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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士兵：现代青年都应笃信一个人的五四

来源：重庆时报 2009-05-04 10:03

　　今天，全中国一起纪念五四九秩。透过近百年历史颜色，审视那场运动留下的精神遗产，或明或暗，有光芒照人，也有偏狭错位。而现代青年，最重要的是，在五四遗产里找到精神力量，让作为个体的人真正站起来。　　许多这个时代的青年对五四已不再过分持以浪漫化的想象了。这一代的青年有着独特的心理背景与社会境遇。同样是大学生，这一代独生子女的身份底色，决定着他们沐浴过浓郁的父爱主义。这与五四青年是断然不同的，这也正是他们缺少独立与反抗精神的一种心理动因；更重要的是，这个时代大学生面对强大的经济压力与就业压力，双腿很容易在可怕的学费与工作门槛之前软下去。在这种语境下，很难想象国家与民族责任之重在他们心中重几许。　　然而，青年，注定是要勇担历史重任的。既然五四运动是近百年青年人最好的政治范式，是青年参与社会变革的不朽样板，那么，纪念五四九秩，就应该让今日青年重新认真盘点五四精神遗产，来弥合那种缺乏独立精神与社会责任形成的心理断裂，催发他们成为具备政治理性与智慧责任的时代主体。　　时至今日，对于五四精神遗产，绝不再是简单地继承了，而应有所反思。过去一提到五四，人们总离不开“现代”、“传统”、“启蒙”、“民主”、“科学”之类的“关键词”。的确，“德先生”和“赛先生”是依旧年轻的，但是，过多的沉浸于空洞的口号和僵化的概念，又实在是无益的。更何况，离开对特定历史真相与细节的精细还原，离开对这些宏大叙事背后个体精神命运真实探究，固执地停留在昔日“现代性”的想象中，本身只是一种无益而虚妄的文化焦虑。　　正是基于五四的复杂多义，正是基于纪念五四离不开清晰的价值梳理与精神反思，我们认为，纪念五四九秩，应该摆脱宏大叙事，为今天的青年个体带来个性解放与权利自主的公民意识。换句话说，五四是全体青年人的五四，更是每一个青年人的五四。现代公民内心如果没有笃定的“一个人的五四”，那才是历经近百年沧桑烟云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留下的最大悲哀。　　值得注意的是，今天我们在谈论五四的时候，很少有人愿意去谈论那个时代具体的个人，或者只是简单地把那些五四精英符号化，来作为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种表征，这实际上是一种大遗憾。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这是五四留下的精神财富。其实，这种独立，从来都不是离开人性本质与生活经历的独立存在。比如，即便是五四精英陈独秀与胡适，在他们身上也体现分裂，其中既有《新青年》内部的分裂，也包括个体不同时间段的思想断裂。　　这意味着，对于五四人物，我们不应该再去简单地进行标签化与表征化，而必须意识到，这些人物身上，那种发现自我、追逐个性与自由，才是最有价值的东西。他们这种个体人性与自由的探索，从某种意义上说，并未成功。这一切，都应该启迪这个时代的青年，在多元社会格局下，如何缔造他们自己的个性自由，如何在个体权利的张扬中，去融入现代公民社会的政治与文化的秩序。　　五四思想是需要梳理、反思与超越的。作家摩罗早就说过，“我们也应当有给五四‘添上一点东西’的自信与勇气”。很显然，这样创新的东西，不会包裹在一种泛政治化的语境下，也不可能一下子就被宏大的叙事书写。它只有一种产生途径，那就是作为现代公民的青年，通过克服那些对他们个体命运形成重大掣肘的时代障碍，获得自由与权利的实现之后，重新形成自己的思想脉络。　　这就是可贵的“一个人的五四”。个体的，才是社会的。当每个现代公民内心都笃信“一个人的五四”，就会织成这个时代公民诉求的思想支撑，每个青年也才会获得真正站起来的精神力量。 [全文]
王晓渔：从文学青年到文艺青年到思想青年

来源：东方早报2009-05-04 10:01

　　王晓渔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副教授　　1980年代是文学青年的时代。现在各个领域的中坚力量，在回首当年的大学生活时，几乎都会不约而同地表示自己的第一志愿是中文系，不管最终在哪个系就读，他们都会写点“抽屉文学”。这段历史，经过这一代人的怀旧，已经众所周知，后来文学逐渐从中心走向边缘，同样是我们熟悉的历史。　　到了1990年代，文艺青年逐渐取代文学青年。这首先要感谢技术的进步，尤其是VCD、DVD、电脑和网络的出现。此前的录音机和录像机时代，文艺青年最多在先锋文学之外听些摇滚音乐，在电视和电影院里只能看到武侠片和言情片。由于录像机是奢侈品，录像带又是稀缺品，按照自己的兴趣观看电影完全是不可能的。大概在1995年前后，情况发生变化。此前只有有限的群体可以观看“内部参考片”，此后公众开始“坐在家里吃着炸酱面研究诗意蒙太奇或者景深镜头了”。　　一夜之间，VCD生产商仿佛呼啦圈一样遍布全国，VCD价格迅速下降，接着被DVD取代，同时是网络下载的盛行。电影诞生一百年来的主要成果，在十年时间里被全面引进，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在这个方面与中国相比。从法律上说，盗版缺乏对知识产权的尊重；从文化上说，盗版又对影像传播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我不能同意后发国家应该充分利用盗版优势的说法，因为忽视知识产权就等于阻止文化创新；但我又认为网络精神是一种共享精神，全面封杀不是最好的解决方式。如何建立一套既具有共享精神又能保障知识产权的制度，这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影像的兴起与文学的没落是同步的，可是文学的没落不等于文字的没落，更不等同于思想的没落，影像更多地承担了公民教育的功能。虽然文学经典和影像经典一样，都会思考人类的基本问题和重大问题，但一部文学经典的印数最多不过几万册到几十万册，一部影像经典的观众却在几十万到几千万之间。从时间上来说，阅读一本文学经典通常需要三五天时间，甚至更长；看一部影像经典，一般是两三个小时。文学越来越多地成为专业领域的事情，影像更具公共性，两者的影响力不可同日而语。　　以《朗读者》为例，在豆瓣网上，看过这部电影的超过五万五千人，看过同名小说的是五千多人，相差十倍。与这部电影有着相似讨论主题的阿伦特的著作《耶路撒冷的艾希曼》至今尚未全文翻译，节译部分在豆瓣上的阅读者是八十多人。《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在人文著作的地位肯定超过《朗读者》在百年电影中的地位，但是对于中国青年一代，《朗读者》更具影响。　　我不赞同以影响力来衡量一部作品的价值，精英教育完全可以不考虑发行量，《耶路撒冷的艾希曼》肯定要比《朗读者》更永恒；但是在公民教育层面，影响力又是无法忽略的。中国年轻一代电影导演和许多纪录片导演，尝试在影响力和价值观之间寻求平衡，不为了影响力放弃价值观，也不因坚持价值观而不去考虑影响力，这对于文艺青年具有非常重要的示范作用。以《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而闻名的胡戈，就是文艺青年的象征性人物，这个被描述为“恶作剧”者的顽童，对现有文化秩序具有深入的反思。　　进入二十一世纪，网络在信息传播上的优势，论坛和博客的兴起，网络自身的作用以及网络促成的时评时代（写作者在网上看到当天的新闻，即时写出评论，报纸第二天刊发，这种流程在前网络时代没有可能），推动了青年一代开始关注公共问题，文学青年、文艺青年开始转型为思想青年。　　韩寒的“起死回生”就是转型示范，这位以“新概念作文”而闻名的文学青年，其写作长期停留在优秀作文的阶段，2006年撰写的《文坛是个屁，谁都别装逼》处在“弑父”的青春期，仿佛走向写作的终结。可是在随后的两三年时间里，他迅速“蝶变”为思想青年，在博客上对诸多问题的评论获得各个阶层的广泛认同，已经成为青年一代的意见领袖。　　不仅文学青年、文艺青年出现这种变化，文艺中年也加入思想青年的行列。艺术家艾未未和志愿者们一同进行了有关地震遇难学生名单的公民调查，在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时，他表示1980年代自己选择做艺术，是对体制的逃避，在美国的生活改变了他的价值观。他认为，八零后是推动中国社会的力量，他们是转向网络的一代，艾未未认为自己现在是二十岁，是八零后。　　思想青年不一定都是值得赞美的，在历史上，作为反面典型的思想青年不是少数。被控反人类罪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正在接受审判，已经死去的始作俑者波尔布特就是留学法国的文学青年、文艺青年和思想青年，他“三位一体”，热爱十九世纪的法国诗歌，经常阅读卢梭的作品，还频繁出入电影院。值得期待的是，中国的这一代思想青年在影像和网络的双重影响下，已开始养成公民权利和公民责任意识。　　而拥有公民常识，才有可能避免重蹈覆辙。 [全文]
薛富兴：是青年人的青年，还是中年人的青年

