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拥情，伴我从乌发到白首|“爱我国防”主题征文

　　我成长于四周都有驻军的原川沙县杨园公社灯塔大队。当时，我家东北面驻有空军一个雷达连，东南面有一个岸炮连，西南面有一个高炮连，西北面的黄家湾有一个步兵营。在“重兵”环绕中成长，双拥情在我心中从小就耳濡目染。当时，灯塔大队人家大多住着稻草房，虽说冬暖夏凉，可容易着火，好几次出现险情，都有解放军端着脸盆游过随塘河来救火。农忙时，解放军总帮助我们干活；老百姓生病了也经常找部队卫生员治疗；部队放电影总会通知群众一起看……我就是在这样一片浓郁的“双拥”氛围中长大。初中毕业后我参加了农业生产，同时也是一名基干民兵，解放军帮助我们军训，我最早的射击要领就是解放军教的。

　　1972年12月16日我参军了，由民变成兵。1973年2月6日，四川甘孜的新龙、道孚、炉霍、甘孜等地发生地震，我所在的148师前去救灾。当时我还在新兵连训练，接到命令后我们火速分兵下连队，领了防寒物品匆忙坐上成都军区后勤部汽车团的汽车出发，赶了四天的路才到达震中，而首要任务就是从废墟中寻找是否还有幸存者。我们来到炉霍县城关公社七湾大队搜寻，后来再帮助受灾群众搭建临时窝棚。记得当我们班帮助一户人家搭建完油毛毡窝棚离开时，64岁的藏族老阿爸饱含热泪，不停地说：“卡祝（感谢）！卡祝！”

　　之后，我们又去城关公社的加郎大队帮助藏族同胞春耕。5月23日，我们胜利完成抗震救任务凯旋，离开时藏族群众载歌载舞夹道欢送我们。当我们5月25日抵达甘孜州首府康定时，再次受到了隆重的欢送仪式，我还意外地接到了藏族少女献的鲜花……此时此刻的我心潮澎湃，100多天抗震救灾时的苦与累，血和泪都化为乌有了！蓦然间，一股神圣的双拥情从我心底油然而生并且从那一刻起沁心入骨了！

　　我是步兵，每年都要参加一次野营拉练，历时2个月，行程2000里左右。野营拉练也是双拥的重点，每到一处，地方上要做好物资保障工作。说是“野营”，其实我们一般是住在老乡家或当地学校里，这就要求指战员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走的时候一定要做到水缸满，场地净。记得1974年冬天，我们来到四川芦山的兴隆公社驻训，有个12岁的男孩经常到我们那里玩——长相挺好的一个小孩，就是头上生疮流脓水。我问他为啥不去医院治疗，他说：“治不好，没有药，只有用灰黄霉素药膏才能治得好，我们这里没有，只有上海有。”我记住了此事，写信让家里寄了两支去。

　　1975年夏，部队来到当年红军长征时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彝海结盟”的冕宁县搞演习。我们要在密林中搭简易帐篷，于是我去彝族老乡家借砍刀，不料被老乡家的狗咬住小腿不放，疼得我呲牙咧嘴的，但我坚持不动，更没有去打狗。后来是女主人闻声出来喝斥走了狗。事后回忆起来，我当时忍住是对的：假如我发怒打了彝族同胞家的狗，一定会对军民关系和民族关系产生不利影响。

　　1975年冬，我还被派往驻地崇庆（今崇州市）第一中学为学生们搞军训。军训中我把同学当作自己的弟弟妹妹，既团结紧张又严肃活泼，离别时，同学们依依不舍都哭了，这感人的场景至今回忆起来依旧感到非常温馨。

　　1976年3月，我退伍了，由军变回了民。退伍后我被任命为灯塔大队的民兵连长，和当地驻军再次密切合作。

　　后来的岁月里，我一直默默地关注着“双拥”工作，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去影响家人和身边人，让他们充分认识到“双拥”工作的重要性：这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法宝之一，也是人民军队有别于一切外国军队的特色。

　　双拥情，情深意长，伴我从少年进入老年；双拥情，情真意切，助我由肤浅走向深沉。

蔡永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