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评论_评论_新民网_为民分忧 与民同乐

　　在即将举行的G20伦敦峰会之际，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央行网站上发表署名文章《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提出必须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以解决金融危机暴露出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一系列问题。 　　周小川此番言论至少包含了三重含义：其一，是在G20峰会之前关于中国立场的表态，是中国要求在国际金融体系中争取更大话语权的正式呼声，这也表明中国强烈希望参与全球金融体系的调整；其二，是对美国上周骤然启动财政资金大幅购买国债的回应，换句话说，中国强烈希望为中国的海外资产保值；其三，也显示了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将面临新一轮洗牌。 　　当前的国际金融体系都是西方国家各自经济利益妥协的产物，是金融冒险主义者们为了更好地掠夺世界资源的披着合法外衣的工具，包括后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都是解决西方霸权利益而妥协出来的一个平衡机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虽然已经有了不少变化，但是在根本的机制上依然没有变。 　　此次金融危机已经表明，由西方国家主导下的国际金融体系，留下的问题不仅远未解决，而且由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反而愈演愈烈。这样的问题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而表现得淋漓尽致，发达国家为了自身利益而各有算盘以致在应对金融危机上行动迟缓，已经丧失了很多有利的时机。现在，由于金融危机远未见底，而世界各国的救助措施迟迟不到位，使得全球经济形势出现恶化迹象，而不是短时间内能恢复的趋势。 　　位于危机策源地的美国，在新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下，虽然实施了一系列救助计划，但是效果依然没有浮出水面。为了稳住美国的经济局势，美联储近日又下了一系列的猛药。美国财政部周一宣布了一项计划，旨在为最多1万亿美元的不良资产收购活动提供融资，从而扶持“仍在与经济复苏背道而驰”的金融系统。 　　这是继上周美联储宣布将购买3000亿美元的美国长期国债后的又一个惊人之举。对于世界目前的经济形势来说，实在不是什么好的兆头。随着美联储的赌博式的行动，美元大幅贬值，这对持有巨额美国国债的中国来说是，非常被动。据统计，中国2008年年末持有美国国债7274亿美元，为美国国债外国投资者中第一大持有国，而2009年1月中国净买入美国国债122亿美元，1月末持有美国国债余额为7396亿美元。 　　随着美元的不断贬值，汇兑损失造成的外汇储备缩水的风险已经明显，如何保值成了我国外汇管理部门的一个头等问题。这也是当前我国决策部门一直在关注美国政府动向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然，美联储的一举一动也引起了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密切关注。当前的全球经济仍在泥潭中挣扎，美国政府应对经济衰退的强硬姿态和美联储这一饮鸩止渴的做法，将给全球其他国家施加更多压力，其他国家央行也可能采取相同政策，竞争性地开动印钞机。3月18日，日本央行表示，将把购买日本国债的规模扩大近三分之一，从每月1.4万亿日元增至1.8万亿日元。如此趋势，将令全球金融市场孕育难以预料的严重通胀。 　　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储备体系使得美元被无限放大，这种主权的地位使得美元的信用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灾难。所以，当前中国央行的表态也在警告美国政府，不要一味地使用廉价美元，还要做出更有利于经济复苏的事情。同时也向世界显示，中国在解决经济危机方面还可以做出更多事情，尤其是在国际合作当中有不小的空间。中国完全可以在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方面有所作为。 [全文]

　　3月23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落实〈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部门分工的意见》，部署55项重点工作，这是一份中国改革重点的宣言书。如果说两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改革的要求，这份意见就是改革的重点。 　　从这份文件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我国处于改革的关键期，改革与稳定是两个关键词，既要保持稳定以便改革，又要改革以维持今后的稳定。 　　对于这么一份关系全局的文件，仅从资本市场利好的角度进行解读是十分狭隘的。 　　在五十五条意见中，牵涉到资本市场的只有二十六条，并且是统括在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这一框架之下，具体涉及资本市场的是“推进资本市场改革，维护股票市场稳定，发展和规范债券市场，稳步发展期货市场”，这与政府工作报告相差无几，醒目的是同样强调了改革。只有推进资本市场改革，才能维护股票市场的稳定；只有推进资本市场的改革，才能解决股票市场的制度性缺陷，以及利益分配不公的痼疾。 　　对于资本市场的改革，从来是各有各的解读，但是，既然要继续深化资本市场的改革，资本市场的改革就不可能一劳永逸。通过股权分置改革，可以解决股改前上市公司的股权问题，但不可能解决此后的大小限问题，更不可能通过股改一夜之间实现同股同权，这种浪漫主义情怀是不现实的，也是无视实际的，更是有害的，将使我们对于资本市场新出现的严重不公置若罔闻。 　　如同决策的先导，关于资本市场的新股IPO与创业板上市，管理层一直在强调新股发行机制改革，这与民间的强烈呼吁遥相呼应，正是目前中国股市的主旋律。新股改革几乎毋庸置疑，现在投资者需要密切关注的是，改革方案是否切中要害，是否以局部小改革混淆了新股发行人为划分不同利益群体这一关键问题，是否通过发行机制的改革解决中国股票市场上人为抬高新股发行溢价这个老大难的症结。 　　财政部最近对于金融机构股权转让的规定，是在行政主导体制下对于占比5%以上的大非的硬约束，这在一定程度解决了金融机构的大非解禁恐惧症，但并没有解决同股不同权这一本质。 　　至于稳定资本市场同样如此，既不能人为打压，也不能因为投资需求去人为地制造泡沫，而是要保持在一定区间内，既能让投资者不丧失信心，可以维持资本市场一定的财富效应，也可以逐步解决A股与境外市场相比的估值堰塞湖难题。堰塞湖是特殊情况下形成的，不可能永远高高在上，股市自有其特殊的市场规律。 　　当然，在政府拉动经济复苏的关键时刻，股市大跌同样不利，这将传导到实体经济，使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两方面丧失信心，陷入危机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之中。因此，就资本市场而言，笔者目前是稳定派，既不主张托市托上天，更不主张在经济好转之后进行打压。 　　鉴于各种约束条件的存在，以及国内外市场的互通互联，资本市场很难有大的发挥空间，基本上局限在小区间内上下震荡。这也是目前股市的现状。这为新股发行机制的改革试点创造了难得的条件。此时不改，更待何时？ 　　只有等到实体经济真正好转之后，政策才能放手，市场才能水落石出。笔者相信，即便到那时，由于中国整体改革所要花费的成本不菲，以及资本市场改革压力沉重，市场还将徘徊一段时间。不计中国经济大局，计较于政府今天发多少钱，明天刺激几何，实在是目光短浅。 [全文]

　　 社评 　　周一，美国出台清理金融机构“有毒资产”具体措施。美国财政部宣布，将利用政府和私人部门资金，购买金融机构“有毒资产”，以促进信贷恢复流动。市场看来对该计划高度认可，当日美国股市主要股指涨幅均超6.5%。 　　美国财政部这个计划的具体内容是，设立一个“公共——私人投资项目”，以处理金融机构的“有毒资产”问题。政府将为该项目出资750亿美元至1000亿美元，这些资金将与私人投资一起用于购买5000亿美元的“有毒资产”，今后“有毒资产”购买额可能进一步扩大到1万亿美元。说得直白一点，就是金融机构把“有毒资产”剥离出来，政府鼓励私人投资把这些“有毒资产”买下来，政府提供融资于购买“有毒资产”的私人投资者，实际上也是补贴私人投资者。让这些“有毒资产”再次在市场上以合理的价位流动起来，最后达到美国政府希望达到的杠杆放大效应——1万亿美元。 　　对于今日的金融危机，对付的办法通常有两个。一是将国家资本注入已经出问题的金融系统金融机构中去，以庞大的国家资本冲抵那些“有毒资产”，从而使瘫痪或半瘫痪以及死气沉沉的金融系统重新有效地运转起来。 　　可是这个办法真要实行起来有许多困难。眼前的困难是，假如把美国“有毒资产”设定为1万亿美元，那么国家哪来这1万亿美元呢？奥巴马经济刺激计划总共才7000多亿美元。从长远看，市场讲究的是风险与收益均等。那些金融巨鳄在顺利时收益巨大，坏事时则由国家承担也就是由纳税人承担，那是极不公平的。美国国会恐怕不会通过，美国民众也不会同意。其次，仅有国家资本参与就很难使市场机制正常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恐怕仍然很难使受到重创的金融系统勃勃生机地运转起来，从而使经济复苏。只要还在危机中，整个经济还未呈现勃勃生机，那么国有资本就很难退出来，如此将会陷入恶性循环中去。 　　另一个办法还是依靠现行的市场办法。现在东西方都在说传统的资本主义市场方式不行了。实际上传统的市场方式还是有用的，因为其自我纠错的机制仍然存在。本次金融危机是因为监管不力而成。而对于那些金融“有毒资产”，金融系统和金融企业在市场运转中也会或倒闭、或破产、或并购慢慢地被消化、冲抵掉，就像上世纪90年代日本金融系统中滋生出大量的“有毒资产”，经过10年多才慢慢地消化掉。 　　可是若采取这样的办法，这次危机要多长时间才能消化掉呢？不说10年，就是三四年也是很难应付的。因为对这次危机谁都没有底，若是在慢慢地自然地消化过程中，又爆发什么新的危机，那么可能就不是10年，结果如何谁也说不准了。 　　因此，盖特纳的办法应该说是聪明的，他是以一定的国家力量借助市场的方式救市。但盖特纳的办法也是有相当风险的。如果目前只是信心和流动性短缺，那么盖特纳这个办法是行得通的。私人投资得到补贴后购买“有毒资产”，很可能在整个经济走出危机的过程中，逐渐增值而赚钱，而国家资本非但挽救了市场且多半能够收回。如果私人投资者即使有国家补贴仍然裹足不前，或者“有毒资产”“毒性”太大，其核心价值缩水到买卖双方无法达成交易，或者私人投资者购买之后无法形成二次买卖，也就是杠杆效应无法产生。那时1万亿美元全部由美国国家财政来承担吗？恐怕奥巴马政府将会有大麻烦。 　　但不管盖特纳办法有多大风险，我们认为这个办法是积极的，它起码清理了“有毒资产”，让人们见到了这次金融危机的底，这是信心和目标的基本前提。 [全文]