来源：东方早报2009-05-04 09:57

　　薛富兴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　　感谢陈独秀们创办了《新青年》杂志，以此为平台唤醒民智，为现代中国塑造了一代具有现代意识的新国民，终使老大帝国再次焕发青春。陈独秀们是对的：任何一个民族的希望都在其青年，一个民族的潜质与能量取决于其青年人的心理素质和精神状态。一个民族不断提出和思考青年问题，说明它尚未进入老境，因为它还有进步的欲望。　　最近，我从朋友那里得到这样一幅关于当代中国青年的素描：当下的青年人已不再有激情、抱负与社会责任感，一个个过早地变成了现实主义者，没有了全社会心目中所期望的那种青年人应有的状态。一个没有了真正青年的国家，怎么展望自己的未来？这确实是个不小的问题，可是是谁让青年变成如此模样的呢？　　青年自有青年的特征，就青年人在生活方式上所拥有的独立特行的时尚面孔而言，我们不得不承认存在着一种“青年文化”；但另一方面的实际情形是：青年又是一个心理上谋求独立，实际上尚不能独立的特殊群体。20岁左右的年轻人处于学习或创业之初，在社会生活的各领域，他们都被认为正处于一个经验尚不足、思想尚不成熟的阶段，是一个经济条件较差，社会地位尚低，正需要向中年人学习的阶段。因此，就青年人的现实生存能力和在社会整体格局中所处的地位而言，“青年文化”充其量只是一种从属性的“亚文化”。　　是谁真正掌握着青年人的命运？经过20世纪的不懈努力，中国已然成功地走出传统的老年型社会，而进入到一个中年人主政的时代。无论是社会物质资源的掌握、制度安排的权力，还是观念表达的机会，不是青年人，而是中年人，才是这个社会真正的强力集团。因此，青年人的命运正掌握在其父辈手里，青年问题的解决取决于中年群体的素质、自省与努力。当代青年心态的养成，不正是中年人价值预期和“理想”的实现吗？　　我们确实有一个举世闻名的重视教育的传统，当代中国的父母们已将这一传统发挥到极致——他们把让孩子们在未来社会获得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设定为教育的终极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把人生竞技场提前到了幼儿教育阶段，并贯彻到中小学。他们创造出的当代教育格言就是“不要让孩子输在人生起跑线上”！他们以素质教育的名义让刚进幼儿园的孩子们就不停地进行各种艺术技能培训，应试则成了小学和中学教育的全部目的。中小学生每天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都被拴到了校内的课本、试卷，及课外的学业辅导和艺术技能培训上，不要说他们缺少自由娱乐、自由学习、自由实践的时间，许多人甚至不能保证一个正常人所需要的足够睡眠！原以为到了大学，学生们终可以告别应试，自由且快乐地学习了。结果发现：大学虽自由，但大学生们仍忙于考取各式专业等级证书。十多年的集中营式的高强度被动学习之后，许多理当思想最为活跃、创造力最为旺盛的大学生们，对新知与卓思已然没有了热情，对学习与自主思考已然失去了兴趣。由于中小学阶段的心力透支，他们已然提前进入心理能量的衰减期，更多的是要考虑将来的生计了。　　也许有一天，当你们的孩子已不再是孩子，甚至不再年轻，他会很忧伤地对你们说：“爸爸、妈妈，其实我自己并没有年轻过，我甚至没有过自己的人生！在我最想玩儿的时候没时间玩儿，我虽然为你们争足了面子，可我自己并不快乐。活到今天，我从来没有过自己的想法，一切都是照你们规划好的路线走过来的！”你能让他重来一次吗？　　合理、完善的教育应当以尊重学生的权利与个性、激发学生的创造能力、丰富学生的生活情趣、提升学生的精神境界为宗旨。完全依附于考试的教育本质上说不是教育，充其量只是技能培训，因为它没有自己的灵魂。其实，教育理念在根本上反映了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人生哲学、战略眼光和文明境界。一种赤裸裸地只盯着成绩、技能、金钱等功利目标的教育所培养的青年人，既不可能有个人的人生幸福，也不可能有卓越的民族竞争力。作为个体，他们将是一些永远活得累，却找不着幸福感的可怜人；作为一个群体，他们永远只能从事一些最基本的生产和服务，不可能在当代人类文化的高端做出重要贡献。　　某种意义上说，中年人决定着青年人的生活质量和未来命运。当下教育理念、教育制度正体现了当代中年群体的文明层次和人生境界，正考验着他们的社会良知与民族责任。整个中年群体正需要深刻反省。每个为人父母者都需要扪心自问：我的孩子是否真的得到了健康、全面的发展？每个中年人都需要扪心自问：当我们思想成熟、精力充沛，有能力做点儿实事的时候，我们到底为青年人做了什么？　　从这个意义上讲，鲁迅当年提出的“救救孩子”和“我们怎样做父亲”，在当代中国仍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谨以此纪念永远的“五四”。 [全文]
周志强：“青春文化”高开“青年文化”低走

来源：东方早报2009-05-04 09:54

　　周志强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在“五四”运动发生之前20年的时候，梁启超就带来了一个有趣的隐喻：新的中国应该是少年中国（“少年强则国强”）。从此，“老年”就与腐败、陈旧的文化想象相关联；而“青年”则成为崭新的、进步的、革命的。而“五四”运动以来，“青年”更是被赋予了特殊的历史使命。进化论的出现，当时海归派知识分子对教育下一代的期望等种种文化的驱动力，把“青年”推向了中国历史变革的前台。　　由此，在中国现代历史中，各种各样的革命思潮和政治运动，都被打上了青年政治的印痕。激情四溢的启蒙主义文化与浪漫多姿的理想主义思潮，成为中国革命政治的特殊魅力。“青年”本就不是一个仅仅与年龄和心智相关的概念，而是牵连到身份、信念、党团和阶层的概念。简单地说，“青年”成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社会神话。　　我们曾经赋予这个神话许多含义：新青年、社会新生力量、社会主义新人、共产主义接班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青年”都被赋予“社会政治主体”的意义。在曹禺的《雷雨》中，周萍对周朴园的抵抗和妥协，被看作是新青年心路历程的写照；而在王蒙的小说《青春万岁》中，那群骚动不安的年轻人，成为萌发着希望、孕育着生机的新中国象征；在蒋子龙的《赤橙黄绿青蓝紫》中，年轻人更是代表了改革的动力、真诚的人生和未来的生活…… 　　有趣的是，当历史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我们突然遭遇到一个现实：这个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叱咤风云的“青年”，消失了！在当时极其流行的校园民谣中，我们听到，代表了“青年”主体的大学生，还没有离开青春，就已经开始怀旧了。校园的种种美好，变成了歌曲中充满伤感又飘若烟云的“非现实”，而现实的人生，却总是令他们迅速成熟，令他们在应接不暇之中变得沉默寡言，失去童话的爱情和热情的理想。　　在这个时刻，年轻人依旧年轻，但是，“青年文化”独有的理想主义光辉、启蒙主义冲动和个性主义追求，却已经烟消云散。市场经济的来临，消费主义大潮的兴起，我们不难看到，“青年文化”已经被“青春文化”替代。这种替代的过程，呈现为两个截然相反的趋势：青春文化的低龄化趋势和青年文化的老年化趋势。换句话说，“青年”要么变小，要么迅速变老。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年轻人，逐渐面临两种与此前的年轻人不一样的命运。上个世纪80年代的恢复高考，造就了大学校园中无数离乡背井的年轻人独立生活的状况。他们离开父母，虽然依赖汇款单，但是，经济却相对独立，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购买行为。盒带、言情或武打小说，因为有了这群年轻人，而逐渐成为流行商品。商人开始为了年轻人定制商品，在此之前，工厂很少把他们作为消费的主体来对待。当牛仔裤和文化衫成为商品的时候，“青年”也就变成商品文化的新的产物。在这样的时刻，中国的“青春文化”开始萌芽，逐渐代替了“青年文化”。　　紧接着，独生子女时代来临了。年轻人可支配的家庭资金日渐丰厚。动漫卡通、奇幻电影、耽美文学与网络游戏，大众文化的生产者鼓励年轻人用“迷恋”的方式来发生消费行为。五四式的政治广场被超女的电视广场所替代——同样的年轻，同样的嗓门，喊出的却是不同的热情和口号。在这里，启蒙中国的激情被消费生活的激情所替代，塑造自我的理想被狂欢体验的梦想所替代，充满乌托邦精神的“青年文化”，被享乐主义的“青春文化”所替代。“青春文化”有一种不断低龄化的扩张趋势，因此“青年”正在逐渐丧失在大众话语中的主导地位。定位更加“低龄化”的“青春文化”逐渐开始在公众话语中凸显，慢慢主宰了大众文化的多数话题。　　在这种文化中，人们沉浸在过度美好的想象中，恒久停留在童年的梦境之中。而一旦离开校园，童年期的“青年”就会突然长大并迅速老化。在张元的《绿茶》这部电影中，我们看到一个女孩子的校园生存和社会生存的截然不同的面貌。这个面貌变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隐喻：要么清纯可爱，要么成熟精明；要么是年轻的女孩子（青年的低龄化），要么是老辣的社会人（青年的中年化）。　　显然，理想主义的丧失，功利主义的崛起，正在造就大众文化和公众话语中“青年消失”的文化现象。我们由此告别了“青年”。在“青春文化”盛行的今天，“青年”只能作为一种文化的幻觉，作为一个消费的符号存在。而年轻人对理想主义热情的放弃，已经让我们看到，只存在青年的消费者，不存在一个青年的社会行为者了。 [全文]
羽戈：今天我们能为愤怒正名吗

