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评论_评论_新民网_为民分忧 与民同乐

　　在变幻莫测的国际金融形势下，全球对人民币的进退格外敏感。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2月保持了相对稳定，而人民币有效汇率指数则上升较快，名义有效汇率由112.49上升到115.38，增长了2.56%；实际有效汇率由110.3上升到117.78，增长了6.78%，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币值上升速度较快，人民币币值坚挺。 　　笔者认为，人民币币值保持稳定是国家汇率政策的一种战略，我们要抓住机遇，逐步提升人民币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的地位，充分发挥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计价、支付和贮藏功能，人民币的崛起必然是在人民币币值坚挺的过程中走向世界的。 　　人民币有效汇率升值较快，说明人民币对BIS确定的有效汇率一篮子货币中大多数货币都升值了，对中国的出口必然会产生不利影响。那人民币是否需要对美元贬值呢？笔者不赞成通过人民币贬值的方式刺激出口。目前人民币贬值未必能够有效促进出口，人民币贬值主要是提高出口商的价格竞争力，出口商能够利用人民币贬值的优势，压低价格扩大出口，但是由于我国出口的不是具有垄断地位的高新技术产品，而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一些机电产品等，国际市场上产品的议价能力较弱，往往是人民币贬值，国外进口商把价格压得更低，所以贬值并不能起到扩大出口或增加出口企业收入的作用。因此，在目前的金融形势下，世界总需求下降，通过价格竞争刺激出口的效果较弱，同时也不利于我国产业政策的调整。当前扩大内需应该是应对外需下降的主要措施，而不是通过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产品价格的竞争去增加出口。 　　不容否认，人民币汇率坚挺，有利也有弊。有效汇率指数上升，虽然对出口有不利影响，但是人民币坚挺，有利于实施人民币走出去的战略。 　　人民币汇率稳定有利于树立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虽然我国人民币还不可以完全自由兑换，但是人民币在周边国家的影响却越来越大，和我们相邻的一些国家的边境贸易很多都是使用人民币来计价和结算，人民币的使用范围在不断增加。人民币币值稳定，周边国家对人民币的信心更足。我们知道，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下，美元国际地位的迅速崛起也是如此。美元和黄金挂钩制度维系了美元币值的稳定和坚挺，美元相当于纸黄金，确定了市场对美元的信心，其他国家都愿意持有美元，使用美元，从而逐步确定了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因此一种货币的崛起是和币值的坚挺相联系的。因为货币币值稳定，市场参与者都愿意持有该国货币，市场对该货币也会有信心，如果该货币币值持续下降，投资者都会抛出该国货币的金融资产。 　　人民币汇率稳定有利于发挥货币的计价、支付和贮藏功能，有利于推动以人民币计价的贸易和投资往来，有利于人民币向区域货币迈进。实际上，人民币的国际互换和人民币国际结算，都需要人民币汇率稳定或坚挺为基础，疲软的货币投资者是不愿意持有的。目前与我国实施货币互换的国家增多，这说明人民币的地位在不断提升，更多的国家愿意持有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危机形势恶化的情况下，中国和多个国家进行了货币互换，既有利于这些国家金融市场和汇率的稳定，又有利于实现人民币走出去战略，促进国家之间贸易、投资的便利和国家经济政策之间的协调。此外，我国还积极开展人民币国际结算的试点工作，发挥人民币区域化计价、支付和贮藏功能。由于人民币币值一直坚挺，在中国和其他一些周边国家之间的贸易结算中，选用人民币计价将会越来越普遍。 　　人民币保持稳定，也体现了中国政府维持金融市场稳定的信心和决心。通常一国货币发挥国际货币的功能，政府不宜采取相机抉择的政策促使该国货币贬值，政府信用是货币信用的一个重要保证。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维持了人民币币值的稳定也必然会提升人民币的国际信用，也有利于提升中国政府的国际信誉，我国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刚刚开始，维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必将有利于提升市场对人民币信用和政府信誉的信心。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系副教授） [全文]

　　作者认为，要避免上世纪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出现的W型增长态势，推动经济在此轮危机中实现V型增长，需要新的增长点。比如，垄断行业向民营企业开放，新能源的开发和应用，电动汽车的研发和生产等。投资的重点也应集中在技术进步、制度进步、创造就业、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等方面。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加大政府投入。我们分析，加大政府投入除了更大力度刺激今年的经济增长之外，更重要的是激活经济，产生良性循环，避免我国经济出现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亚洲金融危机时W型增长的态势，促进经济较快走出危机，并能持续实现V型增长。如何激活经济，避免W型的经济态势？如何实现V型增长？这应该是我们最重要的焦点问题。 　　如何避免W型态势 　　1997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我国经济明显下滑，我国出台大规模的政府拯救计划。期间，1998－1999年经济明显下滑，2000年经济增长得到改善。但是2001年，经济再次下滑，出现所谓W型的经济态势。 　　这一次面对的是全球危机，与1997年的区域型危机相比，外部形势更严峻。我们拯救计划规模空前，今年志在“保八”。但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经济刺激政策对今年增长的支持，更重要的是有下一步稳定增长的考虑，否则已经增长的态势也会出现翻转。下面的问题值得注意。 　　首先，政府4万亿元资金不能与民争利，否则就会排斥民间投资。虽然政府投资规模史无前例，但是从投资的角度看，稳定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投资有效需求需要超过2008年17万亿元。如果不能够充分调动民间投资意愿，4万亿政府投资，加上银行今年新增贷款额度突破性增长到5万亿元甚至6万亿元，仍然与增长目标有距离，因此除政府投资之外,中国必须大力激活民间投资。 　　其次，产业振兴计划需要新的增长元素。十大振兴行业特别是其中的传统行业，大部分都有产能过剩问题。产业振兴计划提到产业结构调整，虽然这非常重要，将使行业发展更符合市场发展的规律，但是从规模的角度看可能需要减少投资，而不是增加投资。所以要保持增长，产业的振兴一定依靠新的增长元素——技术进步。目前产业振兴计划加大投入、推动当前经济增长的“治标”动作还是比较明显的，真正能够稳定出现的增长信号并持续增长的各行业的技术进步的新元素还需要进一步强化。 　　第三，关注银行在1个月内破纪录地放贷1.62万亿元所隐含的风险。短期发放大规模的信贷，政策性项目贷款的可能性很大。配套项目信贷的风险、收益的评估是否审慎和严格值得注意。如果坏账增加，将会影响银行系统的健康运行，而金融系统的正常运行与否对整体经济的稳定运行增长至关重要。 　　第四，避免重投资轻消费的倾向。从某种意义上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W型态势的出现，主要原因是经济拯救计划以投资为主要动力，不是以拉动最终消费为主要动力。虽然基础设施一次性投资较大，可迅速创造当期有效需求，但是基础设施建设传导到最终消费并创造出有效的消费需求需要几年时间。结果是，大规模投资确实可以恢复当期的增长，但是并没带来良性的循环增长，使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经济态势出现了“下滑—刺激—恢复—下滑，不得不再刺激—再恢复”的W型增长态势。 　　另外，政府拯救计划是否能创造足够的就业是另一特别重要的问题。凯恩斯主义拯救大萧条的核心是创造就业。挖沟填沟虽然是无效劳动，但是可以通过发放工资，刺激最终消费，激活有效投资需求和生产消费的循环。在奥巴马的拯救经济计划中，创造就业是重中之重。政府和相关配套的投入是否创造就业是经济呈W型还是V型的关键。 　　怎样推动V型增长 　　中国经济要实现稳定的V型增长，必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国经济出现第二轮下滑后，就是因为找到汽车、住房等新的经济增长点，经济才再次走出低谷。我们认为，本次经济刺激计划可以有以下新的增长点。 　　新增长点之一，垄断行业向民营企业开放。首先，垄断行业为了保持垄断利润，产量一般低于均衡需求。更多企业的进入，不会带来产能过剩问题，只会加强竞争，推动行业本身的发展。其次，有利于民营经济大发展。经济中的垄断企业基本上是国有企业，行业开放是对民营经济开放。只有激活大规模的民间投资，经济增长才会出现良性循环。金融、电信、能源等行业的开放，可以直接成为新的增长点。 　　新增长点之二，新能源的开发和应用。投资新能源与其他投资一样，也会立即反应在当期的有效投资需求上，但是新能源的投资带来的乘数效应要大得多。同时，加大新能源的应用，比如太阳能的民用化大规模推广，也可获得一“投”多益的效果。 　　新增长点之三，电动汽车的研发和生产。加大这方面的投入是真正振兴汽车行业之道。电动汽车的发展，还能推动中国汽车行业后发先至地站上世界汽车行业的制高点。 　　新增长点之四，大规模完善和建设保障体系。对保障体系建设的投入，也会立即形成当期的投资有效需求。因为安全感不断改善的预期加强，会部分在有效消费需求增长上逐渐显现。 　　新增长点之五，大力发展与家电下乡相关的服务业。家电下乡不仅增加了家电需求，也创造了一系列服务需求。比如，家电修理，运输和物流，稳定供电，输电电网改善等。提供和满足这些服务，一方面可拓展我国服务业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为部分返乡农民工创造就业和创业机会。 　　新增长点之六，全民健身。美国体育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2.4％，而中国只有0.3％。体育设施的投入可直接支持经济增长。同时，相关消费需求持续增长有利于经济成长。 　　新增长点之七,产能过剩行业的振兴,注意向产业的两端扩展，向原材料和上游产品生产和直接开拓市场的销售方式的两端去拓展，而不是产品制造和装配部分的扩展。 　　我们认为，只要在技术进步和制度进步方面不断地突破，只要在创造就业、推动服务业发展，在产业结构升级和调整方面做更多的文章，应该还有许多可以激活经济、实现稳定的V型增长的新增长点，从而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实现复苏，走出危机。 [全文]

