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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随笔]自行车困境

来源：新民晚报2010-06-18 13:27

　　自行车王国的美誉，在上世纪下半叶无疑非中国莫属，而今我国许多城市已进入汽车时代，自行车在都市道路上已难享“王子”出行的优先待遇，在家中的地位也急剧下降。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全市自行车保有量虽然还在1000万辆左右，但约有将近20%的自行车在家中已近“休眠”。多数申城居民家中自行车为半退休状态，仅仅在偶尔短途出行时派上用场。　　都市自行车裹足不前陷入困境，与小轿车“春风得意马蹄疾”有关。城市中越来越多的汽车和为它们加宽的道路，更是将还在上岗的自行车逼到了越来越窄的自行车道甚至是人行道上。自行车在城市道路上渐无立锥之地，则导致了不少城市居民的“短驳”难题。不少居民从地铁站点、大型卖场等公共场所到居住小区内3公里左右路途时，就会碰到这样的问题：“打的”乘出租吧，不合算；坐公交车吧，不仅绕路难免还得两头走路；索性步行回家，偶尔为之尚可，经常这样也吃不消。其实，从地铁等公共场所到居住点的居民出行“最后一段路”，是全世界许多大城市都碰到的难题，近年来纽约、伦敦、巴黎等大都市均请元老级的交通工具自行车“出山”，建立起各自的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　　据悉，公共自行车租赁在上海已经起步，但要彻底解决当前自行车所处的都市困境，光靠“公共自行车”概念还不够。上海市自行车行业协会会长方加亮就曾建议，在发展公共自行车租赁服务的同时，在道路规划上也要留下足够的自行车道。此外，要从产业定位上对公共自行车的属性予以明确，如果公共自行车可以纳入城市公共交通的公益性组成部分，那么租赁网点用地就应享受公交车站用地同样的政策。　　虽然自行车和其他现代交通工具相比，是速度最慢的，但只要“短驳”问题存在，多元化的城市公共交通体系，就不应排斥自行车这样的“慢行者”。　　［本栏目内容上海电台在11时30分《990报刊文选》（中波990、调频93.4）播出］ [全文]
[新民随笔]不能不作为

来源：新民晚报2010-06-16 13:51

　　业主大会通过选聘更换了物业管理企业，但下岗的老物业拒绝撤离或撤离后拒绝移交，这类匪夷所思的小区纠纷时有所闻。称其“匪夷所思”，是因为这是最不该发生的物业纠纷。家里要换一个保姆或钟点工，东家甚至可以不需要理由——看了不舒服都可以换，很难想象会出现保姆拒绝离去的局面。　　今年以来接触了几个类似的案例，属地政府主管部门虽然都认定业主大会选聘没问题，但鼓励矛盾双方通过司法解决。于是，广大业主不得不在漫长的审理过程中忍受煎熬。　　打官司耗时费钱花精力，一审打完还有二审，终审判决后还有执行的问题，为此耗时数年是常事。大量的物业诉讼让有限的法律资源捉襟见肘。有位法院朋友说，这类案子之多每个法官日均可以摊上一个，效率怎么可能高？对群体性物业纠纷而言，司法解决固然是理想的平台，但并非唯一途径。　　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第59条明确规定，对离任拒不移交资料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仍不移交有关资料的，对建设单位、物业管理企业予以通报，处以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事实上，《物业管理条例》第六章的13个条款，都是赋予政府主管部门对物业纠纷的责任方行使处罚权的。如果我们的职能部门不仅态度鲜明，而且“该出手时就出手”，大量的物业纠纷都是可以早日解决的，至少可以大大减轻法院的压力。遗憾的是，在现实生活中，鲜有政府部门敢于运用行政处罚手段来解决纠纷的。究其原因，也很简单，处罚前需要花大量精力去调查研究，处罚后即便公正仍可能“引火烧身”。与其自寻麻烦，不如推给法院去解决。　　近年来，政府官员乱作为明显少了许多，但不作为却渐成常态。能推则推，能拖则拖，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对一个责任政府而言，怎么能如此不作为。　　［本栏目内容上海电台在11时30分《990报刊文选》（中波990、调频93.4）播出］ [全文]
[新民随笔]700万美元背后

