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可以象好莱坞坏小子西恩·潘那样骄傲地说：我们有勇敢的艺术家了。
勇敢(直面真实的敌人)
角川是《南京！南京！》最具光芒的角色之一，以其心路历程贯穿始终。在一部中国大屠杀题材的作品里，在一个受害国所拍的电影里，在一档敏感的历史公案前，让一位侵略者占据如此篇幅并且几近正面，无疑需要足够的理由和勇气。
当我们经历了“焚烧日本车”、“抵制家乐福”、“流拍圆明园兽首”这些颇为热血又较为冲动的社会事件后，不难猜想，陆川和他的新片未来可能遭遇的争议，也许以美化侵略者、政治不正确为名。陆川可能没有预见到这些风险，或者，即使预见也不打算退却，正是这个勇敢，使他站在了世界性的高度。
近年来，思想界兴起战争原罪说，战争即罪，遑论正义与非正义。即使不考虑这场新的文化流变，世界范围内的二战电影创作，同样从正义与非正义的简单分野，转向了更为复杂的人性、更为内核的真相、更为多样的个体。2007年，获得戛纳评审团大奖的《光荣岁月》，由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等前法国殖民地国家联合拍制，二战中，殖民地的热血男子为了未曾谋面却深为敬仰的“父国”出生入死，却在一面自由平等博爱的伟大国旗下，无法与法国士兵享有同等的吃西红柿、晋级升职的权利，暴露了战争之下的种族问题。2009年，获得第81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并摘取影后的《生死朗读》，前所未有地将一位纳粹集中营女看守浮出水面，为了保守自己是文盲的秘密，她不惜坐牢20载，然而，当女人在爱人的帮助下自己学会了朗读，她的爱人却难以面对她做过纳粹的事实，女人出狱时自杀，畸恋故事隐喻了后战争一代对战争一代的复杂感情。
《南京！南京！》同样深入了一个富于现实感的角度：时光向前走，历史向后退，中国的年轻一代，该如何触摸自己的前辈曾经遭遇的那个巨大伤口？日本的年轻一代，该如何看待自己的前辈曾对他国的所作所为？互动，在怎样的基点上成为可能？
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著名的《菊与刀》里说，“和西方比起来，信仰基督教的民族有原罪感，他做错了，知道自己有罪就会承认，就会忏悔。日本的耻感文化是做什么事都没有好坏之分，只有羞耻之别。他做了恶，犯了罪，只要没有被发现被揭穿没有让他感到羞辱，他就不会认错。他只要感觉到羞耻，又会选择自杀、切腹这种节烈的行为自裁。”在这个天皇至上的神道教国家，战后因美日利益交换使其天皇免于问罪，因此在日本人的普遍感情中，二战的历史教育只有原子弹受害国的概念。到了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日本年轻的政治家对战争的记忆淡薄，更无法像德国人那样反省战争的责任，一边是德国总理谢跪于犹太人纪念馆，一边是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
在这样的背景下，角川犹如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带入，每一个相关或无关的人，被他带入历史的内核，带入一个个体生命的灵魂，感知他在那个特定时空中的所见与惶恐。他放过了中国慰安女小江(江一燕饰)，但不敢或许也无法让他的同伴放过小江，他明知姜老师(高圆圆饰)屡次冒充亲属营救难民却不揭发，但他不敢或许也无法让他的同伴不去揭发。姜老师被带走时，他背叛了“自己人”，成全了“敌人”，他对她开了枪，他是懂得她的，因此成全了她，让她干干净净地离开。角川对这场战争开始怀疑了，那不是他想要的，应该也不是很多人想要的，同伴闻着清酒的味道深深说着“想家了”，他带着朦胧的怀疑前行，直到把枪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他自杀也许是因为感到了羞耻，感到自己国家发动的这场战争是丑陋的，丑陋地杀人，丑陋地泄欲，它摧毁的不仅是中国的男人女人，也摧毁了日本的男人女人。他爱上一个征来中国作慰安妇的日本女人，看着她冷漠地把他当做与其他“禽兽”无异的一只“禽兽”，他感到了冰冷和绝望。但他的力量太有限，只能以独自一人沧海一粟的死亡来退出这场战争。这是作为一个人，可能拥有的一部心灵史。
对于那些司空见惯的观点分立：战争和日本人民无关，而是军国主义造成的；或者，战争是日本人引起的，是日本人民支持的，忘却历史去追求民族友好往来，则会失去民族尊严——陆川提供了一种新的认知方式。他不做评判，但他一定给予了角川以认同和同情，这份认同和同情有可能招致争议，象《帝国的毁灭》里那个也会流泪、也会亲吻爱人的嘴唇、也喜欢吃巧克力蛋糕、也经常牵着牧羊犬散步、也像孤独老人而非全然一个独裁者和杀人恶魔的希特勒，被争议为过于人性化一样，英国《每日镜报》甚至打出醒目标题——德国人要原谅希特勒吗？但是德国认为，这对史学界的二战历史观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影片表现出德国在对待二战历史的心态上日趋成熟，对那段历史的艺术表现有了更多自信。
《南京！南京！》亦有自信去迎接争议，它是关于人性的，并不局限于民族性，它是给中国的，也是给日本的，同样是给对这段历史一无所知或毫不相关的任何国家任何人。它将帮助我们在更大程度上获取真相，而不是又一次陷入简单的集体式情绪风暴，那不是我们该永久停留的地方，表态是容易的，仅仅拍一部表态的电影也是无甚效力的。必须往前走，深入内核，挖取真相，再交由每一个人自己去看，去判断，侵略者在大屠杀里做过什么，想过什么，受害者又承受过什么，抵抗过什么。把角川给他们，让他们跟随角川亲历那场战争，如果他们也像角川一样感到了怀疑，感到了羞耻，他们也许会重新看待那段历史。这是一种冷静，也是新世纪的中国需要的一份理性。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在这个意义上，在这个题材上，陆川比任何一位中国电影人走得都更远。
新民网推荐
新民网推荐视频栏目
©2006-2009 xinmin.cn All rights reserved. 沪ICP证01008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