　　在股市中，真是没有什么事不可能发生的。最近美国的花旗银行股价大涨，在短短几天中翻江倒海的力量将股价炒高60％以上，因此带动道琼斯指数强劲反弹。但是，对这样的奇迹别高兴得太早。因为一年前花旗股价曾达到57美元，而今年3月6日跌到了0.97美元。就在花旗差点成为“仙股”之时，绝地反弹了60％，即便现在站在1.60美元左右的位置，眺望那57美元的高峰，那似乎是地狱与天堂的差距。 　　不知不觉之中，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这些原本拿到世界上总感觉比别人矮半截的国有商业银行，现在已经成为世界银行业的老大了。花旗这个原本世界上最大的商业银行，现在的总市值比最高时缩水了95％，折合成人民币只有376亿元，比A股中的小盘银行股如南京银行、宁波银行略大点。与此同时，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中国银行业随着股份制改革和大小非解禁正在成为真正市场化的商业银行，而原本市场化的美国银行业走国有化道路也许是其得以生存的唯一出路。 　　金融机构如此，实体经济亦然。美国通用汽车最近的股价跌到了1美元多一点，这是什么概念？跌到了1933年的股价水平。1933年时，介于一战与二战之间的空当，当时的通用与现在这个全球汽车业霸主根本不能同日而语。股价能跌到这份上就说明，这个股市乃至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发生的，只不过人们没想到而已。 　　1896年5月26日，道琼斯指数从40.94点起步，走了100多年才越上10000点。而从14198点高位跌到如今的7000点左右，已经腰斩，这个过程只用了一年半时间。美国的危机除了老百姓透支消费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老百姓的养老金完全是商业运作的，而股市的危机将使这些养老金灰飞湮灭。有评论称美国股市已经成为美国中产阶级的“万人坑”，此言一点不为过。现在，年收入5万美元以上的中产阶级家庭是美股持有者的主体，全美拥有股票账户的人超过8000万，拥有各种股票的家庭占比约为60％。数以千万计的美国人，把养老金存放在美国股市中。这些人不是富人，他们的积蓄并不多，接下来面临的是养老金泡汤，同时收入减少无法供楼，断供后一清盘一个个都成了“负产阶级”，这样的双重夹击正在将美国一步步拖向深渊。 　　相比之下，我国老百姓还是比较幸运的。尽管现在同样面临许多问题，但至少我们老百姓信奉“有多少能力办多少事”原则，老百姓的资产基本上是正资产，不寅吃卯粮。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从这场前所未见的危机中吸取教训，在投资理财上努力做到如下几点：一是将自己的负债降到最低程度，个人和家庭最好做到没有负债；二是个人的净资产要始终处于正值状态。净资产是指总资产减去负债。如果有负债，总资产大于负债就会有处于正值的净资产。像美国式负债的生活和消费方式，现在就由于这个原因而面临极大的生存危机；三是现在全球出现通货紧缩，CPI和PPI指标出现负值是全球性的问题，在这种经济背景中，也许会买啥套啥，守住现金是最好的办法；四是对经济恶化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今年经济恶化程度可能超出人们的想象，救市措施也同样超出人们的预料。在这种背景中股市震荡幅度加大在所难免，但这种机会只属于敢于“冲浪”的博弈者。 [全文]

　　在两会上，全国工商联提出，房价这样高，国内居民购买不起，最大的原因是地方政府收取的土地出让金过高以及收取的房地产相关税费过高，从而导致了过高的房价。因此，政府不调整房地产过高的土地出让金及相应税费，房地产市场的价格要跌下来是不可能的。该提案一上会讨论，立即引起大会及各媒体广泛的注意。有人认为，这是2004年房地产泡沫争论的继续。 　　我们房地产的税费过高，是不争的事实。房地产税费收取过高要调整也是必然。但由于房地产刚发展10年，房地产税制方面存在不少问题需要改进。 　　认为房价是由于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过高而导致房价过高，本文是不敢苟同的。其实，对于房价过高的问题，尽管原因很复杂，但无论从经济学的学理上来看，还是从日常生活经验来看，谁都知道主要原因何在，也知道住房的价格到底是如何决定的。 　　从经济学的理论来看，房价并不是由土地的价格决定，而土地的价格是由房价来决定的。特别是在中国，这种情况更是明显。因为，在土地交易没有市场化之前，土地的交易往往是在台下进行，其土地如何定价，定价多少完全是非市场的因素。试想，在这种情况下，其收益率是无法用经济学理论来计算的，因此，以这种方法转让交易出去的土地往往会与市场的价格相差很远，从中非市场化因素过大。 　　至于土地交易市场化之后，在土地拍卖过程中，土地的价格到底是多少，就在于房地产开发商对所拍卖之土地建筑住房价格的预期。 　　如果房地产开发商预期到该土地建筑住房某种格有市场，房地产开发商就会根据这种预期对拍卖土地出价。如果土地出价的成本远远超过土地开发后住房收益的预期，那么房地产开发商是不会出价拍卖该土地的。 　　但是，房地产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房地产开发商对建筑住房价格的预期只能建立在购买土地当时的分析上，一旦市场变化，市场实际的情况可能与预期价格相差很远，从而显示出土地成本过高的压力或风险。这是房地产开发商必须承担的风险。而不能够因为市场的变化所产生的风险说是土地交易价格过高。因为，房地产处于上升期，房地产高收益是十分明显的，但是当房地产处于下降的通道时，房价的调整可能使得土地出让金在总成本比重上升，自然会显示出土地出让金的负担沉重的问题。而这些风险是房地产开发商要承担的东西。因此，土地价格是由房价来决定的，而不是相反。反之，如果住房价格是由土地成本来决定，那么早几年中国住房是由成本来定价，中国房价能够快速飚升吗？   [全文]

　　近日，财政部发布《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管理办法》，规定无论通过协议还是大宗交易方式，对外转让上市金融企业国有股份和金融企业对外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份都必须遵照市价执行。 　　财政部此举有两重含义：一是规范大小非减持，以免因为大小非估值过低压低市场价格；二是大型国有金融机构境外投资者陆续退出，数百家城商行忙引资之际，加强对国有金融机构股权的管理，以避免贱卖套利现象再次发生。 　　无论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大小非是A股市场的定时炸弹，对此各方心知肚明，难就难在如何拆除这个定时炸弹。通过股改，大小非获得了流通的法律权利，管理层如果限制解禁有违法之嫌。 　　现在，政府不从限制解禁着手，而是换了手法，从解禁价格着手解决问题。《办法》明确实行“审批制”，转让总股本5%的，需要财政部门批准。如果采取大宗交易方式，股份转让价格不得低于该上市公司股票当天交易的加权平均价格；如果按照协议转让的，则转让价格应当按照上市公司股份转让信息公告日前30个交易日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均价，或者前1个交易日加权平均价格孰高的原则确定。让我们回想一下证监会有关融资融券的规定，可以融券，但规定价格，实际上还是不给你做空的空间。现在，财政部也来了这一手，你可以解禁，但对不起，价格得向二级市场靠拢，这样不顾一切低价减持破坏二级市场估值体系也就不可能了。 　　不过，既然大小非成本如此之低就是不公平之极，现在通过大宗交易平台过桥减持又衍生出庞大的利益链条，大宗交易成交价格频繁出现以跌停价、涨停价成交，套利轻松简单，直接利用股市“暖春”剥夺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破坏了市场正常的交易价格机制。如今，财政部的新规，相信能够获得多数二级市场投资者的拥护。 　　此举还可以约束令投资者更加惶恐不安的大小限。虽然投资者希望通过新股发行机制的改革，破解一级市场的圈钱困局，加大市场的流通量，但考虑到资本市场还要为国企改革做贡献，国有控股部分不会减少，我们不能对新股发行机制的市场化抱太大的幻想。 　　目前新股发行的战略决策只能是，新股发行流通量不增加，能够约束流通价格，使市场价格落入相关部门掌握，最终通过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吸引巨量资金承接巨大的非流通股，实现收益最大化和全流通市场，并且，还能确保控股大权不旁落。在此过程中，我们会看到针对资本市场的走势，政府出台一项项的政策，保持稳定。 　　财政部的转让新规还堵塞了以引进战略投资者和财务投资者为名，按照净资产估值，向境外资金贱价出售金融股权的弊端。从去年开始，国外大型金融机构纷纷抛售限售的中资金融股，到目前为止，不仅中行、建行等悉数遭到抛售，连民生银行也被淡马锡抛弃。 　　政府毅然决然，斩断了这一利益输送链条。目前，上百家城商行正忙于重走国有控股大型金融机构的老路，引入外资，将原先的坏账一笔勾销，通过重组上市在境内市场高价发行。政府叫停，证明以前这条路吃了大大的哑巴亏。而中国金融机构的最大控股公司——汇金公司即便想减持，也必须在财政部的监管范围之内。 　　有人认为，财政部此举是为了维持控股权。此论不确。只要守住银监会外资单一入股20%的比例上限，中资金融机构的控制权就不会旁落，广发行、深发展等不过是改革的试验田，是特例。笔者认为，正因为控股权在握，而仍然让外资拱手获得了最大的收益，核心技术引进又是画饼，有关部门才下定决心，改变为引资而不顾价格高低的做法。这也算是一大进步吧。 [全文]