　　商务部部长陈德铭22日会见欧美企业家时表示，中国将继续为外商投资创造良好环境。针对可口可乐兼并汇源一事，陈德铭表示，这是发生在两个外资企业之间的交易，不涉及中国投资政策。 　　在开曼群岛注册的汇源果汁当然是一家外国公司，那它还算不算民族工业？我突然对开曼群岛非常感兴趣，位于加勒比海西北部的这个英国殖民地，拥有诸如汇源、蒙牛等大企业、大品牌，岛上居民会不会为自己拥“民族工业”而骄傲不已？ 　　其实，岛上居民根本就不会知道，或者也不想知道这些在法理上属于自己的“民族企业”到底是何方神圣。诸如汇源、蒙牛这样的外国企业是典型的“离岸公司”，它们不能在开曼开展任何业务，跟注册地唯一的关系就是缴缴年度管理费(不纳税)而已。开曼群岛就是凭着苦心经营这种特殊业务(提供离岸公司注册)，成为目前在世界上仅次于纽约、伦敦、东京和香港的第五大金融中心。 　　从中国法律看，像汇源这样的离岸公司，不隶属于任何民族工业序列。但汇源不这么认为，公众也不这么认为。公众对汇源注册地信息了解模糊，判断失误是正常的；汇源怎么揣着明白装糊涂，硬要“冒充”民族工业呢？这要从汇源等中国企业为什么要注册成立离岸公司说起。 　　中国企业以海外公司名义进入中国，有保护自身利益的特殊考虑。外资公司在中国的注册和投资股份，在进入和退出、转股等方面都有较宽松的待遇。由此还形成了“红筹模式”，即国内企业的股东，按照在国内企业同样的股权比例，在境外设立离岸公司，离岸公司收购国内企业后，将国内公司的权益装入离岸公司。在满足一定条件后，离岸公司在境外证券交易所上市。事实上，中国三大互联网门户新浪、搜狐和网易，做太阳能电力的尚德、做运动鞋的安踏国际等，甚至还包括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国”字头企业的海外上市，都是这样操作的。但可曾有人怀疑过它们当中的谁不是中国企业，谁配不上扛“民族产业”这面大旗呢？ 　　当然，更多的由中国企业注册的离岸公司远没有做大做强到海外上市的地步，它们在享受着离岸注册地的诸多税费优惠的同时，在国内享受着外企的种种优惠。从公开的资料来看，中国企业通过离岸公司变身为“外资”企业的绝非少数，号称有20万家，而且不乏诸多行业的龙头企业。这些企业都扎根中国，除了在法律要件上具备中国法律定义的外资企业概念外，实质上是彻头彻尾的中国企业。拿汇源来说，成立十几年来何曾有一刻离开过中国市场，从管理层到普通员工的血管里流淌的都是中国人的血液，一直深耕于中国的果汁加工业。即使注册成立离岸公司，也不能切断它与这片土地血脉相连的关系。汇源成为法理上的民族工业的“孤魂野鬼”，或许是其全球化的代价吧！再琢磨其总裁朱新礼说的“品牌没有国界”，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前面我一再用到“法理”一词，得出汇源是一家外国公司的判断，也正是基于此。国家对20万家在中国经营的离岸公司不能采取跟中国内资企业一样的管理、监管模式，在让它们心安理得享受各种外企待遇的同时，也在纵容它们用“离岸公司”这样一件外衣，游刃有余地游走在民族企业和外企之间，唯企业利益马首是瞻。国家商务部部长虽不便于对一家外国公司的企业重组说什么，但老朱老牛们的外国公司与亨利彼得们的外国公司能是一回事吗？ [全文]

　　在全球第二次金融峰会召开之际，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撰文《应创造可保币值稳定的超主权储备货币》。在文中，周小川认为，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使我们再次面对一个古老而悬而未决的问题，那就是什么样的国际储备货币才能保持全球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他提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的基础上，建立超主权的储备货币，以克服现行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调节全球的流动性。 　　的确，本次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便是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美元的泛滥和无节制的发行。在1971年尼克松宣布关闭“黄金窗口”，终止美元与黄金挂钩之后，制约美元发行的唯一障碍被彻底扫除，印刷钞票完全成了美联储的权力。其结果是，一方面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源源不断地流向全球，另一方面，各国对美元的发行没有任何制约机制。美元是美国的货币，却的确是全世界的麻烦。就此而论，周小川行长提出摆脱美元、建立超主权的储备货币的大方向无疑是正确的。而且，就人类货币史而言，在英镑和美元成为世界货币之前，无论是银本位，还是金本位，全球储备货币的特性都是超主权的。 　　美元独步天下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崩溃之后，人类发生的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机不下数十起，无不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有很大的关系。可以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到今天已经36年了，但人类至今还没有创造出一个真正具有长期内在稳定性的国际货币体系以避免国际金融秩序的动荡。而周小川行长提出以IMF的特别提款权为基础，将之改造成超越主权的储备货币的设想，无疑是人类进行这种努力的一部分。因此，在第二次全球金融峰会召开之际，周小川行长重提特别提款权，提出对其进行改造，使之成为全球最主要的储备货币，我相信这种努力肯定会得到国际社会的称赞。 　　然而，就目前国际金融秩序的现状而言，这种努力成为现实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首先，IMF从成立以来，一直是美元霸权的最好诠释者。根据IMF的决策机制，拥有16%以上投票权的美国有绝对的否决权，这就决定了设立在华盛顿的IMF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美国财政部的一个分支机构，无法承担全球中央银行的职能。其次，IMF在不改造的情况下，根本难以取得对全球货币供给的控制权。第三，IMF根本无法对全球流动性的供应进行配置，使之既不至于过量，也不至于过少。第四，IMF无法合理配置全球货币供给。这四个致命的缺陷，决定了特别提款权从1969年创立以来就一直是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因为美元的流动性一直处于爆炸的状态，特别提款权根本没有发挥国际储备的机会，其在储备资产方面的意义非常有限，直到2002年，其在IMF会员的非黄金储备中所占比例不足1.25%。 　　因此，我认为，就中国的金融外交而言，首要的不是去主张创设什么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而应如第一次金融峰会上胡锦涛主席所倡导的，对IMF进行改造，增加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同时对美元的发行，通过国际机制加以限制。目前IMF的投票权主要掌握在美国、欧盟和日本手中，中国的份额甚至不如比利时与荷兰的总和，根本无法反映中国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地位与实力。可以说，彻底改造IMF，是将特别提款权改造成超主权储备货币的必要前提。否则，所谓的超主权储备货币只是一个虚幻的、不可靠的空中楼阁，可能外表极为华丽，但毫无根基，一阵强风就可以将其摧毁，更不用说遭遇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了。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 [全文]

　　至少到现在为止，在美国发生的事还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经济前景。而美国财政部刚刚推出的新计划更是个中关键一役。 　　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周一公布了利用私人和政府资金解决银行业资产负债表内不良资产的计划。财政部将与Fed（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和FDIC（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合作采取行动。联邦政府拿出最多1000亿美元，再加上民间资本，希望创造5000亿美元的资产购买力。 　　显然，美国政府希望用问题资产救助计划资金做更多的事，比如“公私合营”，美国政府将提供廉价贷款并作担保。可能得到政府为“公私合营投资基金”安排的条件优厚的融资，让一些大投资者感到兴奋。有人赞其为“三赢政策”；有人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因为“政府正在帮助私人资本，并为问题资产创造新需求”。FDIC董事长更宣称，新计划很有可能令纳税人获利。她告诉记者，由于清理这些贷款的信贷风险将处于相当可接受的水平，此举可为政府带来正回报。 　　然而，“公私合营”真的有效吗？ 　　美国财政部相信，欲修复金融体系，政府必须与私营部门合作。故其设计该方案，提供融资和融资补贴以让市场再度运转。财政部部长盖特纳似乎在赌：当政府为购买问题资产提供补贴后，私人投资者将提高出价。因为目前，问题资产的买卖双方对估值存在严重分歧，而估值分歧又限制了问题资产的交易量。 　　一方——拥有问题资产的银行不愿大幅折价出售资产。他们清楚，折价会导致银行进行更多减记，导致资本进一步缩水。比如，花旗集团仍有一大堆高风险贷款和其他问题资产，而在不良资产市场没行情的时候，他们并不急于卖出。 　　另一方——投资者正在考虑的是，出现问题的这部分资产可能本来就是由廉价资金造成的过剩流动性支持才活到现在，它们并不对应实在稳定的经济基础，对它们的市场需求难以持续。而且，政府贷款朝不保夕，一旦断粮，杠杆化的资产价格将应声而跌。 　　美国金融市场的现状如果只是信心低落和流动性短缺，现在的收购问题资产计划或有成效。而假设这些资产的价值已经显著缩水，即便拥有政府提供的低成本低风险的融资，投资者愿意付出的也一定会远远低于银行愿意出售的价格。何况，政府急于求成的心态正在制造新的道德风险。正如保罗·克鲁格曼所分析，私人投资者对该计划感兴趣，无非是因为赌对了可赚取大量利润，赌输了只会遭受相对小得多的损失。 　　所以，最近在经济方面越来越谨言慎行的奥巴马在表示对该计划有信心的同时，更提醒市场，金融复苏不可能一蹴而就。 [全文]