来源：东方早报2009-05-04 09:54

　　羽戈青年学者　　佛言劫火遇皆销，何物千年怒若潮？　　九十年前的5月4日，中国人表达愤怒的方式，是由一群北京青年学生充当急先锋，打出标语，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愤怒到极处，遂有“火烧赵家楼”的极端之举。这在当下怎么可能出现，只好当作如幻亦如电的神话来传扬。所以说，五四时代的被神化，在反向上寄托了太多现实的梦想与悲怆。　　今天的国人怎么表达愤怒呢，心怀冤忿就拔刀相向不值得提倡，网上发帖揭露真相还有被跨省追捕的风险。我举两个更安全、更流行的例证。　　一是《中国不高兴》的出版，与曾经风靡一时的《中国可以说不》的愤怒气质一脉相承。从命名上讲，“说不”还有些理性主义的色泽，“不高兴”则直接是一种情绪宣泄。和五四运动一样，这是民族主义的愤怒书写。两者的差别在于，五四的愤怒几乎赢得了所有中国人的强烈认同，《中国不高兴》则引发了大规模的舆论口水战，反对者与批评者同样不乏愤怒的泡沫。换句话说，这是愤怒者（愤青或粪青）之间的内战。九十年前的愤怒者曾经同仇敌忾，一致对外，九十年后的愤怒者却在内部不幸分裂出两极甚至多极。　　另一个新闻多少有些无聊。在好莱坞闯荡的章子怡新拍的电影《天启四骑士》正在港台地区公映，其中有两处戏引发争议。一是章子怡所扮演的华裔少女杀手被洋人蹂躏并拍下艳照，姿态大胆露骨；另一幕是章子怡身陷囹圄，面对洋警员查案时无力以对，便在其面前跪下，并作出挑逗动作。看过此片的一些中国观众对此十分不满，纷纷指责章子怡“奴化”、“辱国”，并揭出她主演的《艺伎回忆录》等旧伤疤。　　这里流露的愤怒气概则让人哭笑不得，甚至不能用狭隘民族主义来形容，简直就是头脑浆糊化的绝妙注脚。电影《霸王别姬》里，段小楼评程蝶衣演戏，叫“不疯魔不成活”。程蝶衣是庄生梦蝶式的迷失的戏子，人戏不分还情有可原，愤怒的观众居然这么“入戏”，除了“疯魔”，我想不出更贴切的解释。想必是联想起此前章子怡在海滩露点，躺在她身边的也是一个外国人，于是无名的怒火从此一烧千丈，喧嚣了半边天。　　这种无名的愤怒充斥了我们生存的时代和国度。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并非是压制愤怒之火燃烧的不毛之地。但无论如何，愤怒不能，更不必成为一个社会的主导潮流。一旦不幸化作事实，何尝不是一幕悲剧。你可以想象，当愤怒随处可见，廉价如劣质安全套或易拉罐，这块国土将感染多少致命的病毒：肤浅、歇斯底里、躁动不安、缺乏宽容和同情、丧失理性交流，直到正义沦陷，引爆社会动乱以至革命…… 　　当然，愤怒是一种自由。一个易怒的躁动年代，与一个欲愤怒而不得的压抑年代之间，多数人都会选择前者。　　如今，我们不缺乏这种自由，但我们却存在滥用这种自由的危险。对什么都愤怒，等于对什么都不愤怒，正如上帝被宣判死刑过后，人们什么都不信，反过来讲，人们什么都信。　　如果视愤怒为自由，那么我们确实不该拿自由之一种来打压另一种，好比用积极自由侵犯消极自由。不能说，《中国不高兴》的作者没资格愤怒，《天启四骑士》的受众没资格表达对章子怡的攻讦，哪怕那愤怒和攻讦是情绪化、无厘头的。　　但须知，愤怒的自由化滋生了愤青的产生，愤怒的资源化造成了愤青的内战。愤青什么时候是一个褒义词呢？我上网是2002年，那时它还算一个中性词，现在则充满了贬义的臭气，很多时刻被摹写为“粪青”。　　从愤青到粪青，正如从五四到今天，愤怒的气质并没有变更，愤怒的方向却出现转折。愤怒之矛的指向，从九十年前的权丧国辱，既转向了当下的社会不公、公权滥用、贫富分化，更多却呈现出虚妄的民族主义狂热和危险的道德至上主义倾向。愤青所求者不是自由民主，甚至不是民族大义，而是屁股决定脑袋的偏见，有时沦落至为愤怒而愤怒，仅为表明一个特立独行的脆弱的立场。愤怒至此，所结出的果实确实与大粪无异。　　愤青若想优化自身的形象，必须严肃对待一个难题：愤怒之后如何？　　历史已经提供了答案。1919年5月4日，赵家楼的火光烧红了北京城，也烧红了民族心，数十名被抓捕的学生即刻成了英雄，社会各界一致呼吁对这些犯事者“不经审判而保释”，却有一人不愿追逐潮流。他说，他宁可看到这一事件付诸法庭办理，学生遵判服罪；甚至，如果因涉案人数过多而致事实不易查清，学生们不妨去一一自首。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国人可能会失去更多好东西。于法理而论，打伤人和烧房子都是现行犯。纵然曹汝霖等人罪大恶极，在罪名尚未被法定之前，他仍有他的自由，而学子们的行为，固然是爱国急公之举，却不能霸道横行，不能说因所做的事合乎天理，就可违法而不受处治。　　他开始还想经过审判之后，由司法总长呈报至大总统，然后宣布特赦，这样一方面可顾全法律的庄严，一方面免得几个热血青年受委屈。但再一想，又觉得终不如学生服罪的好，因为这样守法的好榜样可永垂后世。　　这个人叫梁漱溟。　　我想，如果在当年，梁先生的一士谔谔真能压倒千夫诺诺，历史从此被改写，也许现在就少了许多愤青。但历史不容假设，可叹五四的怒火蔓延至今，一代不如一代，我们被迫生活在了一个愤青-粪青的年代。 [全文]
吴晓波：青年，唯一生生不息的力量

来源：东方早报2009-05-04 09:54

　　　　吴晓波早报评论员　　每年的此时此刻，太阳都如约升起，初夏的空气中升腾起焦灼而骄傲的气息，城市里所有匆忙的人们都暂停脚步，纪念自己的青春。　　九十年来，每年的此时此刻，我们都一起回望。　　作为最普通的国之青年，算来，我已经度过了二十多个青年节。　　第一次有资格过五四青年节的时候，仿佛沐浴一场成人礼，有特别的神圣感，那些遥远而高岸的名字像一面面旗帜在远方飘扬。后来的很多年里，那是一次次神秘的眺望，它与理想、牺牲、国家利益等同在一起，成为生命中最激越的时刻。　　后来，我开始了解那场运动的每一个细节，熟悉每一个伟大名字的生命历程。我突然发现，他们也是矛盾的、焦虑的。他们也是一群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更多的是中学生和小学生。就如同所有的青春都没有蓝图一样，那些决然的行动背后飘荡着同样庞大的困惑，而这些困惑并没有在一场运动后烟消云散，反而，它们缠绕了这些人的一生，甚至直到今天仍是这个国家最迫切的成长命题。　　再后来，我在广场之外去寻找那一天的中国。我发觉，那场学生运动其实是更广泛意义上的全民运动，全国22个省的150多个城市举行了罢工罢市，如果没有商人、军人和工人们的支持，它将不可能产生如此爆炸性的影响。　　再再后来，我在中国之外去寻找那一天的坐标。我看到，同样是在1919年的亚洲，另一个饱受屈辱的文明古国印度也发生了一场伟大的运动，一个叫甘地的律师发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他以一种更温和，却同样坚定的方式唤醒了自己的国家。　　二十多年来，“五四”在我的心目中，反复重现、印证、颠覆和重构。而我的这种体验，可能发生在过去九十年中所有的中国青年身上。1919年的5月4日，就像一列灯火辉煌的火车，在暗夜中一闪而过，给人留下若有所失的晕眩感。从彼往后，它变成了一个充满悬念的使命。　　此时此刻，我开始猜想，如果九十年前的那个青年人回到今天的中国，他会有怎样的发现和感慨。他会看到什么在进步？什么在停滞？什么在倒退？什么变得不可思议？什么变得面目全非？他会相信什么，还是一如往昔地怀疑一切？　　我继而猜想，什么是青年？　　这个问题听上去很可笑。不过，就在今天，我不由自主地问自己：青年是一个生理名词，还是心理名词？青年是一个特指的族群，还是指国家的某种气质？　　几乎在所有国家的中心广场上，纪念碑的塑像都是由青年担当着主角，他们往往目光如火，纵身向前，呈现出呼啸呐喊的身姿。可是，这就是国家成长的全部内涵所在吗？如果说，青年将拯救我们的国家，那么，谁来拯救青年？　　这个国家的青年，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是十分骄傲的，所谓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可是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惨败，突然发觉自己成了东亚病夫。那种焦虑和狂躁是可以想见的，于是呼啸革命成了集体的选择。　　觉醒是一个痛快而痛苦的过程，因为梦想不再，而觉醒的方式和道路却是模糊和多样化的。直到今天，中国的现代化模式仍在探索之中，充满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在这个意义上，今日之青年所面临的中国命题，与1919年相比，仍有很大的连续性和相似性。　　进步在于，九十年后，我们不再把革命与现代化混为一谈，我们更加相信建设的力量，开始学习理性和妥协。　　中国百年历史，其实就是关于革命与改良的选择。让人高兴的是，在刚刚过去的三十年里，改革开放的经验证明，一个国家的经济腾飞完全可以不经由社会和政治革命的途径来完成，在三十年的和平崛起过程中，中国没有爆发大规模的社会动荡，没有发生饥荒、国家分裂和民族对立，绝大多数民众是这场改革的获益者，渐进式的思想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共识，这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成就。未来三十年、六十年乃至九十年，我们需要证明的是，这种渐进式的变革路径和模式有可能给更大范围的、更为纵深的中国社会变革带来新的可能性。　　每年的此时此刻，我们以纪念的方式，让自己不要失去愤怒、怀疑和前进的破坏力。但是，如果我们仍然仅仅只会愤怒、怀疑和破坏，而不尝试着去学习妥协、相信和建设，那么，今天的青年又如何能超越九十年前的自己？　　我想起四十年前的1969年，那是共和国最混乱和迷茫的时期，文攻武卫，举国狂躁。二十一岁的北京地下诗人郭路生写下了《相信未来》：“当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顽固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十年后的1979年，另一个叫北岛的青年遥相呼应，写下“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这就是青年的力量。这就是正在进步的理性力量。　　这是极端的九十年，这也是短促的九十年。　　九十年中，每一场青春，最终都充满了挫败感。　　然而，九十年间，在这个地球上，惟一生生不息的，正是野草和青年人无尽的梦想。 [全文]
张天行：一个人的一生是什么样子