　　温总理在欧洲之行的演讲中提到，中国有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我们可以动用外汇储备刺激经济。但是总理也说到，外汇储备只能用在国外。那么，只能用在国外的外汇储备如何刺激中国的经济增长呢？ 　　总理的话是对的，“只能”用在国外的外汇储备也是可以支持中国经济的发展的。 　　首先，外汇储备表现为央行的“对外资产”，不表现为财政部的资产。外汇储备是中央银行通过发行人民币，从企业和个人手上，按照当时的汇率“买”回来的。外汇储备对内是央行的负债，对外是央行的资产。不能像4万亿那样，直接投放进入中国经济运行。 　　进入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要转身投放进入国内的经济运行，一定要再转换成人民币。 　　如果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再换成人民币进入经济运行，意味着二次兑换。假如汇率是1美元对7元人民币，第二次兑换以后，相当于1美元换出了14元人民币。二次兑换带来两个可能的结果：如果维持汇率不变，两个7元钱都要兑换1个美元，结果就会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一样，发生泰国的外汇储备几近告罄的货币危机。如果汇率变化，14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结果是人民币大幅贬值，导致严重通货膨胀。 　　事实上，多次换汇的思路等价于央行开放印钞机。外汇储备在央行的外汇资产负债表上显现的是“外汇资产”，外汇资产的购买力在国外，这是“外汇只能用在国外”的逻辑。 　　现在有建议把外汇发给老百姓，刺激老百姓的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这个做法是行不通的。例如，有人建议发1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给老百姓，如果老百姓换成人民币在国内消费，1万亿美元外汇又回到央行，相当于多发了等价于1万亿美元的人民币。如果老百姓把外汇拿到外国消费，首先没有直接刺激中国经济的作用，更糟糕的是，中国的外汇储备少了1万亿美元，但是央行已经是等价发放了2万亿美元的人民币。结果与上面一样，不是货币危机就是人民币贬值和通货膨胀。 　　有建议说政府到海外市场上去购买消费品，然后免费发给老百姓。首先，这一招与刺激国内经济无关，如果进口一般消费品，还可能打压国内市场。其次，这样一来，外汇储备也减少了1万亿美元，与上面的各种建议就“殊途同归”了。 　　曾经有观点认为，我们把外汇储备投资海外，这些钱又通过外国机构转投中国，为什么就不能我们自己直接投资中国？这种说法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地方。我们投资在海外，当外国人得到这1块钱的融资，再投中国的时候，中国的外汇储备又增加了1块钱，这与我们自己把1块钱的外汇储备兑换两次是完全不同的。 　　温总理提到外汇储备支持经济，是从中国经济实力的角度，是从中国存在调控空间的角度，表明中国政府应对金融危机恢复经济的信心，说明中国的经济应该没有到要靠印钞票的境地。所以，外汇储备支持中国经济应该是按照经济学常规运作的思路。 　　首先，较大规模的外汇储备起到稳定经济的作用。 　　中国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使中国具备较强的外债和其他正常外汇需求的支付能力。在当前危机时刻，对于稳定外国直接投资，防止资本大规模流出是非常重要的实力保证。 　　其次，较大的外汇储备可以通过推动进口增长来拉动国内的投资增长。比如企业向银行贷款，换成外汇，购买更多的国外技术和机械设备，形成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起到直接的拉动作用。如果能够进口一些环保和能源有效使用方面的技术和设备，不仅从投资的角度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有拉动作用，也是对全球关心的环境保护和气候变暖问题的积极回应。 　　中国增加进口，对于出口国的经济也是有利的。只要一些国家能够解除技术和产品的出口限制，可以对出口国和世界经济的复苏做更大的贡献。 　　外汇储备可能还有许多途径为经济增长做贡献，为国民谋福利，但是都必须是海外开“花”海内“香”的方式。否则，后果不是货币危机，就是通货膨胀。 　　(作者为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全文]

　　注定有一些民营航空公司熬不过这轮经济寒冬。近日，东星航空继奥凯之后再次遭遇停飞的待遇，更有六家国外债主联合逼宫意欲让东星进入破产程序。现在，东星航空签下国航的城下之盟似乎是最后的一条生路。 　　然而，东星航空的事情还不明了，四川的鹰联航空已经率先告别民营。据报道，在获得四川航空集团公司(下称川航)新的注资后，鹰联航空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提高到了3亿元。同时，川航在鹰联的占股比例也由原来的20%相应上升为绝对控股76%。这意味着曾为中国首家获批的民营航空公司的鹰联自此彻底去民营化了。 　　去年，奥凯航空停飞事件之时，笔者即在《上海商报》发表文章，认为奥凯停飞事件实质是替国内民营航空业拉开了兼并重组的大幕限制。现在，东星航空与鹰联航空发生的事情说明，这一出大戏正在进入高潮。 　　民营资本进入航空市场一直面临着三个瓶颈：一是政策瓶颈，弱小的民营航空公司不但得不到政策扶持，反而面临诸多政策上的“禁飞区”；二是资金瓶颈，由于国内金融体制的种种限制，民营航空与其他民营企业同样融资难；三是经营管理瓶颈，很多进入航空业的民营企业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导致管理混乱，发展方向不明。当大的经济形势一旦发生逆转，这三个瓶颈就成为制约国内民营航空生死的三副枷锁。这三幅枷锁中，有两副是不应有的体制性桎梏。 　　所以，东星航空与鹰联航空之所以走到如此地步，既是国际金融泡沫破灭的产物，更是中国的一个体制性悲剧。对民营航空公司来说，国内的融资渠道狭窄，往往逼迫其向国际金融机构融资或者海外上市。所以，东星航空从GE、苏格兰皇家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获得170亿元的贷款，并不令人意外。固然，东星航空有其自身问题，其并没有有效利用这些资金，而是大量投资于在非航空领域的项目。但是，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境外资金来源枯竭，却是民营航空业普遍面临的问题。东星航空上市计划搁浅，均瑶集团的境外私募计划也就此夭折。金融风暴实际上切断了国内民营航空的生命线。“外援”没有了，如果民营航空不能自救就只能在市场上消失。这使得均瑶集团对其参股的奥凯航空巨亏难以容忍。于是，均瑶集团一手操作了奥凯停飞事件，来争夺对奥凯航空的实际控制权，从而，上演了一场穷人之间的火拼。 　　在经济寒冬中，均瑶集团亦没有实力拯救参股的鹰联航空。鹰联航空去年年末就曾因为欠费被成都双流机场扫地出门。这使鹰联航空的经营更是雪上加霜。至于如何拯救鹰联航空，尽管此前曾有各控股股东同比例增资的方案，但是，最终变成了川航一家独大。鹰联航空告别民营虽然无奈，却实属最为现实的选择。我们看到，截至目前，民营航空已经既无实力抱团取暖，亦没有精力互相火拼。如果，自身资金链断裂，那么就只有倒闭或被国有航空吞并两条路可走。国内民营航空已经到了最为危机的关头。 　　民营航空如果大多告别了民营，无疑等于宣告国内航空业市场化改革失败。然而，在一个良好的市场制度环境下，破产或重归国有不应是中国民营航空最终的宿命。在中国三大国有航空公司动辄上百亿元的巨额亏损面前，仍然有吉祥航空和春秋航空在2008年实现了上千万元的盈利；在国家对三大航空公司动辄几十亿元的注资扶持面前，两家民营航空的倒闭与改旗易帜就显得非常的不公平。这是最为令人悲哀无语的事情。 　　此次，为应对金融危机，政府出台了大量措施。然而，只要根本的行业制度环境不能发生改变，民营航空公司即便享受到各项政策优惠，亦难以真正摆脱困境。因此，发生在民营航空公司身上的事情，更像是一个经济寒冬中关于民营经济的预言。有人认为金融风暴可以大浪淘沙，那些弱小而经营不善的民营公司理应退出市场。这是否意味着，要让纳税人掏钱来维持那些庞大的国有亏损机器继续运转？由此，我们看清了这样一个事实与真相，在一个不公平的市场环境中，民营企业既无法追求生的尊严，也没有资格享受死的平等。 　　(作者系北京资深传媒评论员) [全文]

　　为保证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平稳发展，而不至于产生严重后遗症，在总结实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加强规范和引导就是必要的。 　　就近期而言，无论是为了尽可能花掉危机之中存在贬值风险的美元，还是为了维持和扩大海外市场，确保海外资源和能源供给，或是为了从增值率较低的制造环节进入增值率较高的流通、品牌等环节，我们都需要发展海外直接投资。从长远来看，由于我国人口结构正快速老龄化，通过发展海外直接投资，分享人口结构相对年轻国家未来的经济增长红利，也是我国解决该问题不可缺少的方式之一。为了规范、发展海外直接投资，商务部已经正式颁布《境外投资管理办法》；但面对上汽投资双龙失败的教训，面对全球性经济危机仍然看不到结束曙光的形势，难免有公众担心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大跃进”会沦为烂账激增。 　　确实，任何发展都存在失败的可能，对外直接投资要面临一系列风险，包括在国内经营所不会遭遇的风险，如汇率风险、征收风险(平安投资富通损失争议实质上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企业在海外遭遇的最大征收风险案件)、管理层道德风险(如“于志安事件”那样借“海外投资”为名转移、侵吞资产)，对外直接投资如果过度增长以至挤压国内投资，还有可能对我国国内经济增长产生负面作用；为保证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平稳发展，而不至于产生严重后遗症，在总结实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加强规范和引导就是必要的。规范、引导的内容无非是建立监管基础(如登记和相应的统计工作)、降低风险(特别是降低政治性风险，因为商业性风险应当主要由企业自己应对)、提高效益三个方面，由于提高效益的大部分工作取决于企业自身而不是政府，此次颁布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的重心一方面放在简化海外投资审批程序，从而促进海外投资发展，另一方面放在了降低风险方面。 　　规范、引导的前提是登记和统计，而在此基础上根据不同潜在风险、特别是政治性风险开展分类监管，对风险较大的投资要求的审批级别也较高，正是新版《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的一大亮点。 　　从相关条款可以看到，在未建交国家的境外投资、在安全风险高的特定国家(或地区)的境外投资、中方投资额较高的境外投资、涉及多国利益的境外投资、能源矿产类境外投资、需在国内招商的境外投资等几类海外投资被列入额外监管对象，这自有其道理。以能源矿产类境外投资为例，这类投资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所占比重较高，而且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名列前茅的大项目大多数集中在这一领域，但即使不考虑近年国内某些企业海外资源投资案颇有浑水摸鱼、套取银行或股市投资者资金外逃之嫌，也需要看到，由于各种原因，该领域政治性风险较高，以至于在刚刚结束的这一轮初级产品牛市期间，许多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限制外资政策，大多数就是针对自然资源开发领域。 　　因此，公众大可相信《境外投资管理办法》有助从源头降低风险。至于商业性风险，那应该由企业自己把握，反正任何一家企业都没有无限的资产可以随意抛洒，他们自己会把握风险的分寸，无需政府越俎代庖。 　　(梅新育，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 [全文]

