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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鲁宁:砒霜门疑云未去 多门执法难辞其咎

    来源:东方早报2009-12-03 10:44
      前天晚间,海南省海口工商局宣布“农夫山泉和统一产品复检合格”,一起由工商部门例行执法引发的、震动饮品行业的食品安全事件,似乎可告一段落。   然而,疑团并未消除。受舆论压力,海口工商局长王建禄向媒体诉说委屈:“‘砒霜门’事件已引起省委、省政府和省工商局高度重视,海口工商局面临压力很大。为缩短检测时间尽快澄清事实,此次海口工商局对农夫山泉和统一企业的产品复检只进行总砷含量一项检测。”   王局长这段话,话里有话,话外有“音”。但不管怎么地,认定“超标”和“合格”的两次检测,都系海口市工商局送检。假如就事论事,这叫系铃解铃都乃海口工商局,如此灰头土脸的非寻常事怎么看都显蹊跷。   王局长的“压力”说和复检“只检一项”说,也许都系事实,但由此却又进一步放大已呈“合格”的饮料是否真合格的更大疑团?   由于“历史原因”和“现实教训”实在太多,中国消费者食品安全神经极为脆弱,一旦“不安全”的伤疤因某一突发事件重被撕开,甭管复检机构有多高级别,也甭管哪个政府部门站出来拍胸脯——对不起,不少消费者仍似信非信,宁可不信。因此,倘若是“假合格”,农夫山泉和统一企业无疑错上加错;反之,就算“真合格”,两家企业也很难洗净“不白之冤”——消费者对两家企业所产饮料安全的疑虑很难在短期内消除。   部分媒体在报道截然相反的检验结论时有个误区,以为检验机构名头越大,检验可信度就一定越高。实际情形是,海口检验机构和“中国”打头的检验机构,只要均拥有法定检验资质,且检验过程不存猫腻,二者所出具检验报告的法律地位和可靠性等级是完全相同的。现在的“真问题”是,当两家机构检验结论完全相反,当再次安排第三方检验机构作检验,最后以“多数原则”得出终检结论。该原则可不只是民主集中制原则,也是国家法定产(商)品质量检验的“检验统计原则”。遗憾的是到昨晚,消费者仍未看到根据“多数原则”所作的终检结论。   “砒霜门”事件不管是非如何,最大受害者却已锁定:一是国家食品安全形象再次受到贬损,二是农夫山泉和统一企业。由是,两家均怀疑海口工商局很可能受“黑手”操控。企业心情可理解,但对照适才施行的《食品安全法》及“多门执法”现状,要消解仍在放大的“砒霜门”疑团,事情远非如此单纯。   依据该法第四条,工商部门上述例行抽检合法;依据该法第八十二条,工商部门向社会公布第一次抽检结果也合法。海口工商局的问题抑或“冒失”,是其越权发布消费警示——该法第十二条规定,工商等部门获知食品安全风险信息后,当立即向卫生部门通报;依据第十五条,工商部门有权向卫生部门提出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建议;依据第十六条,只有经安全风险评估得出食品不安全结论后,工商部门才有权停止该食品市场销售并告知消费者停止食用。经以上法律关系梳理,工商局的“下架令”明显构成越权嫌疑。   还有,仍依据该法第八十二条,发布食品安全风险警示的权限归卫生部门独家拥有,工商局无权发布消费警示。然而,该法的相关法条,却没有清晰表述,基层工商部门在获知食品安全风险信息后,是横向通报给本地的卫生部门,再由本地卫生部门逐级向上报告?抑或先在工商部门内部逐级上报,再由工商总局向卫生部通报?这类法条表述的模糊,恰好为海口工商部门自行其是埋下了隐患。而更为头痛的是,食品安全监管指食品从生产到销售到餐桌的全过程监管,现实的困惑在于,卫生部门只承担食品安全综合协调职责,农业、质监、工商、食药监等部门各管一段,彼此监管职能交叉重叠,部门利益掺杂其中,各自的部门法律与《食品安全法》处于同一等级,而法律表述譬如《食品安全法》对“多门执法”的职权限定表述过于原则,为彼此“各取所需”留下诸多空子,这才是抛开“砒霜门”疑团本身,深究国内食品安全之“痛”的根源所在。   只要“多门执法”继续存在,各种“被冤枉”或者“被掩盖”的闹剧就会获得不断上演的空间。 [全文]
  • 晏扬:饮料砷超标事件呼唤监管依法而行

    来源:大洋网-广州日报2009-12-03 10:44
      “砒霜门”事件峰回路转,转眼变成了“检测门”。此前认定这3种产品总砷超标的初检部门海南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负责人的话言犹在耳:“我们完全可以对检测结果负责”。现在,不知道他如何对自己的检测结果负责、负什么责。   如果说“砒霜门”事件重创了两家企业的声誉,那么当“砒霜门”转变成“检测门”,重创的则是政府检测机构的公信力——我们的一些食品检测机构总是那样令人失望,有毒的东西检测不出来(如苏丹红、三聚氰胺等),没毒的东西却检测出毒来,既然能把没毒的东西说成有毒,当然也可能把有毒的东西说成没毒。   农夫山泉方面在此前的新闻发布会上称,“砒霜门”事件有人幕后操纵。而此次“砒霜门”事件的诸多蹊跷之处,也让人不得不产生“有人幕后操纵”的联想。其一,农夫山泉的相关产品在各级各地检测机构均被检测合格,唯独在海口市检测不合格;其二,海口市工商局头一天拿到检测报告,第二天即发布消费警示,没有通知相关企业,更没给相关企业申诉的机会;其三,食品安全信息至少应由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发布,海口市工商局发布该类信息涉嫌越权;其四,海口市工商局将砷与砒霜这两种物质联系起来,导致“总砷超标”被公众误解成“饮料有毒”,负面影响急剧扩大;其五,农夫山泉有关负责人称,海口市工商执法人员曾对他们说过“若不与工商搞好关系,产品在海南就卖不了”之类威胁性的话……这么多蹊跷事叠加在一起,能否仅仅用“失误”来解释?即使是工作失误,海口市工商局将会承担何种责任?要知道,他们的一次“失误”,让农夫山泉遭受10亿元的损失。   作为消费者,我们乐于看到企业之间进行激烈竞争,但竞争必须是正当的。作为消费者,我们同样乐于看到相关部门对企业产品加强质量监管,但是,监管必须依法而行,而不能随意挥舞权力大棒。我们期待这起“砒霜门”+“检测门”事件能有一个足以让有关方面引以为戒的处理结果。 [全文]
  • 单士兵:砒霜门不应成为公众忧心的罗生门