来源：中国青年报2009-05-04 09:52

　　一个人的一生是什么样子　　——小议存真求实慎删改　　■在人的一生中，思想感情的变化总是难免的……我主张，一个人一生是什么样子，年轻时怎样，中年怎样，老年又怎样，都应该如实地表达出来。——季羡林　　旧的论著过若干年还能重印，异域的论著被引进出版，都证明这部论著有一定的价值。事过境迁，认识发展，作者、编者进行适当的删改，不能说完全不可以。但是，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对于删改还是要取十分慎重的态度，重要的删改一定要有清楚的说明、标示，让读者知道这是此时此地而非彼时彼地的认识。对照这一原则，不能不说，多年来我们一些出版物的删改是轻率或粗暴的。　　删改有各式各样的情境、目的，作者、编者或亦有难言的无奈……倘有细心的读者、研究者认真研究几十年来一些文化作品的删改，一定会有惊人的发现。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些新文学名著就曾被删改。陈改玲撰写的《重建新文学史秩序》以丰富的资料，披露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内幕。解放后，老作家叶圣陶对旧作的修改曾有着明确的原则：修改只在语言，不在内容。然而，长篇小说《倪焕之》的重印，却破坏了他的这一修改信条。1953年4月15日，叶老在日记中记载：“人文社编辑来访，谓彼社将重印余之《倪焕之》，建议删去其第20章及第24章起至末尾之数章。余谓此书无多价值，可以不印……若他们从客观需要考虑，认为宜出，余亦不反对。”接受了人文社建议，叶老按要求对自己的小说动了“截尾”手术。《倪焕之》原著结束于大革命失败，主人公倪焕之在大屠杀中悲愤病死。经过“截尾”，小说的故事背景提前了整整两年，终止于五卅运动，以倪焕之奔向工农，将与工农结合而终篇，留给读者一个充满光明与希望的结尾。“截尾”删去了第20章和第24至30章总共8章、3．5万字的篇幅。删改后的名著倒是显得“光明”了，但已与原著相去甚远。　　王力先生解放前的散文集《龙虫并雕斋琐语》上世纪80年代得以重印，记得重印说明中云：《关于胡子的问题》一文是游戏之作，无多大价值，故删去。也不知编辑根据什么得出这样的判断，好在有个说明。过了几年，看到有评论家评《关于胡子的问题》云：学问家而文字清通，妙趣横生者实不多见，如此妙文自然不可不读。再拿起新版的《龙虫并雕斋琐语》，不免有遗珠之憾，暗叹：当初何苦横加删节？　　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译著因为各种原因也遭到或多或少的删节，等而下之，个别出版商为招徕顾客，对明明已是删节过的书竟敢在封面赫然标上“全译本”，这样的行为简直就是欺诈了。　　类似的例证是不少的。轻率地删改，对文化作品的传播、文化发展是有害的，长期以来也为读者所不满。　　最近，百岁老人季羡林亲定自选集《季羡林自选集》全部出齐。选集涵盖了季老的学术著述、散文、杂文、随笔、游记等众多体裁。此次出版的自选集完全遵照季老“存真求实”的意愿，毫无删改地收录了季老各个人生阶段的作品。季老在为自选集所作的序言《做真实的自己》中这样写道：“在人的一生中，思想感情的变化总是难免的……我主张，一个人一生是什么样子，年轻时怎样，中年怎样，老年又怎样，都应该如实地表达出来。在某一阶段上，自己的思想感情有了偏颇，甚至错误，决不应加以掩饰，而应该堂堂正正地承认。这样的文章决不应任意删削或者干脆抽掉，而应该完整地加以保留，以存真相……不管现在看起来是多么幼稚，甚至多么荒谬，我都不加掩饰，目的仍然是存真。” 　　读到这段文字，不免让人眼睛一亮，深为季老的真诚坦荡而感动。试想，是作品的选集又不是全集，那些过时的作品不选，也是可以的，但季老偏要加入这些文字，让读者看到自己完整的思想情感的轨迹，不是一贯正确，也有过盲从、偏颇……这是多么可贵的行为！它带给读者的也将是更丰厚的启示。　　我们相信，随着社会进步，求真之风的日益浓厚，对论著轻易删改的做法会日益减少。 [全文]
上海世博：为未来城市创意

来源：文汇报2009-05-04 09:51

　　上海世博会将综合展示全球城市发展的新理念，如何把它们融入到我们未来城市的发展中去；如何将新成果推广应用到我们未来城市的建设中去，将超前科技渗透到未来城市的创新中去，是十分有意义的任务。　　距离2010年上海世博会开幕还有不到一年的日子，我们充满期待。上海世博会将是展示世界城市文明发展历史、现状的盛会，更是激励人们建设未来城市文明的创意盛会。　　1851年举办了第一届世博会，以后的70多年里，世博会并没有清晰的主题思想。直到1925年在法国巴黎举办现代装饰艺术博览会，世博会的主题思想才开始出现并逐步明晰。尽管各届的主题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这就是世博会的举办国或城市，都将现阶段和本地区最需要关注解决的问题、最需要推动发展的内容与主题演绎紧紧相扣。历届世博会有许多例子证明，成功的主题演绎，是举办成功的前提之一，且能收到很好的“后世博效应”，为未来深化发展打下重要基础。　　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国人民呼唤和平、科学文明和人文精神。1958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办的世博会就以“让人类世界更平等，科学文明与人文精神”为主题，引起了强烈共鸣。世博会期间召开了400多次各类议题的文化交流会议，增进了各国的交流和理解，后续效应十分显著。　　再如，上世纪80年代初，日本虽已成为发达国家，但在科技等方面还需继续追赶欧美。为此，日本通过举办1985年筑波科技专业世博会来激励国民意志，宣传科技进步的力量，展示科技创新的理念、先进的设计思想和产品。在世博会举办期间和世博会后，日本将筑波打造成国家的科技城，建立了筑波大学，还将日本的国立图书馆和一些国家级的重要科研机构迁至筑波，每年都组织大中小学生去参观学习。筑波世博会带动了日本发展，有专家测算，1980-1987年和1988-1995年，它对经济的乘数效应分别是1.8倍和3.5倍。　　上海世博会不但要在筹办和举办过程中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带动作用，更要发挥对长远发展的乘数效应；不但要成为观众体验城市文明的“嘉年华”式的充满情趣的盛会，更要帮助观众领悟城市文明未来发展的方向和路径：找出我们城市建设理念和方法的不足，回顾思考中国城市发展历史中的智慧，学习世界各国城市的文明成果，创造我们的未来城市。这将是上海世博会举办成功的重要标志之一。　　上海世博会将综合展示全球城市发展的新理念，如何把它们融入到我们未来城市的发展中去；如何将新成果推广应用到我们未来城市的建设中去，将超前科技渗透到未来城市的创新中去，是十分有意义的任务。比如，上海城市的空间布局如何顺应天时地利，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形成都市里的村庄和田野里的城市，圆城乡一体之梦；比如，未来城市如何以人为本，让每一个公民都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全社会都关注贫困群体，在救助、扶贫、帮困、助残和解决城镇低收入家庭住房等方面有创新思路；再比如，未来城市需要和谐共生，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如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城市，如何在优化产业结构中发展循环经济、推广清洁生产，如何在城市开发中处理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等等，都需要我们结合实际积极探索。　　上海世博会对上海的城市文化建设将起到促进作用。通过举办世博会，可进一步强化并发挥上海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的效应，启迪探索如何将中华民族文化、海派文化和现代科学技术更好结合。在未来上海城市文明的建设中，注入更多新内涵。　　我们期待着362天之后上海世博会的隆重开幕，也期待为期184天的上海世博会圆满成功，更期待在世博机遇带动下，与世界各国一起，共同塑造未来城市文明。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城市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导，上海市政府规划委员会咨询专家） [全文]
人民日报社论：为民族复兴奏响青春乐章

