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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云香：“有钱人决定房价”鞭打“穷人经济学”

来源：新民网2009-07-17 15:59

　　【新民来论】中国社科院专家齐建国16日接受访谈时表示，全国有钱人都想在北京买房，使得北京房地产价格是全国有钱人决定的，当地的工薪阶层显得无力支付。（人民网7月17日）　　从任志强的“房价对有钱人来说不够高”到齐建国的“有钱人决定房价”，双双指向房地产就应该是有钱人的游戏，鞭打着“穷人经济学”。按照“有钱人决定房价”的理论，北京将不会有工薪阶层的生存空间，楼市“嫌贫爱富”的心态昭然若揭，不久的将来北京会是“富人的盘踞地”。　　揣摩专家的雷人措辞，北京的工薪阶层仍归属于穷人范畴，遑论高企的房价，唯有钱人才有资格话事。房价面前，我们的专家学者鲜见站在穷人一边，大都成了有钱人的鼓吹手。提及“有钱人决定房价”，不由得让笔者想起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1979年他在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典礼上说：“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我们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也就懂得了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 　　依照“有钱人决定房价”的逻辑，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并不比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更管用，显然这是一种荒谬的论调，就像“先有鸡才有蛋，还是先有蛋才有鸡”的争辩一样，只会浪费口舌，毫无实际意义。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认为：“只有最有利于穷人的，才是最有利于经济的良性运行的。”为了在楼市上践行“穷人经济学”，我们的政府多渠道为百姓实现“居者有其屋”，保障房、经适房等等在饱受市场经济的煎熬中茁壮成长，这表明穷人经济学越来越引起政府部门的重视。温家宝总理亦曾说过，中国的发展，离不开“穷人经济学”。在笔者看来，不光是有钱人才有权消受房子，穷人也得沾光，这是构建和谐社会亟须平衡的规则。人不可能都像蜗牛那样有一个与生俱来的“房子”，但人成为住房“业主”的欲望却从来都是异常强烈的，“有钱人决定房价”的理论无疑击溃了公平的防线，赤裸裸地将“穷人经济学”抛诸脑后。专家学者一味地给楼市唱高价，忽略了“居者有其屋”的理念倡导，难怪有网友斥之为“站着说话不腰疼”。　　“有钱人决定房价”不仅鞭打“穷人经济学”，还潜藏“把穷人赶出城市中心”的寓意。一旦“有钱人决定房价”衍变成“把穷人赶出市中心”，这种“倒逼效应”引发的矛盾必会凸显，成为一个两极分化的“葫芦型”社会结构。可见，“有钱人决定房价”所走的路线跟城市发展理念无异于南辕北辙，因为城市的发展离不开穷人，富人也离不开穷人。　　说到底，房价本不是问题，只是有钱人过于集中了，便成为“问题”。一个城市的平行发展，不该都是“有钱人决定房价”，“穷人经济学”也应分取一杯羹。任由“有钱人决定房价”，奚落了“穷人经济学”，是偏离民生产业定位，过分透支百姓支付能力，市场运行纵容资产泡沫膨胀的危险倾向。当楼市也在无限地拉大贫富差距，形同竭泽而渔、焚林而猎的短视行为，那么其后果不免令人堪忧。新民网声明：评论仅代表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网证实或赞成其描述 [全文]
温国鹏：中石化1200万的吊灯晃了我们的眼

来源：新民网2009-07-16 16:47

　　【新民来论】“中石化谈裸油价”还未平息，又有一网友爆料“中石化大楼一盏1200万的天价吊灯”，再次把中石化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信息时报》7月16日报道）　　1200万的吊灯怎么样，我们没见过，但肯定是不同凡响的，因为这个天价吊灯不仅把中石化的大厅照得亮亮堂堂，还把我们的心堵得严严实实。　　由不得你不堵心。习惯了中石化动不动就哭丧着脸，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从政府手中几百亿几百亿地拿补贴，也习惯了中石化一边嚷嚷着为了全民福祉已经赔得没法过了，一边一分一厘地从老百姓手里刮钱。时间太久了，这个场面太平常了，以至于大家都产生了错觉，觉得可怜的中石化虽然顶着个垄断国企的帽子，但实际上穷得叮当响，国家不输血就活不下去了，老百姓不吃点亏，不多花点儿钱支持一下就要倒闭了。谁能想到，中石化还有这么阔气的时候？就好比有一天你看见一个天天追在你身边哭着喊着让你从牙缝里省出点儿吃的施舍给他的乞丐，既没有中彩票也没有抢银行，却突然间给自己的饭碗镀了一层金，你不觉得有一种被骗后堵心的感觉吗？更可恨的是，他还这么明目张胆地端着这个金饭碗，高喊着“国内油价目前仍低于美国，我们依然很穷”，一遍遍地论证让大家伙儿买油的时候多给点儿钱、再多给点儿钱的合理性。　　与民争利时的锱铢必较，奢华消费时的一掷千金。这样两个极端出现在动不动就哭着喊着让政府和民众“可怜可怜”的中石化身上，想不让人愤怒都难，也就难怪天价吊灯一经曝光，立即引来口水板砖无数。在天价吊灯的灯光中，我们就更有理由怀疑，石油巨头们每年心安理得地从政府公共财政上挖走的数百亿的“蛋糕”，是否真的用到了平抑国内的油价上，是否真的用来堵为使全民使用便宜油而留下的亏损窟窿，而不是拿去买了天价吊灯、天价地板或是什么别的天价消费品来满足自己的享受。　　1200万的吊灯不仅照出了中石化哭穷背后的财大气粗，也着实晃了我们的眼。不过，短暂的眩晕之后，也让公众心里更亮堂了，既然不穷，也就别动不动就伸手。起码，在没有把这天价吊灯解释清楚之前，那每年例行公事般的巨额补贴，就算是中石化今后还好意思厚着脸皮来要，政府也得听听老百姓的意见，琢磨琢磨是否必要，是不是应当给。新民网声明：评论仅代表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网证实或赞成其描述 [全文]
周建邦：就房价炒高原因向茅于轼请教两个问题

来源：新民网2009-07-14 16:00

　　【新民来论】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12日在2009珠三角民营经济高层论坛暨珠三角工商领袖峰会上表示，房价炒高的根本原因不是开发商心黑，而是部分老百姓太有钱。（《重庆晨报》7月14日报道）　　对于盼望房价能够理性回归的普通百姓来说，盼来的却是房价逆市上扬，心里面肯定觉得窝火。如今，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发表“房价炒高的根本原因是部分百姓太有钱”的“高论”，更是有点火上浇油的味道，引来网上骂声一片，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　　可是，平心而论，公众对房价逆市上扬再反感，再怎么骂开发商“黑心”，开发商终归没有拿枪顶着市民的头强迫他们去买房，人们蜂拥入市争相购房，以至于出现市民连夜排队购房的奇观，终归是民众“自觉自愿”的行为。在人们都挤破脑袋去“抢房子”的情况下，开发商坐地涨价导致房价飙升，又怎么怨得上开发商“黑心”？供求关系决定商品价格，是最基本的经济常识。茅先生由此得出“房价炒高的根本原因是部分百姓太有钱”的“高论”，似乎也合情合理。　　尽管如此，我们面对茅先生这样的“高论”，还是有必要向茅先生讨教两个问题。　　一问茅先生，如果不是强烈的通货预期，百姓会忍痛购房么？　　当前，“地王”重出江湖，房价逆市上扬，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天量的救市资金涌入市场。而信贷开闸放水导致流动性泛滥，必然引发人们强烈的通胀预期。正是由于不断加大的通胀预期，在公众心中形成强烈的恐慌情绪，迫使人们动用有限的积蓄去购房。　　由此可见，强烈的通胀恐慌情绪是当前炒高房价的重要推手，而美其名曰“适度”宽松实则为“极度”宽松的贷币政策，实在是难辞其咎。房价逆市上扬，显然有其政策性原因。不知茅先生以为然否？　　二问茅先生，如果政府能够控制炒房，部分老百姓太有钱能推高房价么？　　诚如茅先生所言，“并不是说所有的老百姓都太有钱，也有很多买不起房子的，但买得起的老百姓也确实非常多”，可见当前推高房价的另一个重要推手就是炒房。我们应该看到，土地国有是中国的根本政策，人多地少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城市住房用地稀缺也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以居住为主、以市民消费为主、以普通商品住房为主”的原则，应该是制定房地产政策的一条主线。炒房扭曲了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是造成房产市场供求关系严重失衡的重要原因，是推高房价的幕后“黑手”，也使稀缺的土地资源集中到富豪手中，有违土地国有这一根本政策。　　既然炒房有“祸国殃民”之嫌，本该从制度上斩断炒房者伸向房地产市场的黑手。如今全国各地都活跃着炒房团的“魅影”，可是有关部门对于近乎疯狂的炒房行为却坐视不管，更有一些地方政府对炒房团推高房价“乐观其成”。由此可见，炒房团对于炒高房价实在“功不可没”，而其中显然有着体制性原因。不知茅先生以为然否？　　茅先生是著名的经济学家，我就是读着茅先生的著作进行经济学启蒙的。问题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不仅要有专业素养，更应该有一个学者应有的良知。茅先生发表“房价炒高的根本原因是部分百姓太有钱”的“高论”，看上去似合乎经济规律，但终究难逃为当前政策和体制因素推高房价开脱的嫌疑。新民网声明：评论仅代表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网证实或赞成其描述 [全文]
梁萍：谁在“蓄意”折腾天安门邮局？