　　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前天发表题为《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的署名文章，提议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 　　为了在即将于下周召开的伦敦G20峰会上占据一个更有利的地位，世界各大经济体近来纷纷加紧展开从舆论攻势到实际政策等各方面的博弈。目前来看，针对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成因及治理方案，国际上的主要经济大国明显分成了三派意见：美、日、英三国主张通过大规模的资金注入——也就是所谓“救市”——稳定住岌岌可危的金融市场；以法、德两国为代表的欧洲则对救市的效果持怀疑态度，认为必须尽早改革现行的不合理的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以中、印、俄、巴等“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大国则既不否认救市的必要性，同时又强调改革的重要性，只是其改革呼吁更多地着眼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代表权。 　　在此背景下，周小川文章的价值就显得非同寻常，预计这也是本次峰会上中国将要开出的最重要的药方。更加值得一提的是，周小川的建议不同于之前美、欧各怀私利的主张，它具有高度的公平性和客观性，并无显著倾向于本国利益的动机，因而又平添了几分公信力。 　　在文章里，周小川重提凯恩斯60年前的大胆设想，建议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创设的特别提款权（SDR）进行改进和扩大，以“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循序渐进，寻求共赢”的改革，逐步创建“具有稳定的定值基准并为各国所接受的新储备货币”。文章的核心意思是要在未来建立一种不与任何国家主权挂钩的“世界货币”，以此作为国际储备和贸易结算的工具。文章还就它的实践操作性作了探讨，并提出了一套相应的解决方案。 　　应当说，这是一个看起来极其理想主义的设想，其现实障碍是不言而喻的。假如它能梦想成真，那将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能实际流通但却同时又承担着沟通地球上所有不同货币间交易结算使命的货币符号。而之前的国际储备和结算货币，不论是黄金还是美元，实际上都是相应的那个时代中最具有稳定购买力的真实货币。这也意味着今后货币的信用将不再依托于货币中介物本身的价值或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军事等综合实力。然而，在一个至今仍完全由主权国家规则支配、“世界政府”遥不可及的“丛林式”世界体系中，发行这种“世界货币”的“世界中央银行”——权且假设它是IMF——自身的权威又托身何处呢？退一步说，就算IMF得到了全世界所有国家或主要大国的共同支持，在技术上它又如何确定“世界货币”的发行量呢？会不会由于这种“世界货币”本身的发行不当而造成全球性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 　　实际上，周小川的主意十分类似欧元的前身“欧洲货币单位（ECU）”。但这里有一个必要的前提：如果没有欧洲一体化和统一货币的预设目标，ECU的功效将是极其有限的——它本身只是一个中间过渡产物。也就是说，假如世界各国不能就未来建立统一的真实“世界货币”达成共同的追求方向，“升级版SDR”的前景就将大打折扣。 　　在全球经济日益不可分割、美元体系日益力不从心的当下，与其说周小川提出的是一个解决方案，还不如说他抛出了一个开放性的问题，相信这个问题一定能赢得举世共鸣。最早公开类似设想的其实是俄罗斯政府，它在3月16日提出的建立“超国家储备货币”（supernationalreservecurrency）的主张，与周小川的“超主权储备货币”可谓异曲同工，只是周小川的方案更为细致和具体。那么，一周以后，它会不会因为中国和俄罗斯的联手而成为金融危机重重阴霾下伦敦城里的主旋律呢？ [全文]