    来源:重庆时报2009-12-03 10:43
      最近纷纷扰扰的“砒霜门”事件有了最新结果。来自海口市工商局的消息称,经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综合检测中心复检,农夫山泉和统一企业的3种抽检产品全部合格。为此,海口市工商局连夜向所属工商分局及工商所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停止下架行为。   这个结果让“砒霜门”成为一起“乌龙”事件。就在几天前,海口工商局才发出消费警示,认定农夫山泉与统一的有关饮品的总砷或二氧化硫超标,不能食用。通知经销商对涉嫌超标产品下架、召回并退货,产生了“砒霜门”事件。在舆情沸腾之下,海口方面又公布这个“全部合格”结果,让人觉得这家部门在自掴耳光。   如果自掴耳光是建立在真实与公正基础上的,哪怕海口市工商局再没面子,公众也不会感觉太疼痛。问题是,这个复检结果到底又能有多大的信任度呢?种种情势表明,“砒霜门”正被演绎成一场“罗生门”,结果只是既损害政府的公信力,又导致相关企业产品陷于信任危机。   日本著名导演黑泽明的电影《罗生门》,讲述的案件可谓是扑朔迷离,众说纷纭,令谁都无法理清事情真相。“没有法官,没有宣判。谁追求事实真相,谁就是法官”,这种虚构的“罗生门”,成为奥斯卡奖的艺术经典。如果是生活真实,恐怕谁也无法消解其中包含的伤害与惊恐。真相只有一个,生活必须尊重真实。然而,“砒霜门”却被演绎成现实的“罗生门”,这是生活的最大悲哀。   不妨盘点分析一下“砒霜门”的光怪陆离:当初海口方面言之凿凿地表示要对检测结果负责,而随着“砒霜门”事件发展,事情却越来越诡异。比如,农夫山泉曾发表正式声明,认为海口市工商局本次检测的发布严重违背了法定程序,并对海口方面的抽检过程和结果的合法性和真实性提出强烈质疑。特别是农夫山泉指摘海口工商部门威胁称“若不与工商搞好关系,产品在海南就卖不了”,着实令人为之心悸。这一切的错综复杂,显然不可能因为这一纸复检结果就消于无形。   如果不能及时去除“砒霜门”在公众心中生成的重重迷雾,现在海口工商局的这番更正申明,就必将招致更多的质疑。太多经验教训都说明,在这样的“乌龙”事件背后,往往包裹着更加可怕的见不得人的东西。这一点,在三鹿奶粉事件中就曾体现得淋漓尽致。现在,“砒霜门”暴露不同层级部门的检验结果“相互打架”现象,自然容易让公众揪心,担心自己成为最后的受害者。   在利益驱使之下,还有什么恶不能做,还有什么真相不会被隐瞒?不论是电影《罗生门》,还是重创中国的三鹿奶粉事件,都说明,真相不被及时公开是极其可怕的,最后的灾难会被轻而易举地转嫁到普通消费者身上。就在前几天,很多人还在为三鹿奶粉迄今不能实现赔偿而愤慨,或许,那将成为永远不能得到的赔偿了。当真相一次次总是不能及时公开,当公众一次次为迟来的真相,或者是为永远被掩蔽的真相支付沉重的代价,谁还会再有耐心去抽丝剥茧,探寻从“砒霜门”到“罗生门”的幽微细节呢?   生活在一个没有真相的世界,谁都会成为受害者。现在,公众看不清到底谁是“砒霜门”事件的罪恶推手,就只能一边痛斥海口工商局缺乏政府公信,一边忧心农夫山泉与统一相关饮品暗含“砒霜”,然后在无奈叹息中选择放弃这些品牌,带着更加迷茫的目光四顾寻找。 [全文]
  • 杨耕身:砒霜门风波中民企的宿命

    来源:上海商报2009-12-03 10:42
      “砒霜门”事件上演虽短短数日,却高潮迭宕。先是海口工商局发出农夫山泉和统一企业3种产品总砷含量超标的消费警示,一时消费者惶惶难安,接着统一与农夫山泉方面予以强硬回应,紧接着,便是海口工商在更权威的检疫面前,一触即溃,鸣金收兵。   据新华社报道,经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综合检测中心复检,农夫山泉和统一企业的3种抽检产品全部合格。复检结果出来后,海口市工商局连夜向相关企业进行通报,同时向所属工商分局及工商所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停止下架行为。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综合检测中心是国家权威检测机构。海口市工商局认为,这一复检结果是最终检验结论,敬请广大消费者放心使用。   一番偷天换日,一次翻云覆雨。但在报道中,海口工商没有对他们的初检及发布消费警示的行为做出解释,而仅仅在1天前,海南检验检疫技术中心负责人还在坚称,砷含量超标检测符合正规检测程序,并表示可对检测结果负责。当真相甫出,农夫山泉得以清白,我们仍希望来自海口方面的一个解释,希望这样的一个事件不能不了了之,正在于这沉重的“负责”二字。正规的检测程序为什么污蔑了一个合格产品,而相关方面又将为此所负何责?因为作为一个惨痛的事实,农夫山泉董事长钟睒睒表示,“砒霜门”事件给公司造成损失达10亿人民币。   有多少农夫山泉可以经得起海口工商的这般折腾?更重要的是,这难道是包括农夫山泉在内的民营企业必须支付的成本或“血酬”吗?“砒霜门”风波中,我们都没有忘记曾经悲壮的一幕。农夫山泉董事长钟睒睒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砒霜’门是背后有人推动”。他将矛头直指海口工商,痛诉该公司经销商曾受到过当地工商的威胁。他说,海口市工商局的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曾向该公司经销商表示:该事件很严重,与三鹿问题奶粉事件相似;媒体一旦披露农夫山泉就将破产;若不与工商搞好关系,产品在海南就卖不了了等。   尽管工商威胁论只是钟睒睒的单方说法,有待查证,亦有待海口工商回应。但在某种市场潜规则形成的强大的“利维坦”之下,在企业总是不得不仰人鼻息、对一些行政监管力量逆来顺受的现实下,钟睒睒背水一战式的抗争、单刀直入式的反戈、不计后果式的揭露,对于企业来说已有足够慷慨悲壮的意味。民企之难,难以至此,已令人唏嘘,而如果海口工商真如钟睒睒所痛陈的那样,是一种行政监管力量在寻租过程之后,利用职权构陷企业,以已之不义陷彼之不利,则也足以让人怆然失语。如此行径如若属实,能够称为“不折腾”吗?   或许钟睒睒仍然只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度某种现实与势力,但仍然可以慰藉人们的,不仅是更权威的检测结果证实了农夫山泉的清白,也是在潜规则的“利维坦”面前,他们依旧站立住了。这已不光是一个“身正不怕影斜”的现实阐释,以及中国食品安全总算是在历经苦难之后拥有一次坦然与自信。它还有着更重要的东西,比如总有一种力量使我们不甘于被奴役,也总有一种力量可以使“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一点是多么难能可贵,因为很多时候,一个企业生存正如每一个国民的生存。   我不知道,“海口工商”所意味的行政乱相,是不是中国民企必须承受的苦难、必须遵从的命运。但无论如何,中国的民营企业,或许都需要像农夫山泉这样的一次历炼,一次坚定,一次是可忍孰不可忍之后的反目。因为它不仅需要民企基于市场规则的坚定,更需要民企自身具备“打铁自身硬”的内功。也必须经由此处,才可能带来民企权利的伸张,以及市场中权力与企业关系的重构。   “砒霜门”事件并不到此为止。相关机构“可对检测结果负责”的表示,需要得以体现。而既使没有钟睒睒所指的事实,海口工商也不可能仅以一个“紧急通知”来收拾由他们引起的漫天云雨,来对应他们的“消费警示”给统一与农夫山泉所造成的损失,以及给市场与消费者带来的惊惶。由此必须反思的还有,相关部门“消费警示”的发布到底应当基于怎样的机制与前提?如若失实又将如何担责?如果没有这一些,那么“海口工商”将仍旧成为中国民企挥之不去的宿命。(作者系资深评论员) [全文]
  • 刘敏:砷超标事件需要彻底的真相

