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来论】浙江省杭州市自5月起推行市级机关公车改革,市局(副厅)级以下一律取消专车。但杭州发放“车贴”的政策,也引发了议论。(《新京报》6月24日)
被冠以“大规模”、“高级别”、“全国首例”的“杭州车改”,同样引发了大规模的非议,包括被改革者和旁观者在内,都发表了并非颂歌的评价。
这样的诟病,那样的不满,指向无非只有一个:这样的车改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所谓的“车贴”形式不是公众期待中的车改模式,更不是一种理想状态的落地。
原因何在?在笔者看来,“车贴”是权力习惯性赎买下的“蛋”,正是在这点上,导致社会舆论的抨击。时至今日,公车改革已经进入了第15个年头,形形色色的改革也是屡见不鲜,但是,这些在公共舆论眼中所谓的改革早已走调变形,甚至成为官员自说自话的自利性改革。对此,学者孙立平先生明确指出,因为缺少外部监督,于是每逢削减社会福利的改革往往“兵贵神速”,而遇到削除行政权力时则往往动作变形,公车改革最终成了公务员冠汽车补贴之名的变相加薪。 杭州市的“车贴”再次为公车改革成为特权变现、变相福利实现提供了鲜明的注脚。
15年前,曾有人算过一辆公务用车的开支相当于40个下岗工人的收入,现在呢?在公务用车问题上,15年前国家对公车控制较严,只有党和国家高级公务人员才有资格配备专车。1984年这项规定被取消,从此公车消费就一发不可收拾,仅1985年一年的公车消费就超过了前30年的总和。资料显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公车购买金额年均增长速度达到了26%。2003年全国政协一份提案披露,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约有350万辆公务车,包括司机待遇、养路费、维修费、燃料费、车位费、管理费等一年大约耗费3000亿元,成为财政极重的包袱。不少干部不再把专车看作是交通工具,而是车主身份、地位、权势的象征,进而导致公车改革步履蹒跚。
从本质上说,“车贴”是权力的习惯性赎买。不少地方在改革的名义下,行捞取特权和福利之实。之所以采取赎买的方式,在于其对公务员阶层有利无害,可以无须考虑风险,相反倒可以做到旱涝保收。另外,这种赎买的施行,公众没有话语权,完全取决于权力者的意志,是权力掌握者单方面实施的对权力的赎买。总之,这样的赎买对社会来说并不具有“帕累托改进”的功用。
另外,“车贴”也是特权的特殊变形形式。权力可以依据掌权者的意志造成一定的利益倾斜:它可以给一部分人带来利益,而对另一部分人的利益造成侵扰;它可以创造利益公平和平等,也有可能促成利益分化或冲突。由于公车消费披上了职务消费的外衣,使之成为职务消费的动力,有可能导致改革的花费甚至超过了不改革的代价。可以说,“车贴”之下,不但实现了特权的变现,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似乎拥有了“合法化”的身份。这是我们不能不警惕的。
韩国首尔只有4辆“官车”,芬兰有5辆公务专车,而我国江苏省委书记梁保华曾痛斥下属一机关竟有43辆小轿车公车:机关不大,但竟然有这么多小车。刺目对比之下,或许,更能让我们明白“车贴”的怪异:权力习惯性赎买下的“蛋”。
有一种“车贴”叫特权变现。这是社会应该提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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