　　中国股市要真正从当前的困境中走出来，必须把束缚当前股市发展的制约因素一个一个排除掉。由于不搞价格锁定而是时间锁定导致的“大小非”和“大小限”以及由于一股独大所造成的高抛低吸式的资本运作，已经或正在成为中国股市前行的三大障碍。我们应该积极主动地发现矛盾，排除险情，否则我们将失去3－5年的宝贵历史机遇。解决“大小非”和“大小限”关键是用价格锁定取代时间锁定，具体表述为“大非自锁，小非分割”，披露“大的小非”，放飞“小的小非”。避免一股独大背景下形成的大股东利用信息不对称进行高抛低吸的资本运作的第三大障碍的形成，要从治标和治本的两个环节治理才行。 　　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性机遇期在于美国的经济衰退期，必须要利用美国经济的下行周期和资本市场的萎缩，把中国的资本市场发展起来。而中国股市要真正从当前的困境中走出来，必须把束缚当前股市发展的制约因素一个一个排除掉。由于不搞价格锁定而是时间锁定导致的“大小非”和“大小限”以及由于一股独大所造成的高抛低吸式的资本运作，已经或正在成为中国股市前行的三大障碍。我们应该积极主动地发现矛盾，排除险情，否则我们将失去3－5年的宝贵历史机遇。 　　 股改“锁一爬二”导致的“大小非”压力 　　2005年的股权分置改革，基本上采用的是非流通股向流通股送股的单一模式，送股后，非流通股股东则获得了流通权。考虑到非流通股股东一送完股就获得流通权市场压力大，于是监管部门又颁布了爬行流通下的“锁一爬二”政策，即非流通股送股之日起12个月后，可流通上市公司总股本的5%，24个月后，可流通10%，36个月后，才可100%流通。其中，持有公司总股本5%以上的非流通股股东被称为“大非”，持股5%以下的，被称为“小非”（小非在12个月后即可100%流通）。这就是所谓的“大小非”。 　　中国股市的“大小非”最快也要到2011年才全部进入流通，现在解禁还未过半。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月报，全部因股改产生的4685亿股大小非，到2009年1月31日，只解禁了1445亿股，占31%，在解禁股中，已减持股数为293亿股，仅占解禁股的20%。也就是说，起码还有三分之二的大小非没有解禁，而80%的已解禁股没有套现。 　　单一送股和“锁一爬二”政策使得送股后非流通股并不能立即卖出，风险滞后，因此，股市大盘表现为整体的上涨，甚至摸高到6100点。但随着解禁期的到来，价值体系的重新评估，“大小非”集中解禁的压力给市场造成极大的恐慌，使得大盘一路甚至跌至1600点。事实证明，这一股改模式是导致6100点的大起和1600点的大落的原因之一。 　　 “新老划断”不搞全流通教育导致的“大小限”障碍 　　目前市场上被大家所称的“大小限”是指在2006年5月“新老划断”后，法律规定的其发起人股有个限售期，其中单一第一大股东为三年，被称作大限，其他IPO前入主的小股东的限售期为一年被称作小限。由于新上市的公司属于全可流通的公司，不存在股权分置问题。一旦“大小限”的锁定期结束，这些股票不用再通过股改向股民送股，即可自动流出。 　　股民购买这类股票时，就应考虑这种全流通的风险。因为在海外全流通背景下的股票IPO发行，通常的市盈率在10倍左右。然而，我国股市在股改新老划断后，发行的300多只股票，发行的平均市盈率高达30倍，最高为99倍的中国远洋(601919,股吧)公司，居然比股权分置时期股票发行的市盈率还高。发行时过高的IPO，一方面导致了由于一级市场IPO发行市盈率过高，为二级市场的过度泡沫化埋下了祸根，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大小限”的积累越来越多。 　　为什么海外发达国家全流通市场没有“大小限”而我们却有呢？原因还是在于我们对“新老划断”这一重要的时点没有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没有告诉股民从2006年5月18日起买的股票已经是全流通股票了，以至于中国股民在新老划断后，仍然在以股权分置时代的思维以如此高的价格在一级市场申购和二级市场买卖，没考虑到它一年或三年后将自动流出的风险。而一旦面临“大小非”和“大小限”解禁后的压力，发现他们的成本只有1块钱，加上数量巨大，人们在恐惧的同时，一方面对市场丧失信心，另一方面又表达只有中国股民才会有的对“大小限”难以接受。 　　截至2009年2月25日，在深沪股市1600多家上市公司的1.88万亿总股本中，解禁的“大小非”只有1100亿股，实际卖出的仅有200多亿股。流通股只有7100亿股，仅占38%；而“大小非”和“大小限”两者合计竟高达1.17万亿股，占市场股本总额的62%。而今明两年将是“大小非”和“大小限”集中解禁之时。据统计，2009年将有6800亿股左右的非流通股解禁，而2010年这个数字将是4700亿股左右。即使2009年不考虑一级市场新的股票发行量，二级市场新增的可流通股票量仍然相当惊人，市场压力依然巨大。 　　“大小非”和“大小限”源源不断的增加给市场造成巨大的全流通风险。由于这些股票都是以一元钱左右的成本作价入股的，这和股民在市场上十几元甚至几十元的IPO价格形成鲜明对比。即使股市跌到1000点，“大小非”和“大小限”仍有利润空间。这是股市抬不起头来的主要原因。 [[page]] 　　 “一股独大”高抛低吸将带来新问题 　　中国股市的第三大障碍是一股独大背景下形成的大股东利用信息不对称进行高抛低吸的资本运作。这一问题随着限售股的解禁上市公司全可流通的比例越来越大，进入全可流通的上市公司将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已经并将学会高抛低吸的资本运作。因此，即便在未来三年内我国股市将以其重大的创伤，中小股民重大的损失，以及由于股市不振对国民经济重大的不利影响为重大代价，去自然消化大小非和大小限这两大障碍，然而，一股独大背景下形成的大股东利用信息不对称进行高抛低吸的资本运作，这一悬在我国股市头上的至今人们还没有觉察到的第三大障碍正在悄悄形成之中。 　　欧美发达国家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相对分散，持股比例在10%以上的单一第一大股东已实属罕见，这使得公司的治理结构相对科学，董事会则以非股东背景的独立董事为主，互相制约，因此不存在大股东一股独大和一股独霸的情况，也就不存在大股东利用信息不对称高抛低吸进行资本运作。 　　与欧美发达国家的上市公司不同，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的上市公司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普遍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第一大股东持股50%以上的上市公司占到85%左右。由于上市公司的一股独大，导致了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中最重要的制衡机制难以形成。在上市公司中，管理层是大股东任命的，信息也是大股东控制的，并购重组、每年在一定范围内的利润调剂都在大股东控制之下。大股东完全可以利用信息的不对称，进行高抛低吸的资本运作。而我们现有的法律根本无法约束上市公司大股东这种利用信息不对称进行高抛低吸的行为。 　　首先，对于民营企业“一股独大”的上市公司，单一第一大股东的资本运作在现有的法律内是无人制约的，大股东利用信息不对称进行高抛低吸的资本运作，完全可以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实现。 　　其次，对近870家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来说，虽然2007年7月国资委和证监会联合颁布了《国有股东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但是只规定了“总股本不超过10亿股的上市公司，国有控股股东在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内累计净转让股份（累计转让股份扣除累计增持股份后的余额，下同）的比例达到上市公司总股本的5%及以上，总股本超过10亿股的上市公司，国有控股股东在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内累计净转让股份的数量达到5000万股或累计净转让股份的比例达到上市公司总股本的3%，才应将转让方案逐级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审核批准后实施”。也就是说，在限售股解禁全可流通后，只要在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内，净转让出的股份分别不超过总股本的5%和3%，转让是不受限制的。 　　值得指出的是，我国上市公司中总股本在5亿股以上的约500家，5亿股的5%就是2500万股，数量也是相当可观的。由于《办法》只是规定了“净转让”份额的限制，按照现有大股东买卖时间要间隔6个月以上的规定，他们一年至少可以进行一次高抛低吸式的资本运作，而最终又让净转让额为零。其实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的单一第一大股东现在已经在这么做了。 　　尽管在三年内大小非、大小限两大障碍可以在我们付出巨大代价后，即股市被再次推倒重来后，被动地自然消化，但是一股独大背景下形成的大股东利用信息不对称进行高抛低吸的资本运作这第三大障碍则正在形成之中。因此，在全流通的背景下，在一股独大的持股结构下，如何化解正在形成的第三大障碍，如何管住一股独大的大股东，防止他们利用信息不对称，高抛低吸损害中小股东利益，是在解决股权分置问题后我们面临的又一个现实问题。 [[page]] 　　 如何化解大小非和大小限这两大障碍 　　解决“大小非”和“大小限”关键是用价格锁定取代时间锁定，具体表述为“大非自锁，小非分割”，披露“大的小非”，放飞“小的小非”。 　　第一，何谓大非自锁。 　　大股东的减持价格自锁，是指由上市公司的大股东，自愿将所持解禁的非流通股锁定在一个预设的价格之上。这一价格是指由大股东自己预设一个可流通的最低价格，其所持股票的价格只有高于这个价位才能售出，而低于这个价格，其所持股份将自动锁定，不再卖出。并把这一价格在指定媒体披露，公之于众，由交易所把关。参与者自愿，自锁价格自定，价格定得高，股价也会高；价格低，股价也低；不参与，股价就上不去。把限售股的问题从简单的时间锁定风险滞后，调整到用价格锁定彻底化解。 　　这其中，存在两个“自愿”。一是“承诺自锁减持价格的公司参与自愿”，指大股东是否承诺减持价格自锁是自愿的；二是“承诺自锁的减持价格水平自愿确定”，是指这个价格可以由上市公司根据本公司实情，例如参照大盘在3000－4000点时本公司的股价来确定。假设某一公司的大股东自锁的可流通底价定在15元，即所持的股票只有在15元以上才能卖出。如果由于其售出，该股票跌到了15元以下，则会自动锁定。显然，自锁价格设定的高，股价也会高，自锁价格设定的低，股价就上不去。在公允价格为标准的新的会计制度下，稳定上升的公司价格决定公司市值的增加，这又和一个公司的评级、发债、抵押等企业重要的经营活动密切相关，同时这又和上市公司高管实行期权鼓励密切相关。因为，效益较好，增长潜力大，经营者有信心的企业都会愿意这样做。 　　对于效益较差，回天无术的企业，亦可不做这样的承诺，但没做承诺的公司名单也要予以列出，让投资者也都知道这些公司的“大小非”和“大小限”会随时夺路而出，而远离之。 　　第二，大股东自锁减持价格具体做法。 　　（1）大股东提出自锁可流通底价的议案。从公司法律上说，任何一个超过5%的股东都可以提出议案，并按关联交易的法律程序进行表决，而这项议案是对提案人的自我约束，它符合中小股东和整个公司的利益，并无被否决之忧，且在法律上无任何障碍。 　　（2）该项议案在通过后，要在媒体上公开披露，把大股东自愿锁定的可流通底价公之于众，该项议案和股东大会的其他议案一样，一旦通过，即应被遵守。同时由深沪两个交易所来把关执行。 　　（3）若公司在未来发生送股和转股，其可流通底价也相应除权下移。 　　（4）对自锁价格的有效锁定期可在5－10年内自愿选择。 　　第三，同时，可以充分利用我国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特点，800多家国有上市公司可由国资委倡导，支持上市公司大股东可流通底价的自锁。而另800多家民营上市公司则可由证券业协会来统一倡导和协调。证监会只需发一个《关于鼓励上市公司大股东采用价格锁定方式自锁大非的内部通知》，明确表达：在未来3-5年对大非自锁的上市公司给予再融资的绿色审批通道，并根据大非自锁披露的时间顺序安排。 　　第四，何谓“小非分割”和披露“大的小非”，放飞“小的小非”。 　　对于“小非分割”，是指由于在我国1600多家上市公司中股本在5亿股以上的上市公司近500家，而5亿股的5%高达2500万股，因此小非并不小，是不容忽视的，流出也能对市场造成极大的冲击。可以把持有同一公司非流通股500万股及以上者界定为“大的小非”，500万股以下界定为“小的小非”，分而治之。解决的对策是：披露“大的小非”，放飞“小的小非”。 　　所谓披露“大的小非”，是指对要卖出的“大的小非”必须预先披露。具体指：在未来一个月内，“大的小非”卖出的股份超过200万股以上者，均须提前10个交易日预先披露。让股民有知情权，保持市场稳定。而放飞“小的小非”则指完全放开。 [[page]] 　　 如何排除“一股独大”高抛低吸形成的障碍 　　如何避免一股独大背景下形成的大股东利用信息不对称进行高抛低吸的资本运作的第三大障碍的形成，要从治标和治本的两个环节治理才行。具体对策有二： 　　（一）通过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来治标。对大股东的减持在信息披露上加以规范，可以学习海外发达资本市场的普遍模式，任何单一第一大股东要减持或增持其所在上市公司的股份，必须提前进行披露，以保护其他股东和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更何况中国普遍存在的持股50%以上的单一第一大股东现象实乃世界所罕见。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仅是中小股东利益得不到保护的问题，而且会对保持市场的稳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必须在单一第一大股东增持和减持提前信息披露上更加严格才行，以防止大股东利用信息不对称，进行高抛低吸式的资本运作。 　　（二）通过逐步降低大股东持股比例，分散股东持股结构，打破“一股独大”来治本。原则上，控股50%以上的大股东在未来3－5年内应将其股权比例缩小至30%以下。这样，通过股权适当分散形成相互制衡机制，使董事会由不同的股东董事及独立董事组成，从而最终解决利益共担与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从根本上解决单一第一大股东由于“一股独大”，利用信息不对称进行高抛低吸的资本运作的可能。 　　在解决这一问题上，应把一股独大的国有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加以区别。 　　对于民营上市公司，可以从申请上市和上市两个方面着手：首先，对于申请上市的民营公司，要求其单一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应不超过30%，甚至是20%。这是接受其上市申请的前提。另一方面，对于已经上市的一股独大的民营上市公司，应要求其在未来3年之内将持股比例降到30%甚至20%以下。 　　对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如果近年内由于国家战略需要不能降低单一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则必须由国资委对其利用信息不对称进行高抛低吸的资本运作进行更加严格的限制性规定。但从长远看，通过降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并普遍降低到30%以下，应是尽快进行的有效选择。 [全文]