    来源:长江日报2009-12-03 10:41
      11月27日,海口市工商局将涉嫌总砷含量超标的3种抽检产品备份送往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综合检测中心复检,12月1日复检结果显示,农夫山泉和统一企业的3种抽检产品全部合格。   仅仅一周左右时间,一起事关公共食品安全、震动中国饮料行业的事件,便发生了颠覆性的转折。复检合格的结果,并没有让事件变得简单明晰,反而愈发扑朔迷离。   初检超标的机构是海南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测技术中心,复检合格的机构是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所综合检测中心,两家机构都具有国家资质认定,技术能力也应值得人们信赖,而且检测的都是同样的产品样本。按照常理判断,同一种饮料产品样本,假如基于同样的标准,不太可能出现巨大反差。   除非要么是总有一次检测出现了污染、操作失误、机械故障等影响结果的突发因素,要么就是初检饮料中存在某种造成砷超标的化学物质,隔若干时日,这种物质就不再起作用,就像我们在一些侦探片中看到的那样。因此,产品抽检的所有工作程序和相关记录,应该公之于众,接受公众和专业人士的检验,让结果的反差得到一种技术上的合理解释。   抛开检测技术上的问题,这起事件仍有不少谜团有待解开。根据国家对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管的规定,工商部门应在收到检验结果的5个工作日内,将结果通知被检验人,被检验者有异议时,可以申请复检。但从公开报道看,海口市工商局并没有遵循这一规定。另外,根据食品安全风险警示信息发布的规定,此类信息发布的职权在国家卫生部以及省级卫生部门,海口市工商局单方面发布信息,也不符合相关法规规定。   食品安全关系到公共利益,这类规定和法规的存在,一方面是确保食品安全管理的严肃性,另一方面也是通过程序建立秩序,从而规范权力运行,确定权力边界。海口市工商局在不符合相关程序的情况下,向媒体发布信息并要求产品撤柜,这可以被解释为急公众之所急,维护公共利益之心可鉴。但规则和程序上的不规范却留下令人猜测和质疑的空间。事实上,地方保护主义、恶性竞争等猜测与事件一直相伴而行。   止息猜测,还原真相的最好办法就是公开透明。同样的抽检产品为什么前后有如此差异?这一周内发生了什么?海口有关部门为什么有那么多明显的“失误”?我们希望,第一,海口有关部门做到信息公开,对那么多谜团作出正面回应。第二,启动调查程序,像最近的打赌球一样予以彻底的调查,包括行政部门调查以及媒体的调查。   自问题奶粉、问题水饺等食品安全事件之后,中国食品工业形象一直处于国际国内舆论的风口浪尖,个中敏感性各方均有清楚认识。但敏感不是让问题消遁或者不了了之的理由。   前后不一致的检测结果,必有一方存在问题。目前问题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前次检测不准确,后次检测准确。那么海口方面的检测为什么会出错,是技术失误或是另有内幕?如果是技术失误则需要检视我国食品安全检验检测的水平;如果是另有内幕,则有必要反思企业的生存环境和权力的运行边界。   另有一种可能是前次检测准确,后次不准确。循此推断,人们自会追问,是企业生产确有问题还是有人投毒,相关方面为什么要进行掩盖。   我们无法在此判断企业与行政部门谁是谁非,但公众健康和企业市场环境均事关重大,此一事件需要一个彻底的真相。 [全文]
  • 朱四倍:城管群体正在为制度积弊背黑锅

    来源:燕赵都市报2009-12-02 10:00
      11月30日,广州市城管委副主任孙金龙透露,广州每年被打的城管达200人,是每年被打商贩的100倍,在城管生命受到威胁时,也要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把暴力抗法制止在萌芽状态”。(《南方日报》12月1日)   “广州每年有200余城管被打伤,但在暴力抗法中受伤的商贩只有两三人”,这透露了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在笔者看来,与其说是对城管队员的一种无声辩护,不如说当下的城管执法不但不是双赢而且是双输。无论对执法者来说,还是对执法对象而言,都要付出血的代价。如此,我们还能看到社会的治理理性吗?在这样的前提下,呼吁市民不能仅有“廉价的同情心”,要看到城管在执法过程中遭受的暴力,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吗?   作为城管,当然可以抱怨公众的不理解,抨击舆论的“一面倒”,但是,这一切都不是探究问题症结所在的理由。“每年被打伤城管是商贩的100倍”的数字对比,也许是城管怨气的反映,但是公众的愤懑和诟病更需要制度性的渠道来消解。   事实上,“每年被打伤城管是商贩的100倍”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表明城管正在为一个扭曲和异化的制度“背黑锅”。正是在这点上,笔者以为,城管人员不应抱怨公众和舆论的“忽视”,而应抱怨制度的扭曲和变形。   假如认为“每年被打伤城管是商贩的100倍”是被公众和舆论忽视的话,那么,难道“每年被打伤商贩是城管的100倍”就合理了吗?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简单在数字上进行纠葛,在笔者看来是毫无意义的。相反,很可能造成对问题实质的遮蔽与误读,甚至带来公众和舆论对城管执法更大程度的偏见。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应当明确,当“追打、暴力”成为城管的代名词时,当在与城管的博弈中,“猫鼠游戏”成为摊贩无奈选择时,这就不是哪个具体城管人员的问题了,而与城管的制度设计有关。理论上说,设立城管制度是为了维护城市秩序,但由于制度设计上的缺陷,造成该制度功能的扭曲,诸如以罚代管、以罚创收等现象就是明证。也就是说,城管制度作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其效用不能达到社会需求的程度,反而对公共需求产生了叛离,引发了社会某些群体的对立。并且,城管设立的目的与扭曲的政绩观和政府部门与民夺利的需要有关。这两种目的,理念上与民生相悖,现实中跟民众权益,特别是与底层民众的权益对立,让城管成了争利机构,导致社会自由度收缩。流传甚广的“城管秘籍”和“清明上河图之城管来了”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矛盾冲突的产物,还是政府进行社会治理的模式和政策的失当。离开了这样的审视和理性姿态,仅仅用“每年被打伤城管是商贩的100倍”来表达城管遭受的尴尬,并非是解决公众和舆论“忽视”的法宝,并且有可能产生新的“忽视”。   因此,应看到“每年被打伤城管是商贩的100倍”的背后是城管群体正在为一个制度的积弊“背黑锅”,更要看到城管群体最应抱怨的是异化的“制度”而非公众和舆论。这才是理性之态。 [全文]
  • 苏振华:人本主义应是城市管理的第一理念

    来源:新闻晨报2009-12-02 09:59
      雷人的官话年年有,不过觉得今年格外多。千万不要以为“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人民说话”便已是史上最牛,时至岁末,雷人官话推陈出新的势头丝毫不减,广州市城管委副主任最新的高论是“广州每年被打伤的城管达200人,是每年被打伤商贩的100倍”。   按此“百倍说”,广州市每年被打伤的商贩也就区区两三人而已。对这一说法,可能的解释我以为有两种:其一,如今的商贩均身怀过硬的功夫,双拳可敌众腿;其二,城管队员们果然练就了“城管秘笈”上所要求的“使相对人的脸上不见血、身上不见伤、周围不见人”的上乘功法,商贩即便被打了,也是没有任何证据可资证明的,那么挨打了也就等于没挨打。   揪住该官员的发言片断进行语义分析也没多大意思,大概他更想表达的意思是,城管工作其实很难,市民对城市管理应有更加理性的认识,而不能仅有“廉价的同情心”。这真是一个巨大的反差:城市当然是需要管理的,维持和谐的城市秩序是城管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在市民看来,流动商贩是社会最弱势的阶层,贩夫走卒、引车卖浆,无非混一温饱而已,不同情这些人又该去同情谁呢?   面对这一冲突,一味地指责城管或许也是不客观的。其实在城市化过程中,维持城市有序化和保障底层民众谋生需要之间的冲突很难避免。城市化的推进,是以财富向城市快速集中为前提的,由此人口也必然向城市集中。而生活在城市里的市民也是分为不同阶层的,并不是每一个市民都具备到正规市场里购物的经济能力,事实上大量生活在底层的城市贫民,对于流动商贩们出售的廉价商品是有巨大需求的,这构成了商贩广泛存在的市场基础。反之,在人口向城市集中时,边远区域的市场需求必然相对萎缩,既无技能也无资本的贩夫走卒,除了在城市里打游击式地讨生活,又能到哪里去谋生呢?   然而,无论是如今的城市规划还是城市管理理念,皆较少将底层市民和贩夫走卒的交易需求考虑进去。在很多城市的管理者眼里,城市仅仅被狭隘地看成是美轮美奂的文明载体,是一个“经营”的平台。这导致了城市管理目标的错位,城市的“形象”被当成管理的目标本身,而“形象”如何定义,又是由管理者来进行解释的,至于底层民众的民生需要,那就很难进入这一视野了。   无论如何,城市首先是民众相互依存谋生的场所,城市或城市化只是工具,城市化的目的只能是定位于让民众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面对如今愈演愈烈的城市管理中的矛盾冲突,管理者的理念必须回归到人本主义上来,尤其应该更多地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   当然,作为行政管理(执法)体系中的一个部门,城管不可能对此负最终责任,而应该由更高端的权力部门负责。在这个意义上,饱受指责的城管工作也是值得同情的,他们承担了本不应该由他们承担的职责。但这也并不能成为一些城管粗暴执法的理由,如果本着人本主义的管理理念,城管工作不能定位于行使“管理权力”,而应该考虑如何为所有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提供服务。我特别想提醒城管工作者的是,千万不要砸商贩的摊位,这可是违反《物权法》的。(作者为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全文]
  • 司徒望:被打城管是商贩百倍是危险信号