　　在两会上，有代表提出议案，要求取消住房预售制度。在该议案看来，住房预售制度是一种特殊时期的产物。由于这种制度的时代性及没有修改与完善，因此目前这种住房预售制度不仅对房地产市场发展不能够起到正向的作用，反之成了房地产金融风险聚积的根源。因此，为了保证中国金融体系的安全，政府要完全取消目前的住房预售制度。对此，我是十分赞成的。因为，目前中国的住房预售制度的弊病不仅如此，而且所导致的问题比议案所归纳出来的要多。 　　早在2005年，央行在其《中国房地产金融报告》中就提出，当时中国的住房预售制度是一种不合理、不健全、不完善的制度，是一种导致房地产金融风险的制度，因此，该报告建议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要重新审查该制度并在适当的时候取消它。但是，该建议一提出就受到房地产开发商及相关政府职能部门激烈的反对。央行的一个建议，为什么会引发激烈反对取消该制度呢？从中所透视出来的问题，可能比取消住房预售制度更为严重。 　　中国的住房预售制度完全是一种单边的风险承担机制。它与发达市场体系下的住房预售制度有很大差别。因为，作为任何一种制度设计与安排都是当事人风险与利益共同承担的。但是，中国的住房预售制度安排更多的是考虑房地产开发商的利益、防范的是房地产开发商的风险，而更少考虑购买住房居民及商业银行的风险，从而使得这种制度安排的金融风险或是让住房购买者来承担或是由商业银行来承担。比如，中国住房预售制度可以让所有的房地产开发商都可以进入住房预售，但在其他国家都是有严格的市场准入的，只能让一些合格的房地产企业进入；比如住房预售款收留，在其他国家预售款都是由第三方来保管，而中国则全部归结到房地产开发商的账上；对于住房交收，在其他国家都得有严格的第三方来验收，但中国则是房地产开发商与业主的交接等。正因为这种住房预售制度是一种单边风险承担机制，从而使得这种制度成了房地产开发商“空手套白狼”获取房地产市场暴利的重要工具。 　　还有，这种住房预售制度的问题还表现为它仅仅是根据1994年制定的《城市管理法》而设立的一种房地产金融政策。在当时，中国房地产市场还没有真正出现，制订法律者根本无法知道1998年后特别2008年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的情况。但是，就是这样一种带有明显计划经济烙印的制度安排，经过15年中国经济及房地产市场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竟然不修改，也不完善，央行提出要修改则遭遇到房地产开发商激烈的反对。从这些现象中我们也应该看到当前住房预售制度有多么不合理，对房地产开发商又是多么有利。 　　更为重要的是，住房预售制度作为一种购买者的预售安排，它在房价上升时期，这种制度不仅可以为房地产开发商“空手套白狼”创造条件，也可以为购买住房者提供一种可见的利益。但是，当房地产的价格开始进入下降的通道时，当前住房预售制度问题与弊端也开始全面显现出来了。从2008年发生的不少房地产事件可以看到，当一些楼盘由于市场变化准备降低价格，购买该楼盘的期房者就出来用暴力的方式进行反对，认为房地产开发商在欺诈他们，凭什么同样的房子卖出的价格会相差很大，凭什么他们还没有拿到房子，其房子的价值就全面下跌了。可以说，2008年不少地方房地产开发商与购房者冲突基本上都表现为期房的价格变化上。 　　更为严重的是，有上述购买期房者的经验，当住房的价格全面回归理性，或当房地产市场出现全面的周期性调整时，由于投资者是否进入房地产市场是由他对房价的预期决定的，当房地产的价格进入下降的通道时，而购买的期房价格是向下行的，因此，在住房预售制度下，投资者的住房需求为零，即没有投资者会进入这个市场；如果购买住房者是消费者，由于他们看到及预期购买的期房价格在向下行，因此，他们会想，如果现在进入购买期房，等他们拿到现房时，其住房价格早就下跌了。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销售萎缩也就会越来越严重。这就是目前大家所看到的情况。房地产市场为什么二手房市场交易开始好起来，而一手房市场销售萎缩越来越严重，就是与住房预售制度有关。 　　因此，在全国的房地产市场出现周期调整，住房预售制度成了房地产销售严重萎缩的重要根源时，该是取消中国的住房预售制度的时候了。(作者系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全文]

　　从汇源到东星，民企受到经济环境、审核、大资金等种种因素影响，生存空间越来越狭窄了。 　　2009年3月18日，商务部在其网站发布公告，否决了可口可乐对汇源果汁收购这一交易。这是自去年8月1日实施以来的反垄断法首个未获通过的案例。而以充分竞争的行业为突破口，会不会反而给国际竞争对手以打压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口实呢？ 　　举个例子，即便中国成为世界成衣制造厂，也不会激起欧美跨国企业的强烈反弹，因为定价权仍然在国外销售商手中。对于缺乏品牌的制造企业来说，销售与专利才是关键，恰恰在这两方面，中国企业落于人后。果汁行业同样如此，宗庆后之所以能在与达能的争夺战中屡占先机，主要不是因为政府的庇护，而是因为宗庆后掌握了国内的销售渠道，对于产品推广颇有心得。反观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也曾经试图在果汁与乳品业一展身手，最终难以如愿，可见在碳酸饮料行业获得龙头地位的，在其他细分的饮料行业未必能够重演。 　　要树立民族产业大旗，不是通过禁止无进入门槛的行业并购，而在于通过公平的规则把握关键市场。我国的大豆市场被国际企业攻陷，源于上游农户的小规模生产方式，以及在豆油的终端消费市场没有严格细分转基因油与天然油，没有给予两者完全不同的定价，任由国外在本土低价销售的转基因油攻陷中国的天然油市场，中国大豆几乎全军覆没。市场不细分，政府收储就是为国外企业买单。果然，在国内外差价的吸引下，国外进口大豆源源而入攻占了市场。 　　政府就是想保护国内生产商的利益，也得保护到位才行。 　　否决汇源并购案，损失最大的是汇源而不是可口可乐公司。去年9月宣布并购案对汇源有溢价，以179.2亿港元的价格将全部已发行股份出售给美国可口可乐公司旗下子公司，汇源集团董事长朱新礼，通过全资控股的汇源控股，坐收超过74亿港元的股份出让款，而法国达能集团同时退出汇源果汁，进账41亿港元。如果是为了抑制达能获得高溢价而停止并购案是得不偿失，朱新礼遭到最大的伤害，他不仅丧失了并购溢价，产业蓝图也化为泡影，他希望利用80亿的资金全面投入上游产业种植业，建立全国水果生产加工基地、建立下游罐装企业等愿望也无疾而终。 　　朱新礼的布局是正确的，他放弃了果汁生产，转而布局上下游产业链。在反垄断法出台后，笔者担心高压锅、方便面的垄断诉讼满天飞，而真正获取垄断暴利的重化工业、能源、信息技术等领域反而被轻轻放过，恐怕并非杞人忧天。 　　不仅汇源遭受重创，中国的民营航空也遭遇生死劫。在经济危机中，民营企业以各种方式退出阵地。 　　2008年年底，因股东关系导致奥凯航空停航，成为全国首家停航的民营航空公司，直到今年2月16日才全部恢复运营。2009年3月17日传出消息，四川航空集团公司为鹰联航空注资2亿元资金，持有鹰联航空76.2％的股份。鹰联航空成为了以国资为主，民营参股为辅的多元化投资的航空公司，成为全国第一个宣告退出民营航空公司阵营的航空公司。此前两天，国内另外一家民营航空公司——东星航空因债务问题，被民航局要求全面停航。东星航空断裂的资金链，武汉市政府急于建成航空枢纽的雄心，与中航集团整合市场的霸气，让东星航空走投无路。 　　中国航空市场的多元化之路告终，国退民进是大势所趋。也许有人会额手称庆，认为民资就不该进入资金与技术密集的航空市场，中国市场只有通过国企大重组、大并购才能做大做强。我只想提醒这些人，三大国有航空公司中的两大已经获得巨额注资，他们的亏损还没有止血，拖欠的机场费用等不比民营航空少，竞争力如纸老虎的大企业受到信任，就因为他们受到政府信用的托底。 　　民营企业是中国竞争效率增长与解决就业的关键，如果民营企业在融资、行业进入等领域继续遭受歧视，则中国绝大多数民营企业难以熬过经济紧缩的寒冬。到时候，只能让国企解决竞争力与国内的就业、城市化等问题了。他们解决得了吗？ [全文]