来源：新民网2009-07-09 16:33

　　【新民来论】天安门设邮局了！不可否认，从无到有，这确实是个新闻。而且，还“落户”于举世闻名的天安门，所以众媒体纷纷报道。然而细读报道的内容，却见该邮局有着那么多“与众不同”的特殊。于是，或多或少给人一种怪怪的感觉，甚至有些不可思议。　　虽然不能说到了北京不去天安门就好像没到过北京，但是这至少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尽管如此，这也不能“一荣俱荣”地保证人们对所谓的天安门邮局会有很大的兴趣。所以，其不会因为身处天安门而额外地增加一定的身价。而且，其也就仅仅是天安门地区的一个邮政服务网点而已，它的“级别”并非有多“显赫”，所以，天安门邮局无论如何也还是很普通的。　　而事实上，目前天安门邮局连“普通”二字也还够不上。因为在邮政服务的基本综合功能上，其还不及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一般邮政服务网点那么“健全”。据报道，天安门邮局只能寄平信，挂号信、包裹和快递等邮政服务尚未开通。此外，天安门邮局虽然有邮政编码，但这个邮政编码似乎是“有去无回”的。在服务功能上，起码应该有的却还没有。这种“残缺”能让人刮目相看吗？我们常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天安邮局又算哪类“鸟”呢？　　所以，天安门邮局无非仅此而已。这让我们一下子想起“卖柑者言”和“黔之驴”两个故事来。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与之相提并论有些不恰当，但是其中的遗憾是一样的。当然，天安门邮局的“有限”服务或许是经过多方考量因需而设的，所以很合理，否则就是浪费资源。然而，就这么一个小规模的邮局却被人无端地整得很牛很“打眼”。于是，我们不禁要问：其用心良苦又是在为哪般呢？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而生确实是一件幸事。然而即使如此，也不能啥都生拉活扯地与之相靠。今年新生的人事物实在是不计其数，如果全都往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上“粘”，就太滥，没啥意义了，甚至还会闹出笑话。不就是在天安门设置了一个小小的邮局吗？却把其邮政编码定为100060，并美其名曰是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当然这或许也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很好笑的是，这个邮编并不是新的，而是重新启用了之前一个废弃编码。这能不让所“标榜”的重大意义大大打折扣吗？　　当然，还不仅仅如此。众所周知，邮局是“政企合一”的单位，其人员编制应该是很“慎重”而非随意性的。所以，笔者不知天安门邮局该不该设立一个“名誉局长”的职位。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天安门邮局就只有那么一点点规模而已，其“级别”也并不高。当然，退一步而言，设立一个“名誉局长”或许也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局长总该找一个与邮政方面对口的人士来做吧。张艺谋先生虽然有名有才，让很多人“久仰”，其总归还是娱乐圈的人，其“丰功伟绩”也只是展现在娱乐圈的这个特定领域。所以，即使天安门邮局可以设立“名誉局长”，张艺谋先生就一定是最佳人选了吗？这太出格了吧？我们不禁又要问：这到底是哪门子跟哪门子的事啊？　　天安门邮局！哈哈哈 …… 狂笑之后，笔者心里五味俱翻──到底谁在折腾？！新民网声明：评论仅代表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网证实或赞成其描述 [全文]
舒锋：生活成本“超英赶美”隐喻民生焦虑

来源：新民网2009-07-08 17:08

　　【新民来论】全球金融危机下各国货币升值贬值不一，导致全球各大城市生活成本或升或降，美国美世咨询公司6日公布的“2009年度全球城市生活成本排名”中，北京排名第9，超过新加坡、伦敦等城市。（《广州日报》7月8日）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北京的生活成本实现了“赶英超美”。面对这一现象，我国公众的心情是复杂的，甚至可以说是充满了嘲讽和诟病。不难发现，北京在全球城市生活成本排名中升至第9名恰恰击中了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软肋：公众幸福指数不高，对生活的满意度不高。公众感受到的是生活的压力，是内心对幸福、和谐生活的渴盼。正是在这点上，笔者以为，北京生活成本“赶英超美”是当下整个社会中公众生活成本上升的一个缩影，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生活成本上升之下，公众生活满意度下降的事实，也是民生焦虑的折射。　　事实上，老百姓实际感受的生活成本上升压力，可能要比统计数据来得更严重，因为即便是价格微小的变动也可能打破脆弱的家庭收支平衡，生活成本点滴的增加都叙说着民生之难，民力之艰。　　生活成本的上升已经成为整个社会都在关注的话题，所谓“工资涨得像眉毛一样慢，物价涨得像胡子一样快”等民谚都证明了这点。在生活成本上升过程中，不少人开始远离社会主流生活。现在社会上许多现代性的价值观念同社会主要群体似乎很难搭界，许多主流媒体所热衷渲染的生活方式如白领化的消费生活方式也很难为多数人所认同和效仿。　　但是，生活成本带给公众的压力不是由高收入群体来决定的，而是由低收入群体来决定的。犹如木桶原理一样，木桶能够盛多少水决定于短板而不是长板。从一定意义上讲，生活成本本身不是问题，核心的问题是看公众的收入或生活的保障程度，收入越高，心理承受能力越强。在生活成本上升对高低收入群体影响不一样的前提下，低收入群体犹如木桶的短板，如果他们的承受力越强，则盛的水也越多。　　现实是，越是低收入者越是感到了生活成本上升的影响，越是有一种焦虑和不安的情绪。这说明了生活成本上升对低收入者的影响最大，现实中发生的因为几元钱和几袋洗衣粉而出现的踩踏事件充分证明了这点。以1980年为基期，2006年我国的CPI为430.1。2007年下半年的粮油等居民日常消费品的价格上涨，更是让大部分普通百姓难以承受。我国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人们的生活成本。曾经是免费的高等教育，自1989年开始收费以来，其上涨幅度是居民收入增长的10倍。房价飙升、看病贵等问题也增加了居民的生活成本，当然，公众还承担了本不应承担的垄断成本等等，而资源的稀缺性更助推了人们生存成本的上升。如此一来，北京生活成本“超英赶美”几乎成了公众不满的象征。　　经济发展的目标不是简单的GDP的增加，而是要使更多人对我们的生活感到更加满意。有关数据显示，从微观层面来看，我国居民生活满意度与家庭收入具有正的相关关系，而从宏观层面来看，居民生活满意度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其原因在于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相对收入下降、收入分配不均、生活成本上升等问题抵消了收入增加的作用。由此得出的政策启示是：政府政策不能单纯以GDP的增长为目标，必须注意收入分配、生活成本等问题。否则，公众将永远缺少一张可以兑现的民生支票。　　因此，社会理应警惕生活成本“超英赶美”下的民生支票虚化，更要看到这是民生焦虑的隐喻。新民网声明：评论仅代表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网证实或赞成其描述 [全文]
周建邦：从现代“西门庆”看人性的暗角