来源：人民日报2009-05-04 09:48

　　人民日报社论：为民族复兴奏响青春乐章　　——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　　今天是五四运动９０周年。胡锦涛总书记２日上午来到中国农业大学，同广大师生共迎五四青年节并发表重要讲话，对全国广大青年学生提出殷切希望，号召当代青年要把爱国主义作为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把勤奋学习作为人生进步的重要阶梯，把深入实践作为成长成才的必由之路，把奉献社会作为不懈追求的优良品德。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四条希望，指明了当代青年前进的方向，对于我们纪念五四运动，大力弘扬五四精神，把伟大事业胜利推向前进，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９０年前，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北京青年学生奋起抗争，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爱国运动。这场运动，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中国历史由此迈入新的历程。　　这是一场伟大的爱国革命运动。面对内忧外患、灾难深重的旧中国，仁人志士们在苦苦求索：中国向何处去？中华民族向何处去？五四先驱们率先奋起，第一次燃起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火炬，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奋不顾身地奔走呼号。这场运动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　　这是一场伟大的新文化运动。面对专制主义、蒙昧主义的旧文化，五四先驱们在深刻思索：如何冲破思想的禁锢，追赶世界先进潮流，走向现代化。他们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掀起了２０世纪中国的第一次思想大解放运动。这场思想启蒙运动，猛烈地冲击和荡涤着阻碍中国进步发展的旧礼教、旧道德、旧思想、旧文化，为新思想、新文化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五四运动树立了一座推动中国历史进步的丰碑。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并使社会主义思想成为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的主流。五四运动所孕育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伟大精神，深刻影响和推动着２０世纪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　　９０年来，作为五四精神忠诚的继承者，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把五四精神与人民群众推动社会进步的实践结合起来，为中国的发展繁荣、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开辟着前进道路。今天，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中国人民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潮流、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五四先驱们追求的理想和目标，许多已经成为现实而且被大大向前推进和发展了。　　“青年者，国家之魂”。９０年过去，时代环境和条件发生很大变化，但五四精神永存，依然是引领我们向前的强大力量。五四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精神。五四运动以来，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和青年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五四精神感召下，心系民族命运，心系国家发展，心系人民福祉，用青春和热血书写了中国青年运动的壮丽篇章。五四运动以来９０年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来６０年的历史、改革开放以来３０年的历史都充分表明，青年确实是我国社会中最积极、最活跃、最有生气的一支力量，确实是值得信赖、堪当重任、大有希望的！祖国为有这样的青年而骄傲，党和人民为有这样的青年而自豪！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五四运动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矢志追求并为之顽强奋斗的宏伟理想。现在，实现这一宏伟理想的光明前景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当代青年对五四运动最好的纪念、对五四先驱最好的告慰，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以执著的信念、优良的品德、丰富的知识、过硬的本领，勇敢地担负起历史重任，同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奋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让伟大的五四精神在振兴中华新的实践中放射出更加夺目的时代光芒。我们深信，在五四精神的激励下，当代青年必定能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上谱写出更加辉煌的青春乐章。　　五四运动９０周年恰逢新中国成立６０周年，辉煌的历史照亮了希望的未来，伟大的事业展现了灿烂的前程。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继承和发扬五四传统，同心共济、锐意进取、顽强奋斗，我们的国家必将更加繁荣富强，我们的民族必将实现伟大复兴。 [全文]
秦晓鹰：“五四”不是历史的回声

来源：中国青年报2009-05-04 09:47

　　■从思想启蒙、思想解放的角度来审视90年前的“五四”，我们也可以说，“五四”并不是历史的回声，它依然“活”在中华民族走向未来的奋斗中。　　1919年5月4日，这个既象征着狂飙般的社会运动，又具有沸腾的思想文化内涵的日子，已经过去90年了。虽经90年的栉风沐雨、岁月销蚀，但“五四”却依然在人们的心中“活着”。说它活着，是因为在今天人们仍在对它的一切进行着不绝的争论与不竭的探讨。这从一个侧面说明，90年前出现的“五四”，至今还具有一种生命的活力！　　是的，“五四”并不是悠远的历史回声，也不是寻常的暮鼓晨钟，更不是被供奉的彩塑，而是以一种独特的形式炽热地“活着”。活在人们的争论中，活在每一次历史的大变迁后的思考中，活在一代代中国人对五四代表人物历史命运的不衰兴趣里，也活在人们总是在用它来与现实生活的对照中…… 　　作为一支精神火炬，它之所以永不熄灭的原因仅仅是因为在那场运动中，青春的炽热与愤怒的烈火点燃了赵家楼的那把大火吗？　　我们说“五四”之所以还活着，最重要的就是它为现代中国的社会生活铸就了一种不可违背的“政治铁律”。当年运动的参与者以极为高涨的喋血神州的爱国精神唤醒了几亿中国民众，并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这一犀利而鲜明的口号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动员。正是这种前所未有的广泛而深入的社会运动，不仅使它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标志性事件，而且使它具有一种更为长远至今仍存的意义。我们所以称五四运动是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爱国”与“民主”正是这场运动为现代中国定下的“政治铁律”。90年来的历史在不断证明：无论是拥兵自重的军阀豪强，还是搅浊浪、倾天河的阴谋家野心家，谁不尊重遵循这个“政治铁律”，谁就会被历史唾弃，灰飞烟灭。从北洋军阀到“四人帮”概莫能外。　　我们说“五四”还活着，还因为它“活”在那个90年前已经提出，至今还在为之奋斗的理想中。这个理想就是中国人追求了近百年的“科学”与“民主”。如前所述，五四运动是一场爱国运动，但它并不是一种盲目的、排外的爱国运动，而是把爱国与学习外国有机结合的运动，把抗议列强侵华辱华与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加以区别的运动。在主张大胆地、有鉴别地努力地学习外国的同时，“五四”的领军人物又反对食洋不化的照搬。对这些主张与态度给予最准确、最简洁表述的就是鲁迅先生的杂文名篇《拿来主义》。人们曾经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殊不知，我们民族脊骨上这“最硬的”一块却是来自先生对世界先进文明的认知，也来自他对中国民族性冷静的剖折与评判。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秉持的这种高度理性的“拿来主义”态度，才第一次把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最为稀缺的“科学”和“民主”写在了中华民族前进的旗帜上。　　我们说“五四”还活着，还因为它“活”在至今没有结束的争论中。提到“五四”就必然要说到这一社会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对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的冲击。这一点，也是后世今人对五四时期文化指向感到疑惑、抱有怀疑、批评的重要方面。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当然可以作为评判“五四”的一个内容，但笔者以为，这并不是对一个历史事件衡长量短的标尺。“五四”是革故鼎新的运动，是除旧布新的运动，它把矛头指向千年不变的旧道德、旧文化，是这类社会运动的应有之义。当那些吮吸着民脂民膏的独夫民贼、昏庸的王朝、腐败的政府都向一种学说顶礼膜拜时，当一个把大好河山拱手相送给列强的军阀政权在丧权辱国的同时竟然企图用儒学约束国民时，作为叛逆者、救亡者、革新者、爱国者的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作为犹如杜鹃啼血般呼喊着救国的青年来说，他们又怎么可能不对主张旧道德、旧文化以及封建礼教的“孔家店”发起猛烈批判和冲击呢？！如果我们仅仅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断裂的角度去看待新文化运动，用今天的生活感受去看待90年前“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恐怕就只是一种毫无价值的历史苛求。事实上，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它的领军人物，对儒学的批判并不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抛弃，而更多的则是对死气沉沉的社会精神状况的担忧与忿懑，是对个性自由与张扬的赞扬与渴望。　　笔者以为，即便是到了21世纪的今天，在需要继续解放思想的今天，我们仍然应该像五四时期的中国青年那样，有那么一股“大胆地说活，勇敢地进行，忘掉一切利害”（鲁迅语）的闯劲。像五四的热血青年那样，秉承爱国、进步、科学、民主的主题，弘扬《新青年》先驱身上的宝贵精神，为“中国模式”的创新发展、“中国道路”的科学发展作出我们的贡献。　　马克思早就悦过，“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五四”前夕的毛泽东曾经这样形容过“我（即个人）”与“宇宙”的关系，他写道：“吾从前……以为只有宇宙而无我，今知其不然，盖我即宇宙也。若除去我，即无宇宙；各我集合，而成宇宙”。毛泽东这里所说的“我”当然不是蝇营狗苟的个人，而是指被旧礼教旧宗法所压抑的人的尊严和人的创造力。因此，从思想启蒙、思想解放的角度来审视90年前的“五四”，我们也可以说，“五四”并不是历史的回声，它依然“活”在中华民族走向未来的奋斗中。 [全文]
杨耕身：寻找这个时代的新青年