    来源:东方早报2009-12-02 09:58
      在前天上午举行的“羊城论坛”上,广州市城管委副主任孙金龙透露,广州每年被打的城管达200人,是每年被打商贩的100倍。(《南方日报》12月1日)   不知道孙副主任公布这个对立性十足的数据意义何在?城管与商贩是天然的敌我对立?还是100倍的比例太高,平手则可以接受?不知道孙副主任的数据究竟是如何统计出来的,自己的下属员工被打,要医疗费、甚至要录像证明自己是“多么委屈”,城管部门当然得有统计数字;因此,我感兴趣的是,城管打商贩的数字究竟是如何统计出来的?   城管制度的执行,造成了城管队员与小商贩之间的水火不容甚至刀剑相向,首先需要检讨的恐怕是这项制度本身。城管不过是政府下属的一个服务部门,与小商贩之间本应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小商贩们也并非天生暴戾,有把城管队员当拳靶子的癖好,因此,我们需要追问:城管与小商贩之间关系的异化和扭曲,究竟有没有可能避免?作为公权部门,有没有就化解两者之间矛盾做努力?   如果这些问题没有厘清,作为主政者在公开场合如此宣扬城管与小商贩的矛盾,恐怕与其对小商贩的暴戾想象的思维偏见密切相关。在这些主政者的眼里,小商贩已经成为破坏城市形象、扰民的典型,他们已经与城市的秩序水火难容。   但是,问题就在于,小商贩是不是天生就是城市秩序的破坏者呢?在共和国60年大庆不少媒体所做的历史性的回顾中,有一个几乎已经被忽略了的词汇被再次频繁提起:“个体户”。1979年3月,容志仁的户口从广东阳江迁回广州,容志仁以100元钱起家、在广州的司马坊街口摆了“一毛钱学生餐”的小食摊。之后他成为了风云人物,被披上改革明星的光环。这个原来身无分文的“街边仔”,作为中国第一代个体户的代表被邓小平、胡耀邦先后接见。那些游走于广州大街小巷的“个体户”,在当时还被认为是自由、活力和未来的代表。   孙金龙先生不可能不知道这件并不太遥远的往事,可是,如今这些“容志仁”们却需要在广州街头与孙副主任的下属们玩猫抓老鼠的游戏,孙副主任是该感叹历史还是有人太忘本了?   对小商贩来说,始终是要养家糊口的,以暴力思维进行的持续打压,迟早会导致他们的反弹。因此,无论“城管被打是商贩的100倍”是否属实,它所传递出来的,都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主政者加强城管暴力的动机和意愿依然强烈,而且事实上持续对商贩的打压也导致了冲突升级的趋势,随着主政者对商贩暴戾想象思维的越走越远,城管与商贩冲突的恶性循环必然会加剧并不断扩大,局面必将朝着不可收拾的方向发展。 [全文]
  • 禾刀:日渐孤立化的城管角色倒逼制度变革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09-12-02 09:58
      在11月30日举行的羊城论坛上,广州市城管委副主任孙金龙表示,广州每年有200余名城管被打伤,但在暴力抗法中受伤的商贩只有两三人。对此,广东省城市管理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郑奋明表示,流动商贩是弱势群体,往往易引起市民的同情,但一些城管在执法过程中遭受的暴力则往往被社会和市民忽视。他认为,市民对城市管理要有更加理性的认识,而不能仅有“廉价的同情心”。(南方日报12月1日)   拿城管被打与小贩挨打次数比较,并不能佐证城管强势乃至暴力执法的正义性和合理性。法治社会中,执法理应有助于化解或避免更大暴力,而不是制造针尖对麦芒,以暴制暴,激化矛盾。值得注意的是,在城管与小贩的矛盾纠葛面前,城管日渐孤立化,即便是“廉价的同情心”,也很难赢得公众的施舍。   从各地各取所需的城管制度设计来看,角色功能无一例外与小贩天然对立。讲究点执法方式的或能和颜悦色,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公众舆论压力下,广州城管局长李廷贵才提出城管要学会“跑”的新执法理念。当然,真正面对和颜悦色,视生存为第一要素的小贩往往只是形式上支持,不可能真就放弃营生机会。更多时候,无论是动辄掷金不菲的城管豪装,还是城管警察化,以赋予更大的强制权力,综其根本,还是冀图努力塑造城管令小贩心生畏惧的威权形象。   实际上,在公众“廉价同情心”的背后,很多人并不愿将自己置于一个被小贩喧嚣脏乱包围的生活圈中,之所以对小贩抱以同情,皆因对弱势群体的本能关注。   当然不应鼓励小贩与城管刀拳相见,但如果小贩没有合适的环境,而城市管理目标要求愈来愈高,那么小贩的营生必然与城管管理目标形成严重的矛盾对立。小贩的国内特色,实际上承载着太多的社会意义。至少就眼下来看,小贩大军中以进城农民工和城市低收入群体为主。小贩的生存状态到底是怎样一副真相,许多时候,我们只能做出常识性描绘,真实情况鲜有人深入调查,设身处地地体察关怀。   记得广州城管支队原支队长许决华曾认为,“广州如果不设防,傻瓜都会来广州。”这代表了城管执法思维主流,实际则是一种自私狭隘的奇谬逻辑。生存的流动性折射现实社会里的各种差距,假如足不离“乡”便可以轻易实现衣食住用样样富足,还有多少人愿意离开妻儿,远赴他乡,过着这样一种时时得提防城管的心惊胆战的日子呢?富裕无可厚非,但富裕后怎能因一己私利,将那些穷尽努力向社会上层攀爬的底层人物,强行驱赶于生活圈子之外呢?   当城管角色与低收入群体的生存越发形成尖锐对立,恰恰反证这一角色功能出现严重错位,有必要从更深的制度层面,重新勾勒设计。厘清这个问题其实也不难,关键在于我们到底需要城管强力营造出的表面城市光鲜,还是创造能够令更多人富足的社会环境。一个社会也许难以做到无法完全消除贫富差距,但可以努力为弱势群体创造更大的生存空间,这理应成为城管角色定位的根本。 [全文]
  • 晏扬:城管挨打与摊贩挨打一样正常