来源：新民网2009-07-06 15:45

　　【新民来论】最近两个多月，一则消息在福建省安溪县传得沸沸扬扬：有老师组织初中女生卖淫，而嫖客中竟有公职人员，目前被抓的有中学校长和工商所长。安溪县公安局部分证实了此事，称包括两名公职人员在内共有十几人被抓，组织卖淫的是社会女青年，而非坊间传言的老师。（《南方都市报》7月6日报道）　　从贵州习水到浙江丽水，再到福建安溪，一双双罪恶的黑手伸向正值人生花季的女学生，我们在为众多受害女生的悲惨遭遇而深表同情的同时，更为犯罪分子丧尽天良的恶行而义愤填膺。一些地方富豪和权贵将罪恶的黑手屡屡伸向纯洁无邪的女学生，更是赤裸裸地凸显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社会病态──西门庆式的虚妄。在《金瓶梅》中，西门庆曾狂叫：“就是奸了天上的嫦娥，也不减我的泼天富贵。”毫无道德罪恶感，以为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势和金钱来驱使一切的心态，就是典型的西门庆式的虚妄。　　当今社会包养二奶成风，卖淫嫖娼屡禁不止，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种典型的西门庆式的虚妄作祟。我们只要稍加注意便可看到，一些地方的富豪或权贵包养情妇，甚至是滥俗不堪的嫖娼行为，完全是处于人人皆知的半公开状态，以至于一些在当地颇有名望有身份的人可以堂而皇之地在公开场合谈论自己的嫖娼经历，谈者一脸炫耀之态，听者一派向往之情，大家都无羞愧之色。每当人们谈论起某某领导，甚至是一些级别很高的领导包养情妇甚至是嫖娼等淫乱行为时，表现出的是一脸的“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艳羡之情，而根本没有谴责愤慨之意。　　在中国封建社会，上流社会有男性妻妾成群、公开嫖娼的历史传统，其流毒既深且广，一旦出现合适的条件，包养情妇、公开嫖娼的恶俗之花便会疯狂“盛开”。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拥有了色情享受的经济条件，在对色情享受缺乏道德罪恶感的前提下，就会形成强大的市场需求。同时，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盛行又诱使许多缺乏道德感的年青女性把自己当作性商品出售，这就构成了淫风盛行的社会经济基础。　　而性侵女学生，更是恶劣到了严重挑战人性底线的地步。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有媒体报道在某些地方竟然出现了嫖娼流行“学生妹”之风。嫖娼“学生妹”者，大都是有子女为人父者，如此为人所不耻的行径，竟然能够“流行”起来，可见在某些人心目中，道德罪恶感已经荡然无存。尤其让人警惕的是，一些富豪和权贵依仗手中的金钱和权势，热衷于嫖娼“学生妹”，肆无忌惮地将罪恶的黑手伸向纯洁无邪的少年儿童，无疑对“消灭”道德罪恶感，起到了强烈的“示范”效应和推动作用，成为我们这个社会出现道德病的传染源。　　一个没有道德罪恶感的民族，必将导致整体性的道德堕落，甚至是人性沦丧，其结果必将为世人所不耻，我们又谈何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一个嫖娼“学生妹”的时代，也必将“名垂青史”，为后人所唾骂。　　真正要铲除滋生嫖娼“学生妹”的恶毒土壤，除了对于嫖娼“学生妹”的“人渣”绳之以法外，更重要的是提升一个民族的道德水平。为此，我们更寄希望于现代教育的光芒能够照亮人性的暗角，寄希望于现代文明发展的洪流能够涤荡人们心灵的污垢。新民网声明：评论仅代表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网证实或赞成其描述 [全文]
朱四倍：“车贴”是权力习惯性赎买下的“蛋”

来源：新民网2009-06-24 17:29

　　【新民来论】浙江省杭州市自5月起推行市级机关公车改革，市局(副厅)级以下一律取消专车。但杭州发放“车贴”的政策，也引发了议论。（《新京报》6月24日）　　被冠以“大规模”、“高级别”、“全国首例”的“杭州车改”，同样引发了大规模的非议，包括被改革者和旁观者在内，都发表了并非颂歌的评价。　　这样的诟病，那样的不满，指向无非只有一个：这样的车改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所谓的“车贴”形式不是公众期待中的车改模式，更不是一种理想状态的落地。　　原因何在？在笔者看来，“车贴”是权力习惯性赎买下的“蛋”，正是在这点上，导致社会舆论的抨击。时至今日，公车改革已经进入了第15个年头，形形色色的改革也是屡见不鲜，但是，这些在公共舆论眼中所谓的改革早已走调变形，甚至成为官员自说自话的自利性改革。对此，学者孙立平先生明确指出，因为缺少外部监督，于是每逢削减社会福利的改革往往“兵贵神速”，而遇到削除行政权力时则往往动作变形，公车改革最终成了公务员冠汽车补贴之名的变相加薪。杭州市的“车贴”再次为公车改革成为特权变现、变相福利实现提供了鲜明的注脚。　　15年前，曾有人算过一辆公务用车的开支相当于40个下岗工人的收入，现在呢？在公务用车问题上，15年前国家对公车控制较严，只有党和国家高级公务人员才有资格配备专车。1984年这项规定被取消，从此公车消费就一发不可收拾，仅1985年一年的公车消费就超过了前30年的总和。资料显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公车购买金额年均增长速度达到了26%。2003年全国政协一份提案披露，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约有350万辆公务车，包括司机待遇、养路费、维修费、燃料费、车位费、管理费等一年大约耗费3000亿元，成为财政极重的包袱。不少干部不再把专车看作是交通工具，而是车主身份、地位、权势的象征，进而导致公车改革步履蹒跚。　　从本质上说，“车贴”是权力的习惯性赎买。不少地方在改革的名义下，行捞取特权和福利之实。之所以采取赎买的方式，在于其对公务员阶层有利无害，可以无须考虑风险，相反倒可以做到旱涝保收。另外，这种赎买的施行，公众没有话语权，完全取决于权力者的意志，是权力掌握者单方面实施的对权力的赎买。总之，这样的赎买对社会来说并不具有“帕累托改进”的功用。　　另外，“车贴”也是特权的特殊变形形式。权力可以依据掌权者的意志造成一定的利益倾斜：它可以给一部分人带来利益，而对另一部分人的利益造成侵扰；它可以创造利益公平和平等，也有可能促成利益分化或冲突。由于公车消费披上了职务消费的外衣，使之成为职务消费的动力，有可能导致改革的花费甚至超过了不改革的代价。可以说，“车贴”之下，不但实现了特权的变现，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似乎拥有了“合法化”的身份。这是我们不能不警惕的。　　韩国首尔只有4辆“官车”，芬兰有5辆公务专车，而我国江苏省委书记梁保华曾痛斥下属一机关竟有43辆小轿车公车：机关不大，但竟然有这么多小车。刺目对比之下，或许，更能让我们明白“车贴”的怪异：权力习惯性赎买下的“蛋”。　　有一种“车贴”叫特权变现。这是社会应该提防的。新民网声明：评论仅代表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网证实或赞成其描述 [全文]
余人月："经适房6连号"事件不看"广告"看"疗效"