　　日前，国资委官方网站发布了《企业国有产权交易操作规则(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稿》)。这是国资委去年组织京、津、沪、渝4地国资委和产权交易机构研究，花了近一年时间才拟定的。舆论认为这个《意见稿》很好，因为把企业国有产权拿到产权交易所挂牌公开交易，无疑是个巨大进步。马上想到的好处，就有下面三点：一可以透明交易；二可以公允交易；三可以卖出好的不受争议的价格。 　　这三点归纳起来，按照《意见稿》总则第一章之第四条规定的话来说就是：“企业国有产权交易遵循诚实信用和公开、公平、公正、竞争的原则。” 　　通观《意见稿》这个原则作为目标是清晰的，但作为操作规定却太含糊了。而且从第一章总则结束，第二章一开始，就不知所云了。 　　第二章一开始，即《意见稿》之第五条说，“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实行委托代理制。产权交易机构应当在其网站上公布会员的名单，转让方可以自主选择产权交易机构公布的会员，建立委托代理关系。” 　　而第六条曰：“转让方通过会员向产权交易机构提交产权转让公告等相关材料，公开发布产权转让信息。转让方应当对所提交相关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负责。按规定需要在信息公告前进行产权转让信息内容备案的转让项目，由转让方履行相应的备案手续。” 　　这两条意思很明确，就是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的交易，是委托代理制的，交易所会员的权利至高无上。假如有需要转让的企业国有产权就必须委托产权交易中心的会员。但这些会员权利先不说，他们是怎么取得会员资格的，满篇《意见稿》，洋洋洒洒60条没有一个字说。难道这个会员早就有了？ 　　固然产权交易所可以是会员制的，而且交易所席位会员制也可以有准入制度，但你要有公开的资格论证标准和公开入选的过程。产权交易所没有公开过这样的资格论证和入选，尤其没有公开过企业国有产权交易的会员是什么标准，就下一个定论说这个交易是委托代理制的。就算这是公开交易，透明了，没了暗箱操作，但交易所会员不清不楚地从天上掉了下来，内部人垄断的嫌疑跑不掉，公允二字到哪里都找不到理由。 　　何况，不仅接受国资委委托拟定《意见稿》的京、津、沪、渝这四个地方的产权交易所是国有赢利机构，就是全国各地的产权交易所也都是。它们产权交易所里的所谓会员，与其说是进行产权买卖交易的中介机构，不如说这些会员和产权交易所组成了一个惟我独尊的产权交易市场。在这个市场有交易吗？ 　　另外，《意见稿》还规定了很多细则，但这一开始操作就糊涂的办法，下面再圆满的交易路径，都是走不通的。有了这个会员制的不清不楚，没有任何受让方觉得自己的权益是能够保证的，谁会来交易？即使有了交易，量大到天上去，也不是市场竞争交易出来的。 　　(作者系上海独立财经观察人士) [全文]

　　今年2月，沪深两市合计解禁大小非137.83亿股，大小非减持10.19亿股。截至2月底，两市大小非累计解禁1582.63亿股，累计减持302.99亿股。也就是说，有近五分之一解禁股已经出手。 　　大小非减持所得资金，虽然有部分留在股市投资，但肯定有相当一部分流出股市，对于一年数万亿的大小非解禁市值，即使其中一小部分实施减持并离开市场，也必须要有庞大的社会资金净流入市场才能维护指数基本稳定。一个典型的例子，招商银行(600036,股吧)近50亿股限售股于3月2日流通，虽然近期有数以百亿计的指数基金发行，且该股每日交易金额雄踞市场前几位甚至榜首位置，但每日数十亿元的交易额也只能维持该股股价基本稳定，尽管招商银行大股东承诺不减持，但不能禁止其他股东减持，面对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减持暴利，大小非减持不会手软。 　　大小非减持后流出股市的资金，虽然有部分作为企业的投资需求或者员工的消费需求流入实体经济，但在经济形势明朗之前，大小非也很可能将其中一部分资金存起来猫冬。而其他社会资金一旦进场兑换为筹码，对商品的消费需求就随之消失，即使可以重新卖出转换为具有实际购买力的货币，但这同样以其他投资者相应的消费需求消失为代价。也就是说，大小非套现的部分资金即使进入实体经济产生消费需求，也会被其他投资者相应的消费需求的消失所冲抵。更进一步说，对于流通市值越来越大的市场，要维持虚拟市场与原来差别不大的换手率和指数基本稳定，整个社会资金必然是在鼓励投资信心的舆论引导下大量净流入，从总体来说，如果货币供应总量为定数，整个社会资金流向实体经济的流量就必然减少，从而对通货紧缩和经济萧条产生助推作用。 　　要抵消虚拟市场流通规模的扩大对社会资金的虹吸效应，央行的货币政策就必须单独考虑大小非减持所对应的货币需求，唯一办法只能是加大货币供应量，以维持实体经济的货币需求。当然，总体上增加的货币有相当部分进入大小非的口袋，而大小非本身也可能是公司甚至是上市公司，在目前公司治理效能还不太理想的条件下，这些钱很可能被大小非高管们作为在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或者职务消费挥霍的本钱，甚至可能以奖金或高薪形式直接流入各个大小非高管口袋。比如有的上市公司作为其他上市公司的小非，通过减持获利数十亿元，但公司派发给股民的红利却微乎其微，而公司高管福利待遇却超高。 　　美国总统奥巴马痛斥AIG公司的“鲁莽和贪婪”，在举国舆论高压态势下，高管所分奖金正在逐步上缴，美国也正在通过修补法律制度缺陷等措施来极力扭转公司高管拥有特权利益的公司文化。而中国的上市公司却有承接这个垃圾文化的发展趋势。 　　所有问题又将重新回到大小非在市场直接减持是否公平的问题上。温总理在今年两会的记者会上希望全体国人都要以自己的暖心来暖中国的经济，广大中小投资者踊跃入市，一方面是投资中国经济未来，另一方面其实也是用心在暖经济的现实写照。大小非减持套现资金虽然还可投资实体经济，但大小非如果自己都不看好自己家的公司，又凭什么忽悠其他投资者来用暖心接手呢？大小非不是更有责任来用暖心把公司经营好吗？ 　　由此说来，不少人呼吁对大小非征收减持暴利税，也有合理的成分。至于一些大小非需要减持资金来整合产业，笔者认为，有关部门应引导不同公司的大小非通过换股来实现减持与投资的“二合一”，这样做，一是不会由于大小非减持对货币的巨大需求而对国民经济的货币均衡造成冲击，二是可以改善公司当前一股独大局面、增强股权结构的约束力，三是高管们不再有从大小非减持暴利中揩油的机会，可以最大限度维护社会公平。 　　（作者系资深经济研究人员，现居秦皇岛市） [全文]

　　美联储3月18日表示，计划在未来半年内，购买最多3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并会增加购买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7500亿美元。此举在持有上万亿美元资产的中国，引起巨大“轰动”，媒体使用了“最无耻的救市方式”、“中国外汇储备大幅缩水”等耸人听闻的词语，网络充斥激烈言论，还有评论认为应该不惜一切代价“疯狂地”买入黄金等资源。这些说法既缺乏理性，更缺乏常识。 　　第一，其实美联储早就大开印钞机直接买入国债了。从今年1月开始，美联储就采取量化宽松政策，在市场上买入房地美、房贷美等发行的MBS，其计划为6个月内买入5000亿美元（现在再增加7500亿美元）。而买入MBS的规模要远大于买入国债的规模。还有，美联储也并非“直接”从财政部买入国债，而是通过公开市场买入，这本身就是美联储公开市场业务的一个经常性做法。不同的是，美联储一般买卖的是短期国债，而这一次买的是中长期国债。但美联储买入资产不管是国债还是MBS，甚至是黄金，其效果都是一样的。 　　第二，中国外汇储备是否将缩水，取决于你所使用的指标。如果单从账面价值看，美联储买入国债导致美元对其他货币贬值，我国外汇储备中的欧元等其他货币的资产以美元计价的数值将增大。有消息说，我国1月的外汇储备将减少。那么，现在美联储买入国债，我国外汇储备总额必定将增加。而且，美联储买入国债，等于在市场上多了一个大买家，国债价格将上升，我国已持有的美国国债账面价值也将上升。当然，如果以欧元计价，那肯定是缩水。汇率波动导致的是账面价值的变化，对此过分担心并无太大必要。 　　实际上，真正会导致我国外汇储备缩水的是国际商品价格的蹿升，我国外汇储备真正缩水是在去年油价高达140美元一桶、大米、铁矿石等商品价格高得惊人的时候。当然，美联储买国债将造成国际商品价格上升，但是这是全球经济复苏必然会发生的。要是国际商品价格一直如现在这么低，那就不要指望经济复苏了。 　　第三，前一段时间，其他货币对美元贬值导致人民币有效汇率被迫升值，对我国出口造成不利影响。现在人民币也完全可以跟随美元贬值，有利于我国出口，至少不会因为汇率导致我国出口市场份额的下降。现在美元相对于欧元、日元贬值，远没有回复到去年的水平。为什么人民币就必须相对于美元升值，这有何道理呢？ 　　第四，美联储是否会通过印钞票赖账？这样做，除了稀释了外国债权人财富之外，难道就能够对美国老百姓的财富加以区别对待吗？相信美联储还不至于这么没有理性，因为这对美国经济实在也没有什么好处。 　　中国经济早就和美国连在了一起，而外汇储备的风险早已在长期的经济失衡中积累起来，并非始于美联储买国债。笔者以为，现在最需要担心的是，美联储有心无力，虽有心控制通胀却没有能力控制通胀。当向市场倾注了大量的货币之后，一旦经济恢复，如何将这些货币回收，倒是个难事。一旦回收不了，恶性通胀极有可能出现，甚至尚未走出危机就已经出现恶性通胀，那才是最可怕的。 　　（作者系广东商学院金融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全文]