    来源:大众网-齐鲁晚报 2009-12-02 09:56
      上级命令是必须遵从的,百姓意愿只好暂且搁在一边,"管群"矛盾难以调和,在此情况下,城管挨打与摊贩挨打都很正常。   12月1日《信息时报》报道,广州市城管委副主任孙金龙透露,广州市每年被打伤的城管达200人,是被打商贩的100倍。市民对城市管理要有更加理性的认识,而不能仅仅是“廉价的同情心”。   孙金龙副主任说城管被打人数是商贩被打人数的100倍,可能是情绪激动之下的夸张之辞——在新闻后面的跟帖中,有网友说,仅今年媒体公开报道的广州市城管打人事件就有3起以上,而城管被打新闻则寥寥无几,“100倍”之说让人如何相信?   其实,在现有城市管理制度之下,商贩挨打是必然的,城管挨打也是正常的。换言之,以现有的城市管理制度,如果商贩与城管能够相安无事,没有打人事件发生,那也可以成为新闻。   城管为什么要打商贩?举例来说,有的城市为了迎接“创卫”检查,要暂封一些沿街店铺,领导便将任务交给城管部门。合法经营的店铺要遭强行关闭,这是哪门子道理?店主们自然不服,城管执法必会遭到强大的阻力,城管若不“狠”一点,根本不可能完成任务,完不成任务就无法向领导交代,就要受到批评,就要被扣奖金,甚至要被辞退。怎么办呢?唯有暴力执法。   商贩为什么要打城管?原因更简单了,商贩作为弱势群体,在城市夹缝中讨生活,大多习惯于逆来顺受。但人都有一点血性,当城管踢他们的摊子,没收他们的物品,危及他们的基本生存时,一些商贩便唯有抗拒,一时冲动之下暴力抗法也是可能的。请注意,人们为商贩的境遇鼓与呼,体谅商贩的艰难抗争,这种同情弱势群体的情感并不“廉价”,而是非常可贵。   实际上,我们一直说城管“暴力执法”、商贩“暴力抗法”,而城管执的是哪个法、商贩抗的是哪个法却长期“无法可依”——这也是城管制度最尴尬、最受舆论质疑之处,没有任何一部法律细化城管明确的执法权限,甚至没有任何一部法律为现行的城管制度正名分。上级命令是必须遵从的,百姓意愿只好暂且搁在一边,“管群”矛盾难以调和,在此情况下,城管挨打与摊贩挨打都很正常。   所以,有的地方城管形象不好,经常遭到批评、指责,并不是舆论刻意抹黑,而是一些城管自己没有做好;而一些城管做得不好,是因为在某些不合理城管制度下,城管工作几乎没法做好,没法既让上面满意又让下面满意。这正如许多有识之士多次呼吁的:现行的城市管理制度应该完善。 [全文]
  • 国际在线:不必对梁丽捡金案附加过度阐释

    来源:国际在线2009-09-28 16:12
      深圳机场女工梁丽“捡”走黄金案终于尘埃落定。检察机关最终认定“捡黄金”案梁丽犯盗窃罪的证据不足,认定其行为构成侵占罪,属“不告不理”的自诉案件。而案中300万金饰的失主,表示不追究梁丽的责任,梁丽因而彻底自由。   和大多数网友意见一样,我对梁丽当初以涉嫌盗窃罪而被捕感到有些错愕。诚如有论者所言,从这个案子里可以看到道德缺失的问题,可以看到制度缺陷的问题,唯独看不到刑事犯罪的问题。按照梁丽作为清洁工的职责要求,清理垃圾桶旁的纸箱,应该并不属于“秘密窃取的行为”,更何况她还将此事向多名同事提起。虽然该纸箱事后被证明是“遗失物”,而不是“遗弃物”,但我们不能要求梁丽为自己无法提前预知的后果承担责任。   至于梁丽在与同事一起打开纸箱得知内容物后,仍选择将纸箱带回家,可能有不当得利甚至非法侵占的企图,但也可能是因为法律意识的欠缺,使其不能明白将纸箱带回家在法律意义上的重大区别;再者,机场清洁服务是外包的,清洁工并不属于机场员工,没有属于自己的妥善存放物品之处,抱着“有人找就还给他”的朴素想法将纸箱带回家以便妥善保管,也没什么说不过去的。更何况,很多拾金不昧的感人故事中,也有拾到者将失物带回家的情节,我们是否也可以将之定性为盗窃呢?   总的来说,梁丽案是由很多个阴差阳错交织而成的奇特个案:居然有那么粗心的失主,将如此贵重的黄金首饰“遗忘”在垃圾桶旁,此为一奇;从梁丽清早发现纸箱到中午下班拿回住处有整整5个小时,倘若失主在此5小时内出现,可能根本就不会有梁丽将纸箱拿回家的情节,此为一巧;当天下午快下班时梁丽听人说起失主出现,而神速的警察当晚就到梁丽家中将其逮捕,假若有那么一个缓冲期,梁丽可能在警察找上门前就已经将失物上缴了,此又为一巧。我甚至想,倘若将失主出现的时间或警察出现的时间稍微做些调整,没准还会成就一桩机场清洁工拾金不昧的美谈。   虽然梁丽案只是一个阴差阳错的个案,然而因为备受关注,评论家们的附会阐释很多。有人将之与许霆案相提并论,可是两者除了在结果上都有一个刑责的骤减曲线以外,并无更多相似之处,许霆案争论的更多是法理,而梁丽案讨论的只是行为事实,基本与法律层面的罅隙或完善无关。尤为意外的是,我所向来尊敬的何兵教授,居然将此案与南京彭宇案比拟,认为彭宇案处理的结果是,老太倒地无人扶,而梁丽案可能的结果是,机场黄金可以随便捡。   对梁丽案的处理,真的会导致“机场黄金可以随便捡”这样的道德风险吗?我觉得,这不仅是对梁丽为此付出的被拘押10个多月代价的一种蔑视和嘲讽,而且还是在推广一种与法律信仰相悖的“疑罪从有”思维。具体到梁丽的个案,既然犯盗窃罪的证据不足,当然应该无罪释放;下一次倘若再有“捡”黄金案,如果证据确凿当然也应该依法治罪。这里边应该不存在什么“机场黄金可以随便捡”的逻辑推理吧?照此推理,辛普森被无罪释放了,难道就是在暗示“人可以随便杀”吗?   总而言之,梁丽案只是一个阴差阳错的个案,对其处理无关法理与判例,而只关事实与证据。因此,任何过度的阐释都更像是“为阐释而阐释”。 [全文]
  • 青年时报:梁丽捡金案的未了警示

    来源:青年时报2009-09-28 16:11
      引起广泛关注的深圳机场女工梁丽“捡”黄金事件,经检察机关认定构成盗窃罪的证据不足,不对梁丽提起公诉。27日,黄金首饰失主向媒体表示,东西已经追回来,不再追究梁丽的法律责任。   按常理推断,此案将画上句号。但仅仅是不起诉获释的结局,似乎离民众对公正的期待,还有差距。本案留给我们不少法律的思考空间:   首先,司法怎么才能得到民众的信任?从许霆案以来,草根式的个案监督已经成为现实。司法的专业判断,不能背离实现令民众心服口服的实质正义的初衷。所以在传媒发达的今天,司法机关不是受所谓舆论的“干扰”,而是应以公开透明的程序、缜密严谨的法理,面对无数双眼睛的监督,树立司法权威。   从本案看,“阳光办案”工作有待改善。本案去年12月案发,今年5月媒体报道后引起热议。报道中几个细节成为舆论和法律人士严重质疑司法公正的焦点,包括梁丽“在垃圾桶旁捡到黄金”,“主动上交黄金”,这些若属实,则司法机关的刑事追究明显欠妥。但从5月份相关报道出现并引起质疑以来,司法机关一直没有澄清,只是日前决定不起诉梁丽之后,才公布案件详情,称有关报道不实,而这更像是为自己的决定做出旁证,其公信力自然要打折扣。   其次,通过梁丽案,我们应反思中国的刑事拘留制度和理念:不适当地长期羁押嫌疑人,将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梁丽被关了整整9个月,几乎用尽羁押期限。出狱时她已经精神恍惚、面色苍白,不时会犯头晕,走路也东倒西歪。任何人在法院依法判决之前,都是无罪的;刑拘、逮捕等强制措施的目的,并不是“提前惩罚”,而是为了保障刑事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如果嫌疑人没有妨害办案的可能,特别像梁丽这样的“捡”黄金,既是“偶犯”,又不是恶性暴力犯罪,没有必要因为司法机关内部对于案情的争议,一定要关着嫌疑人。减少不必要的羁押,既是中国法治文明的要求,又是当事人的天然权利。   梁丽案虽已告一段落,但中国式的法治之路,还有待每一个中国人的参与和探索。 [全文]
  • 华商报:追问梁丽案道德风险的制造者