来源：新民网2009-06-23 16:32

　　【新民来论】武汉市经济适用房余家头小区三期B座摇号摇来一片质疑，中签的124名市民中有6人购房资格证明编号是连号，“６连号”事件引起各方关注。22日上午11点左右，武汉市政府就此事专门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表示将依法依规严格处理，绝不姑息。　　整个通气会大概只进行了一分钟左右，没有设置提问环节。大约是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的飙语风波造成了寒蝉效应，让武汉市政府不愿多费口舌了，以免言多有失？反正发布会是草草了事。结果，有关发布会之短、说话之少又成了问题，受到网友诟病。　　其实，发布会时间的长短真的没有关系，对“６连号”事件，不是看政府说了什么，而是看政府最终将做些什么。　　因为自爆出“６连号”疑云以来，房产部门、武汉市有关领导都旗帜鲜明地作过表态，要求严肃处理云云，这次发布会不过是又一次宣示。　　由于政府层面的调查并没有启动，“６连号”事件真相如何也不得而知，此前发现的问题也早就公之于众了，这次发布会本身也实在没有多少新信息可通报。而且，看政府一时替谁说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替谁办事，能不能为民作主。若说得再动听，再天花乱坠，却不作为，光打雷不雨又有何用！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会中宣布由市政府组成专班，由监察部门牵头，则传出了不一样的信息，即对“６连号”事件的处理升格了，由独立的第三方介入，且代表政府层级。这意味着政府对此事的进一步重视。无论如何，这次调查都会比此前房产部门的自查自纠更具有效性，过程与结果更值得期待。　　经济适用房的申报审批环节和摇号环节到底是咋回事，到底有没有漏洞？“６连号”事件是各环节偶然的个人失职，还是系统性的失察？希望此类问题在这次调查之后，能有一个及时而明晰的结论，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取信于民，并且通过这次调查，触及并推动整个经济适用房销售的查漏补缺，产生对制度设计的反思，以从根本上杜绝造假者钻空的可能，防止类似事件重演。　　如果能做到这些，一分钟发布会就能在举一反三中完善制度、严格管理和监控，以确保经济适用房这一惠民工程能因公开公平公正而惠及群众。一分钟发布会将换来经济适用房管理上的长效机制，换来市民对经济适用房乃至对政府的满腔信任。这样的“短命”的发布会又有何不可呢？我认为是值得的！　　对于新闻发布会，不看“广告”看“疗效”！让我们拭目以待吧。新民网声明：评论仅代表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网证实或赞成其描述 [全文]
殷建光：城管“沉默的眼神”是一种软暴力

来源：新民网2009-06-17 16:44

　　【新民来论】50名执法队员围站成一圈，双手背在身后，沉默地注视着食客和坐在一旁的老板。如此“对峙”了27分钟后，两桌食客先“顶”不住了，草草结账离去，老板与另两桌食客又“坚持”了片刻，最终悻悻地收拾起桌椅搬进了店内。前晚，记者随洪山城管执法大队参与占道夜市排档的整治，看到如此有趣一幕。（6月17日荆楚网）　　表面看，这样的“沉默战术”效果显著，而且十分温情，但仔细一分析，我认为，其本质是一种“软暴力”。　　首先，“沉默战术”是对顾客的软暴力。人家在这里吃饭，你这么死盯着人家，人家怎能安然享受？不客气地说，这是对公民吃饭权的一种侵犯。其次，这也是对商贩的软暴力。这种围而不攻的办法虽然没有明显的暴力行为，但最后还是把人家给困死了，已经侵犯了商贩的经营权。　　当然，城管之所以采用这种办法，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动用武力不行，劝说不听，于是只能采用这种“沉默战术”。然而，这种战术依然没有走出堵塞管理的怪圈，虽然现在有效果，但是将来的效果恐怕会缩水，因为没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　　其实，城管实在不应该把商贩当作敌人来对待，实在不应该在这个基础上去筹划某种战术，就算“沉默战术”取得了暂时的成功也不行。城管的工作是为商贩服务，帮助商贩，是商贩的仆人，只有从这个角度出发去认识、思考问题，才能最终解决商贩违规占道经营的问题。“沉默战术”的本质是一种管理“软暴力”。我们的城管需要的不应该是“沉默战术”，而是主动服务的意识，需要创新服务，热情帮助和快乐疏导。只有让商贩感到城管是自己的亲人、朋友了，商贩占道经营的问题才能彻底解决。新民网声明：评论仅代表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网证实或赞成其描述 [全文]
宋桂芳：国货优先的前提是搞懂什么是“国货”

来源：新民网2009-06-15 16:41

　　【新民来论】自去年11月开始逐步实施4万亿拉动内需政策以来，全国的基建、道路投资等工程红红火火地展开。国家发改委6月1日在其官方网站《答记者问》一文中指出，目前招标过程中问题较多的不是“排外”，而恰恰是对国货的非法限制。近日，发改委与工信部、监察部等其他八部委联合发文，强调政府投资项目属于政府采购，应当采购本国产品。（6月15日《中国经济周刊》）　　4万亿投资，大多属于中央和地方公共财政资金项目，我国《政府采购法》明确规定，这类投资属于政府采购范畴。既然是政府采购，国货优先就是一个无可置喙的通行惯例，无关贸易保护主义──更别说金融危机之下，成熟的市场体系国家纷纷或明或暗提倡“购买国货运动”。如果我们在政府采购问题上不能信赖并适度保护国货，民族产业就会出问题，对消费者来说，最终我们也很难买到价廉物美的洋货。　　不久前，一则“宝马入围政府采购名单”的新闻撩动了公众敏感的神经。这不单单是规范公车消费的问题，此事发生于《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之后，更触动了公众正常的国货情结。为什么要国货优先？这个问题无须赘言，《政府采购法》给出了很好的答案。其实，为了强化政府采购中的国货意识，2008年2月财政部还制定实施了《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首购和订购管理办法》和《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管理办法》，并特别强调，政府采购应当优先采购本国产品，确需采购进口产品的，将实行审核管理。　　既然大家如此重视，法律也有了，办法也出了，为什么就管不住政府采购中吊诡的“洋风”呢？笔者以为，所谓惩戒监管等都是事后的事情，关键在于，采购之前，我们弄懂了“国货”这个概念了吗？迄今为止，我们还找不到法律条文对“国货”的认定标准。在市场全球化、社会分工国际化的现实语境下，纯粹意义上的国货几乎是不存在的，因此，如果标准不能厘清，国货优先必将成为一纸空文，或者其初衷就难以确切地落实。譬如，国货究竟是指本土品牌商品，还是指在国内生产的品牌商品？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合资形态下，产品中本国资本占多大比重、本国劳动成本占多大比重才算国货？就拿电脑来说，品牌可能是民族的，企业却是跨国的，芯片软件也是洋货，类似商品还很多，学界坊间时有争议。因此，既然要国货优先，先得讲清楚那些算国货，也好让政府部门在采购的时候有个抓手。　　国货标准不比节能环保标准，可以有技术性数字来衡量。客观地说，厘清不容易，但是正因为难度大、很重要，才不能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失语。在如何界定国货这个问题上，民间早有很多建议，比如附加值超过50%标准、原产地标准、自主品牌标准、中国人控制权标准等。这些提法各有各的合理性，却也在实践中遭遇到各自的困境。　　我们不妨看看国外的做法。比如美国，其国货采购制度以《购买美国产品法》和《贸易协定法》为支撑，沿用双轨制标准，两套标准的共性在于国货的界定要素是制造加工地点，而非供应商国籍，这显然是由国货采购政策初衷──保护国内就业所决定的。其他类似的标准拟定原则值得借鉴。　　国货标准是国货采购的基石。《政府采购法》实施了这么多年，是到了该给出《实施细则》的时候了，起码在标准等操作性问题上不能一直语焉不详。新民网声明：评论仅代表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网证实或赞成其描述 [全文]
刘阳河：采购宝马作“官车”不如采购国产悍马

