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来论】近日来，全国出租车行业的生态一时间变得相当微妙了：西南重庆刚“打响了罢运第一枪”，西北甘肃、海南三亚则立即跟上、继往不“开”。重庆那边，先是“据说”驾驶员们“已上路”了，接着又“据说”驾驶员们“声称自己是被逼的，事情还没完”。甘肃那边，则“据说”自始自终都罢得“很文明”，怎么个文明法，我们于此不必细考了。倒是作为“后起之秀”的海南三亚罢运，直至目前似乎仍旧“生猛”如初。

　　据媒体日前报道称，针对持续罢运及司机们“直到解决问题为止”的果决表态，三亚市代市长王勇携部分市领导11日下午与部分参加罢运的出租车司机代表进行了座谈。王勇代表三亚市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向广大出租车司机诚挚致歉，表示将迅速整顿该市交通行业，并为合法经营者们创造一个和谐的经营环境。（11月12日新华网）

　　很显然，与王代市长相类似的“低身架”或“恳切言论”，我们之前已多次看到、听到了。不独政府官员们如此，媒体也在竭力呼吁“整顿交通行业、创造和谐经营环境”或“改革出租车经营体制、模式”。诚然，出租车罢运事件频出，一方面政府相关部门固然有着不可推卸的管理责任，另一方面出租车经营模式、管理体制也的确是到了非改不可的糟糕地步，但这些就是所谓“根源”吗？

　　笔者不以为然。窃以为，如果把出租车罢运事件的原因一竿子归结为当地政府管理不力，或者笼统地表示应改革经营体制或模式，固然能言之成理，但无论说得怎么精到，充其量，恐怕也就只能算是“隔窗之论”。倘若从“利益博弈”这一应有视角对“罢运现象”予以洞观，我们无疑会看得更为深入、真切。实际上，罢运事件根源无他，惟“政府与民争利”而已。这一点历来多遭公众诟病，已算不得什么不可言说的“秘密”了。

　　第一，政府管理部门和出租车公司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系，最紧要者在于——前者的“准入数量管制”直接导致了后者的“经营权垄断”。第二，出租车公司既然靠垄断获利，在没有实现规模经济效应之前，无疑会表现得极端贪婪，尤其是在与政府管理部门“同船”的语境下，即便再怎么对出租车司机“敲骨吸髓”，也是合乎“必然”的。至于为以上逻辑提供体制保障的，路人皆知，即为我们死活都不乐意退出历史舞台的计划经济“老人家”。

　　那么，就此试问，造成出租车罢运频出的原因，是在于政府部门管理不力，其主导下的经营体制、模式待改，还是压根就在于政府部门抱着“蹚浑水”的想法，与出租车公司“交欢”而“与民争利”？当然，笔者之所以索性捅破了这层“窗户纸”，目的不在于跟谁较真，政府部门想“法子”把社会财富“聚集”起来为公众服务，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我们有否想过，经济有其运作的规律，长期以计划绑架市场无异于“杀鸡取卵”，而公权亦有其运作的底线。毫无节制地“与民争利”，甚至完全无视行政许可的规约，所得将与“非法收入”无异。这些不可不察。

　　一言以蔽之，如果想要出租车罢运的“雪球”停止滚动，防止其他行业出现新一轮罢工，造成政府公信力与社会资源的双重损耗，最终只能是：政府部门务必从“与民争利”的“危险游戏”中自觉地退出来，充当一个中立、公平、公正的监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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