来源：东方早报2009-05-04 09:08

　　杨耕身资深媒体人士　　千年暗室，一灯即明。一盏叫做“五四”的风灯，飘出“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鲁迅语），烛照数千年的幽暗。那些被它照亮的生命，无不粲然怒放；那些被它温暖的人们，仿佛获得了一切理由与力量。光荣聚集的1919，是一个古老民族久经蒙昧之后的顿悟，一个多难国度山重水复之后拥有的豁然开朗。沧桑历尽，九秩过后，那样的一盏孤灯，依然悬挂于历史的风雨之中，悬挂于举头三尺之处。在今天，它依旧在寻找一切富于希望、充满朝气的生命，并已为此沉吟良久。　　正像我们已经习惯用“六一”来祝福儿童，祝福生命的美好一样，我们似乎也已习惯用“五四”来赞美青年，赞美生命的美好。但是对于青年来说，这并不是天赋的权利，也不是可以从容以对的赞美。正如我们曾经任凭一种被称为“黄金周”的世俗潮水将这样一个日子淹没，而那也不是可以从容以对的忽视与轻慢一样。因为从一开始，“五四”就不仅仅是一个节日，更不和青年天然相关。那是许多热血，许多牺牲，许多勇猛与精进，许多光荣与梦想。那是千年未有之变局，是不可磨灭的记忆以及拷问。　　就像孤苦无助的母亲打着灯笼，在暗夜里呼唤找不到家的孩子。在今天，我们务必以回归“五四”的方式，以热血与拷问之名，寻找这个时代的青年；以“德先生”与“赛先生”之名，寻找这个时代的青年；以胡适、陈独秀、鲁迅、蔡元培等等这些人之名，寻找这个时代的青年。但我不禁感到艰难。我所遇到的那些年轻的面孔，一言不发，就被生活与现实的“利维坦”一口吞没。一种断裂的感觉如此清晰。或许，90年风雨洇润，“五四”早已成为陈旧而泛黄的一张影像。而那一豆灯火，在现代奢侈而光怪陆离的灯红酒绿中，早已变得那样微不足道。　　去哪里寻找这个时代的青年？“老北大”已成为一个不能企及的神话。数十年后的北大毕业生许知远曾描述他入学第一天的情形：辅导老师带他们去见一座铜雕，两只海狮模样的动物扭曲着身体，头顶上是个圆球。这两只海狮是S与D的变形，正是“科学（Science）”与“民主(Democracy)”之意，它是新文化运动的嘹亮口号，激励了几代青年人的成长。但他注意到，那座铜雕在今天被调皮的学生给予了新的含义——“科学、民主顶个球”。而在近日《中国青年报》上，吴稼祥先生这样写道：“同样是北大，同样是陈独秀先生当年为德赛二先生杜鹃啼血的地方，有人连篇累牍地写文章，谆谆教诲学生，要破除对民主的迷信。” 　　去哪里寻找这个时代的青年？一豆灯火总是照见巨大的阴影。当年方24岁的灵宝发帖青年王帅惊魂之后索然表示，“这种事情再发生的话，我会选择沉默”；当广州华南师范大学一名毕生生哭诉道，“好像这个社会不需要我了，一个门槛就把我淘汰掉了。为什么社会是这样子的”；当“年轻干部成为职务犯罪高发群体”；当“啃老族”大行其道；当一些自封为“草根”、反智、爱国和民族主义者的青年渐行渐远；当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有勇气自杀谢世而未肯选择活着……与此同时，则是知识界的贫弱，思想者的无力，常识的匮乏，思考的停顿。我感到一声来自历史深处传来的叹息，仿佛沉郁的底色，慢慢铺陈开来，堆积如黑夜。　　90年前朱自清指出的“看看这时代，老练的青年可真不少”，胡适所痛陈的“吾见夫青年其年龄，而老年其身体者十之五焉”，也仍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老练的青年”以及“老年的青年”正在凝结成为一个社会的暮气，而那不是我们寻找的目标。“五四”之后，这片国土上生长越来越多的大学，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但为什么青年越来越少？为什么时间浩荡地前行，物质生活发生神奇的改变，然而一代又一代青年人的心灵状态却固执地停留在原处，没能走出悲愤而迷茫的荒漠？为什么当“青年人抬起了头，发现了自己，不再仅仅做祖父母的孙子，父母的儿子，社会的小孩子”之后，却依然发现自己未曾年轻就已然衰老？　　世俗的青年，神话的“五四”，两者互为彰显。但是或许，这也并不是威权强势之下惟一的现实与结构。当更多的迷惘与无助泛滥，更多的荒诞与嘲弄郁结，旷野之中，总会有一种严正的要求开始闪烁，一种文明的理念开始萌动，并为我们带来一种隐隐的机会与可能。毕竟，在现世之上，有一盏灯并未熄灭。它虽不华丽，却足以穿透一切迷雾；虽不夺目，却足以照进现实。我们最终发现，那“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依然是我们要为之上下求索的。青年的使命，“五四”的精神，在90年之后，仍旧成为我们无法逃避的信仰。　　寻找这个时代的青年，亦寻找这个时代的“五四”。青年勉乎哉！ [全文]
郭安强：对幼女受侵害案频发的三重拷问

来源：广州日报2009-04-30 10:23

　　浙江丽水市碧湖中学至少10位13周岁到16周岁的女初中生被陈伟军等人强奸，其中多名女生堕胎、被传染性病乃至被诊断为终身不孕(4月29日《新快报》)。　　贵州习水“嫖宿”幼女案、浙江临海“买处”案、浙江丽水女生遭强奸案……越来越多的案子发生在幼女身上，不能不让人深思。据报道，一项对2006年至2008年发生的340个案件进行了调查，被害人的平均年龄只有14.7岁，不满16岁的占到54%。严峻的事实让人不得不发出拷问：　　一问监护者：是否尽到了监护责任？一些留守儿童、收养儿童或父母离异、父母有不良行为的家庭，在监护中极易出现“监管真空”。一些学校管理松散，对校外人员进校把关不严，使校园侵害案高发。　　二问职能部门：是否对犯罪实施了有效打击？幼女案之所以频繁发生，一个重要原因是犯罪分子没有得到彻底打击。相关领导的姑息迁就，更让“作恶者”有恃无恐。“习水案”中嫌疑人之一该县的一个官员，就曾因涉嫌嫖娼被免职，后通过向县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处罚决定被撤销，又重新任职。客观上打击乏力加上主观上姑息迁就，更纵容了作恶者的劣行。　　三问社会防范体系：是否构筑了牢固的防范网络？幼女们是弱势群体，容易受到侵害，加强社会防范尤其必要。而事实则是布控不力、教育引导不够，导致学生识别害人、抵御伤害的能力欠缺，为犯罪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　　当一个个幼女遭受侵害，当社会底线屡遭践踏，相关职能部门和各界之士，难道还能安之若素吗？ [全文]
张贵峰：数字出官不除统计造假难绝

来源：中国青年报2009-04-30 10:17

　　监察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统计局日前联合公布《统计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该规定自5月1日起施行，是我国第一部关于统计违法违纪行为处分方面的部门规章，对于“瞒报、瞒报或者伪造、篡改统计资料”等行为，将“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北京青年报》4月29日) 　　今年以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曾多次谈到统计失真问题：“一些地方和单位在统计上弄虚作假的现象还时有发生，个别地方、单位的领导干预统计数据。”而此前，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德水对统计“注水”现象更是直言不讳：“2004年各省区市上报的全年GDP汇总数据，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GDP增速相比，高出3.9个百分点，总量差距高达26582亿元”。(《第一财经日报》4月28日) 　　此次《统计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的出台，正是基于以上种种统计失真、注水问题而来的。应该承认，惩戒不够严厉是统计造假不断滋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以“开除处分”来回应和严惩统计造假，显得非常必要。　　我担心的是，这一《规定》能否被不折不扣地严格执行？事实上，打开更权威的《统计法》会发现，此次《规定》中开列的种种统计违法行为，在该法中其实均早有规定。早就出台的《统计法》没能解决的执行问题，新的部门规章何以便能很好地解决？　　再者，此《规定》是否足够严厉？虽然媒体均将“开除处分”作为报道的最大亮点，但这里的执行弹性空间实际上非常之大：一般情节仅是“记过或记大过”，情节较重才“降级或撤职”，而只有到了“情节严重”才能“开除”，具体操作方式还需细化。　　关于统计造假及其内在行为逻辑，舆论曾有精辟总结：“官出数字，数字出官”，“数字出官”实际上是“官出数字”的内在动因和动力，而“官出数字”同时又是“数字出官”的外在条件和前提。即，“官出数字”为“统计造假”提供了体制上的可能性——统计部门高度依附于行政部门、“数字”原本出自官员手中，想造假自然极为方便，而“数字出官”则为“统计造假”提供了体制上的必然性——对于官员的评价考核过于依赖数字，数字的变化往往能给官员带来巨大的现实利益(提拔升迁)，统计造假显然就成了官员难以遏制的冲动。　　统计造假之所以出现，除了“处分不够”，还有更为根本的体制性原因，即现行“官出数字”的统计管理体制和“数字出官”的官员考核体制。因此，彻底解决统计造假的出路还在于：根本改变或改善这样的体制——将统计部门从行政体系中彻底剥离出来，使其成为一个具有足够独立、中立性的纯技术部门，将对官员的考核评价从畸形单一的数字依赖中摆脱出来，使其更具科学民主性——如以“选票出官”、“民意出官”来取代“数字出官”。 [全文]
新京报：统计不造假脱离政绩考核支配最关键

来源：新京报 2009-04-30 10:16

　　新京报社论　　刚刚公布的《统计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将自5月1日起施行，其中“统计调查活动中参与编造虚假数据情节严重者，将给予开除处分”的规定令人印象深刻。　　新华社4月17日报道，美国《华尔街日报》曾发表了一篇题为《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减速时期的GDP统计》的文章，指出由于地方党政官员的仕途同推动当地经济高速增长的能力紧密相关，因此也就明显存在人为上调产值数据的动机。　　昨天，监察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统计局在答新华社记者问中也坦承目前存在诸多统计违法违纪行为：“有的领导干部为了追求所谓政绩，授意、指使统计机构、统计人员或者统计调查对象篡改统计资料、编造虚假数据”；“有的单位和人员为了骗取荣誉和利益‘按需要报数’，或者为了完成任务‘按计划报数’”；“有的统计机构、统计人员明知统计数据不实，却不履行调查核实职责，个别的甚至主动迎合领导意图，参与弄虚作假”。　　这说明统计部门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尤其是国家统计局，该局局长马建堂对上述《华尔街日报》的文章作出批示称：“真实可信不仅是我们履行职业责任的要求，也是自觉接受社会和公众监督的要求。” 　　现在的问题就是，怎样做才能让统计数据变得真实可信？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弄清，一些地方的统计数字为什么变得不那么真实可信？《华尔街日报》的分析与有关部门负责人的上述讲话都已准确指出了症结所在：各级官员的政绩考核以本地经济社会统计指标来衡量，这就激励地方官员在统计数字上弄虚作假；而统计部门又缺乏独立性，受地方官员节制，因而他们也有能力操作数字。　　一个国家总是需要统计数字的，尤其是在现代经济条件下，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需要借助一些统计数字对宏观经济现状作出判断，从而合乎逻辑地进行经济政策决策。当然，经济活动的微观主体，比如投资者、经营者、股市等操作者，也都需要借助统计数字来安排自己的经营、投资活动。因此，自有现代经济，就有了现代统计。到二十世纪，随着政府宏观管理职能的膨胀，统计体系也愈加复杂。　　在法治、市场体制相对健全的国家，统计部门享有充分独立性，即它独立于行政部门，更像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学术性机构，独立地编制指标，采集数据，计算并公布数据，而不管行政部门有什么要求。整个社会也平和看待统计数字，它们除了被当作经济社会现状的指示器之外，没有别的用途。这样的数字未必能准确反映经济社会现状，但依靠这套制度所得到的数字至少是比较可信的。　　反观中国，统计数字除了指示经济社会现状之外，还有更重要的功能：有关部门会用这些数字来衡量各级官员治理本地的政绩。近几年来，有关部门为了阻止官员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而引入了一些社会文化指标。但万变不离其宗，还是用一些貌似客观的统计数字来考核官员的政绩。　　统计部门本身缺乏相对于被考核官员的独立性，那些追求好看政绩指标的各级官员，就是统计部门的领导者、管理者。为了升迁，他追求好看的数字，又完全有能力支配统计部门。这种状况不改，统计数字弄虚作假就很难避免。　　因此，解决统计数字不可信的问题，至少必须在统计独立性与现有的政绩考核体系之间二者择一：要么通过制度变革，使统计部门获得相对于各级政府的独立性，要么变革以统计指标考核官员政绩的做法。当然，如果两者能够同时变革，那最好不过了。 [全文]
范正伟：劳模精神如何引领时代