　　继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宣布2009年中国将发行2000亿元的地方政府债券后，3月17日，财政部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就本次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迄今为止最详细的披露。 　　从财政部披露的信息基本可以判断，本次发行地方债券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弥补中央项目配套资金的需要，2000亿本身的规模也很小，分配到各省基本就是撒胡椒面。另外，因为是配套项目的资金，且分配的基本原则是向中西部倾斜，这决定了债券分配并不完全按照财政的偿还能力设计。因此，即使从试点的角度解读，都很难对未来的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产生多大的示范效应。 　　但是，尽管中央政府显得小心翼翼，我们依然愿意将本次地方债券发行视为地方政府获得与其承担的公共事务相匹配的财权的破冰之举。中央这次试点，在风险控制上极为重视：在发行方式上采取中央政府“代发代还”的形式，并将发债的主体限定在省级政府和计划单列市。对于地方发债后募集的资金，将被限定用于中央财政投资地方项目的配套工程以及民生项目，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和建楼堂馆所。在监督机制上，对地方政府债券收支实行预算管理，纳入各地区人民政府预算，并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审批。财政部也制定了一系列制度文件，对债券的发行、使用、监督等工作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 　　这些谨慎的制度设计体现了中央对地方发债可能引发的风险的重视。不但在使用范围上仅限于中央配套投资计划的民生工程，更通过额度审批，代发代还等机制进行风险控制。在当下地方治理存在缺陷，地方官员因为政绩而极有可能不顾道德风险大量举债的情况下，这些通过中央政府行政监控的制度设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考虑到本次发行地方债券的特殊背景和项目的特殊用途，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本次地方债券发行的一系列制度设计具有极强的特殊性，对于未来真正放行地方债并无多大的普适价值和制度建设的意义。 　　站在公共选择的视角，我一直对通过放行地方发债，倒逼地方政治民主和善政具有很大的期待。因为，从市场化的选择而言，那些透明、善治且财力丰厚的地方政府发行的债券显然更容易得到民众的青睐，因此发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作为衡量地方政府治理水准和公共信用的一个透明指标，这无疑将彻底改变地方政府的思维和“基因”，使地方政府成为一个真正对当地民众负责、自觉维护和培育自身信用的公共机构。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在2009年试点的同时，与地方政府长期发债有关的制度化建设必须提上日程，研究地方政府发债的长效安全机制，并且尽可能跑在风险的前面，从规模控制、风险预警、债务预算、债务审批等各个方面建立制度化的基本框架体系。 　　特别是考虑到行政审批和配额制在我国实行中的重大弊端，我们建议，具体的风险机制设计一定要坚持市场化的方向，应该强化信息披露和公众的知情、参与决策的机制，尤其是要强化地方人大的长效监督机制。通过公开透明的设置，在风险评估、利率水平的决定和担保机制上都将监督权交给公众、媒体和地方人大。未来一定要坚决放弃审批、配额等给权力寻租留下空间的机制，防止地方政府利用审批和配额的天然制度缺陷，不遗余力地通过“跑部钱进”等寻租行为达到发债的目的，破坏整个发债机制，引发道德风险和债务危机。(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政府政策系博士) [全文]

　　金融危机期间，高管的高薪问题显得格外令人瞩目，由此引发的民众的不满乃至愤怒，最终促使一些国家开始出台“限薪令”。如何看待“限薪令”？中国的高薪者是否应该受到限制，如何限制？ 　　纵观奥巴马政府“限薪令”出台的前后，民意的推动无疑占据主导。如果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在限薪问题上美国的一些议员表现得何以那么激烈了。企业高管高薪问题，在我国引发的争议也非常激烈，但相关限制性措施姗姗来迟，且缺乏必要的刚性和可操作性。这与我们的民意向决策层传导的滞后因素相关，更与我们缺少制度架构的制约相关。 　　高薪引发的民意反弹，在中国平安马明哲身上达到极致。中国平安2007年年报显示，中国平安有3名董事及高管2007年的税前薪酬超过了4000万元，其中马明哲税前报酬为6616.1万元，折合每天收入18.12万元，刷新A股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最高纪录。另外，中国平安常务副总经理梁家驹税前报酬为4813万元，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张子欣税前薪酬为4770.4万元。 　　许多人对马明哲提出强烈质疑，并不是因为他拿的薪水高得离谱，而在于其高薪没有相应的业绩作为支撑，当中国平安的股价一落千丈，无数投资者黯然泪下的时候，马明哲的天价高薪所带来强烈的对比效应和刺激效应不难想象。 　　在我国，由于民众缺乏能够代表他们行使权利的代言人，他们的利益诉求并不能直接传递给决策层。同时，中国平安又非国企，这给了中国平安更大的回旋空间。2008年7月，马明哲在股东大会上首次对高薪质问进行了回应：“平安高管的薪酬都是聘请独立的薪酬公司制定出来的，并经薪酬委员会、股东大会、董事会批准的……作为职业经理人要履行自己的职责，董事会根据我的表现给我薪酬。20年来我把平安带入世界500强，是我最大的荣耀。我是职业经理人，肯定是要领薪酬的，最重要的是我的贡献和表现对得起这份薪酬。” 　　马明哲的自信和底气十足，源于他的高薪经过了合法的“程序”，问题在于，“独立的薪酬公司”受聘于中国平安，它能独立吗？至于薪酬委员会、董事会，都是“自己人”在掌权，它们怎么可能在薪酬问题上严格把关？至于股东大会，在普通投资者处于少数地位的情况下，并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 　　人们发现，哪怕这些高管的薪酬高到非常离谱的地步，在合法程序的包裹下，依然变得顺理成章。与发达国家企业的高管不同的是，我们的企业高管可以在企业业绩下滑、投资者受损的情况下，依然堂而皇之得享受高薪。高管在享受高报酬的同时，却几乎不承担什么风险，这将制度的缺憾暴露无遗，而这也正是中国的高管高薪更容易遭到质疑的根源。 　　2009年2月3日，国泰君安证券的高薪事件再次引发民众的强烈反弹。2008年以来，由于A股巨幅下挫、交易量急剧下滑，靠天吃饭的国内各大券商纷纷采取降薪、裁员方式来应对此轮熊市。然而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内首屈一指的大券商——国泰君安证券却大幅提高薪酬及福利费用至32亿元，较年初预算数增长57%，按照国泰君安3000多人的员工计算，平均每个人的收入达到了让同行瞠目结舌的100万元。而该公司2008年经纪业务、零售客户收入和证券投资业务的完成率分别为62%、61%和-2%，大部分部门均未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业绩明显下滑，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却大幅提高薪酬及福利费用，甚至超出年初预算数57%。 　　第三次激起民众反弹的，是地产大鳄任志强在金融危机期间的高薪事件。3月6日，ST幸福公布的2008年年报显示，董事长任志强2008年获得的薪酬高达774.3万元，股票市值更是高达1.4418亿元，超过王石约1亿元。总经理孙艳秋薪酬477.9万元。任志强们如此巨额收入来自于哪里？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这种高薪现象正常吗？股神巴菲特连续28年仅从伯克希尔支取10万美元年薪，而且，已经承诺将把其所持股份中的大部分捐献给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以及四个家庭慈善机构。 [[page]] 　　今年，马明哲拿了零薪水，但仍难以消除民众的质疑。有人问：如果前几年每年给你六千多万，今年一年零薪水，你愿意干吗？ 　　对于高企拿高薪的现象，公众的质疑之声几乎没有停止过。笔者亦强烈反对。理由有二： 　　其一，国有企业的高管享有的升迁待遇本身，就是一种激励，姑且称之为“行政激励”，这个激励机制主要体现在政治方面和福利待遇方面。举个简单的例子，许多国企干部本身就享有行政级别，其中一些经营出色、管理有方的国企老总，更是直接被提拔到政府部门中担任要职。在分享“行政激励”的同时，如果这些国企的老总再享受市场化的天价高薪，事实上等于双重激励。 　　其二，当我们实行市场激励机制时，对应的应该是市场化的竞争体系，而现实的情况却是，许多国企人员臃肿，费用高昂，仅仅依靠其垄断地位获取的垄断利润支撑其发展，而这种“业绩”本身让民众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凡是国企占垄断地位的领域，民众得到的往往是质次价高的服务。 　　因此，相比之下，中国企业的高管，尤其国企的高管，更应该被限制薪水。 　　首先需要强调的是，限薪不能靠自觉，而需要靠制度。 　　随着次贷危机的恶化，随着美国、德国、韩国、日本等国纷纷对高管采取限薪措施，国内一些企业的高管也开始主动降薪。1月14日，三一集团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梁稳根郑重地向董事会提出申请“2009年只领1元年薪”，被讨论通过，同时，全体董事降薪90%，集团高管降薪50%，其中总裁向文波的年薪从55万降至5.5万元。随后，一些上市公司作出类似声明。不久，上汽集团等9家上海国有大型企业高层率先带头减薪，并缩减差旅费、会务费等开支。所有的这些降薪之举，都是基于自觉而非制度。 　　自觉永远是靠不住的。必须有制度，这种制度是系统的、刚性的，而非简单的“通知”之类的位阶较低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人治符号。在国泰君安证券曝出人均年薪100万的新闻之后，中国版的“限薪令”随之登场，财政部向有关单位印发了《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其中规定，国有金融企业负责人最高年薪为税前收入280万人民币。 　　与美国“限薪令”不同的是，中国版“限薪令”被不少人质疑为是“涨薪令”，因为280万元的上限过高。公开资料显示，2007年中行、工行、交行、建行等14家金融上市公司的企业负责人年薪都没有达到这个数字。280万元的上限是否意味着这些企业的高管薪酬有相当大的上调空间？而且，《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规定的，只是高管现金收入的一部分。按照国际惯例，金融机构高管收入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长期激励收益(以马明哲为例，其天价薪酬中有高达4132万元的收入是来自于年度奖金及长期奖励首期首次支付)，而财政部的《办法》并未对这一部分进行限制，这意味着，中国版“限薪令”不能难以达到限薪的效果，甚至可能造成负面的激励作用。这恐怕是有关部门没有想到的。 　　限薪之路并不平坦，尤其在我们这个相关制度缺位的国家，无论是大权在握的政府官员，还是处于垄断地位的国企高管，都有自我加薪的动力，而制度的缺位又使得这种加薪之举屡屡在几乎无阻力的情况下顺利进行。而在美国，为了抑制公务员工资的过快增长，防止公务员以权谋私，专门制定了《联邦工资比较法》，明确对公务员的工资标准和分级加薪作出规定，同时也严格禁止不合理收入。类似这样的法律还有德国的《联邦工资法》、日本的《一般职工工资法》等等。这是发达国家公务员工资增长速度和调整频率落后于国内称之为的“普通职工”的根本原因。 　　既然我国的许多国企负责人享受行政级别对待，他们是否也应该受到此类法律的制约？ 　　我国也在酝酿出台类似的法律。2008年1月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工资司司长邱小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示，《工资条例》正在起草中，意在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许多人对此寄予厚望，但是，这部法律即使正式实施，其作用仍然非常有限。因为，在我国的许多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中，工资以外收入往往是构成收入的主体。以公务员收入为例，1993年推行的工资制度改革，建立了地方附加津贴制度，这成为公务员收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相关数据显示，地方政策性补贴和各单位工资外收入所占高达67%，国家规定的工资仅占收入的三分之一。而从国际范围内来看，公务员和垄断企业的工资收入一般在总薪酬收入中的比重都占80%以上，这使得西方国家规范工资的法律能够发挥足够的影响力，而我国却不能。 　　必须要明确的是，要限制的薪水，不仅包括工资，还包括福利待遇等。因此，我国要限薪，不仅仅是单纯的降低工资的问题，而必须首先对工资构成进行改革，使得政府官员、企业高管们的工资收入远低于福利等工资外收入的状况得以改变，否则，《工资条例》这样的法律对这些群体的工资增长将难以形成制约力量。 　　要限薪，还必须使民众有更顺畅的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以国企为例，虽然它是全民所有，但在现实中，这里的“全民”往往被抽象化，或说虚拟化，民众在事实上被排挤在外，既没有人向他们汇报企业的运营情况，也没有人向他们分红，至于薪酬的安排民众更是没有投票权和监督权。这使得一些国企成为超然于公众之外的“独立王国”，一些国企老总挥霍无度、穷奢极欲，极尽浪费之能事。至于上市公司，如何让普通投资者在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制定和监督过程中发挥作用，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明确的，企业高管或政府官员随意加薪，或拿高薪的现象，应该受到源于制度层面的制约。 　　限薪必须依靠刚性的制度来完成，否则，就容易陷入一种人治的循环，甚至，演绎出越限越高的闹剧。 [全文]

