骨。如果再不抢救,就要“尸骨难找”了。虽然已决定要加以修补,但修补仍不是根本解决的办法。最好是用显微摄影机摄成底片,将底片印成拷贝,阅读时另用阅读机阅读拷贝,就不需要再触及原本了。用显微摄影复制的方法,可以解决许多珍本、善本书籍的保养问题,因为有了拷贝,原本就可以珍藏,不致毁损也不致散失。

最后是书刊的储藏问题。储藏书刊,必须有合适的书库。上海各图书馆都感到书库不够大或者不合规格。主要原因,是各图书馆目前所使用的房屋,都不是适合于图书馆的建筑,而是用普通房屋改装的。对于书库的必要条件,如防火、避湿、通风、遮阳都做不到。最为简陋的就是报刊图书馆,只有全套《申报》和若干比较珍贵的杂志算是登上了高楼,其余许多报刊,只能堆置在很狭小的木屋中和汽车间里,眼看着风化日晒,受潮发霉。在房屋条件限制下,无法移动也无法整理。

当然,基本建设的经费是有一定限度的,图书馆不可能一律要求增建书库。只希望将上海市以前原有的图书馆房屋,能还拨给各图书馆应用,而不要随意调配,另作别用。但事实适得其反,以前的“上海图书馆”“海关图书馆”“世界社国际图书馆”都是供图书馆用的专门建筑,却都已被调拨作为学校、机关的宿舍。人住进书库,书就只好堆入小房子里去了。书堆入小房子是书难受,人住进书库,却也使人闷得难受。既然书受难人也叫苦,为什么不来一个通盘筹划、合理安排,使人和书各得其所呢?

再退一步说,也许调配房屋真有许多不可避免的困难,那么不得已而更求其次,只希望在图书馆附近,遇有空屋,能够准予调配,也多少能得到些便利,可是做到这一点也谈何容易。以报刊图书馆为例,经过长时期的请求,才在后面拨租到一所不很大的房屋,还要和原来住在底层的房客来一个“和平共处”。前面也有一所房屋,在半年前已听说原来的房客要搬走了,便又提出调拨的请求,最近房屋果然空出一部分来了,门口却挂上一块“徐汇区经租所”的牌子,仍只好望门兴叹了。

然而,图书馆的房屋问题得不到解决,就严重影响到业务的开展,阻碍了工作的进展。无论如何,总迫切需要有一个全面的、妥善的布局。

祖父在人代会上的这个发言,有些话是说得很重的,这也可以看出他对图书馆事业“爱之深”而引发的焦虑。有人说他是在会场上公开“将了一军”。但这个发言终究引起了有关领导部门的重视,最终,报刊图书馆的书库得到了改建,房屋调拨问题也得到了适当解决,原来徐汇区房屋经租处使用的房屋,拨给了报刊图书馆使用。

1957年还发生了一件事,上海报刊图书馆为全国各大专院校和各省市图书馆,以及各个研究机构编制报刊索引资料卡片,需用道林纸的数量甚多。而有关上级部门因为纸张供应紧张,要限额分配,一时找不到适当的办法予以支持,一度因存纸将罄而几乎濒于停工待料的境地。祖父便在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言“告急”。在宣传工作会议闭幕后不到一星期,就由市领导特别设法,通过纸张供应部门,为报刊图书馆安排了足够一个月的用纸,“告急”得到了“应急”,不久,季度供应的计划又获得批准,连下半年的用纸都可以保证无虞了。

位于南京西路的上海图书馆旧址

1958年,成立于1952年7月的上海图书馆与上海科学技术图书馆、上海报刊图书馆、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合并,当时称“四馆统一”。四馆合并之初,四馆的机构和藏书统一归于上海图书馆,四馆名称均暂保留。在馆内,各馆馆长分任原职,实行联合办公。

1962年11月12日,市人民政府任命版本学家顾廷龙为上海图书馆馆长,我祖父和李芳馥(1952年上海图书馆成立之初任馆长)等任副馆长。以后的上海图书馆就是在当年四馆合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顾廷龙馆长晚年曾回忆道:“严独鹤先生担任上海图书馆副馆长,并主持全国报刊索引编辑及剪报工作。剪报工作,是黄任之(黄炎培)先生所首创,报刊图书馆继之,当时有在各馆原有基础上发展,初并时有规随之意,以后剪报工作因故停顿,殊为可惜。现在幸有(中国)人民大学剪报资料复印发行,差可弥补,以应研究工作者需要。至于全国报刊索引坚持出版至今,为国内外学术界所重视。”

从新闻界到图书馆界,祖父的角色转换了,他像热爱新闻工作一样热爱图书馆。他和顾廷龙馆长等相处非常融洽。顾廷龙馆长在《回忆严独鹤先生》中这样写道:“严先生学识广博,作风平易近人。有一年春节放假,阅览室照常开放,严先生时已年近古稀,他不请自来,主动到阅览室慰问值班人员。至今,馆里有些年纪大的同志仍回忆起这件事情而念之不已。”

1962年,在上海市四届人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祖父又和顾廷龙馆长作了联合发言,主要是谈如何提高图书馆的服务质量和藏书质量。让图书报刊充分发挥作用,千方百计为读者提供资料,这其中就包括严独鹤所负责的《全国主要报刊资料索引》。

当时他们正着手把1833年至1949年的旧期刊篇目编制总目,使100多年的期刊资料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同时做了一些资料搜辑工作,把散见在各种书刊上的重要论文汇集起来,或把极稀见的资料酌量重印。已经辑印的有词人纳兰性德的手札,龚自珍、魏源评批的《简学斋诗存》等。这既是保存文献,又可供研究学术思想者作为参考。还增辟专题研究阅览室,加强馆际协作,互通有无。在提高藏书质量方面,当时上海图书馆藏书数量已由1960年的470余万册增长至500余万册,并在年轻人中培养外文书籍和古籍善本专业人才。这篇联合发言受到了与会人大代表的称赞。

祖父是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列新闻出版界,但他很少对新闻出版界发表意见,即使写文章,也都是回忆过往的文史资料。但对于图书馆工作,他却一直是很上心的。顾廷龙先生曾回忆道:“严先生曾光荣地当选为上海市第一至五届人民代表和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他平时学习非常认真,每次听报告,无不做笔记。次日我借来阅读,几无遗漏,对我很有帮助。每当市人大和全国政协召开会议时,他都事先通过调查研究,认真准备,在会上热情陈词,提出有关发展我国图书馆事业的意见和建议,反映了广大图书馆工作者的心声。”家人还记得他有一年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有过一个提案,说的是他任职的上海图书馆有一钟楼,上面的大钟年久失修,经常错时甚至停摆,希望加以修复。

记得1964年间,有几次我从小学放学回家,看见一位穿中山装的中年人在和祖父交谈,不时在纸上记着什么。后来我在祖父的书桌上看到一份打印稿,内容是谈昔日的跑马厅变成如今人民群众的文化家园。祖父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新中国图书馆事业的热爱。

方汉奇教授深情回忆与鹤公在新闻图书馆共事的经历

祖父从报馆转向图书馆,从新闻界转向文化界。他对于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要,推动社会文化进步,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也作出了他独特的贡献。(严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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