来源：新民晚报2010-03-11 14:18

　　“三八”妇女节当天，《华尔街日报》报道了伊里诺利州一位过着勤俭生活的独居老妪死后居然给当地一所大专学院留下了700万美元奖学金的故事。　　做了一辈子制药公司的普通秘书，格罗娜太太何以来这么多钱？　　她“理财的诀窍”就是一直买自己公司的股票。她所在的阿伯特制药厂，可不算最大最好的制药公司，但她就是一个死心眼：买自己公司的股票。从1935年开始，她就不断地买自己公司的股票，而且从来没有卖掉一股。她100岁过世时，她的股票市值700万美元。　　“通常，人们不会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真这样做的人，也通常是安然、通用汽车或者贝尔斯登这样大公司的员工。”《芝加哥论坛报》评论道，好在她没有将钱投在这些大公司，而且她的公司又成长良好。否则，哪怕再勤俭，也不可能会有这么大的财富。　　我觉得美国同行之所以要说这个故事，是想告诉美国老百姓，许多事情的背后，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　　格罗娜太太如果买错了股票，也许她死时只有十万美金，甚至几千美金，那她就不能成为什么新闻人物了。然而，她不勤俭的话，光贪图享受，或者说她想让自己过得好一点，那她也同样留不下700万美元。也许可以留下200万美元，其余捐掉，但她生前如以一个富裕老太的形象示人，又成不了新闻了。　　美国媒体没有把这条新闻作为“向格罗娜学习”的典型例子。相反，文章还告诉大家，从理财方面来说，她只是幸运，买到了一只好股票。　　这几天，在开两会。许多议题，本身就是有两面性。比如，说冬奥冠军周洋“只谢父母”、“忘感谢国家”，媒体做了报道后，她第二次说“感谢”时，“就把祖国放在第一位，把父母放在最后一位了”。　　我想，媒体在报道两会时，其实不必、也不可能把每一件事都辩得很明。不是说“你今后必须要这样做”，或者“必须不能这样做”——除非是法律。媒体报道应该是让老百姓听到许多不同的声音，从而更有利于老百姓自行做出判断。　　就“不必感谢祖国”与“一定要感谢祖国”，都是片面的。感谢本来就是发自内心的，你想感谢谁，就感谢谁。　　［本栏目内容上海电台在11时30分《990报刊文选》（中波990、调频93.4）播出］ [全文]
[新民随笔]“熊猫”应更透明

来源：新民晚报2010-01-12 15:23

　　这是一则迟到的消息——上海熊猫乳品有限公司因产品含三聚氰胺被查处。昨天，上海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回答了记者的提问，解除了一些疑团。　　毫无疑问，在奶制品添加三聚氰胺，已经涉嫌犯罪，相信涉案人员会依法受到惩处。那么，在事件的处理上，有没有不妥之处呢？我觉得，是有的。　　其一，去年4月23日，市质监局已经查出“熊猫”乳品三聚氰胺超标。当时，为什么不向公众报告呢？　　其二，查出问题后，相关部门确实采取了快速有效的措施，查清了问题产品的流向，并全面召回。但是，既然是“通过多方努力”才查清才召回，那么，这个“多方努力”的过程，总有一段时间吧？在这段时间里，有人吃了问题产品，怎么办？另外，全面召回，是不是全部召回？有没有问题产品还流失在外呢？哪怕只是万分之一，对消费者而言，却是百分之百啊。　　其三，去年4月底，国家质检总局曾在公开出版发行的“公报”上，就初步情况向社会进行了公告。这么做，比隐瞒情况好得多。但是，这样的“公报”，毕竟看得人少之又少。绝大多数公众不知情，说这条消息迟到，不为过吧？　　“熊猫”出问题，信息不透明。想来，是因为有关职能部门有这样那样的顾虑和担心。这种心态，是有普遍性的。因此，在九届上海市委十次全会上，市领导发表了很有针对性的重要讲话。　　俞正声同志在谈到群众观点时指出，要群众相信你，必须对群众讲真话，特别是要勇于承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凡是群众关心的问题，如果我们有缺点和错误，一般都应该公开地作自我批评。　　韩正同志在谈到如何应对突发事件和舆论热点时指出，在信息传递快速的网络时代，政府要解决不适应的问题，必须建立这样一套机制：快报事实、慎报原因、求实为本、依法处置。　　“熊猫”乳品含三聚氰胺，应该是群众关心的问题。出了这样的事，没有在第一时间快报事实，确实体现出有关部门对网络时代、对信息公开还不适应。　　所以，树立必须对群众讲真话的观念，建立和完善在第一时间发布信息的体制、机制，十分重要。　　［本栏目内容上海电台在11时30分《990报刊文选》（中波990、调频93.4）播出］ [全文]
[新民随笔]慈善多元