　　判断金融危机的底与顶是不现实的，但有一些蛛丝马迹有助于我们进行清醒的分析。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3月15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经济已避开再度出现大萧条的风险，不会再有美国大型银行倒闭，如果政府能成功帮助银行系统恢复稳定，那么当前这场经济衰退可能会在年底结束。 　　一直被批怯懦的美联储为何发此狂言？原因是，美联储的印钞机已经开动，并且还将坚定不移地开印下去。全球市场的眼睛都在盯着美联储，北京时间2009年3月19日凌晨2时15分，美联储将宣布公开市场委员会3月例会的决议。市场广泛预测，美联储将进行狂飙突进式的货币扩张政策，在利率已降至零的情况下，惟一的办法就是数量化扩张。说白了，就是印更多的钱以缓解目前的信贷紧缩。此时，谁还能再指责奥巴马软弱无力，指责美联储救市不力？美联储的3月例会绝不是一次普通的会议，而是给美联储印钞的发动机。 　　从雷曼兄弟破产以后，美联储的救市政策已经开始。截至2008年末，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急剧扩张，到达破天荒的2.3万亿美元，增加了1万多亿美元。但这远不是结束，美联储还将继续大幅放松政策以对抗通货紧缩威胁，新一轮的计划包括扩大对房利美等美国住房融资机构发行及担保债券收购方案，数量升至6000亿美元以上，以及购买国债及公司债。美联储已同意与美国财政部协作推行一项恢复消费及商业贷款的方案，奥巴马政府表示其规模可能达1万亿美元。这样一来，美联储的负债就将再增加1万亿。 　　美联储不是一个央行在战斗，而是扩张型的货币政策灵魂附体，此前全球主要央行已经尝试过扩张央行负债——印钞救市。如上世纪90年代日本央行以此对付衰退的10年，只不过那个时候日本央行称之为“定向宽松的货币政策”，而英格兰银行在今年2月推出了750亿英镑的扩张政策，只不过英格兰银行将之命名为“创新型的数量化工具”。当然，中国央行也尝试过，在中国金融机构遭遇大面积技术破产之时，2002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决定，中国央行推出了上万亿人民币的“央行再贷款”，把不良资产全部剥离，而后经过注资上市等，重新把金融机构打扮成了漂亮的“新娘”。继美联储之后，瑞士将于下周收购国债、干预汇市，成为全球央行印钞大合唱中的细微和声。 　　与美联储狂乱而粗野的救市举措相比，其他央行的救市举措可谓“如歌的行板”，前者在演奏交响乐，而后者在轻吟提琴协奏曲。 　　在经济下行周期，企业必须修补破损的负债表，他们的债务会扩张、投资会紧缩，而掌握印钞权的央行则没有在短期内修补负债表、否则就将破产的担忧。由于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比2008年12月的高位2.3万亿美元缩水17%，也就是说，有17%的还款抵消了巨大的负债，美国国内在呼吁美联储“胆子再大一些，步子再快一些”。而经济危机使美元成为避风港，美国10年期国债利率之低，也为美国实行扩张最低的代价。 　　央行印钞是零利率、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之后实行宽松货币政策的最后一步，央行再也拿不出其他杀手锏。我们只能祈祷经济尽快复苏，否则全球主要央行资产负债表迟迟无法修复，只能由货币持有者买单，央行破产的结果就是通胀。全球主要央行在货币领域将有形之手的作用推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金融机构不再重演大萧条一幕，不等于实体经济能够走出困境。伯南克同样指出，即使美国经济能在今年底走出衰退，失业率仍将继续攀高。今年2月份，美国失业率已升至8.1%，为1983年底以来最高，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为，到今年底美国失业率可能升至10%。事实上，中国经济从本质上正在重演金融拯救实体经济的一幕，宽松的货币政策，加上被托在一定区间的资本市场，让我们产生了金融危机不足惧的错觉。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央行的印钞大合唱决不能解决实体经济的危机，货币政策是强心针，无法让经济躯体健康。 　　在央行密集的政策与实体经济的低谷中，市场人士如风箱内的老鼠，追逐着忽上忽下的货币、期货和股票。投机的货币政策不可能有价值投资的空间，而只有投机与技术的空间。当货币泡沫替代了次贷泡沫之后，我们被捆绑到了一条大船上，只能祈祷大船能够度过风雨。 [全文]

　　原上投摩根基金经理唐建的“老鼠仓”一案，早在2007年5月就已被曝光，唐建本人受到了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但是，这起事件不仅暴露出上投摩根对基金经理管理不严的问题，也反映出该基金的托管机构建设银行没有尽到信托责任的问题。为此，去年7月，在案发期间持有上投摩根这一基金的投资者于畅委托律师进行维权，要求基金托管人建设银行向基金管理人上投摩根进行追偿，将唐建150多万元违法所得及由于其“老鼠仓”行为造成基金成本上升的损失部分归入基金的财产。日前，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庭驳回了他的请求。 　　很难说这个仲裁决定不正确，基金经理从事“老鼠仓”以自肥，其违法所得收缴后是否应该偿还基金，目前的法律对此并没有规定。尽管这位投资者和律师都表示对仲裁决定保留异议，并准备向法院提起诉讼，但可以预料的是，其前景难以乐观。而透过这一案件，我们更应该发现的是，在我国，基金投资者的权利保护处于空白。这一案件更深刻的意义在于让全社会认识到这一问题，从而督促有关方面从法律层面上加强对基金业的刚性约束。 　　从理论上说，基金以集中起来的资金优势参与市场博弈，这种模式比投资者分散的投资更有效，对中国股市来说，基金大规模出现有助于市场稳定，但事实上我国的基金业不能让投资者满意。 　　从去年来看，投资者直接参与股市固然损失惨重，但号称有专业智慧的基金却全军覆没。然而，与直接投资股市的投资者不同的是，即使输得很惨，基金公司照样可以得到大笔管理费，基金托管机构同样可以得到丰厚的托管费，基金经理由于操作的重大失误而给基金造成了严重损失，但仍能领取优厚的年薪。苦果只是由基金投资者单方面承担，“基民”唯一能做的就是“用脚投票”。显然，在基金的这个运作架构中，基金投资者的权益被闲置了，基金公司和基金托管机构的责任无从体现。 　　正是这种对基金持有者权益保护空白的架构，成了“老鼠仓”出没于市场的温床，唐建这样的人在基金行业中不乏其例，他的被揭露更多地有一种偶然性。因此，不仅上投摩根和其托管机构面对唐建事件需要反思，整个基金行业乃至市场管理部门都需要对此进行认真的思考，有必要对目前的基金管理模式进行改造。 　　我国现行的基金运作架构，基本上是从国外照搬过来的，国外成熟市场的经验确实值得我们借鉴，但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我们看到，正是一些基金经理无视投资者权益，为所欲为，才造成了此次如此严重的危机。痛定思痛，从西方舶来的这套模式其实有其先天的缺陷，需要我们根据中国国情加以改造。这种改造的一个目标就是，让基金投资者得到充分的话语权，让基金公司与基金托管人接受市场的拷问，让他们的收益与责任对等。在基金市场的几方面利益主体中，如果说有某一方面的利益主体可以坐享其成，那么它也只应该是向基金公司上交了管理费和托管费的基金投资者，而不能是得到了管理费和托管费收入的基金公司以及基金托管机构。 [全文]

