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导演贾樟柯看到一则新闻：一家生产飞机发动机的军工厂宣布倒闭，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名为“二十四城”的豪华商业楼盘。一种说不上是沮丧还是兴奋的心情触动了敏感的贾樟柯，从《小武》开始，他就追踪着中国社会变迁的步伐，现在，他所要做的只是记录下整个拆迁的过程。
为此，他采访了100多位老工人，他们为集体大工业付出的激情和汗水现在化成了无助而彷徨的倾诉：“我42岁，下岗，孩子要上初中，每个月200块，我怎么办？”
很多人在贾樟柯的面前泪如雨下，他们感到委屈，感到现实将梦击碎后深入骨髓的痛。在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下岗了。
“这个问题是因为中国作为一个曾经的以国有企业为主的计划经济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这是改革必须经历的阵痛，”见到《中国三十年》的作者库恩博士时，我曾经问他下岗工人的阵痛是否是中国经济改革必须承受之重，他这样回答我，“中国的大部分国有企业都是按照前苏联的模式建立起来的，这种模式的企业规模很大，但是效率低下，这显然是不正确的。现在的中国是个有利于多元化的国家，选择也是越来越多元化，中国的经济领域也必须进行改制。我们也经历了国有企业的改制，有一些国有企业破产了。”
库恩认为，中国正从一个低廉劳动力型经济向高附加值经济发展转变的时期，我们不可能一方面说，我们要提高工人的收入水平，弥补他们之间的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又维持产品低廉的成本，这显然绝非理性。90年代，中国正在进行一次转型。政府现在在做的一个事情，相比国有企业下岗工人的问题，低廉劳动力型经济和高附加值经济之间的矛盾可能是现在更急需解决的问题，而且下岗这个问题并没有想象中的严重。
从中国经济改革的大局来看，库恩的观点确实有其合理性。但是从下岗工人低劣生活水平的角度，我们又无法狠下心肠。下岗工人因为他们本身没有的过错而承担了国家“摸着石头过河”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这本身是否具有合理性？改革奋力闯关，其背后有着千千万万《二十四城记》中的下岗工人的理解和支持，是他们本身在承受了极大的精神和物质上的损失后仍然保持了冷静，将自身的痛楚化作再就业的动力或者用他们的宽容和忍耐度过一个个孤独而拮据的日子。
正如库恩博士所指出的，当国家从国有企业改革中获得巨大收益后，政府就必须为那些失业工人负责，这就需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失业津贴制度，但迟至今日，这种保障制度的健全仍遥遥无期。
下岗工人作为弱势群体，作为“低级知识分子”，他们不会在各种高端的经济论坛或者“两会”上高谈阔论，提出符合他们这一阶层利益的主张。他们需要一个代表(representative)，需要像贾樟柯这样的知识分子来为他们“代言”。于是，贾樟柯用其对于底层大众一贯的悲悯之心，不需要太多的修饰就打动了观影者——也许赵涛、陈冲、吕丽萍等演员的虚构性表演在残酷的真实面前都显得多余。
《二十四城记》记录了这个国家制度性调整过程中产生的种种矛盾和阵痛，它们如此真实地存在，仿佛一个时代的铭文。而当所有的娱记都关心着贾樟柯和赵涛的婚讯，当贾樟柯也信誓旦旦地声称，他也将在商业片大潮中做一回弄潮儿时，我们只能怀疑，这些感人肺腑的真实的影像是否也终将成为一个时代的弃子？
(作者系上海青年文化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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