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信里的叔叔|“爱我国防”主题征文

　　我的叔叔和别人的不一样，他是活在信里的。

　　小时候每隔几个月，就有个邮电局的大叔，和他那辆除了车铃不响哪儿都响的单车。车两边是塞得满登登的军绿色的布袋子，他远远地，从老家老院儿门口的那个大土坡下，吭哧瘪肚地，涨红着脸蹬上来。

　　“你叔来信了”，他塞给我一个牛皮纸信封，再顺手捏捏我的脸蛋。这是大叔的习惯，但我不喜欢。他的手指肚总是蜡黄的——被烟熏得。“臭！”我抱着信一溜小跑进院子。背后大叔“诡计得逞”的笑声伴着他吱吱呀呀的单车链条转动声，慢慢远去。

　　每个人都那么高兴，只有我没那么高兴。

　　叔叔来信意味着我自由玩耍的时间被“剥削”了，那时候我常陪着奶奶看《白毛女》，上面说黄世仁就是这么“剥削”农民的。于是奶奶让我给她念信的时候，我总这么嚷嚷。

　　其实叔叔的字很好认，现在回想起来，应该可以用“苍劲”这个词来形容，当然那时候我还不懂得什么形容词，只觉得一撇一捺的尾端都像一段锋利的刀锋，“跟老师让我们描的字帖似的”，我当时是这么说的。

　　念完信后我就爬到老院里的那棵梨树上，我爱骑在那枝桠上数叶子，风吹过来时，窸窸窣窣的叶子沙沙响着，“像有人在低声抽泣”，这是我们语文老师讲课文时说的。别的同学似乎都不太理解，我却在心底里想着：“每次我为奶奶念完信后，她总会捧着信一遍又一遍地摩挲着那几页纸，像看不够似的，真不明白纸有什么好看的。算了，不管她，老师说的没错，反正我在树上数叶子时，小手挡着太阳时，风吹过来，听到的就像是有人在偷偷哭的声音”。

　　我真的不常见我的叔叔，他是活在信里的。

　　那时读他写的信具体都讲了些什么我都记不太清楚了，总之逢年过节都极少见到他，等到长大离家求学后，见面的机会就更少了。即使见到的时候也觉得那个皮肤黝黑，笑声爽朗的汉子不像是自己的血亲，更像是一个远房的族人。他喜欢把儿时的我抱起来，举到天上再假装要摔我到地上，把我吓得哇哇大叫的时候就赶紧用脸使劲蹭蹭我。可他的胡茬每次都扎得我比刚刚受惊吓时叫的更大声。

　　叔叔的信里常会夹几张照片，我当然也见过。有他自己的，也有一些风景。那些风景里有连绵的丘陵，听爸爸说那是在云南。我觉得那些丘陵跟我们那的太行山比起来，就跟小土包似的。还有一些雪白的花，这个我倒是认得的，是梨花。跟老院的那棵树开的花一模一样。好像还拍了一些石头，石头上还有红艳艳的国徽，爸爸说那是界碑，过了这个碑就是别的国家了。唉，叔叔要是喜欢看梨花，在家看就好了，跑去云南那么远的地方做什么，我的小脑瓜还不能理解这种复杂的问题，他们大人的世界真奇怪啊。

　　每次我和爸爸送叔叔去车站，奶奶就在那棵梨树下站着，我们挥手她也挥手，车开出很远了她也没回屋，直到从后视镜里看着她和那棵树一起变成了一个模糊的黑点。

　　最近一次见到叔叔是在去年。爸爸在，爷爷在，那个会和梨树一起变成一个小黑点的老太太却不在了。我的叔叔赶回来时，奶奶的丧仪早已完毕，他好像晒得更黑了，也更瘦了，默不作声地，陪我们一起把奶奶送到了山上。

　　相比爸爸那几天的悲痛，我的叔叔未免太安静了。

　　再和爸爸一起送他去车站的那天中午，一家人都在午休，毕竟老家的丧仪操办几天下来，都累得够呛。我睡得迷迷糊糊的，躺在身边的叔叔起身，悄悄地掩上了门。外面蝉鸣阵阵，风又吹得树叶窸窸窣窣地、沙沙地响着了。

　　我翻了个身，继续睡着。

　　“那棵老梨树也想奶奶了吧”。

于润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