　　在国家可能再度下调成品油价格的预期之下，全国各地成品油零售价格却纷纷出现逆市异动，每升成品油价格普遍上涨0.05元至0.42元不等。据了解，这次两巨头双双抬高油价，是由于全国石油零售市场仍处于供大于求的局面，两家库存和经营压力都不小，如果在市场上继续竞相低价促销，恐怕两败俱伤。而且低价似乎也并不能扭转市场颓势。所以，为了利益，两巨头再一次达成妥协，形成一个价格联盟。但是这种逆势行为是难以为市场所接受的，尤其是在全球市场低迷的背景下，这种随意牺牲消费者利益的垄断行为也为消费者所诟病。 　　据3月11日公布的2月份海关进出口数据显示，在国内成品油消费萎靡不振的情况下，2月份原油进口降至15个月新低，原油和成品油出口量均有所增加。原油进口2455万吨，下降13%，平均价格306.6美元／吨，下跌53.3%。 　　不过2月份成品油进口量反而增加了近100万吨，不过这并不能说明国内的消费出现反转，可能有贸易商借进口贸易获利的因素。因为目前国外的成品油比国内价格低约20%，2月份进口成品油价格为2349元／吨，出口价格为2872元／吨，因此进口成品油销售利润空间较大，贸易商进口成品油有利可图，有进口动机。 　　这样的差价对于中石油和中石化来说，也同样有进口的动机。由于汽柴煤油并不是炼厂的唯一产品，只占到炼厂产品的一多半，因此即使加工成品油有利润，炼厂也要考虑到其他石油产品依然消费疲软，开工率回升缓慢。而进口成品油同样可以获得稳定的利润，调节国内的需求。 　　所以从目前国内的市场来看这样的举动只能说是两个石油巨头为了自己的垄断利益所做的一次销售策略，而不是真正以市场需求来实施的一种垄断行为。 　　而在刚刚发布的月度报告中，国际能源机构把2009年全球日原油需求量预测由上个月的8467万桶下调至8440万桶。该机构在报告中说，在全球经济衰退降低了需求的同时，信贷缺乏也导致了原油生产投资减弱和欧佩克以外国家原油供给的下降。 　　虽然目前的国际油价有所上涨，但是市场的需求依然有限，我国国内的成品油价格与国际市场之间仍存在差价，使得我国的成品油价格机制还有一个调整的空间。据有关消息透露，国家发改委价格司今年将对国内成品油价格至少做4次调整，且“第2次调价的时间，不会超过3月份”。所以此次两巨头的行为多少有些作秀之意。 　　但是不管是作秀还是为了各自的垄断利益而形成的价格联盟，这样的非市场化手段，对于我国目前的成品油价格机制的形成无疑是一个严重的阻碍，我们依然希望成品油在随国际市场接轨的时候，不要总想着自己的腰包，要多想想老百姓的腰包，这样才会形成一个良好的价格调整机制。 　　(作者系北京独立财经观察人士) [全文]

　　今年两会上，政协委员、四川科轮集团董事长刘革新在一次小组讨论会上提出，“主流经济学家的判断已经证明不行了，需要有一个民间独立的机构和他们进行质询，还要淘汰一部分经济学家”，而当时在场的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张小济可能并不认同刘的比较极端的说法，但也坦承主流经济学家在预测此次金融危机时是失败了。对此，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李华芳批评刘的这种对主流经济学家的批评搞错了对象，他认为，刘和张用“位置决定主流的判断方法存在很大问题”，应该采用经济学界同行评议的标准来判断谁是主流经济学家。 　　在我看来，李的说法虽不无道理，但也太学究了点。在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指的就是官方学者尤其是官方重要研究机构的学者，这无论是民间还是这些学者本身对此都清楚得很。社会之所以有此共识，原因很简单，中国基本没有非官方的经济学者，更谈不上他们的影响力。所以，不能用经济学界对主流的划分标准来看待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事实上，即使用此标准来划分，现在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也大体能够成立。 　　这个暂且不提。问题在于，主流经济学家是否应该为中国当前的经济衰退负责？我认为是要负部分责任的。现代市场经济的高度复杂性使得决策者不得不依赖经济学家提供的意见和建议来作出判断、调控经济。而这波金融危机来袭时，中国众多经济研究机构和学者都没有预见到它对中国经济将会产生的严重冲击，要说经济学界没责任是讲不过去的。 　　此次美国金融危机是在全球化的新背景下发生的，有很多过往同类危机所没有的新特点、新现象，就此而言，中国经济学家没有很好地预见本次危机并不奇怪。但我们的问题严格说来不是未曾预测到危机，而是在次贷危机发生后乃至演变成局部的金融危机后，没有人告诉决策者危机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严重影响，需要及时采取应对之策。当时经济学界仍充斥一片乐观之声，认为中国经济不会受危机很大的冲击，以致在金融危机爆发的前一刻钟，政府还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双防”工作，还在不断地调高利率、准备金率。7月份后，危机已经相当明显了，中央也把宏观调控的基调由“双防”改为“一保一控”，但某些学者兼官员还在坚持货币政策要以防通胀为主。一直到9月份，美国的“两房”问题爆发和雷曼兄弟破产，世界供求关系发生逆转，大宗商品暴跌，才彻底惊醒了中国的经济学界，但此时沿海的中小企业基本被危机和我们以前采取的政策打得趴下了。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经济学界在这次应对金融危机中几乎集体沉没？我想，除了水平问题外，与研究者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机构本身的性质有关。经济研究不但是一种理论研究，更是一种实证研究，实证研究就需要调查，掌握真实情况，而不仅仅依靠注水的数据，但正如刘革新所说，我们的很多学者都是教科书思维，照本宣科，没有深入实际，或者都是摸着领导的脾气做研究。如果经济研究只是用西方经济学的概念、理论和数学模型去套中国的问题，不去剖析、研究和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实，不去深入实际做调查，要得出准确的结论是很难的，基于此而提出的一些政策建议也就必然牛头不对马嘴。 　　官办研究机构的一大弊端，是研究者往往按领导的意图从事经济和对策研究，这实际上等于为研究预设了一个前提，无疑会影响研究结果的客观和公正。因此，要尽量减少官办研究机构可能出现的偏差，提高预测的准确性，就必须发展一定数量的民间研究机构与其互补。民间研究机构由于与政府纯粹是一种买卖关系，他们就可能更基于事情本身而得出结论，提供政策建议，而不是去曲意迎逢领导。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民营经济发展得很快，目前已占到国民经济总量的2／3。但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民营研究机构与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中所占的地位非常不相称，各类研究基本被官方垄断。此种现象必须改变，应该从政策上为民间研究机构松绑，并着力畅通民间机构和决策层的沟通渠道。 　　金融危机以来，我们很少见到经济学界反思自身的问题。提出经济学界在此次危机中应对的责任问题，并不是要追究哪个人的具体责任，而是要我们引以为戒，提高经济研究的质量，从更高的视野，更历史地看问题，从而做到研究更有预见性和前瞻性，避免同样的错误一犯再犯。(作者系《学习时报》副编审) [全文]

　　美国财政部周一(16日)公布的国际资本流动报告称，2009年1月份外国投资人购买美国国债的数字净增加了107亿美元，其中中国增加120亿美元。也就是说，没有中国的购买，外国人购买美国国债的数量在1月份是下降的。 　　2009年初，一些传统的美国国债购买大国已经宣布：严禁国内机构购买美国非政府担保债券，购买美国国债也需要谨慎，防止美国因滥发国债可能引发的巨大(美元贬值)风险。 　　全世界的投资者都在看中国的“态度”。中国是什么态度呢？ 　　一方面明明知道风险很大，一方面又不得不继续购买美国国债。这是个悖论，也反映出中国政府的两难。实际情况也证明，存在美国的钱，到现在为止还是安全的。2008年曾经尝试转移美元储备——多买了一点欧元、英镑，或者加大央企对外直接投资，结果都是亏本的。 　　现在，非常多的专家在呼吁减少美元储备，减少购买美国国债，甚至提出“分掉”外汇储备的建议。显然，这不是本末倒置，就是帮倒忙。 　　减少外汇储备过于集中的风险，最需要做的是大幅度减少外贸顺差，减少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出口依赖，用内需的增长补外需的下降。也就是说要调整产业结构，显然，这需要时间。而现在是时间不等人，美元很可能出现大幅度下跌，中国的美元资产很可能大幅度贬值。空谈误国呀！此时，我们必须拿出智慧，想出好办法，而这个办法就是：让美国政府包括全世界的投资者一起保证中国在美资产的安全。 　　听起来像天方夜谭，中国能让美国人俯首帖耳吗？中国能调动全世界的投资者吗？能。只要人民币保持坚挺，只要需要人民币的国家越来越多，世界大多数国家就会跟着中国而动，美国也不敢用美元主动大幅度贬值的办法来赖债。 　　这个逻辑很简单。所谓美元会大幅度贬值的预期，主要是因为美国的经济衰退和为了应对经济衰退所采取的巨额赤字政策。而我们看到的现实是：全球经济衰退越严重，美元的避险作用越强。原因是，美国的经济衰退只是全球经济衰退的一部分，而且不是最严重的，美国的赤字政策全世界都在效仿——只是小巫见大巫而已。在金融危机中美元反成了避险资产，非常多的国家在闹美元枯竭危机，这才是现实。所以，才有G20财长和中央央行行长会议希望中国增加对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资金以及非常多的国家希望向中国借美元一说。很明显，中国手中的巨额美元储备既是中国经济的“定海神针”，也是世界货币体系的稳定器——而现今的世界货币体系依然是美元主导的。 　　人民币的稳定或坚挺，正是中国可以继续增加美元储备的关键条件。实践证明，只要中国经济不进入持续衰退，人民币就不会贬值，中国就没有必要大幅度地减少美元储备，世界货币体系就能够维持稳定，美元也就不会大幅度贬值。 　　另外，中国美元储备的相对稳定除了直接对美元体系形成支撑外，还可以间接地帮助美元。这就是通过人民币的改革促进世界货币体系的变革，使美元的调整相对其他世界主要货币的调整更温和，美元相对升值。这样，中国的美元储备当然也可以相对升值。我们看到，这个办法已经开始了实践，人民币走出国门的步伐加快了。 　　维护中国在美资产安全不能只在“要求保证”上下工夫，一个劲地去增持美国国债更可能受制于人。关键是反制，是让对方感到中国的强大，感到人民币的强势。人民币强了，中国的外汇储备就成了“香饽饽”。美国人因为人民币的强大而不敢轻易地采取本币贬值的战略，全世界因为人民币的强大而不敢轻易地抛售美元。背后那句话是：人民币走向世界的步伐越坚决，中国的美元资产越安全。(作者系中国农业银行总行营业部高级经济师) [全文]