　　全球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在利好消息的刺激下，很多投资者因为短期获利而陷入心理狂欢，并且得出两个结论：实体经济就要好转，资本市场马上就要走出低迷。 　　这两个结论都缺乏依据。 　　由于全球主要央行开动印钞机，经济有望走出紧缩。但因此像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一样乐观“预期美国经济下半年将复苏”，实在是替美国政府立言，属于头脑不清醒。伯南克认为不会出现滞胀，理由是大宗商品价格平稳，这只是暂时现象，如果美联储不加克制继续印钞，大宗商品价格就能涨到天上去。 　　美联储直接购买债券说明全球对于货币政策的依赖已经到疯狂的地步，日本、英国、瑞士央行全都开动了印钞机。人们相信，只要有宽松的货币政策就能解决所有的经济紧缩难题，只有一个泡沫才能解决泡沫崩溃的痛苦。但是，人为控制不会让我们走出经济周期，只是让经济周期换一种方法表现，那就是从紧缩周期走向滞胀周期。 　　货币政策不是经济的发动机，经济要走出谷底，最终靠的是生产效率的提高。全球央行虽然突破常规购债印钞，但到现在为止，多数国家面对泥潭中的实体经济领域一筹莫展。 　　政府投资固然可以缓解GDP急速下行问题，但无法代替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改进管理。如果拥有货币主导权的国家实行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企业的生产效率、市场占有率无法提高，无法冲销美联储多印的钱，只可能有一种结果，拥有货币主导权的国家重演美国上世纪70年代的一幕，陷入10年滞胀。 　　美国是全球技术创新引擎，但目前引擎熄火。美国救助通用汽车是在救助低效生产力，而AIG等金融机构高管在政府大幅注资之下强求高薪，证明金融资本家在反噬自己的创新能力。如果美国政府受到各种因素的挟裹，不能通过此次金融危机淘汰本该淘汰的产业，不能用法律的手段抑制金融资本家的大胃，美式资本主义将陷入泥潭。 　　美式资本主义由一连串正确的激励机制组成。但现在美国陷入错误的激励机制，救助通用暗示只有企业掌握足够庞大的社会资源，不论效率如何，就能大到不能倒；AIG的高薪事件证明，金融资本家在捍卫契约精神的幌子下，就能不顾生产效率而给能力低下的高管堂而皇之地支付高薪，他们背离了契约精神、自由公正的市场经济的宗旨；美联储印钞给予华尔街强烈的暗示，只要让市场糟糕到不可收拾，就有圣诞老人在华尔街上派发巨额支票。如此三大负面激励，导致美式资本主义丧失了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正确激励，正是这样的激励才是美国多年来长盛不衰的秘诀。 　　市场越来越害怕滞胀。今年2月，“滞胀”这个词在美国各大报纸和通讯社的稿子中出现了562次，远高于去年同期的12次。衡量滞胀的一个非正式指标是“痛苦指数”，它代表着过去12个月来的失业率和通胀率之和。如今这一指数在9%左右，还不到1974年最高纪录的一半。2008年年底，超过4%的通货膨胀率和高达5%的失业率已经使这一指数达到自1993年以来的最高点——1993年的时候，美国经济在经历了一场衰退后正在努力站稳脚跟。 　　经济滞胀时期的股市表现如何？美国的表现是在狭小的区间内震荡。 　　上世纪70年代，美国经历了20世纪50~60年代的长期“黄金发展期”之后，经济陷入了长达13年的滞胀期。从1969年道琼斯指数550点到1982年道琼斯指数在1000点左右徘徊，股市横盘了长达20年的时间。直到1982年底，道琼斯工业指数再次站上1000点关口，从此再也没有被跌破。1985年底，道指首次突破1500点。巧合的是，道指起飞正好在美国经济起飞之前。道指是美国实体经济非常准确的晴雨表。目前美国市场的震荡恰与上世纪70年代的滞胀期互相映照，时隔30多年后，股市通过震荡皈依实体经济。 　　尚未经历过完整经济周期的中国经济，股市往往与实体经济反其道而行之。如1999年著名的“5·19”行情，从5月17日的1047点涨到2001年7月份的2245点。而在股改之前的经济景气周期，则从2245点下挫到2005年6月998点的历史低位。 　　中国实体经济与市场联系更为密切，但就资本市场而言，则完全视政策面而动，所谓独立行情，就是不顾实体经济的“妖怪行情”。 [全文]

　　从来也没有一种商品，能像房子这样，让中国的老百姓牵肠挂肚；从来也没有一件商品的价格，在正常的经济发展阶段，能够像房价一样千人喜来万人忧。一个由钢筋水泥堆砌而成的建筑，却凝聚了社会分配的不公和社会财富的分化；一个原本只是用来遮风避雨之所，却让人一夜之间暴富，却又一夜之间赤贫…… 　　房子，房子！ 　　追根朔源，我们会发现这是中国社会进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是注定需要我们这一代人忍受血与火的洗礼，生生死死都必须面对的。中华民族与生俱来的荣耀与尊严，勤劳与勇敢，创痛与深爱，却在我们社会转型的一霎那，放弃了我们视之为生命的自由、尊严与博爱，以经济发展来衡量我们的基本人权。我们曾经太穷了，我们也穷怕了，我们在贫穷中与人类文明的距离越拉越大，我们在贫穷中探索科技的成果越来越微不足道。为了尽快富起来，我们，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这样的时代，我们还有选择吗？ 　　是的，没有。于是，中国房地产的第一槌，震得中国民众的心灵鲜血淋漓。那个时侯，我们是麻木的，感受不到那种异乎寻常的创巨痛深，因为我们要富起来。富起来是一剂麻醉剂，让我们忘记了痛苦；明明知道富起来会颠覆一个民族的价值观，但是，带着从山间小道走进繁华都市的迷茫，我们想跨越历史的沟壑，追赶资本的辉煌；我们明明知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会制造社会巨大的不公，但我们期待着这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中国人，以手足之情扶老携幼，共同沐浴新世纪的阳光。然而，直到现在，中国社会才发现，这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已经不是人，有的成了欺压百姓的土豪，有的成了外国资本的买办。反思，也是痛苦的。 　　时隔二十年，我们再来回想那第一槌，深圳开始出让第一幅土地，注定了中国走进商品房的时代。促成敲响第一槌的是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知名人士霍英东先生，当时并没有从制度上仔细设计中国房地产的开发模式，没有统筹考虑中国民众居住的权力，而是为了解决开发和建设资金的问题，因此，匆匆忙忙的推出了招拍挂。当时争议很大，主要是土地的出让方式与当时的宪法有冲突。霍英东介绍说，香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财政相当大比例就是靠土地转让收入，港府十分珍惜1066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把全港土地收归政府。在全面规划和初步开发的基础上，采取高地价政策，通过公开拍卖的形式，为港英政府获取巨额收入。在高峰年代的1980至1981年度的卖地收入，占到当年政府总收入的37%。进入上世纪80年代，也平均有17%。 　　因此，卖地筹钱是当时招拍挂的主要动因。接下来，有两个问题，中央政府极为重视，一个是土地年限，在1987年9月9日，首次以协议方式将一块5321平方米住宅用地的使用权，以106万元出让给一家公司，使用年限为50年。12月1日，深圳首次公开拍卖土地使用权，一宗面积为8588平方米的土地被另一家房地产公司以525万元的价格竞得使用权。这一改革举措面临的最大困境是容易被误解为“违宪”。这“石破天惊”的一槌，拉开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帷幕，并直接促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相关法律制度的修改完善。次年4月，宪法增加了“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的条文。这样，才有了70年的使用权，才有了今天，70年后如何续期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是就是商品房的销售问题，最后的结果是，原样照搬香港模式，在住宅土地供应上采取招拍挂，在商品房开发中可以预售，也就是香港人的炒楼花，后来香港中原进入深圳，开始了三级市场门店式的交易，初步形成了基本仿照香港的一整套住宅开发模式。我们现在还无从考证，究竟是商品房的开发改变了宏观经济的整体架构，还是宏观经济从房地产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有了投资、消费和出口的三驾马车式的架构，并将房地产纳入投资当中。 　　我们考虑70年产权的展期问题，不能不考虑商品房开发体系和宏观架构的问题。70年产权的由来，是因为当时的经济环境所致；现在70年产权的展期也是因为商品住宅累积的问题，只有在住宅开发模式的转型上，讨论商品房的产权展期才有意义，而且，解决这个问题，绝对不是国土资源部的问题，是必须由中央政府组成专门机构才能彻底理清这个问题的。而且，产权问题不是交钱与不交钱的问题，而是社会财富的均衡问题，不要把产权问题简单化，导致老的矛盾没解决又产生新的矛盾。 　　中国社会要解决住宅产权展期问题必须与住有所居的问题一块解决，与高房价的问题同步解决，才具有时代的进步意义。从目前来讲，如果要一揽子解决，那就要颁发“公民地权证”，确认住有所居的基本权利，实行土地和房产的永久产权，而不是70年到期要不要续费的问题，把产权展期等同于过路过桥收费是荒谬可笑的，也是对产权的无知。这是一个时代的变革，不仅仅对经济繁荣，而且对社会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全文]