来源：新民晚报2010-01-07 14:53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第一天，我要看人，他们的善良、温厚与友谊使我的生活值得一过——海伦·凯勒这样安排她的“光明心愿”。　　海伦说，第一天里，要凝望的第一个人是老师安妮·莎莉文，“希望从她的眼睛里看到使她在困难面前站得稳的坚强性格，看到她那经常向我流露的对全人类的同情。” 　　如果为“慈善”做一个注脚，“对全人类的同情”就是一种。年幼的海伦听不见看不见，莎莉文老师却能用“爱的教育”为一个盲童打开外面的世界。其实，“爱的教育”正是基于“对全人类的同情”。　　阿拉巴马黑超合唱团的成员也说：假如能有一天光明，我们还将用它来演唱，而且是公益演唱，能做好事总是好的。　　合唱团第一次来到中国大陆就在上海大剧院唱响了“慈善天籁”，“黑超”是美国福音灵歌音乐的代表组合，半数团员是盲人，自1939年成立以来，先后5次获得全美音乐最高奖项——格莱美大奖，并于2009年被格莱美基金会和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授予“终身成就奖”。　　“黑超”的声音明亮、干净、醇厚、有力，那融合了福音灵歌、乡村音乐、爵士乐的歌唱让寒冷冬夜听了也要暖洋洋，上千观众被感染得情绪高涨，上海新年慈善音乐会也因此显得格外出挑——答谢过去一年热心慈善的各界人士，“黑超”演唱会显然是一次成功的慈善创意。　　多元世界，慈善方式也日益多元。2008年上海“市民与慈善”大型调查表明，九成市民愿意“出钱”，四成市民愿意“出力”，这种状态与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相仿；而愿意“出钱又出力”的则呈现出鲜明的群体特征，即以18岁-34岁年轻人和专业人士为主。中国社会慈善事业尚在萌芽，慈善机构需要千方百计去激发公众的慈善热情，传播慈善理念，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慈善参与——正如莎莉文老师千方百计为海伦打开了外面的世界。　　［本栏目内容上海电台在11时30分《990报刊文选》（中波990、调频93.4）播出］ [全文]
[新民随笔]“15分钟出名”的代价