来源：人民日报2009-04-30 10:12

　　重温峥嵘岁月，分享劳动光荣。今年的“五一”庆祝活动，特意邀请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著名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几代劳模齐聚一堂，共同见证共和国的沧桑巨变。　　自1950年第一批全国劳模诞生至今，劳模这一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荣誉，伴随着新中国的发展进步，影响了几代人的人生追求：时传祥、王进喜、袁隆平、许振超、王顺友……每个时期的劳模，都是时代的精神符号和力量化身：当国家主席刘少奇与掏粪工人时传祥的手握在一起时，温暖了多少和环卫工人一样的普通劳动者；当陈景润被评为劳模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又使多少人产生了内心共鸣！　　从“铁人精神”到“振超效率”，从“掏粪工人”到“杂交水稻之父”，从以工人和农民为主体，到知识分子、农民工、私营企业主活跃其间，60年来，劳模的结构不断变化、队伍不断壮大的背后，是劳动内涵的不断拓展，劳动理念的日益革新：尊重和保护一切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劳动，不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不论是简单劳动还是复杂劳动，一切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的劳动，都是光荣的，都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　　随着时代的发展，劳模还将被赋予更多的时代内涵和元素，但无论是生产者还是创业者，无论是比表现还是比贡献，无论是讲精神作用还是讲经济效益，劳模的核心价值都是始终不变的：那是一种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精神；一种对职业、对社会、对国家的道德感、责任感和使命感。　　这些年来，每次劳模的评选，都会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乃至激烈讨论。这一方面说明，作为最具时代气质的公共人物，劳模体现着社会对某一类劳动方式、劳动精神的最高评价；另一方面也表明，人们对劳模评选标准、操作程序、评选方式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追求——到底怎么看“星模”、“款模”、“官模”、“洋模”？而从去年开始推行的“两审三公示”举措，体现了对人们“四权”的保障，也是对劳模公信力的维护。　　“劳模”中心词是一个“模”字。“模”，体现了一种“示范”、“楷模”的价值导向，体现了一种榜样的作用，意义就在于让不同行业不同职业的人可近、可亲、可信、可学，引导全社会热爱劳动、尊重劳动，因此，劳模的评选应该面向基层，面向一线，离普通人更近。　　“劳模”的定语是一个“劳”字。用全国劳模申纪兰的话讲：“劳模，劳模，不劳动还叫个甚劳模。”与金钱标准和权力标准相比，唯有诚实的劳动，才是评选劳模的唯一标准。换句话说，劳模，应该是“劳而优则模”。　　如何看待劳动、怎样评选劳模，反映了我们的社会风尚和时代追求。老舍先生说过，“劳动让我们活得有信心”。越是困难的时候，劳动、劳模的意义越是凸显。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当前，在“五一”这个节日里，让我们为劳动者祝福，向劳模们致敬！ [全文]
人民日报评论员：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推进改革

来源：人民日报2009-04-30 10:11

　　29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确定了今年重点推进的十项改革任务。我们要把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作为深化改革的契机，加大改革力度，进一步推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的体制机制。　　当前，我们面临着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国内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长期积累的体制机制矛盾更加突出。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统一思想，充分认识到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毫不动摇地继续深化改革，破解发展难题，赢得发展机遇，确保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　　去年，我国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取得新进展，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去年下半年以来，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一些酝酿多年的改革先后启动。航空、电信等行业实现重组，成品油价格和燃油税费改革、增值税转型改革先后实施，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全面实施，国有金融企业股份制改革稳步推进，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制度全面实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方案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于近期正式对外发布等。这些改革措施对提振市场信心和扩大内需发挥了积极作用。　　从国务院常务会议的有关部署看，今年重点推进的十项改革任务十分繁重。在应对危机中不断深化改革，我们要把立足当前与着眼长远结合起来，既要应对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又要抓住时机，消除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和影响长远发展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要把加强宏观调控与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结合起来，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提高宏观调控水平，增强经济发展的内在活力；要把整体部署与局部试点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各方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全社会共同推进改革的新局面；要把应对挑战与把握机遇结合起来，统筹出台改革措施的时机、力度和节奏。　　改革任务既定，关键在于落实。各地各部门要结合实际，明确各项改革任务的具体要求和实施步骤，统筹兼顾，相互配合，形成合力，让改革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不断释放促进科学发展的充沛动力，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全文]
汤劲松：常规渠道畅通何须穿着马甲投诉

来源：中国青年报2009-04-30 10:01

　　近日，河南焦作市政府办公室发布了《关于网上社情民意收集处理工作的意见》，要求政府各有关部门规范并完善网上社情民意处理程序，形成政府对网上民意直接的回应机制；并且政府会安排工作人员每天都上网看帖，高度重视网民的帖子。（《大河网》4月29日）　　这种被戏称为“看帖回帖”的举措，并不是焦作市的首创。早在2006年,安徽省巢湖市就有14家单位因为没有及时回复网民的发帖咨询被通报批评。今年3月，湖南湘潭县也规定，政府机关单位看帖不回将追究责任。如果再回顾一下前不久发生在河南灵宝的轰动全国的“王帅帖案”，加上日前或因此而起的河南省委、省政府为“高度重视网络舆情”召开专门会议，高层领导还作出批示的背景，不难发现，注重网民意见已成为听取民意的一种重要方式。　　看一份数据。中国青年报社的一份报网联合调查数据显示：3259名网民参加了有效举报方式排序的投票，最后的排序依次为：网络曝光（35.8％）、传统媒体曝光（31.3％）、向纪委举报（17.2％）、向检察院举报（11.4％）、向上级政府机关举报（3．3％）、向公安部门举报（0．5％）。或许，这就是我们的政府为何如此重视网络民意的原因。　　虽然，老百姓上网发帖的目的并不只是举报，但网络已成为社情民意表达的重要渠道。在地方政府重视网络民意的同时，现实中民意表达渠道的拥堵却让人不得不察。关于这一点，广州市长最近的一次怒斥或许可以作为例证：有一群众对噪声扰民投诉了38次却得不到解决的事例，“实在太离谱了！”其他更多的例子，也不时出现于报端。　　重视“看帖回帖”，固然是好事，关注比不关注的好。不过，从调查所表现出来的“信任度”的排行，我们看到了一个有些令人沮丧的事实：正如人们不信任向职能部门举报这个途径一样，公众也不信任社情民意的常规表达渠道。　　公众之所以有意见需要表达，一般情况下，说明他们在生活中出现了个人力量实在无法解决的问题，也包括受到不公对待的委屈，其权利没有得到保障，不得已才去举报和投诉。但常规表达渠道的不畅通甚至完全堵塞，不但使意见得不到表达，委屈得不到疏解，甚至会给自己带来更严重的伤害，于是，他们选择了非常规渠道。　　非常规渠道就能彻底解决问题么？或许在河南焦作、安徽巢湖、湖南湘潭或其他重视非常规渠道的地方，在“领导重视”的时间内，矛盾能得到一定程度上的缓解。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这个非常规渠道，只不过是对常规渠道的补充，甚至只是一种技术上的完善，而不是根本性的工作方式。如果过分强调对网络社情民意的重视，而忽略了对常规渠道的固本清源，正如大把吃维生素片，却从不吃蔬菜一样，只会给人“舍本逐末”的滑稽感。　　所以，应该先从解决公众不信任常规表达渠道这个问题入手。把常规渠道疏通，社情民意能正常表达，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人，在网络上披着战战兢兢的马甲了，政府自然也无需增设专门机构来应对了。毕竟，人和人面对面的交流，比人和机器之间的交流，要通畅得多，也温情得多。 [全文]
杨涛：铁路部门缘何又演“古装戏”