来源：新民网2009-06-12 16:51

　　【新民来论】“你以为开宝马的都是好人吗？”在电影《天下无贼》中，刘德华扮演的贼王开着宝马，对毕恭毕敬的保安如此说。　　“开宝马的都是好人吗？”刘德华的这一问，道出了宝马在中国民众心目中的形象。确乎如此，一提起宝马，我们就想起了“暴发户”，想起了“别摸我”(BMW)和“别骂我”(BMW)。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目前的现状是，中国购买宝马车的人大多是私营企业主和一夜暴富者，而宝马车撞人事件也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上演，使得宝马显得格外招摇、张扬，甚至有些张牙舞爪。　　就是这样一种饱受中国国民非议的车型，竟然入围了中央国家机关汽车协议供货商名单，国务院、中央各部委、国务院直属部门和中直机关今后将开始招标采购宝马汽车作为政府公务用车。(据6月1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从狭隘的爱国主义来说，笔者认为中央国家机关更应带头采购自主品牌汽车。近些年，中央政府出台了多项促进自主品牌汽车发展的利好措施和政策，自主品牌汽车也正在由小打小闹向做大做强迈进，不仅占据了中国三分之一的江山，而且许多车型还走出国门，在不少第三世界国家热销。经过努力，自主品牌汽车的中高端车型也已经杀进江湖。在这种背景下，中央机关如果能以身作则，带头支持自主品牌，那么自主品牌向“中系车”演变的脚步肯定会大大加快。　　从公民权利的角度来说，笔者作为一名共和国的纳税人，每年大约也上缴了万元左右的税金。政府机关怎么花钱，花多少钱，理应征求纳税人的意见，这是宪法赋予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平时，看着有些地方政府机关和官员拿着我们纳税人的钱肆意妄为、花天酒地，笔者深感痛心却无可奈何，也懒得和他们计较。这次不一样，这次可是中央国家机关，这个口子一开，众多的地方政府肯定会跟风和效仿，难道到时候官员真的都开大排量的豪华宝马开车上下班？真是不敢想象！　　从政府及官员的形象来说，笔者认为将宝马列入中央国家机关名单也不合适。毫无疑问，宝马车是好车，质量、品质都没得说，可是宝马是没有小排量的。首先，这不符合国家节能减排的总体要求。其次，宝马在中国民众心目中的形象甚是不好，而且原本许多地方政府机关和官员所做出的事情就很让群众愤恨和不满，如果把这两种负面影响集中在一起，结果只能是坏上加坏，不仅不利于政府形象的维护和修补，反而会加剧群众对某些政府机构和某些官员的反感。　　我们的邻国韩国是一个小国，人口只有4800万，可在1600万台汽车中，土生土长的“韩系车”占百分之九十九，剩下的百分之一也不沾政府的边。政府官员别说开进口车，自己上下班车接车送的都不多！近段时间，四川民企腾中重工收购美国悍马的事情正闹得沸沸扬扬。根据观察，腾中重工似乎吃定了悍马，而北汽集团也铁定了心，要收购欧宝。要说品牌，悍马和欧宝决不比宝马差，而且悍马的前身是美国大兵的军车，不仅高大威武而且霸气十足，玻璃还具有防弹功能，如果政府官员都开“中国的悍马”，我举双手双脚同意，因为那不仅爱国，而且很帅。新民网声明：评论仅代表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网证实或赞成其描述 [全文]
梁萍：官员出国考察当学唐僧师徒西天取经

来源：新民网2009-06-11 18:12

　　【新民来论】6月10日，广州海事法院就网络热议的“广州海事法院公费出国旅游”一事向媒体作出回应：网上流传的6人12天考察南非、埃及、土耳其三国，人均花费8万元属实，但“费用未超预算”，是考察“顺途”“就近”参观当地风光名胜。（6月10日《新华网》）　　6人“周游列国”12天，其等毫不吝惜地就“贡献”出了人民币48万多元。笔者不知联合国秘书长该不该亲自执笔为他们的义壮之举，在缓解国际金融危机的功劳簿上浓墨重彩地记上一笔而以示表彰？更为让人吃惊的是，48万元人民币花得虽然狠，然而却未超“预算”，这在某个程度或意义上讲，应该算是一种节约了。所以，我们在其的“理直气壮”之下，似乎也只有哑口无言了。当然，若有不信者，人家或许还可答应以公款报销你的车马费和误工费等，让你去看他们那个白纸黑字，并经上级批准的“预算表”。如此看来，这是不花白不花，花了也万事大吉的事了。　　但是，6人12天出国考察必须或至少就得花去48万元人民币吗？对此，因为我们暂时还不知道其等在外到底具体做了什么事，所以无法来做个准确的推算。于是，这个48万元的真正流向就只有天知地知，以及花钱的这6人才知道了。不过，笔者也友情提示诸位，请别高兴或得意得太早。因为，这个帐中哪些是不该花的，其是可查的。当然，这关键还看相关监察单位或其上级领导是否有查清此事的决定和决心了。若有，我们也会拭目以待。因此，暂不谈。　　不过，笔者却要试问几位“法官大人”：如果是自费出国，你们也会花去48万元吗？或者，已知那一去将会花48万元，你们又会自掏腰包而去吗？请摸着良心，并脸不红地告诉我们。对此，其答案应该是说“不”的。然而，为什么要如此大肆地挥霍呢？这难道就是花公款与花自己钱的区别吗？请到某一个时候，千万别说这是公款惹的祸。因为，钱本无“罪”，无论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所以，说来说去这是一个对公款珍不珍惜，或者是否于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的问题。于是，请几位“法官大人”自我“审判”一下。　　说到此，笔者想起“四大名著”的《西游记》来。官员出国访问，这是为公。6位“法官大人”到国外去，其目的是学习同行的先进经验，以好在“镀金”归来后而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而唐僧师徒当时去“西天”，那也算得上是“出国”，其目的是取经，以盛大唐佛教事业，而且还是出的“钦差”。两者看来，颇是“殊途同归”。但是，事实上的结果呢？其却“迥然不同”。因为，唐僧师徒最后是不负“天子”厚望，将若干经书取到，凯旋归来了。而几位“法官大人”呢？传说回来后的“考察报告”也是根据网上资料拼凑而成的。其等真是既可笑，又可恨。　　同样是“出国取经”，咋就差异这么大呢？说来说去，这是一个目的到底是不是真的要去国外“取经”的问题。众所周知，唐僧师徒之所以能取到真经，那是他们矢志不渝而取经之意图没有任何让我们怀疑的地方。而6位“法官大人”一行到数国的“考察”，其恐怕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了。国外与国内，虽然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但是从未领略过的异域风光或风情，那却是很让人向往的。所以，我们很怀疑其等是借着“出国考察”的名义，而在异国他乡游山玩水去了。不然，所取之“经”为何如此“糟糕”而“雷人”呢？　　再说，唐僧师徒的“西天取经”，一路跋山涉水，餐风露宿，并历尽了磨难。而按道理来说，他们也算得上是“钦差大臣”，所以完全可以向“天子”申请到巨资以做来回的足够盘缠。但是，他们没有携带“公款”，一路靠着野果或化缘来勉强填饱肚子而过。总之，他们“出国取经”在经济上的成本几乎是为零的。但是，我们的6位“法官大人”之“出国取经”，却花去了48万元之多的人民币。相比之下，其等不觉羞愧？　　虽然，唐僧师徒“西天取经”或许只是个美丽的传说。但是，这却是个家喻户晓，并老少皆知的传说。所以，我们的6位“法官大人”也是不例外地知道这个传说故事的，或许有时还讲给自己的孩子听。一个故事流传了若干年，这难道仅仅是一种精彩而供我们娱乐的吗？不！因为，我们于其中受到了若干的启发。既然如此，那么，唐僧师徒“西天取经”在经济方面近乎是零成本，这难道不可以用作来检讨我们官员的“出国考察”成本吗？当然，“出国考察”是必需要一定费用的。但是，其中本着节约出发能尽量控制一点，再控制一点，这就做不到吗？所以，48万元中哪些是可以避免的呢？　　公费“出国考察”，时不时就冒出一些叫人吃惊的开销数字来。当然，或许还有许多因种种原因而不为公众所知道的。于是，让公款“哗哗”向外白流，亏了公家，舒适了一些官员。更让人气愤的是，其中一些在“出国考察”归来时，却不见所取之经在哪里？所以，官员“出国考察”当学唐僧师徒“西天取经”。新民网声明：评论仅代表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网证实或赞成其描述 [全文]
徐经胜：“先救治，后补费”还需医疗制度无缝对接