    来源:华商报2009-09-28 16:10
      轰动一时的梁丽案日前终结了法律程序,这位机场清洁工自去年12月“捡”走乘客遗失的价值300万元的黄金首饰以来,就陷入到法律的漩涡中,直到本月25日,检察机关才最终认定“捡金饰”案梁丽犯盗窃罪的证据不足,认定其行为构成侵占罪,属“不告不理”的自诉案件。案中金饰的失主、东莞金龙珠宝首饰有限公司董事长不追究梁丽的责任,梁丽彻底自由。   可是,一波刚刚平息,一波又来侵袭,围绕梁丽案的争论似乎才真正开始。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的话就很有代表性,他认为这样的处理结果虽然从法律上没有问题,但由此可能导致的道德风险,社会应当高度警惕。有可能像南京的彭宇案。彭宇案处理的结果是,老太倒地无人扶,而梁丽案可能的结果是,机场金饰可以随便捡。   大多数网友对梁丽的遭遇表达了同情,从相关报道来看,梁丽“捡金饰”确实属于意外之财,她也没有什么主动占有别人财物的贪念,如果只是因为捡到了300万金饰就要为之付出刑事代价,未免成本过高。不过,专家对此案造成所谓的“道德风险”也言之凿凿,彭宇强化了社会普遍的“不和陌生人说话”思维,梁丽则告诉人们,东西可以随便捡,这岂不乱了套?   这种担心有其道理,但反过来,为了避免此种道德风险而将梁丽重新投入监狱———这显然不可能。而且检察机关已经认定属于“不告不理”的自诉案件,失主也并不打算追究梁丽的责任。“道德风险”论纵然有道理,却恰恰回避了追问梁丽案走到今天的真正推手。其实,不能让拾得物成为犯罪陷阱,这个命题同样重要。   只要我们梳理一下梁丽案,逆向反推,既然如今是以“盗窃罪”证据不足终结,这起码能够说明,过去的9个月时间里,某种程度上,司法机关就是毫无意义地折腾,只是把一件小事弄成了大事,办成了一件闹心事。其间可谓一波三折,一个不为人知的普通人,因为捡到金饰而成为公众人物,几乎成为罪犯。或许,清洁工梁丽根本就没有想到,她捡的不是金饰,而是寂寞———差点为捡拾财物付出了要孤寂坐牢的代价。   更进一步说,捡拾一件东西,构成犯罪的底线在哪里?以梁丽捡拾的300万金饰来看,似乎并不十分清晰。为什么不是民事上的侵占或代为保管,却一定是刑法上的犯罪?看来在具体的司法操作中,需要合理划定侵占“犯罪圈”,让普通公众知晓捡拾财物构成犯罪的底线。许多网友认为,如果起初就是以民事侵占进入法律层面,那么,它所带给整个社会的负面影响要小得多。   有多种假设可以避免梁丽案的上演,如果她捡到时就交给机场有关部门,如果机场对内部人员有完备的管理,比如不准随意处置乘客的遗失物,如果司法机关是以普通治安案件立案,或许,一切都能够避免……但事实是,直到9个月后,检察院才以证据不足,终止进入公诉程序的可能性,其间,梁丽自己错过了改变命运的机会,司法机关也错过了几次纠偏的可能,以至于酿就了今天———法律有了正解,道德却依然未解。还了一个人法律清白,却留给整个社会一个道德悬案,或许,我们已然无法回避梁丽案“道德风险”的可能,但更值得反思的是,是谁造就了“道德风险”?是梁丽自己,更有司法机关的份。 [全文]
  • 重庆时报:公众关注梁丽案源于自身权利焦虑

    来源:重庆时报2009-09-28 16:10
      深圳机场清洁女工梁丽“捡”走300万金饰案终于尘埃落定。检察机关最终认定梁丽犯盗窃罪的证据不足,其行为只构成侵占罪,属“不告不理”的自诉案件。案中失主东莞金龙珠宝首饰有限公司则表示不追究梁丽的责任,现在梁丽彻底自由了。(9月27日中新社)   自梁丽“拾金案”被媒体批露后,法学专家、社会学者和普通民众都围绕着案件表达了自己的意见。集中在“罪与非罪”、“重判与轻判”之间的争论,现在大概也要告一段落了。可以想见的是,险被重判,被拘押10个月的梁丽现在重获自由,大多数民众甚至包括部分专家学者,估计都松了一口气。   应该说,经过近一年的反复侦查审定,检察机关将梁丽的“拾金”行为,认定为“侵占”,这样的处理结果在法律层面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至于有专家认为此判例“可能致道德风险”,比如,会导致“机场黄金可以随便捡”的局面。这种看法不但低估了法律的警示效应,也不适宜地将普罗大众划入潜在的“计划行窃者”范畴。我们的道德和法律,想来还没有涣散到如此地步。   梁丽已经为自己的不当行为付出了代价。法律机关的审慎和失主的宽厚,既体现了对法律的尊崇,也与社会和谐的主流意识相吻合。这起案件到此为止,可以说各有所获。只是,一件普通的侵占案,本不该引起公众如此强烈的关注。   一个比较简单的原因可能是公众普遍存在着对弱者的同情心理。在梁丽被查出患有重病之后,舆论对梁丽的关切更加凸显。梁丽这个从外地来深圳讨生活的弱女子,被那个装着金饰的纸箱拖进了官司,甚至于有可能被判重罪。于善良者而言,这是个无法接受的意外,而且梁丽“侵占”金饰中的部分情节,其行为恶意和社会危害性,并没有达到必须“依法从重从快惩处”的地步。   当然,事情也并不止于公众向善之心强烈这么简单。事实上,在更深层面,公众对梁丽案的关注,其实是源于对自身权利的焦虑。无需法律专家提醒,公众也知道“违法必究”。对大多数和梁丽处在同一社会处境的公众而言,梁丽如果被重判,在自身同样处于权利弱势的情境下,不安的感觉,会特别地强烈。   这样说是有一定依据的。比如,贵州习水县多名公职人员与不满14周岁幼女发生性关系后,检察机关不是以强奸罪而是以处罚相对较轻的嫖宿幼女罪起诉;对比之下,恶意取款17.5万元的打工仔许霆,初审竟然被判处无期徒刑。梁丽案也是这样,如果当初其盗窃罪名成立,她恐怕也难逃无期徒刑的惩罚。而这样对比强烈的案例并不鲜见,公众或许会由此形成这种印象:法律对梁丽这类人“不公”。与贪腐官员贪墨千万或先富阶层飙车致人死亡相比,梁丽们的行为,社会危害性也并不太大。这就可能引发人们对于无权势者“轻罪重罚”的焦虑。   虽然许霆和梁丽案都经历了刑责骤减的历程,但普通公众依然无法释怀。或许正是舆论的介入,使两起案件最终达到了法律与人情的某种平衡。只是,更多的普通人却无法肯定自己是否也会得到这样的“眷顾”,于是,上述不安的感觉,就会成为大多数人的心理体验。   我们并不希望舆情成为左右司法的工具。梁丽案的审判过程其实本应是这样子的:公众笃信法律,相信司法机关会秉持公正立场,遵循法治路径进行处理———公众只需等待一个公正的判决罢了。 [全文]
  • 武汉晚报:从梁丽捡金案看公民如何参与司法