　　近段时间，全国楼市看起来一片红火，不仅成交量在上升，价格也在上涨，以至于有人惊呼：商品房的牛市行情又回来了。 　　首先，我们应该弄明白住房成交量为何突然在1月和2月放大了？有三个原因。一是保障性住房占比增大。在近期新楼盘的交易中，保障性住房一直占据着比较大的比例；二是在国家减少交易环节的税收后，二手房交易被激活；第三个原因，笔者通过与十多位开发商的接触，发现此次房屋成交量的回升，很大一部分乃是假按揭套现的结果。什么是假按揭？它是指开发商为实现资金套现，将手中的存量住房以内部职工或开发商亲属等的名字购买，从银行套取购房贷款。开发商通过假按揭，提前收回成本，变现利润，把包袱和风险悉数甩给银行，自己进退自如，占据主动。 　　这一点，也可以从银行新增贷款的大幅增加中清晰地感知到。今年前两月，我国新增贷款规模达到2.69万亿元，同比多增1.64万亿元。如此庞大的贷款资金注入到市场，为开发商套现提供了天然的便利条件。由于房价估值越高，假按揭从银行套取的资金就越多，开发商自然倾向于提高价格。这正是房价与房屋成交量同步上升的根本原因和内幕所在。 　　如果仔细对照一下相关房屋成交的数据，就会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其一，诚如北京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陈国强所言，当前北京楼市的这种“回暖”还是局限于部分楼盘，并没有成为市场普遍现象。 　　其二，房价并没有明显回落，这意味着，在民众对房价的下跌预期依然存在的情况下，这种泡沫依然严重的房价，是很难被消费者认可并接受的。更何况房屋成交量的上升，是与房价上涨同步进行的。 　　显然，我们不仅不能乐观，还应高度警惕。一旦开发商通过假按揭完成套现，高估值房屋落到银行手里，银行就不得不承担种种巨大风险。 　　应该认识到，由于连续10多年的大规模投资（以北京为例，其房地产投资一直占总投资的一半），产生了大量的存量住房，而房价的过快增长，又逐渐脱离了民众的购买力，从而使得中国房地产步入了一个万分尴尬的境地。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力托房价，玩自欺欺人的把戏，只会使房地产的冬天更加寒冷。 [全文]

　　深交所19日透露，证监会正指定专人研究针对“人肉搜索”的监管制度。据说，网上形形色色“曝光上市公司内幕”的信息误导了不少股民。 　　对于投资者而言，信息至关重要。“人肉搜索”这一非正规的信息发布渠道，确实极有可能出现虚假信息，并对股民的投资决策产生误导，令其利益受损。证监会加强对上市公司“人肉搜索”的监管，不失为维护证券市场秩序的务实之举。 　　不过，假如证监会对“人肉搜索”的监管，仅限于对网络上各类“曝光上市公司内幕”消息进行封锁，或是对相关“人肉搜索”信息发布者的查处与追责，甚至强制施行所谓的网络实名制的话，显然还不得要领。在对上市公司“人肉搜索”采取围追堵截的监管方式之前，证监会倒是更应首先反思“人肉搜索”出现的原因和存在的理由。 　　事实上，证券法已明确指出，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是证券市场生存和发展之本，是证券市场规范化的基础，也是上市公司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不难设想，假如上市公司真正履行好上述法定义务的话，假如有关上市公司的重大信息真的能够通过权威渠道第一时间让投资者知情的话，投资者又怎么会去盲目相信甚至追捧“人肉搜索”之类的小道消息？ 　　从这个角度来看，上市公司“人肉搜索”的出现，其实恰恰说明上市公司的信息发布还没有真正做到及时和准确。而现实中，有些“人肉搜索”的小道消息，事后却被证明是真实的，甚至比权威消息更具时效性。假如上市公司权威消息的发布还不如“人肉搜索”来得真实快捷，仅凭围追堵截当然很难奏效。 　　如果上市公司能够真正好好遵守信息披露制度这一证券市场的基本游戏规则，那自然就不必害怕什么“人肉搜索”。从这个意义上说，证监会与其分心于“人肉搜索”，倒不妨把精力更多用于监管和查处不守规矩的上市公司。 [全文]

　　也许，商务部以反垄断为由否决可口可乐并购汇源案，真的是帮了可口可乐一个大忙。并购案的失败，使可口可乐公司无形中大赚了一票。因为并购案签字两周过后，金融危机爆发，世界上一切资产的价值都面临重估，汇源的业务也开始下滑，股票市值也大幅缩水。 　　这原本是一桩好生意。但是在一个不恰当的时机里，一个合法反垄断程序的首次启用，使汇源失去了卖得好价钱的良机。将来会怎样？谁也说不清。因此，朱新礼此刻的内心世界，一定是五味俱全。 　　也许，对于商务部来说，是捡到了一个软柿子，从两个品牌格外响亮却又无关乎国计民生的饮料企业入手，树立权威的目的可以达到，纵有失手，也不至于造成太大的问题。 　　但问题是：即使可口可乐和汇源各自在碳酸饮料和纯果汁领域拥有相对支配地位，一来各自都没有导致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垄断性暴利性价格；二来也没有挤压相关领域其他中小企业甚至如百事可乐、娃哈哈这样的大企业的生存空间，何以判断这两个企业并购后就一定构成垄断呢？退一万步说，即使真的在碳酸饮料和纯果汁饮料领域构成垄断，它对中国百姓的生活又有多大影响呢？饮料毕竟不是国民必需的命脉消费，想当初，可口可乐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还只是作为奢侈品在友谊商店销售呢？纯果汁也是近年来才进入百姓生活的新生事物。 　　相反，在国计民生重要的基础性、命脉性、资源性、能源性等消费领域，我们什么时候才能高高地举起反垄断大旗，把它们一一祭到反垄断的祭坛上以造福于民族和国家？它们的名字一长串：石油、铁路、电信、电力、教育、医疗、航空、城市公共服务……就在2009年3月18日，中国反垄断案第一案正式生成的日子，这一天注定会让人怀想，让人反思。3月12日，在北京举办的2009天然气市场发展论坛上，中国城市燃气协会权威人士证实，“关于天然气价格改革，目前一共有6套方案。”而6套方案，无一例外地都指向涨价，“与国际接轨理顺价格的过程，就是涨价的过程。”(3月18日《21世纪经济报道》) 　　一边是铁板钉钉地要涨价，另一边则是假惺惺地说，国家发改委正组织专家，对这些方案进行论证。今年两会期间，有财政部高官斩钉截铁地说：“个税起征点近几年不会上调”，“消费券不会全国发放”，“印花税已经没有继续下降的空间”，“遗产税也还不具备征收的条件”，引得有政协委员怒而问道：“你都定了，要我们来干吗？”这一回面对燃气必涨论，人们也只能无奈地问：“涨价都定了，还要专家来论证什么？” 　　无论如何，公元2009年3月18日，国内反垄断案首案生成日，是一个值得纪念、值得深思的日子。 　　作者系资深评论员 [全文]