来源：新民网2009-06-11 16:38

　　【新民来论】卫生部6月10日下发的《急诊科建设与管理指南(试行)》中明确，急诊实行首诊负责制，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或推诿急诊患者，对危重急诊患者按照“先及时救治，后补交费用”的原则救治，确保急诊救治及时有效。同时，急诊应当制定并严格执行分诊程序及分诊原则，按病人的疾病危险程度进行分诊，对可能危及生命安全的患者应当立即实施抢救。（6月10日中新网报道）　　近年来，一些公立医院等见死不救的事件时有发生。救死扶伤、保护人民健康是医院和医务人员的天职，既然是天职，就意味着医院绝不能因为病人无力支付费用而拒绝救治，绝不能把病人缴费作为救治病人的前提条件。但是为什么有很多医院坚决坚持“先缴费，后救治”呢？无非是利益因素的驱使。很多医院感到“先救治，后补费”可能让不少人逃费，医院最终难以解决日积月累的欠费问题。　　目前，很多医院还是以盈利为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先缴费，后救治”符合医院利益。如果“先救治，后补费”对医院利益不利，站在医院的立场看，好像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用制度来保证“先救治，后补费”，不差医院钱。如果医院不差钱，“先救治，后补费”才能顺利推行下去。要做到这一点，就有必要让当前的一些有关医疗方面的制度无缝对接。　　关于解决医疗急救欠费问题，原卫生部部长曾表示：属于救助对象的，医疗费用通过民政部门救助经费解决；不属于救助对象的，通过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农村合作医疗、困难群众医疗救助或社会捐助资金解决；同时地方财政应给予专项资金支持。但是到目前为止，在很多地方，这些制度好像都还没有很好地对接起来。医院先救治之后，不但需要花费大量精力“讨债”，而且也由于关关节节，最终难以讨到。　　如果救助制度、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能够和医院结算制度很好地进行对接，不管是谁需要“先救治”，医院很容易通过这些制度得到相应的经费“补偿”。这样，不但医院在“先救治”上不会感到差钱，就是那些需要“先救治”的病人也会省去很多缴费等麻烦，节省救治时间。目前，网络如此发达，让这些制度无缝对接好像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就看有关部门能否从便民、高效出发，改革工作方式方法，尽快让有关“先救治，后补费”的制度无缝对接。新民网声明：评论仅代表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网证实或赞成其描述 [全文]
梁萍：《新闻联播》的评论应有一颗亲民的心

来源：新民网2009-06-10 16:27

　　【新民来论】有消息称，中央电视台将建立一支专兼职相结合的评论员队伍，以提升《新闻联播》的评论质量。　　说起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其几乎是占了“垄断”收视的地位。因为，在每日的19：00到19：30间，不仅中央电视台的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在播，而且各地方电视台也几乎在同步转播。因此，叫人不想看也很难，除非你关掉电视机。《新闻联播》到底在播发些什么消息呢？对此我们或许都早已不约而同地看出了一个规律，无非就是领导活动、地方消息和国际消息三大版块而已。　　而对于这些新闻，我们并非只有在中央电视台才能看得到，而且也用不着非要等到每日19：00到19：30的这个特定时间段。因为，我们随时随地随便进一个网站就能看了，而且所看的信息还会更多更广更及时。因此，我们好想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里看到与其他媒体一样的一些时事言论文章。这个要求并不高，但是《新闻联播》却一直没办好甚至没办到，让我们遗憾多年。　　当然，说《新闻联播》没有播发过言论文章是很冤枉中央电视台的，因为偶尔也播发一篇。但是，在更多的时候《新闻联播》是转发如《人民日报》等中央媒体的社论或评论员文章，以及“千载难逢”地发表一下“本台短评”。总之，无论是转发人家的，还是自家原创的，并非是常态地播发。于是，评论文章出现在《新闻联播》里的机会，似乎是要看广大观众的运气如何了。　　出现此情此况，是评论员太少还是写的文章不够多？不！因为其他媒体的评论部天天都会收到成百上千的稿子，许多时候造成编辑的电子邮箱因爆满而堵塞。那么，是所投评论文章的质量不够高不够好吗？不！因为其他媒体评论版块所发表的文章，大多数还是人们喜闻乐见并能引起共鸣的。因此，只要中央电视台有播发评论文章的需求，我想稿件也必会连绵不断，并能选到需要和满意的。　　观众在盼望，评论员在盼望。不知是精诚所致金石为开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依笔者来看大概是大势所趋吧，中央电视台终于有在《新闻联播》里播发评论文章的意向了，而且还欲建立一支专兼职相结合的评论员队伍。这使我们看到了在《新闻联播》里播发评论文章将会是一个天天都有的常态举措。我们恭喜中央电视台！祝福中央电视台！当然，更要感谢中央电视台！　　由于中央电视台是全国电视界“大哥大”之“领军”角色，所以其不仅面向全国，也面向世界各地，颇具影响，也颇具权威。说其代表国家媒体形象之一，恐怕也不足为过。但是，正因为其地位之高而属“国家罗汉”级，所以，在未来的《新闻联播》里播发的评论文章是否会走目前一些党报所谓的“社论”或“评论员文章”的路线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似乎就与之前别无两样了。只不过之前是转发人家的，现在是“本台”的。更为关键的是，由于“社论”或“本台评论员文章”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不是每天都会有的，所以即使未来有，一定也是一天打渔数日晒网的。同时，虽然我们不能说走“社论”或“本台评论员文章”的路线不好，但是如果天天都是这种高唱凯歌的文章，难免会让人生厌。说实在，即使偶尔有，恐怕爱看爱听的也不会很多。　　毕竟中央电视台与一些党报之类还是有些不一样的。党报之类在普通百姓中的发行或零售量并不是很高，它的读者更多的还是机关或团体人士。而中央电视台几乎已走进了普通老百姓之中，它的接触群体与党报之类还是不同的，民生或社会话题才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因此，中央电视台在未来的《新闻联播》里播发的评论文章，只有以“为百姓呐喊”为主才能让更多的观众接受和喜欢。而事实上，目前的许多党报也在走都市报贴近百姓的路线，转变自己原来一味高唱凯歌的风格。　　说到此，笔者想起一件事来。在前几天的高考期间，《新闻联播》播发了一篇“本台特约评论员”冯雪梅写的评论文章，记得题目是《高考需要平常心》。该文发出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和作用，而且也让许多评论员同仁纷纷叫好。这是为什么呢？答案很简单，说的是与百姓有关、于百姓有益的事。　　所以，中央电视台未来将在《新闻联播》中多播发评论文章固然是好事，然而好事要办好，要办得实实在在，于普通老百姓有益。这就取决于评论文章的风格是以高唱凯歌为主，还是以为百姓而呐喊为主了。请三思而后定！新民网声明：评论仅代表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网证实或赞成其描述 [全文]
杨金溪：房地产成本摸底必须动真格

来源：新民网2009-06-09 16:42

　　【新民来论】近期国家统计局将对40个重点城市商品住宅开发费用进行专项调查。调查内容包括房地产开发企业基本情况、项目个数、财务状况，以及房地产项目开发费用构成情况，以掌握房价虚高的原因。（6月9日《济南日报》）　　房地产存在着暴利，可以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一些还有良知的开发商曾经坦言，既使房价降低30%，也还是有利可图。然而，不少开发商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继续赚取暴利，总认为土地成本过高，房地产开发利润并不丰厚。北京市华远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任志强甚至说，过去几年平均的行业利润率大概只有8%。房地产成本到底如何？房地产利润到底是多少？国家是时候认真摸底，给公众一个明确的说法了。　　笔者认为，房地产成本摸底必须动真格。首先，房产成本摸底，要严防开发商用“两本账”应付摸底。谁都知道，一些企业为了自身利益和应付各类检查，往往设置“两本账”，一本是内部的，一本是公开的。如果房地产成本摸底，让开发商的那本“公开账”牵着鼻子走，就不可能得出房地产开发的真实成本。这样的摸底除了人力财力的浪费，不会有任何益处，甚至会使国家对房地产宏观调控得出错误的判断。　　其次，房地产成本摸底的最终信息，要向社会公布，接受公众的监督。一旦通过房地产成本摸底获得了房地产开发商确实存在暴利的问题，应及时在房地产调控上拿出有力的应对措施。如果只像有关部门此前所说，希望开发商承担起社会责任，自觉将房价降到合理的范围，是绝对不会奏效的。从沪深两市40多家房地产上市公司的年报来看，在经济不景气的2008年，房地产公司平均净利润率仍然高达20%，最高达61.64%。我们不由要问，利润高达61.64%是不是暴利？对于这种暴利政府该不该出制约措施？如果没有制约措施，国家统计局即使发现了房地产存在着暴利，不还是等于零吗！　　值得回味的是，在人们期盼房价结束暴利时代，实现理性回归的过程中，不但没有看到房价的明显下降，却又迎来了新一轮的涨价。去年底以来，过去针对房地产行业不断推出的土地、金融、税收等调控政策，已在实质上“松绑”，并且部分政策的“利好”程度已经超过调控前的水平。比如，房贷利率下调，开发项目资本金比例下降，公积金最高贷款限制由40万元提高到60万元。与其同时，一些地方二套房贷的变相放开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一批炒房者又重现江湖。（6月9日新华网）　　倘若一边是开发商享受着暴利，一边是调控政策实质上“松绑”，那么其结果自然是违背了购房者的根本利益的。也正是基于此，人们寄希望于国家统计局这次对房地产成本的摸底能够动真格，寄希望于在数据上摸清房价暴利的真相，并通过对这种暴利采取有力的制约措施，让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让购房者买到的房子真正物有所值。新民网声明：评论仅代表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网证实或赞成其描述 [全文]
邓子庆：河南“非典型”禁考当改之