来源：新闻晨报2009-04-30 09:59

　　要求铁道部公开两万亿建设资金详情及动车票价定价依据一个月后，4月28日，律师董正伟接到了铁道部的回函。铁道部答复，动车组列车属于高等级软座快速列车。按照2001年国家计委《关于公布价格听证目录的通知》，动车组列车车票定价不在听证范围内。（《新京报》4月29日）　　看来，铁路部门又在演“古装戏”了——2007年，18岁的山东临沂人王珊珊不幸被火车碾断双腿后要求赔偿，但是，铁路部门却搬出铁道部1979年出台的《火车与其他车辆碰撞和铁路路外人员伤亡事故处理暂行规定》，称只能一次性补助150元，鉴于物价上涨因素，愿加一倍补助王珊珊300元。此事曝光后，引起舆论普遍质疑。不料，这次铁道部又拿鸡毛当令箭，翻出老黄历来对付公民要求听证的权利。　　不错，国家计委《关于公布价格听证目录的通知》中是这么说：纳入国家计委价格听证目录的包括铁路旅客运输基准票价率，但是软席除外。而动车组列车属于高等级软座快速列车，看来是不需要听证。但是，请诸位注意，国家计委这个《通知》是2001年颁布的，那时“动车组列车”连个影子都还没看见。也就是说，国家计委出台的这个听证目录是针对普通的列车，这种列车有普通坐席、软坐、硬卧、软卧之别，那么，需要进行票价听证的是普通坐席、硬卧，软席不用听证。但是，现在的“动车组列车”完全颠覆了普通列车的概念，它不但速度特别快，而且坐位根本就没有普通坐席、软坐、硬卧、软卧的区别，全部是软席。所以，适用于普通列车的听证目录，根本就不适用于动车这一新生事物。　　再者，国家计委这个《通知》只是说“铁路旅客运输基准票价率（软席除外）”必须强制听证，但并没有认定软席不能听证。换句话说，即使动车组列车属于《通知》中的“软席”概念，也只是可以不听证，但也可以听证。从目前的形势发展和民众的迫切需要来看，动车组列车票价理应属于需要听证的范畴。《价格法》就规定，“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重要的公用事业价格、重要的公益性服务价格”，应当听证。2008年10月国家发改委颁布的《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再次重申：“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和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实行定价听证。”铁路部门的垄断性质是没有疑问的，而包括动车组在内的列车提供的服务也都属于公益性事业，因此，动车组列车的票价理应听证。　　从另一方面看，动车票价在实际的定价中也确实存在偏高的问题。以今年1月杭州站某车次票价为例，D310（杭州-北京）的卧铺下铺票价820元、上铺730元、软座353元，这个定价高出大众心理价位。一位杭州市民说：“同样是夕发朝至，和Z字头列车相比，动车只节省了一两个小时，票价却大幅上升了约两百元，这让很多人都难以接受。”在这种情形下，铁路部门还拿出2001年国家计委的《通知》来敷衍民众，是否有点说不过去？ [全文]
薛涌：“三轮车夫博士”凸显导师自主权

来源：新闻晨报2009-04-30 09:57

　　复旦大学将接收一个只有高中学历的三轮车夫蔡伟来当博士，引起媒体一阵兴奋。此事当然有很多角度可以评说，不过在我看来，重点应放在导师的自主权上。　　几年前我在还没有拿到博士时就取得教职，不得不边工作边写博士论文。一次向系主任叫苦：“早知如此，不如去开出租！”系主任把手搭在我肩上，语重心长地说：“你要知道，波士顿的大部分出租司机都有博士学位。” 　　此话当然是个玩笑。不过，看看那些在大学代课的临时教授，有的人过得还真不如出租司机好。这也是美国社会对学术的态度：喜欢学术就去干，社会给你机会，但也不欠你太多。我们自然不必对学问家们敬若神明。三轮车夫读博士不值得大惊小怪，读完博士再去蹬三轮也未尝不可。　　蔡伟读博士的真正意义，我看还是在教授招研究生的自主权。几年前有个“怀德门”事件：一位叫甘怀德的考生考北大研究生，考试成绩第一，面试后导师不要，引起媒体的口诛笔伐，甚至有拿出“美国规矩”来说理的。我当时插了一句：此事孰是孰非我无法评论，但一定要讲“美国规矩“的话，“美国规矩”里教授自主权非常大。你断无因为考试成绩好就逼着老师收学生的道理。我自己就是因为课上表现比较好，在没有托福和GRE考试成绩的情况下就被录取了。记得当时方舟子先生讽刺我“撞了狗屎运”。事实上，我讲的不过是美国博士教育的一个现实。　　蔡伟则是又一个例子。他的导师为古文字学泰斗裘锡圭先生。裘先生为学之严也是名声在外的，他和蔡伟已经交往有年，并称蔡伟在许多具体的学术问题上对自己有启发，还举出若干例子来。你要在古文字学上能对裘先生有启发，这就足以当博士了。但是，因为有一套考试的规矩，裘先生竟一直不能收蔡伟为弟子，直至听说他当了三轮车夫、有中断学业的危险时，破格录取方成现实。可见，以裘锡圭先生这样的盛名，也难以免除学校里规矩的束缚。　　美国的大学则对教授信任得多。教授看中的学生，很少有录取不了的。这也是教育规律所决定的。教授同本科生的关系与同博士生的关系非常不一样。本科生是大规模教学为主，教授和学生经常个人之间不认识，博士生的教育则是手把手式的，即使是现在，也如同中世纪作坊中的师徒制一样。师生之间必须彼此信任了解才行。博士的录取，几乎全是教授亲自选拔拍板。而在目前的中国，博士生也经常是考试制，和高考大同小异。这当然让不少博士导师叫苦不迭了。　　当然，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导师权力太大、不受录取规则的束缚，几乎肯定会带来腐败。特别是如今博士多如牛毛，招生如果抛开考试等硬指标，腐败的机会就更大。这些问题，不是一两天能解决的。不过，我们在认识上，至少要理解博士教育中导师的角色是什么，为什么需要有些自主权。有了这样的认识，日后才能有良性的改革。具体到蔡伟一案，好在裘锡圭先生名声在外，大家眼睛都盯着。这也使他不得不为自己的选择和判断负责。由此我也想到，博士越少，带博士的导师越少，人们的关注点越集中，问责也容易。有这样的舆论监督，放开些自主权给教授大家也放心些。所以，削减博士培养规模，也许有助于教授选材时自主权的增长。 [全文]
刘洪波：保护未成年少女，我们没有资格旁观

来源：南方报业网 2009-04-30 09:55

　　未成年少女遭受性侵犯，或者未成年少女卖淫，这两种现象，任何一种都足以被称为一个社会的丑闻。　　越来越多的报道，显示对未成年少女实施性犯罪已经不是个别，而是新的色情风尚。通过各种手段将未成年少女纳入卖淫网络，则成为未成年少女不断扩大受害的渠道。　　仅仅贵州习水嫖宿幼女案被报道以来，我已经读到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的类似报道。浙江临海市摧毁一卖淫窝点，市人大代表王宗兴、市气象局副局长池全胜涉嫌嫖幼。浙江丽水碧湖中学十余名女生被强奸，实施强奸者涉及商人、村干部和公务人员。福建厦门人罗某嫖宿多名女初中学生被逮捕。广东雷州市政协委员、小学教师戴澈涉嫌强奸班上学生，当地还刚刚审结一起小学校长强奸12名女学生的案件。　　在这些案件中，施害者有教师、校长，有商人、官员。学校与社会，都可能成为未成年少女的猎场；权力与金钱，都在参与对未成年少女的猎捕。至于受害者，则分布于中小学校，其中既有被逼就范，也有“主动投入”，有的还成为犯罪的参加者，从中既可以看到灵肉的摧残，也可以看到精神的诱拐。　　至今为止，色情业仍然是一个违法领域。而“小姐”的称号早已臭了街；卖淫嫖娼一直被列为打击的对象，社会的色情趣味却发展到了奸幼的水平，“坐台”、“出台”的术语已经成了社会化的口语，它甚至出现在未成年少女的词汇表中。　　到过很多座城市，夜空差不多都飘荡着暧昧和声色的味道，从街边小店到豪华会所，都不乏满足肉体与感官的场所。以色生存，既是一部分女子的生存状态，也是部分女子在社会中的上升通道，妓女、二奶或者“情妇”，就在我们的周围。社会实际上已经规训了女性，以色示人不再是耻辱而被描述为女性的本质。性与情、肉与灵的分离基本完成，性欲满足变成一种即景活动。这一点既得到学理证明，也已经完成了科普过程。而生活的贫困，或者幸福生活的向往，则成为催促她们中的一部分人迅速上道的隐形鞭子。化妆品、整形术、透视装也好，职业与收入等级　　也好，影视作品和嫁入豪门的报道也好，在在所见，不过醒目地或者暗示性地安排了女性的位置。女性的相对物不是男性，而是男人，人的基本意思是一个男子，而女子的首要意义在于展现“性”。　　这是一个隐喻，也是一个现实的结构。隐喻使你不知不觉地接受了一些道理，并且内化为自我的信则，使这些道理显得天然合理，例如关于男人与女性的设喻。而现实的结构是一种命令，它让你呆在一个位置上，按照这个位置的要求去行事。你可以接受自己是以色示人，这是隐喻产生的心理效应；你在生存或者幸福的框架之内会以色侍人，这是结构规定的一种结果。这样，事情就变得水到渠成。　　而现在可以看到的是，当“以色示人”和“以色侍人”的安排生效之后，那些已在安排之中的人不再稀缺，以嫖客的眼光来说，那是肮脏的，他们需要“干净”，“学生妹比卖淫女干净”，于是未成年人、中小学生变成了他们的猎物。这是色情的新时尚、新趣味。　　肉欲主义的时尚和趣味，扯下靠隐喻来说服、以结构作规定的温和路线，直接进入到犯罪领域，它也会对未成年少女进行精神的诱拐，但更主要的还是对其肉体和意志进行直接的强暴。猎取“干净肉体”以魇肮脏成为一种新的色情时尚，未成年少女变成了成人的凌辱对象。　　无以复加的丑闻，无以复加的悲剧。“牺牲一代妇女”是无耻的，但将未成年少女纳入色情轨道的趣味更加无耻，无耻到禽兽一级的水平。这种人伦之外的丑恶，将未成年人当作“干净肉体”来围猎的恶行，哪个社会能够容忍？　　要么冷酷得像一只禽兽，要么去保护未成年人，我们无处中立，也没有资格旁观。 [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