　　3月21日那天，杭州市名特优产品展销会暨第二批消费券集中购买活动揭幕，杭州市委书记和市长双双出席。 　　此宗商业活动，几乎成了引来网友一片嘲笑的“八卦新闻”，依我所思，大致原因如下：名特优产品展销会难以制造出热点，但杭州第二批消费券集中购买活动却夺人眼球。消费券改免费派送为动员市民购买，已变了味儿。 　　书记和市长当场自掏腰包购买了3000元消费券，似乎要刻意营造书记和市长的行为既爱国家更爱杭州的舆论氛围。因而，消费券已浑然附加了别样的“政治含义”。书记和市长拿消费券在展销会上购买的全部是杭州产品。杭州本市媒体以外的众媒体，纷纷担心这个举动含有为杭州产品做“政治广告”的用意，网络上的无数跟帖直言不讳，斥责在金融危机之下，杭州之举再开地方保护主义之“恶例”。 　　尽管书记和市长带头在先，但到展销会参观购物的市民似乎缺乏购买消费券的热情，并未掀起踊跃购买消费券的热潮。惟一被杭州媒体用于衬托“购买踊跃”的典型案例是：“有位女士一人就买了3万元消费券，不知是单位发福利还是自己购物”——做过记者的人都知道，用“有位女士、不知、单位福利、自己购物”等无厘头语句来写报道，压根就缺乏基本的可信度。 　　但凡大大小小的商品展销会，参展商品都打折。观展市民有兴致购买中意的参展商品，直接用人民币购买岂不是更省心、快捷还环保——印消费券还得消耗纸张及产生污水，何须人为设置一道用消费券购物的门槛？ 　　市委书记买下一台杭产华日冰箱用掉消费券2580元，厂家给杭州媒体算账称：这台冰箱原价3400元，展销会上优惠价3100元，用消费券购买只需2580元，相当于打了7.5折。这似乎要向观展市民证明，先买消费券再用券来购买冰箱，比直接用人民币购买更划算。只是，如此“典型算账”反倒带来更多质疑，既然华日冰箱打7.5折卖厂家仍有赚头，那就直接亮出7.5折底牌吸引观展者用人民币购买好啦，何必多此一举？杭州弃简乐繁，只能说明动员广大市民踊跃购买消费券再行购物的举动，推行起来并不顺畅而非常勉强。颇有“为消费券而消费券”的意味。 　　杭州市财政局当场发布统计数据，声称展销会首日卖出消费券75万元，结合市委书记购买华日冰箱用消费券比用人民币折扣更大的“典型事例”作分析思考，恰好说明让观展市民自掏腰包买消费券的“爱杭州秀”，并未引来多数观展者的热捧。相反，卖出75万元消费券的统计数据由市财政局来发布而不是独立的第三方，明显缺乏公信力。就算卖出75万元消费券实打实，还有个谁购买及派何用场的疑虑。如果消费券购买者并非用于个人购物，而是作为商场购货券送给那些有权的角儿以图联络政商感情，岂不是又增添一条腐败新途径。 　　好了，金融危机下，消费券的确该发，但必须由财政买单而把发放对象锁定于那些最需要政府帮助的特困群体。除此之外——发放定向消费的商业性消费券大可不必，真心想拉内需，还是抓紧解除普通百姓不敢消费之后顾之忧，那才是惟一正途。 　　(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 [全文]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8日宣布在基准利率维持零至0.25%不变的同时，决定购买3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并再次购买8500亿美元房地美和房利美发行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此举大大震惊了整个市场。美元汇率在美联储的决定公布后急剧下跌，美元指数跌逾3%，对欧元汇率更是从决定公布前的1.31美元附近暴跌至1.35美元下方，而美国国债价格随之飙升，期金4月合约价格也在短短两个小时内暴涨约60美元。毫无疑问，美联储此举为了以一种间接方式降低私人借款利率，希望大规模购买抵押贷款相关证券的做法，将推低抵押贷款利率，让美国家庭能够以更低的利率转按揭，同时缓解受到重创的住房市场的压力。 　　但是，如此大规模的债券购买量，我们不知道美联储的资金从哪里来？很明显，美联储目前找钱的唯一渠道就是开动印钞机大肆印造美元了，而这就意味着数以万计的美元纸币即将充斥全球市场，引发的后果将是美元的大幅贬值和物价的疯狂上涨，新一轮的通货膨胀和更大的经济泡沫将再一次笼罩全世界。 　　其实，在美联储发表声明之前不久，日本央行也表示，将把购买日本国债的规模扩大近1／3，从每月1.4万亿日元合140亿美元增至1.8万亿日元。对于日本央行的举动我们无法判断其动机，但是这样的措施，对于目前的市场环境来说无疑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案。 　　在前不久举行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美国和欧盟之间的分歧，最终使得美国决定单枪匹马地继续实施自己的经济刺激计划。而这样的举动显示出美国在新一轮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上已经到了疯狂的境地。随着其他发达国家的不断实施经济救助计划，使得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进入以美国为主导和设计的新一轮的金融发展泡沫。 　　这对于受冲击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原本缺乏金融资本的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资金抽离之后，又将面临新一轮的全球通货膨胀。这样的形势对于世界的经济稳定发展来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比如中国，持有的全部美元债券估计早已超过1万亿美元，占外储规模的一半以上。而2008年末中国已持有7274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并成为美国政府的最大债券国。随着美国今年过万亿国债的发行，势必将使美国国债价格出现明显下跌，中国近期购买的国债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亏损，而美国政府也无法完全控制政府财政赤字飚涨的情况，从而恶化政府财政状况和政府信用，并使国债违约风险增加。 　　可能对于美联储来说，它不需要知道下一轮资产泡沫从何处诞生，它只需要知道疯狂发钞去制造一个超级泡沫，把美国经济从生死边缘拉回来。而美联储的“零利率”政策是美国努力转嫁金融危机风险和损失的最极端措施。我们必须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本来，美国那些肆意妄为的金融机构就应该破产，华尔街多年疯狂积累的财富就应该被蒸发掉因为那本来就是虚拟财富或者是使用金融手段去分享世界人民尤其中国人民创造的真实财富。然而，美联储的“零利率”政策本质上仍然是用未来更大的泡沫来挽救今天的泡沫，全世界人民将继续为美联储肆无忌惮的货币政策埋单。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应该从今天开始就应该做好超级泡沫的准备工作，疯狂地收购一切可以收购的资源，包括黄金，否则，全球一起死的时候，就难受了。收藏资源，将成为中国在未来超级泡沫破裂之时唯一可以自保的东西。等到那个时候，有了足够的这些资源的支撑和其他综合力量的支撑，人民币的国际化，才能算是真正可以为全球所承认了。我们现在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外汇储备，因此，目前的经济形势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不错的优势，这对于我们在应对接下来的困难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工具。(作者系安邦集团研究总部分析师) [全文]

　　2008年年底，国务院会议正式提出，对广东和长三角地区与港澳地区、广西和云南与东盟的货物贸易进行人民币结算试点。目前，广东已向中央提交关于人民币贸易结算试点方案，当中包括4个城市300家企业。 　　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与周边8个国家签订自主选择双边货币的结算协议。央行关于允许境内、境外参与银行向境外企业提供贸易融资，香港银行可以从清算银行进行人民币拆借的问题等风险调研也告一段落。相信试点的铺开就在眼前。 　　想象一下人民币成为区域自由兑换货币的前景吧，这并不遥远。 　　人民币贸易结算试点是人民币走向区域经济舞台的重要一步，也是中国经济走向国际经济舞台的必然之举，否则，中国经济体量与侏儒货币市场难以匹配，跟在美元后面亦步亦趋，实体经济也将处处受制于人。 　　但是，实现美好的前景必须跨过现实的障碍。如果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出口退税政策怎么办？海外客户没有大量人民币存款怎么办？如果按人民币对美元的当天汇率结算，与现有外贸体制并无太大区别，企业依然难以规避汇率波动风险。企业的担心顺理成章，如果配套措施不健全，很可能欲速则不达，反而有碍人民币的国际化步伐。 　　以往我国在云南、黑龙江和新疆等省份边境贸易以人民币结算，是草根市场的自发行为，主要是人民币现钞交易，由两边的银行进行人民币清算。这种人民币结算是“地摊行为”，没有大规模铺开，谈不上有什么全面而深入的影响。货物交易进行人民币结算试点，则是政府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自觉行为，与市场的自发行为不可同日而语。 　　人民币要获得信任，必须掌握两大原则，第一，诚信原则。人民币背后的政府信用是可靠的，这样商人才愿意接受人民币；第二，效率原则。只有人民币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自由使用、进出自由，商人才能进行对冲，避免汇率风险。跨境贸易的商人之所以愿意接纳人民币，是因为人民币的信用与效率不输于本币，甚至更高，如今政府大力推动，是顺市场而为，没有一家机构能够强迫市场主体接纳他们不信任的货币。 　　政府还需要有细致入微地为企业服务的意识：比如，境外的企业到哪里获得人民币头寸，中国是否允许境外企业兑换人民币，规模有多大？再如，企业接受人民币后是否能够在境外银行方便地进行金融交易，在目前人民币资本项目大部分没有放开的情况下，这些手握人民币的企业除了到中国消费、投资之外，是否有效率更高的用途？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的设立势在必行，否则，所有这些难题都无法破解，而企业最终会失去拥有人民币的兴趣，结算试点也会日渐萎缩。所有这些技术问题，实际上是对政府管理货币的能力和理念实实在在的检验。 　　人民币跨境结算试点只是人民币实现国际化的一小步，体现了人民币的支付功能，还没体现其财富与投资功能。这一步跨得踏实，人民币资本项下的大门方能开得更大，企业才能热爱人民币。(叶檀，财经评论员) [全文]

　　针对小企业融资困难凸显的现状，近日工行、农行、中行、建行和交通银行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创新小企业融资模式，设立信贷专营机构为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以此助推小企业发展。 　　五大行信誓旦旦地表示，将组建什么“专业支行”、“特色支行”、“信贷工厂”等，加大支持小企业力度。而把组建个专门机构称为“创新小企业融资模式”，笔者实在不敢苟同。 　　在中国有一个现象必须引起重视，那就是，国家强调什么工作重要，要求在这个工作上加大力度，一些部门就开始在成立机构上大动干戈。至于实际效果如何，那又另当别论。有些效果十分差，甚至没有什么效果。成立的机构就成为了一个形式大于内容的东西。解决中小企业和农村贷款难就没有摆脱这个“宿命”。 　　小企业和农村贷款难由来已久。笔者作为从事银行业几十年的资深人士，毫不夸张地说，前十年小企业贷款难和农村金融服务不足问题就已经非常突出。国家也没有少下工夫来解决这个问题。中央政府、银行监管部门以及相关职能机构，包括几大商业银行在内，下发的文件、要求、政策、措施非常之多。不能说一点效果没有，但是，效果很差。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沿海出口型中小企业遭遇空前困难，产品滞销，导致资金链断裂，面临破产倒闭边缘。大量中小企业渴望融资，以解决困局。中央领导对此十分重视，多次到中小企业密集地区进行调研，出台了支持和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一系列优惠政策。 　　温家宝总理在两会前夕与网友在线交流时，针对一些网友提出的小企业贷款难问题，温总理说，我们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我认为就是这些措施还没落实，我希望我们的银行要抓紧落实这些措施。我常讲，经济学家、企业家、银行家身上都要流着道德的血液。也就是说，在危机冲击的时候，在国家处于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在完善制度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地去为中小企业服务。” 　　当然，也不能说五家大型银行成立“专门机构”一点作用没有，而是说，如果一些制约因素不排除，就是成立了“专门机构”，作用也有限，甚至可能成为摆设。 　　 问题在哪里呢？ 　　从大银行内部看，银行往往很难把小企业贷款这项业务放在“眼里”。这些大银行都喜欢贷大（大企业）、贷长(期限长)、贷垄断（垄断性企业）。因此，大型银行必须提高社会责任感，必须抱着为国家分忧解难的思想支持小企业的发展。 　　从外部看，主要是小企业自身存在的巨大经营风险吓退了银行贷款。同时，担保机制不健全，使得小企业寻找担保难，也使得银行贷款难以落实。这就要求小企业本身要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控制经营风险。 　　同时，国家必须出台帮助小企业解决融资难的实实在在的政策，比如解决担保问题等。如果担保问题不能解决，无论哪家银行都仍将惧贷小企业。 　　美国总统奥巴马16日公布了一项总额达150亿美元的计划，旨在通过采取一系列促进信贷等措施，帮助美国小企业走出目前的困境。美国政府还将从787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方案中拿出7.3亿美元帮助小企业降低借贷成本。 　　这里有一点特别值得中国借鉴：那就是降低小企业借贷成本，设立担保资金，来解决小企业担保难问题。 　　（余丰慧，河南农行职员） [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