2009-06-04 16:41

　　【新民来论】为做好2009年高考期间甲型H1N1流感防控工作，昨日省招办制定《河南省2009年高考期间甲型H1N1流感防控预案》。预案规定，经医疗机构确定为甲型H1N1流感临床诊断病例的考生，不得参加考试。（6月4日《郑州晚报》）　　虽然眼下流感时期的高考与六年前“非典”时期的高考极其相似，但个人认为，六年前的形势更为严峻──“非典”病毒更为可怕，人们对“非典”的恐慌度更高，那时的防控经验也没眼下丰富。因而，那时各地在对待“非典考生”上的态度普遍是“禁止参加高考”。例如那时广东省的《关于加强2003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期间非典型肺炎防治实施办法》就规定，已被医院确诊非典和非典疑似病人现仍在治疗中的考生，不得参加高考。　　而六年后的今天，也就是高考前夕，多地在对待“流感考生”的态度都有所转变，依然拿广东省来说。昨天广东出台有关规定指出，凡高考期间仍在定点医院进行隔离治疗的甲型H1N1流感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考生，安排在定点医院隔离病房单独进行考试（6月3日金羊网）。其实，只要我们留意各地的高考防控预案，还会发现浙江、福建、河北、重庆等大批省市都对“流感考生”予以放行──在定点医院考试或单独隔离室考试。六年的时间，针对“患病考生”由大门紧闭转为有条件地放行，除了体现各地在制定高考政策时的人性化和以人为本外，也让我们看到了各地对做好防控工作满怀信心。　　诚然，不管“一考定终身”是否真的已成历史，但对于绝大部分考生和家庭来说，高考依然是一件天大的事情。且不说考不好会如何，单单是在辛苦多年后突然获知因一场“病”而被无情地剥夺了考试资格，那片天大概也就塌下来了。令人遗憾的是，多地在负责且自信地对待“流感考生”的同时，河南却依然用典型的“非典”时期的考试政策，在眼下典型的高考政策下制造了一个“非典型”──已被医院确诊非典和非典疑似病人现仍在治疗中的考生，不得参加高考。其实，让流感考生呆在某个固定的地方什么事也不干，和让其在隔离室里参加考试，风险指数基本没有什么区别。　　翻开六年前河南省《关于河南省普通高校招生期间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实施意见》，再看看今天的《河南省2009年高考期间甲型H1N1流感防控预案》，两个文件一对比，我们不难发现后者除了将“2003”改为“2009”，将“非典”改为“甲型H1N1流感”，几乎再没有任何创新之处──禁考仍赫然列在其中。显然，相对截至3日晚共报告流感确诊病例17例的广东而言（目前河南被确诊存在一例病例），与其说河南该预案是借鉴2003年防控非典型性肺炎的经验，不如说是在简单地重复；与其说河南这个不跟潮流的禁考措施是谨慎小心，不如说是固步自封或是懒政表现。　　最后，笔者以为河南禁考令的重现是其防控信心不强和慵懒从政的一种体现，归根结底是其没有将以人为本的理念拔到至高点。高考“火烧眉毛”，但愿河南向其他兄弟省市学习借鉴，及时跟上步伐，及时为“流感考生”撑起一片天，因为固步自封本身就是一种退步。新民网声明：评论仅代表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网证实或赞成其描述 [全文]
几又：公务车标识，示丑还是示权

来源：新民网2009-06-03 16:07

　　【新民来论】6月2日上午，荆门市委四大家的部分公车，率先贴上了公务车标识，并公布举报电话“0724—12388”，以接受群众监督，防止“公车私用”。该市纪检部门表示，凡用公务车接送子女上学、参加婚丧嫁娶、私人旅游等，必将严查。（《长江商报》6月3日）　　久为社会苛责的“三公”消费之一的公车，每年3000亿元的沉重财政负荷确实急待减压。遏制公车私用滥用现象，不仅有利于压降公务成本，也有助于端正公务员形象。荆门此次推出张贴公务车标识，意在遏止“公车私用”，只是不知当地推行此政前，是否对浙江平阳的“先行试验”作过充分地了解，对可能出现的制度性漏洞是否有更好的修补办法。　　2004年，浙江平阳曾对全县除公、检、法、司法部门外的公务车辆统一贴上“公车”标志，同时公布举报电话，让群众一起参与公车监督。据称，当时社会反响较好。然而2007年，该地公车又改为挂“G”牌。三年一个来回，个中缘由作为后车之履的荆门想必无法避免。　　贴标是为了方便公众监督，从制度设计上的确有助于更大限度地发现公车私用滥用现象。但当前公车使用过程中暴露的种种问题，显然不是因为使用者掩人耳目的技艺过于超群，才屡屡逃脱监管者的“慧眼”的。至于学校、商场、娱乐场所、饭店等门前公众司空见惯的公车想必不用再一一列举。　　就制度设计而言，张贴“公车标识”管用的前提是，当事者得有足够“怕”曝光的担心。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怕”，当然是一旦被发现违反规定，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荆门新政规定，“凡公务车辆接送子女上学、参加婚丧嫁娶、私人旅游、学习驾驶技术、公车扫墓或将公车停放在各类高档消费娱乐场所的，一经查实，公开曝光，并责成相关人员作出检查，情节严重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从惩罚角度来看，这种问责还是倾向于曝光，说土点就是“示丑”。当然，这里面也提到了检查和“情节严重”。恕我直言，检查对公车私用滥用者有何惩戒意义，实在叫人不敢奢望。而所谓的“情节严重”并不具可操作性，本身就是一扇抽象化的空洞大门，最终能否问责，多大程度问责，显然取决于把关者手中那支笔的主观走向。　　之所以对张贴“公车标识”不看好，是因为仅以道德之耻去“羞辱”公车使用者，怎么看都显得过于滑稽。如果当事者存有这种羞耻感，断不会大摇大摆地将公车置于私臀之下。而如果张贴标识不足以“羞辱”使用者，那么这种标识反过来则会成为张扬坐驾身份的一种有意示威。普遍的潜规则是，许多公车违反交通规则后，往往会通过内部关系“销单”。另一个人所共知的现象是，有的公车不但不怕曝光，反而总是希望享有种种凌驾于法规之上的社会特权。　　客观地讲，对公车的监督确实很难，因为坐公车者有职有权，监督者如果没有足够的赋权，就不可能对公车使用情况进行有效的监督。也就是说，张贴“公车标识”，充其量只是有助于鼓励发现公车私用滥用现象，但如果惩而不严，所谓的公开身份之举就会不可避免地重蹈平阳覆辙，最后只会以一场闹剧匆匆消逝在公众的视线之外。新民网声明：评论仅代表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网证实或赞成其描述 [全文]
梁萍：全民健身重任不能让学校唱主打歌

