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癌偏偏“为难”中国人？免疫疗法研究针对中国“量体裁衣”，开启肝癌长生存时代

在我国，原发性肝癌呈现发病率高、死亡率高、晚期生存率低等特征，患者生存率远低于其他消化道癌症及总体癌症数据。2012年到2015年，我国肝癌五年生存率仅为12.1% ，约有55%肝癌患者在确诊时已处于III期或IV期，而这一数据在美国和日本仅为15%和5%。

尽管我国在肝癌防治方面仍面临严峻挑战，但近年来，随着肝炎预防及防治能力的加强、肝癌外科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以免疫治疗为代表的创新药物不断涌现，中国肝癌防治已跨入新的阶段。

近日，在第十五届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年会（CCS2022）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长樊嘉教授，东部战区总医院、南京金陵医院主任医师秦叔逵教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院长周俭教授，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副所长、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脏外科副主任孙惠川教授围绕中国肝癌的特点与患者群体的需求、诊疗现状与发展、与未来期望等话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长樊嘉教授在媒体圆桌会上表示：“我国是一个肝病大国，也是一个肝癌大国。由于病毒性肝炎、脂肪肝等肝病人群庞大，导致发展成为肝癌人数也很多。肝癌是我国发病率第四位、死亡率第二位的癌种，无论是新发病例还是死亡人数，都占到世界近一半。”

另一方面，我国肝癌从病因和生物学行为上都与欧美国家存在较大差异。与美国的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相关肝癌和日本丙肝相关肝癌不同，中国乙肝相关性肝癌占比更大。我国有乙肝病毒携带者近9000万人，其中约2800万为乙肝患者。此外，由于肝癌起病隐匿，70%-80%患者确诊时已处于局部晚期或发生远处转移 。

樊嘉教授强调，近年来，在早期筛查手段不断丰富、临床研究不断发展和诊疗规范不断更新下，目前中国已经进入到新的时期，从原来肝癌的不可治，达到部分可治。相比过去，不仅手术技术或者其他治疗技术不断精进，还涌现了大量更为有效的治疗药物，包括靶向药物、免疫药物、化疗药物等，在综合治疗下，让病人能够取得比较好的治疗效果。

在肝癌治疗药物方面，特别是以 PD-1 单抗为代表的免疫疗法，正在改变中晚期肝癌诊疗格局，为肝癌患者生存期延长带来突破。2022年10月，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批准PD-1抑制剂帕博利珠单抗用于治疗既往接受过相关药物化疗的肝细胞癌（HCC）患者。

KEYNOTE-394主要研究者，东部战区总医院、南京金陵医院主任医师秦叔逵教授表示： “不同于帕博利珠单抗凭借双终点获美国FDA附条件批准，中国此次完全批准是基于其亮眼的客观缓解率（ORR）、PFS（无进展生存期）、OS（总生存）三大阳性结果。尤其整体OS，它是目前晚期肝癌免疫治疗III期临床研究中，唯一具有2年（34.3%）和3年（23.4%）生存率的，且安全性数据良好。” 秦教授强调，“此次获批不仅为临床标准治疗失败的肝癌患者带来全新治疗选择，也意味着中国晚期肝癌患者‘长生存’将成为可能。”

秦教授强调，由于中国肝癌具有高度异质性，若想通过套用国外研究实现“弯道超车”最终只会“翻车”。因此，此次KEYNOTE-394选择了“另道超车”，充分结合患者特点和中国国情来研究。此外，东西方肝癌差距大，在研究中也需要有明确区隔，因此KEYNOTE-394在方案设计、统计方法、甚至入组标准、试验质量控制上都针对中国做了全方位的“高级定制”。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院长周俭教授表示：“治疗肝癌有很多种手段和方法，并且近年来不断有新的进展，例如新的免疫治疗药物。而如何应用这些‘新武器’，需要我们迅速提高整个肝癌诊疗的总体水平，以科学性、规范性、普适性、可操作性来推进我们的临床工作，判断诊疗行为，提高诊疗质量。”

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副所长、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脏外科副主任孙惠川教授表示：“帕博利珠单抗已有10个适应证获批，这也证明这款药物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成果。我也期望它能为中国肝癌病人带来长期的临床获益。”

在第十五届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年会（CCS2022）上，正式成立了中国肝病与肝癌防治联盟，同时，在国家癌症中心、国家肿瘤质控中心肝癌质控专家委员会牵头指导下，中国肝病与肝癌防治联盟组织承办的“中国肝癌规范诊疗质量控制行动”也正式启动。

新民晚报记者 左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