    来源:武汉晚报2009-09-28 16:09
      广受关注的深圳“捡”黄金女工梁丽案,因证据不足,不构成盗窃罪,撤销取保候审措施,不提起公诉。   之前,发生在深圳机场的“梁丽案”演变成影响性诉讼。网民和专家都在为梁丽抱不平,甚至将“梁丽案”与“许霆案”相比较,得出了“梁丽比许霆更冤”的判断。   但仔细阅读能发现,“梁丽案”还在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期间。侦控方是否掌握了新的证据和事实都还是个谜团时,就来早早质疑处理本案的司法官,未免操之过急。   当然,基于现有的新闻事实,的确很难将梁丽的行为归入盗窃,因为我们没有看到梁丽采取了“秘密窃取”的手段来占有那个纸箱;我们也很难将梁丽的行为归入侵占,因为侵占必须具备“拒不归还”这一前提条件,而梁丽在警察过来后主动交出了纸箱。但问题在于,“梁丽案”的新闻事实,较之“许霆案”的新闻事实,要模糊得多。从侦控方的视角来看“梁丽案”,若要排除梁丽涉罪的可能性,对案中的一些疑点还需进一步查明,比如,梁丽为什么会将一个放在推车上(而不是放在垃圾桶里)的纸箱看做是丢弃物;为什么将这个纸箱作为乘客丢弃物“捡”走之前不予查看里面装的是什么;在梁的同事通过询问已经证实了箱内的首饰为真的之后梁还坚持认为那只是“假的”;梁为何还要将并不轻的纸箱带回家……根据举证责任分配的原则,这些疑点都应该由侦控方来查明,而不应交给梁丽来自证清白。   公众关注“梁丽案”的深层根源,在于“许霆案”以及类似案件曾在一些人的心中形成了弱势群体容易被重罚的“印象”。“梁丽案”一经上网传播,“女工”(代表弱势群体),“捡”(代表行为并不严重),“或被起诉,最高可判无期”(代表罚超其过)等关键词被编辑挑出并放大,“梁丽案”作为“许霆案第二”的“网络形象”已经形成,至于“梁丽案”尚在补充侦查期间这一事实,却被人为忽略。   鉴于这样的社会心理已成为一种现象,公安司法机关若要平息疑虑,就必须用开放的司法程序和公正的司法处理来应对。   在公民参与司法方面,我们有人民监督员和人民陪审员等制度设计。“梁丽案”或可成为检验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否有效运行的契机。若公安机关在补充侦查之后仍选择移送审查起诉,检察机关不妨启动人民监督员的监督程序,让公众能有更多机会直接参与到司法活动中来,这样也方便公众在信息对称的前提下更有效地对司法进行监督。 [全文]
  • 上海商报:女生留长发被停学是人本教育缺失

    来源:上海商报2009-09-27 17:04
      23日下午,广东佛山禅城实验高中对学生仪容展开检查,其中一项内容便是发型。该校学生介绍,当天整个学校有过百名女生因头发太长被“强制放假剪头发”。大多数学生都老老实实地剪了长发。但来自高三(五)班的32名女生却拒绝剪头发,最终,她们被校方作“停学”处理。   之所以现在一些中小学各种稀奇古怪的约束孩子外形装扮的土规定此起彼伏,在我看来,根源还是我们的教育管理过分功利化、简单化、家长化所致。一些学校认为整齐划一、个性内敛才是一种传统之美,这样的学生才好管、才听话、才服教;而个性张扬、敢于表达自我形象与独特观点者,总被看成是另类和怪异的孩子。在这种固有教育管理气氛中,往往无法让“人本思维、人格尊重”意识去冲破各种落后的强权意识的蕃蓠。   其实,只有远离了家长式的功利与世俗的强加式教育,才能回归教育本位。实际上,一所学校的向上、健康的精神,不是看学生们的头发长短,衣服款式是否统一,孩子们是否乖乖听话,不越“雷池”半步,而是看学生们是否具有独立表达、独立思考的学习与行为习惯。对孩子们的这种能力的培养与推助,才是新时代教育工作者的题中要义。 [全文]
  • 华西都市报:女生留长发被停学是县官不如现管吗

    来源:华西都市报2009-09-27 17:03
      广东佛山市禅城实验高中高三五班32名留长发的女生,因拒绝剪短头发,9月23日受到“停学”处理,并被校方拦在门外。   没想到,一个馒头可以引发血案,一头长发也会引发停学事端。因为留长发,学校给学生出了一道无聊的多项选择题,其中选项有:剪头发、退学和停学。其实,这是一道居心叵测的单项选择题——剪发,我不愿;退学,我不干;停学,你说的。校门进不了,家门不敢回,估计学生只好选择三种方式打发时间。   一、看报纸。记者们对这件事挺关注,该校廖副校长在接受采访时说:“学生的仪容规定是去年3月开始实行的”、“该规定的实施今年不是首次,以往好几届学生都是这样规定的”。   不过,事实是往届的女生却可以保留长发。既然这个规定去年3月就开始实行,为什么学生昨天才被拒之门外。难道她们的长发是一夜之间长出来的?学校的态度显然是“不剪发勿上学”,“执法”力度很强,说明学校很重视这个规定。一个如此被重视的规定,为何实行了一年半才动真格?弱弱地问:莫非最近学校要参加什么行业评比?大家必须充当道具?   二、发短信。学校说剪短发一为提升学校的整体形象;二为方便学生的学习生活,提倡团队精神。“晕!”“囧!”学生们在短信中传递着对这种解释的不屑。   老师,有没有搞错?这些学生可是音乐班的学生,在面试时长发会在仪表分上占优势。那学生这样,也算给学校出一道问答题:怎样才能提升学校形象?“剪短头发外形统一或毕业面试时脱颖而出”。用脚趾头想,都应该是后者。   三、上网。学校的规定有理有据,是按照教育部颁布的《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而定下的仪容仪表标准。教育部的文件,学生可能没有资格看。可在教育部网站上,还真能找到引起这场事端的《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可读了个遍,也没看到关于女生不能留长发的规定。其中倒有这样的规定:“穿戴整洁、朴素大方,不烫发,不染发,不化妆,不佩戴首饰,男生不留长发,女生不穿高跟鞋。”敢情学校搞错了这些女生的性别。   按照教育部的规定,男生不得留长发,女生则是不得穿高跟鞋或者烫发染发。学校的规定超越了教育部的规定,难道真是“县官不如现管”? [全文]
  • 红网:捍卫长发背后是一场师生权利博弈