来源：新民网2009-06-02 14:16

　　【新民来论】广州市体育局局长刘江南日前做客市政府纠风办行风节目《沟通无界限，行风大家谈》时表示，市体育局与教育局、公安局已研究制定学校体育设施向社会开放的有关管理规定，并且已纳入广州市全民健身条例，等待提交市人大审议通过。届时，公立学校要百分之百执行体育场馆开放的规定。（6月2日《广州日报》）　　如今，就各种体育赛事中拿到的奖牌而言，中国已经跻身于世界体育大国之列，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就是体育强国。因为，体育强国得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全民健身之综合状况来定论。令人欣慰的是，我国政府和社会都已经清楚地看到了我国与体育强国的差距和问题所在。胡锦涛主席就曾提出“中国应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转变”。所以，我国的全民健身活动一直在蓬勃发展，尤其是近些年，全民健身工作开展得更加如火如荼。从今年起，每年的8月8日也成为了“全民健身日”。　　当然，全民的积极参与健身活动，目前也面临着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如场地、健身设施等等。尽管各地增修了许多场馆，增添了许多设施，甚至连社区和公共场所都利用上了，但是目前还是很难满足人们的健身需求。如果这个困难得不到解决，“全民健身”就会成为一句空口号。为此，一些地方“瞄”上了学校，打上了“开发”的主意。学校有专门之健身的场地和设施设备。而且，有的学校于健身方面来说，算得上“地大物博”、“资源丰富”。　　然而，学校是做何用的？答案人人都知道。说文皱点，“传道、授业、解惑”也。说通俗点，学生学习的地方。而学生学习是需要安静才能专心的，所以学校具有一定的特殊“管制性”，由不得“闲杂人等”进去打搅他们。试想一下，如果学校的大门随意开放，社会人员可以自由出入，那么校园与菜市场、超市商场、车站码头、广场公园有何两样呢？说不定还会有人抱猫牵狗地进出。如此一来，学校本该有的教学秩序不就大受影响了吗？更为严重的是，由于人员复杂，其治安问题也就更令人堪忧了。　　再则，学校那些健身场地和设施设备，是给学生和老师锻炼身体配备的。甚至，部分学校因种种条件限制，还难以满足本校师生的锻炼需求。如果将这些健身资源对外开放，那么学校师生健身的场地和设施设备还能有所保障吗？难道让他们与外来者去争？恐怕他们争不过人家，搞不好还会经受外来者施以的皮肉之苦。而且，外来者是付费的，人家的使用是很“理所当然”的。诸多无奈之下，恐怕学校的师生就不能“我的地盘我做主”了，只有“忍气吞声”地做外来健身者的观众。　　或许有人会说，对外开放的学校健身场地或设施设备，会根据本校师生的正常需求，合理开放一些“过剩”部分，进行灵活控制。对此，我们暂时先不谈有无这个所谓的“过剩”。我们来试想一下，当校园的健身场地或设施设备向外来人员有偿开放了，就意味着其将是一种有利可图的交易，而在利益的驱使下，能保证“营业”校方不“偏心”于外来的“客户”吗？这恐怕就很难说了。而将全部健身场地或设施设备“卖”给外来人员使用，也会成为一种相当大的可能。如此，学校师生要想健身，恐怕也得与外来者一样缴费了。　　军营也有丰富的健身资源，和学校相比，还有过之而不及。难道今天对社会开放了学校，明天还要开放军营吗？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学校就是学校，是学生和教职员工等拥有的具有“独立性”的场所，“闲杂人等”最好还是非请或非有事而勿进。当前全民健身活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还得靠社会和政府解决，不应将此重负强卸给学校来“唱主打歌”，甚至独扛。笔者友情提示醒那些心怀“开放学校而用于全民健身”的人，请尽快将这种目光和用心收回。新民网声明：评论仅代表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网证实或赞成其描述 [全文]
吴江：80万港人今年免税的启示

来源：新民网2009-05-31 16:44

　　【新民来论】香港特区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在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刚宣布的168亿元纾困措施，应足够助市民渡过今年的经济难关。他又预料，会有50万市民于9月收到退税支票，80万人今年不用交税。（人民网5月31日）　　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之下，香港这一国际金融中心所受到的冲击当然不小，政府税收下降也不难预期。按说，港府理应加强税收的征缴才是，何以竟反其道而行之，给广大市民退税，甚至80万港人可以享受到今年不用交税的待遇呢？此举岂不是有自摆乌龙的嫌疑？　　的确，相比内地各税务机关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加强对所得税征缴的做法，香港给予80万市民免税待遇，的确显得有些另类。之所以选择退税于民，显然不能用香港财政“不差钱”来解释。恰恰相反，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处于金融风暴前沿的香港，其财税收入显然正遭受着更严重的冲击。不过，对于身处金融危机中的政府而言，其实有着很多比“力保税收”和“确保财政”更重要的责任需要去担当。而这之中，如何保障民生与涵养经济，其实才更为兹事体大。　　在这方面，香港为80万港人免税其实并非孤例。笔者有一位朋友在一家欧资新加坡科技研发企业工作，其年薪折算成人民币接近50万，然而一年却仅需交5000元人民币的税，税率几乎仅为1%。不仅如此，为了增强这些欧资科技研发企业在新加坡投资的信心，新加坡政府更是按照1:1的比率为其增资，甚至连企业员工工资的一半都由新加坡政府支付。尽管金融危机中，这家公司被几度购并，全球范围内屡屡裁员，但设立在新加坡的研发机构却得到了保全。不错，新加坡的财税收入的确供养着高薪公务员，但公务员却并非唯一得益群体，新加坡的财税收入至少是取之有道的，也的的确确在涵养着新加坡的实体经济。　　应该说，无论是免税、低税，还是财税反哺实体经济的策略，不仅不可能为政府财税成绩单增光添彩，甚至反而会让本就不堪的财税收入更加花容失色。不过，“80万港人今年免税”的背后却恰恰彰显了政府的责任，更闪烁着执政的智慧。事实上，每一分财税收入无不来自纳税人，无不源自实体经济。假如纳税人纷纷破产，实体经济纷纷倒闭的话，财税当然只能成为无源之水。既然如此，只有纳税人没了后顾之忧了，只有实体经济得到有效呵护了，才是对财税源头活水的真正涵养。在这方面，“80万港人今年免税”无疑值得玩味，更应对我们有所启示。新民网声明：评论仅代表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网证实或赞成其描述 [全文]
杨国栋：物业税征收标准应如何确定？

来源：新民网2009-05-27 16:54

　　【新民来论】讨论已久的物业税终于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国务院通过并对外正式公布《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其中提出由财政部、税务总局、发改委、建设部四部门负责，年内研究开征物业税。　　目前，公众最关心就是现有的房产要不要缴纳物业税？虽然专家解释称即使开征物业税，也是对政策实施后出售的房屋进行征收，因为目前的房屋在购买时已支付“土地出让金”，国家不可能要求已经购房的市民退“出让金”再缴物业税，更不可能重复征税。但是，二手房出售时要不要缴物业税，新购住房物业税如何征收等问题还是困扰着很多市民。而人们最关心的物业税起征点、免税标准和税率，直到现在也没有一个权威的说法。　　目前物业税最可能的征收方案是将现行的房地产税、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土地出让金等项税费合并，转化为房地产保有阶段统一收取的物业税。如果物业税取代了土地出让金，势必会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造成一定影响，原本对住宅用地一次性收取的70年土地出让金将为物业税所取代。虽然此举有利于减少地方财政对房地产业的依赖，节约土地资源，同时为地方财政提供长期可靠的收入来源，但短期内势必对地方政府的钱袋子造成不利影响，难免引发地方政府的反弹。　　住宅用地的土地出让金大都是通过拍卖方式确定的，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价格确定标准。物业税如何确定起征点和税率，以保证物业税开征后的税收收入不低于现有的房地产税收，显然是一个难题。虽然内地可以借鉴香港以房屋月租金为参照征收物业税的做法，但是由于房屋租金还牵涉房屋的装修标准和家具、家电等配套设施，即使同一幢楼的同一单元同等套型的房子，恐怕租金也未必相同，以此为依据来征收物业税显然不太合理。　　建议有关部门不妨以某一区域五年以内的二手房成交价为依据，结合现在土地出让金等房地产税收所占比例来确定物业税的征收标准。毕竟五年以内的二手房价格与新房价格相差不大，以其为参照物计算物业税相对更为准确。新民网声明：评论仅代表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网证实或赞成其描述 [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