来源：新民晚报2009-12-24 13:56

　　北京时间今天，两个月前一手制造科罗拉多“汽球男孩”事件的海尼夫妇，受到了应有的处罚：丈夫坐牢90天，妻子坐牢20天，同时，4年内不得利用与此次事件有关的任何元素赚钱，还必须支付政府为“营救”孩子所有支出，大概5万美元。　　上世纪60年代，美国有一个艺术家叫霍沃尔。他说过一句名言：未来，每个人都有15分钟的出名时间。当时，他的这句话是基于蓬勃发展的媒体业。　　名气，能带来许多东西。而要出名，必须要靠媒体。之前尝到些许甜头的海尼夫妇不靠自身努力，而是选择偏门斜道。结果，制造了一起欺骗老百姓感情、欺骗大众媒体的大骗局。要不是小儿子实在太小，在CNN现场节目中说漏了嘴，此事的真相可能还不会很快揭露出来。　　在注意力经济的今天，像海尼夫妇这样想利用媒体来达到某种目的的人，不在少数。不但在美国，在全世界许多地方都有这种现象存在。在中国，在我们身边其实也有，只是形式上的不同，“胆子没那么大”。比如，在有媒体报道时，一个个给灾区捐款的承诺都是响亮无比，而事实上，往往不到位，有的甚至根本不给。好名声是出了，但事后真正的恶名，却鲜有人去揭露。　　要避免或者减少此类事情的发生，首先需要我们媒体有更加犀利的新闻眼光，更多的研究调查。如果当这一切暂时不可能辨别事件真伪时，我们必须需要有相应的机制来惩罚这种事情的发生。　　美国法律在处理这件事的时候，想得非常周道，让“看上去输了，其实赢了”的念头也断了——4年之内不得利用与此次事件有关的任何元素赢利。检察官还表示，在审判这次案件上，媒体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著名谈话节目主持人杰伊指出，如果在这件事上，我们处理不好，那其他人都会去模仿他们这样做。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把海尼夫妇关进监狱。” 　　全美今天所有媒体都重点报道了此事，CNN还把当天母亲报911时与接线员的对话重放了一遍。当时大家听了揪心，后来大家听了恶心，今天大家听了痛心。　　所以，请媒体人把握好“15分钟出名”，更希望所有人不要误解“15分钟出名”。　　［本文上海电台今天下午4时半在《晚报大家听》（中波990、调频93.4）同步播出］ [全文]
[新民随笔]谁失掉了自信

来源：新民晚报2009-12-17 14:46

　　如果有人经常反复地对你唠叨：“你要自信！”说白了，就是说你缺乏信心。如果一个数以万计甚至数以百万计的青少年群体，始终要靠外界的提醒、劝导和鼓励来提高自信，那就不得不令人反思，他们是真的缺失了自信，还是旁人总习惯戴着有色眼镜将其归到“不自信”的一类？还有，导致他们丧失自信的根源又在哪里？　　我说的这部分青少年群体，标准的“学名”叫中职生。在上海，每年考入中专、职校和技校的人数约占初中毕业生的四成，即四五万人。而在全国，目前在校中职生人数多达二三千万人。从见诸媒体的“德育经验”来看，大量充斥的是教导他们要自信，要克服自卑，甚至训练他们要抬头挺胸。这就有点令人匪夷所思了。一个个十五六岁的阳光少年花季少女，怎么一踏进中职校的大门，就变成了抬不起头挺不起胸的“偎灶猫”？如果我们的九年义务教育每年培养出的学生，竟有高达40%的人要被源源不断地扣上一顶“不自信”的帽子，这不能不说是教育的悲哀或教育的偏见。　　国家需要大量高精尖的创新人才，同时，也需要千百万像张秉贵、徐虎、李斌这样的行业技术能手。中职校正是承担着培养未来优质技术人才的艰巨任务。但问题是，现在为中职校输送生源的初中和小学，几乎无一不是以考重点高中、名牌大学为最高奋斗目标。“不好好学习，将来就去读职校！”成了小学和初中教师训斥学生的习惯语言。办学不是为了各尽其才，而是在不断的淘汰——进了职校等于淘汰掉了一批，考不上大学又淘汰一批。　　应试教育与“精英教育”成了孪生兄弟，而“淘汰教育”又为应试教育做了最好的诠释和解脱。你说，如果连我们的基础教育都那么短视，那么狭隘，那么不自信，又怎能指望培养的学生会昂首挺胸？　　［本文上海电台今天下午4时半在《晚报大家听》（中波990、调频93.4）同步播出］ [全文]
[新民随笔]怎样才能远离灾难？