    来源:红网2009-09-27 17:02
      昨日下午,禅城实验高中对学生仪容展开检查,其中一项内容便是发型。据几名学生介绍,当天整个学校有过百名女生因头发太长被“强制放假剪头发”。大多数学生都老老实实地修剪了头发。但来自高三五班的32名女生却拒绝剪头发,最终,她们被校方作“停学”处理。下午两时许,这32名女生,被拦在校门外无法进入。(9月24日《广州日报》)   乍看此新闻很是大吃一惊,如今这样一个思想迅速开化的时代,禅城实验高中对仪表的审美尺度竟还是如此保守。当然我不是开放主义者,反而觉得规范学生仪表很有必要。学生当有学生的样子,社会上种种露骨、媚俗的装束理应被拒在校门之外。规范学生的衣着形态不仅有利于进化学风,同时对培养身心也裨益多多。只是,新闻中提到的32名女生怎么看都有点冤。无非是留头长发而已,既不性感也不妖艳,于学校和社会似乎都没负面影响。尽管这样,为了维护自己的秀发她们还是付出了被停学的代价。   想必禅城高中的校领导是被大街上种种雷人发型吓坏了,于是深感挽救自己的视觉要从娃娃抓起。其实很有必要理解下校方的良苦用心,一切举措似乎都是出于规范学生仪表的良好愿望。遗憾的是,如今这事闹大了。偏偏就有女生不理解学校的“善意”,宁可被停课也要捍卫自己的长发。不知道事情会向怎样的方向发展,估计最后校方还是会迫于压力做出妥协。可以预估的结果并不重要,需要反问的是为什么这样一个被学生、家长们抵触的决定会被校方强势推行呢?   关于这一举措的推行校方给出的解释是“行政会议决定的”。而“行政会议”的参加者是该校的行政人员和老师,如此我们便可以理解为这一举措是校方的一厢情愿或者说是意见强加。问题就在于此,一个关乎学生切身利益的决定,其决策过程中居然没有家长和学生主体的参与。校方与学生处于明显的不对等地位,校方是决策者,学生只是服从者。这样的单向的、自上而下的沟通机制必然引发一系列的师生冲突。就这件事而言,如果校方在决策之初就征求学生的意见,及时沟通努力获取学生的理解和支持或者及时修正自己的方案,想必也不会造成学生这么大的抵触情绪吧。   拒不剪发的那32名女生与其说是捍卫自己的长发,不如说是捍卫自己平等说话的权利。校方对学生意见的忽视势必在一定的时候遭到学生的情绪报复。当然这不仅仅是不满情绪的宣泄,更是学生对自身合理利益的维护。师者无疑是教育人的角色,但在平日里学生与老师理应是平等的。在一言堂的学校里,老师会给学生怎样的言传与身教?当学生迫于校方的强势减去自己的长发,落地的分明是素质教育中关于人之主体的起码尊重! [全文]
  • 红网:跟头发叫劲的学校真是头发长见识短

    来源:红网2009-09-27 17:02
      23日,禅城实验高中的32名女生却拒绝剪头发,被校方作“停学”处理。24日,校方同意先让这32名女生回学校上课。9月28日(下周一),将再次商讨最终的处理决定,女生们依然面临着两个选择:剪发或退学。(9月25日《广州日报》)   关于头发的故事有很多,在《孝经·开宗明义章》中提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使也”,认为不好好善待自己的头发就是对父母的不孝。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开始实行强制剪辫法令,当时也受到了很多顽固人士的抵抗,有些人甚至死也不剪掉自己的辫子。禅城实验高中对32名拒绝剪头发的女生做出“停学”的处理,一时也引发了各方对于头发的议论,本身学校的这次做法也值得商榷。   正所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更何况美是一种艺术,对美的观赏也是一种对生活享受,只要学生的仪容仪表符合一个学生的标准,没有打扮的花枝招展、招蜂引蝶,根本就没有什么值得争议的。现在很多学校有不少女生把头发扎起来,看的也挺让人舒服,根本就不会对周围的人有什么不良的影响,更何况每个人都很在意自己的外表,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得到别人青睐的眼光。我们常常都说老师要起到“为人师表”的表率作用,那么老师是不是也应该全部变成短发呢?民间流传一句话是“头发长见识短”难不成学校要给学生增长见识,真是太可悲了,本身将头发长短与知识联系起来简直就是乱点鸳鸯谱。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霸王条款”,那么也请校方切勿用手中的权利随意“瞎指挥”。   笔者认为,对于学生的打扮根本没必要这么苛刻,我并不是在怂恿这些孩子去刻意的注重自己的外表,而是希望学校在管理教育方面更具有人性化。难道说学校的学生都变成学校规定的发型标准,学校的管理水平和教学质量就会提高吗?学校教育学生重要的不是他的外表,而是在于他的内心的灵魂。如果学校整天对这些琐碎的事情抓住不放的话,很有可能到时候会适得其反。一位网友表示:“这跟汉字整形的穷折腾有什么区别啊,现在很多学校对女生长发都放宽了,不弄那些乱七八糟的发型就是了,难道硬是要个个带着个“芋头”上学那才叫整齐啊!社会在进步,时代在发展,不能总是用那一套老的方法来管理,而是需要一些更具人性化的标准来管理教育学生。   这32名女生在9月28日仍然要面临剪发与退学的选择,我们无法想象,如果到那时双方都不肯让步,那结果又会是怎样?我只是想说不要让这些孩子失去学习的机会,也不要让这些孩子放弃自己的梦想。 [全文]
  • 广州日报:长发的自由与我们的想象力

    来源:广州日报2009-09-27 17:00
      在某些教育工作者看来,任何出位与表现个性的行为都是不好的。抱有这样想法的教育者,他们所教育出的孩子在创造上是否能有所建树?   前几天,《蜡笔小新》的作者、日本漫画家臼井仪人登山遇难,庄慎之先生写下了这么一段话:“小新不可能诞生在我们这里,我们这里的小孩子都必须是花朵,是白纸,是集体朗诵‘连爷爷,您回来了’的红领巾。”这话被我的朋友王小山转载到微博上,另一个人问道:我们有过动画片《九色鹿》啊。我回答道:何止是《九色鹿》,我们还有过《大闹天宫》、《哪吒闹海》呢,那位发问的朋友又问:“我们的想象力到哪里去了?”关于这个问题,或许有件事可以作为注脚。   媒体报道,广东佛山的禅城实验高中有32名女学生被停学了,原因很简单,她们拒绝根据学校的规定把头发剪短。女生的头发长度竟然可以关系到她们是否可以上学,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教育方式以及规定?而且这并不是孤例,记忆所及,这种事情已经在全国各地发生过多次,不是对学生的发型严格限制,就是用劣质的校服把学生弄成一幅难民的样子。   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在某些教育工作者看来,任何出位与表现个性的行为都是不好的,他们需要的是站在操场上训话之时,眼前一片整齐划一的景象:女生像一堆蘑菇而男生头上三七、四六的分头,然后不论男女都是一身邋遢的校服,对此,他们是满意的,因为他们创造出了世界上最大的奇迹之一。   抱有这样想法的教育者,他们所教育出的孩子在创造上是否能有所建树?我们知道,中国人如果受过完整的国内教育之后,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他们就是最好的市民与最好的打工仔,让做什么就做什么。很多人就希望我们变得如此模样。或许我们还可以看看大象的例子:小时候把它拴在树桩的铁链上,这是它当时的力气所挣脱不开的,当它长大之后,即使它有了挣脱的力量,但也失去了挣脱的想法。   所以,我们这里是世界工厂、是山寨大国,一切只要拿来就可以用的东西,借助着我们从小使用筷子而训练出来的灵活性都能做得很好,但到了需要开创什么的时候,往往就直接歇菜。我们还可以看一个指标:科幻小说最考验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我们这里出过科幻的大家吗?   此事唯一能够让人欣慰的是,至少在我所看到的舆论当中,都已经意识到这种强求一致并非教育的目的,舆论几乎一边倒的谴责这种试图从小就扼杀个性的行为。更令人欣慰的是,这32个女生集体做出了反抗,宁可停学也要按照自己的意愿掌控自己头发的长度,也就是掌控着自我的意识。这在以前是不能想象的。   我不知道这些女生或者他们的家长是否能看到这篇评论,但我给所有对未来有所希望的人一个建议:有很多人想要剥夺你们自我思考、自我掌控的能力,让你们成为某种秩序之下的牺牲品,而且看上去他们掌握着巨大的权力,比如说能够让你停学什么的。但这个时代已经不同了,掌握自己身体与命运不能靠别人的恩赐,要自己去争取。最新消息,学校已同意32名女生回校上课,就是明证。 [全文]

2010新民晚报"夏令热线"    

7月17日,由本报与市建交委联合主办的第18届“夏令热线”正式开通。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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