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洪波：母校

如果把自己所有就读过的学校都视为“母校”的话，我起码有一打以上的母校。

先说小学。我是在故乡内蒙古的开鲁县读完小学并在初中刚开学时随父亲调往贵州的，故而开鲁城中极有时代特色的四所小学：民主、解放、胜利、和平，我读了民主小学与解放小学。我从解放小学升初中到开鲁一中，这所学校最著名的校友是中央党校副校长苏星和蒙古族老作家玛拉沁夫，只可惜我9月1日入学，3个月后离校，但毫无疑问，开鲁一中是我的母校。

在贵州居住了两年时光，我居然就读了三所中学，这都是沾父亲的光，他频频调动，我不断转学，所以贵州的毕节一中、黔西一中和都匀一中，都接纳过我，由于我的东北口音，贵州的同学们把我叫“小老广”，这个绰号一度使我十分恼火，现在看来把东北人叫“老广”是典型的南辕北辙和张冠李戴，误读到家了。

北京的十五中是我中学生涯的终结地，她同时也是我弟弟妹妹乃至侄子的母校，经济学家樊纲是我的邻居伙伴兼校友，歌唱家耿莲凤也是十五中校友，不过她毕业得早。更有趣的是2003年中国文联与中国作协联合组团进藏，文联副主席李牧当团长，我当副团长，15天的快乐采风中我俩同车旅行，一聊，才知道他也是十五中毕业，校友变“藏友”，感情更深了几分。

1969年2月我从北京十五中入伍到云南，在一处叫作“大荒田”的军营里度过近10年光景，解放军另有一个代名称：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十年就读大学校，归来刻一闲章：“曾为十载滇云客”，感觉是相当的不错。

当然，军旅生涯虽然把我从一名中学生锤炼成一名炮兵排长，但没有人把军营当“母校”的，通称“老部队”。所以“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十年毕业生，认的还是老战友、老部队，说军营是“母校”，显然太过矫情。

军旅归京，赶上新时期来临，匆忙间大家补课求学，于是乎我就读了北京市东城区职工业大，有4年时光用于听课考试写论文，其间还被推荐上了文学讲习所，即后来的鲁迅文学院，由于鲁迅文学院的七期、八期合为北大作家班，我也以“老学生”的身份住进北大的燕园，这个经历被我戏称为出壳的小鸡塞回壳里重新孵一回！

东城业大、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大学，三所母校读毕，便是中央党校和国防大学了。

1993年和2005年，我两进中央党校，相隔12年，分别进的是进修部与培训部，加起来一年半的时光。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培训部的学习，我详尽记录了每一天的学习与课余生活，毕业后出版了一本《中央党校日记》，受到母校学员的热烈欢迎，摆在书店的醒目位置，成为新学员的必读书之一。

国防大学是我最后的母校。

两个月的学习时光，在遥远而亲切的军号声中作息，使我几番梦里回军营。大家以班为单位吃饭、听课和列队，我感到无比开心。尽管我的班长、副班长全是将军，我的班集体里有部长、省长，甚至金融界的重要干部，可大家像新兵般认真，像老兵般沉稳，如战友们紧密团结，尤其在独特的课目演习时，真的目标一致、齐心协力，该迂回时迂回，该出手时出手，各司其职，圆满完成了我所有经历过的母校没有完成的作业，也让我这名老兵彻底回归了一次军旅。

这是真正的回炉。

毕业典礼上，大家列队从校长手中接过毕业证书，并认真地敬过军礼（金一南教授现场传授），随后是热闹的聚餐。分手时，我们班的同学逐一离校，大家齐声唱起电影《戴手铐的旅客》主题歌《驼铃》：“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歌声回荡在国防大学的院内，响在我最后的母校的夜空。这一刻，每个人都仿佛回到青春岁月……

人生离不开母校，一如每个人的身影离不开躯体，一如每个人的初乳离不开母亲，如影随形，沁人肺腑。(高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