　　国内成品油市场价格走势的怪象凸现。近期有相关政策研究人士表示，国家发改委价格司今年将对国内成品油价格至少做4次调整，且“第2次调价的时间，不会超过3月份”。由此，市场对近期再度下调成品油价格的预期明显升温，而与市场预期截然相反的是，国内一些地方成品油零售价格却纷纷出现逆市异动——每升成品油价格普遍上涨0.05元至0.42元不等。 　　油价的逆势上调揭露了国内成品油市场的竞争真相，前期看似激烈的价格战在本质上依然是“伪竞争”，石油巨头实现共赢的动力要远远大于价格竞争的决心。 　　新年后始自上海的石油巨头成品油价格大战，一度以席卷全国的态势让消费者过了一把市场竞争的瘾。但是，短暂的竞争终究还是戛然而止，在热潮冷静下来之后，我们看到的则是浮华背后的真实市场格局。 　　其一，价格战看似激烈，但实际上却是雷声大雨点小。就以作为竞争发源地的上海市为例，并不是全部的加油站都在跟风降价，消费者真正收益幅度有限。掀起竞争的中石油在上海有150家左右的加油站，不到市场总份额的三分之一，而中石化尽管拥有500多个加油站，但实际参与降价促销的加油站仅有44个，且多分布于郊区环线附近，远离市区繁华地带。局部优惠的结果就是，车主要想真正享受到油价优惠，将不得不付出搜索成本和时间成本，由此所得到的真正优惠幅度大打折扣。 　　其二，降价幅度仍然是在行政指导价格的范围之内兜圈子，距离市场的降价空间相去甚远。目前国内的成品油价格仍然处于行政管制中，所给予零售企业的下浮空间不过8%。因此，市场竞价最多也就是在这8%的允许范围内进行。而事实上，国内外油价的差距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一浮动范围。 　　根据国内石油行业的一般规律，目前国内出品的成品油对应的原油采购是在两个月之前。因此，我们比照1月中旬的国际原油市场，其时大约在每桶45-46美元附近，与当下的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相对比，再加上每桶4美元的炼化成本后，经过简单折算，目前市场上常用的93号成品油价格应该在每升2.2元左右。而当下国内同标号的成品油价格在4.9元附近。与之相比，很多消费者却在为不过每升4毛钱的价格优惠庆幸不已。 　　对于价格竞争取消的过程，有媒体报道称“两家公司总部经协商后，同意同步取消在上海市场的低价促销措施，以缓解企业压力。”同行业占据统治地位的两大竞争企业居然能够通过协商的形式确定价格，可见市场经济建设30年之后，某些领域却仍然停留在“计划”决定一切的时代。 　　须知，价格共谋是市场经济体制健康生存的大敌。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同行业企业即便是正常的聚会都会力求避免出现过密接触，以防止因为涉嫌串谋价格而被提起法律诉讼，是为市场经济体制对于价格自由和竞争机制的尊重。与之相比，国内的某些行业在价格忙不迭按“国际惯例”接轨的同时，其竞价机制之傲慢却与真正国际化的要求格格不入。 　　成品油市场价格机制缺乏的根源在于竞争的不充分和非市场力量干预的过度。双寡头现状和共同的股东背景为实现价格同谋提供了良好制度空间，而非市场力量定价机制看似避免了恶意操控涨价，但结果不过是让垄断企业把游说对象从消费者转到了决策相关方。恰因此，石油巨头选择涨价的时机就耐人寻味。在市场预期价格即将调降之前转而同步实施涨价，我们可以质疑，石油巨头是否试图通过提高价格来封杀市场价格下调的空间？ 　　其实，目前两大石油巨头的库存压力巨大，通过降价消化库存是他们肯放下架子、主动实施调价的根本原因。如果在短期内无法期望行业内双寡头格局被打破，那么，为了顺应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同时也为了消费者享受本应有的价格福利，市场唯一的愿望就是尽快大幅调低行政指导价格，并全面开放价格下浮的空间范围，借此来让市场竞争的阳光再稍微多些照在成品油市场上。 　　□马红漫(上海财经媒体人) [全文]

　　受资本、人才等方面因素所限，虽然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已经连续17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但对外直接投资却是直到最近几年方才崭露头角，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年增长率连续数年保持在两位数。根据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2007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截至2007年底，中国近7000多家境内投资主体在全球173个国家（地区）设立了1万多家境外直接投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存量）1179.1亿美元；2007年，中国非金融类境外企业实现销售收入3376亿美元，境内投资主体通过境外企业实现的进出口额1189亿美元，2007年末境外企业就业人数达65.8万人，其中雇用外方员工29.5万人。2008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继续大幅度增长，当年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12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406.5亿美元，同比增幅高达63.6％。尽管目前全世界已经陷入近8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但中国国内相对过剩资本、庞大且仍在快速增长的外汇储备、人民币长期升值压力（尽管短期和中期内可能出现对美元汇率的逆转）等基本因素未变，且别国经济危机更为严重，从而有助于显著降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市场准入壁垒和经济成本，因此，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可望继续维持较快发展速度。 　　我们有必要、有能力加快发展海外投资，决策部门也显示出了这种意愿。两会之前，中国企业在海外接二连三大手笔收购，两会期间，海外投资也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在10日的记者会上，商务部长陈德铭表示正在研究如何支持企业“走出去”，进而带动我们的外需和出口；中行行长肖钢也在做客中央电视台时表示积极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银行也要跟着自己的国内客户走出去。 　　近日，商务部公布《境外投资管理办法》，更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早在1月下旬商务部公布《境外投资管理办法》草案并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之际，笔者本人就因此而受到海外媒体采访，并应邀与外国驻华使馆经济部门官员探讨这个问题。尽管当时外界一些人视之为中国政府准备收紧海外投资的信号，但只要仔细探寻，不难发现这实际上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将进一步大发展的前奏。因为如果海外投资规模小，而且趋向萎缩，那么就没有必要动用稀缺的立法资源来制定这样一份部门规章；正由于海外投资规模已经相当可观，而且预期还将进一步增长，这才有必要动用立法资源来加以规范和引导，以求降低风险、提高效益。 　　在此危机时期，既然我们加快海外直接投资步伐不仅能够优化对外资产结构，规避风险，而且能够降低投资成本，收获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嘉名，那么何乐而不为呢？ 　　（作者为商务部研究员） [全文]

　　央行在日前公布的《2008年国际金融市场报告》中表示，将进一步研究红筹企业回归A股市场以及推进国际板建设的相关问题，以增强中国证券市场的影响力和辐射力，提升中国资本市场的国际竞争力。这是时隔半年之后，高层再次谈论国际板建设问题。 　　早在2007年6月，面对当时火爆的国内股市行情，管理层就在积极酝酿“国际板”，引外企A股上市。当年10月，从上交所传出来的消息称“上交所正在酝酿‘国际板’，目前在技术上的研究已基本没有问题，只待监管层的‘开闸’。”随后的日子里，关于包括汇丰控股、恒生银行、东亚银行、俄罗斯天然气和恒基兆业地产等外企冲刺国际板的消息纷至沓来。只是到了后来，由于沪深股市行情的走低，国际板一事也慢慢冷淡，直到去年8月证监会人士表示，国内A股国际板的推出尚无时间表。这次，央行在《2008年国际金融市场报告》中再度提到国际板建设的话题，自然引人关注。 　　其实，从中国股市的长远发展来看，从中国股市的对外开放来看，国际板的建设必不可少，而且国际板的建设也不应过多地受到行情的影响。 　　但如何建设国际板，却是一件必须细细琢磨的事情。虽然有人主张把A股打造成国际板，即让国外企业来A股上市，把A股做大做强。不过，笔者有意为国际板市场建设支一招，把国际板建在B股市场，这样更加有利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 　　这首先有利于解决B股市场的去向问题。这是最近几年来困扰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关闭还是发展，管理层并无明确意见，以至两种不同的观点长期并存。即便是在刚刚闭幕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李冬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B股与A股并轨是较为妥当的路径”，而全国政协委员、荣丰控股董事长王征则表示，B股不但不应取消，还应做大做强。因此，如果能够把国际板建在B股市场，这不仅解决了B股市场的定位问题，而且还有利于B股市场的发展壮大。毕竟开办一个市场并不容易，创业板经过了10年的筹备，目前还在等待推出的时机。而B股市场却是与中国股市一起走过了17年的风风雨雨。 　　更加重要的是，把国际板建在B股市场，可以满足境内投资者的外币投资需求，同时也有利于减缓外汇储备增长的压力。我国有着高达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为缓解外汇增长过快的压力，我国政府近年来不仅大力发展QDII产品，而且还有意把国内居民也引向境外投资（如2007年8月拟开通港股直通车试点）。然而，QDII产品近年来在境外市场惨败的事实表明，境外市场投资风险莫测。而如果能把国际板建在B股市场，让国内居民用自有外汇或兑现外汇投资境内的B股市场，这远比把财富输送到世界各地要安全便利得多。 　　此外，把国际板建在B股市场，有利于保护国内投资者利益。如果把外企安排在A股上市，不仅增加了A股市场融资的压力，而且由于A股市场股价偏高的原因，很容易形成外企上市的圈钱效应，造成国民资产的流失。并且，同样一家外国公司，在外国的股票发行价低于在中国的发行价，这对于我国的投资者来说也不公平。如果是将外企上市安排在B股市场，不仅可以减轻A股市场的融资压力，而且由于B股市场股票价格定位相对合理，也可以减少外企发股的圈钱嫌疑，对于保护国内投资者的利益具有积极意义。更何况B股市场是以美元为结算单位（沪市B股），这也更方便外企上市在资金上的结算，可以省去美元与人民币汇兑的相关手续。 [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