来源：新民晚报2009-12-16 14:24

　　这些天，好莱坞科幻大片《2012》热映，对这部影片，好评者视其为对环保意识的呼唤；而否定者则认为，应叫停阴暗、晦涩《２０１２》，还下一代一个美好、充满愿景的未来。　　一部影片能摧毁下一代的精神？我倒不信。相反，我认为它让观众模拟性地经历一次灾难，却可能涤荡我们的精神。还记得吗？去年的四川汶川大地震，面对那一场现实的灾难，献血的人排成了长队，捐衣捐款的人排成了长队，运送货物前去支援的车辆排成了长队……我们还尤为欣喜地看到了８０后青年一代的责任担当。同时，人们的视野投向倒塌的学校、被“黑”的赈灾物资、逃跑的人民教师等等，在灾难面前，腐败、丑恶、软弱都无处遁形。物质的灭毁、肉身的灾难，换来的是精神世界的廓清。　　不知引起了全球观众关注的《２０１２》，能否唤醒更多心灵？　　人类对自然不能无度索取，对二氧化碳大量排放的严重性，也不能再熟视无睹。这几天，各国首脑齐聚哥本哈根，为２０１２年《京都议定书》到期以后的环境谋划。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因为资金紧缺等问题就放弃责任，而是做出了单位GDP减排４５％的承诺。而一些发达国家，不能以历史的眼光看待碳排放责任问题，态度并不积极。　　这也罢了。日前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一文，标题是《英机构建议将“废品”卖到中国》，并讲了许多“卖给中国”可减少碳排放量的理由。詹姆斯·汉森是最早提出全球变暖问题的科学家之一，他就非常反对一些发达国家为了维持现有的生产水平，打算只花很少的钱，从发展中国家购买排放量限额，把污染弄到别国去的做法。看罢此文，就让人更为理解詹姆斯·汉森先生的环保担忧。　　在圣经里，对人类实行末日审判的，是一场大洪水。而让人类得以延续的，是诺亚方舟。诺亚方舟上装的是什么？表面上看，装的是生物百种，是延续的希望；实质上，装的是一颗美好的心。一颗懂得珍惜和善待的心，能让灾难远离。　　［本文上海电台今天下午4时半在《晚报大家听》（中波990、调频93.4）同步播出］ [全文]
[新民随笔]信任危机

来源：新民晚报2009-12-15 14:30

　　市人大代表李蓓璐最近有点烦。　　李代表是中学教师，不久前坐出租车，下了车才发现公交卡被司机调了包。李老师拨打了出租车公司投诉电话，对方态度很好，很肯定地说，公司里根本就没有这个司机。后来，公司又说，有这个司机，但司机当天在别处开车，肯定没开李代表坐的车。总之，李代表肯定是遇到了“克隆车”了。　　老师有责任把“克隆车”的教训告诉学生。学生们听了老师的话，反应出奇一致：老师，您又上当啦，上了公司的当，公司是要逃避责任！　　“我真这么傻？”李老师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单纯的老师，遇到了复杂的学生——学校在不停灌输“诚实守信”，孩子们又从社会中学到了什么？　　是的，孩子们不止一次听说：老太太跌倒了，路过的小伙子去扶，小伙子却成了撞伤老人的“罪魁祸首”，连法官都认为“不是你撞的你干吗去扶？” 　　孩子们不止一次听说：拾金不昧的老人好不容易找到失主，失主却说还差了不少钱，老人就成了“第一嫌疑”…… 　　这些“信任危机”一律好似闹剧，却一样令人郁闷。　　2008年，我国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社会学家们说，在这个转型期，矛盾复杂，利益多元化，人们的精神状态也多元化，传统美德时常遭遇“新挑战”。　　弘扬主流价值观，重建“社会信任”，第一责任人就是政府。在“倒钩”事件处置过程中，浦东新区政府向社会公开道歉，这一举动被舆论认为体现了“政府诚意”，不但无损政府形象，反而有助于政府公信，整个事件中弥漫的“社会怀疑”终于得到缓释。告别“权力的傲慢”，实现责任政府、服务政府、法治政府应有的诚信，这是政府的本分，更是社会回归“互信”的大前提。　　不过，李蓓璐老师还是打算告诉学生们，遭遇“被怀疑”的好人们都得到了舆论的普遍同情，甚至欣赏、赞成——这世界，总有一些美好的东西让人们不能舍弃，比如信任。　　［本文上海电台今天下午4时半在《晚报大家听》（中波990、调频93.4）同步播出］ [全文]
[新民随笔]“横对”是啥意思

来源：新民晚报2009-12-14 14:39

　　在公交车上，听到一对母女的对话。看上去20岁出头的女儿用沪语问：“妈，上海闲话里‘横对’是啥意思？”母亲答：“‘横对’么，就是不讲道理的意思呀。”我暗暗好笑：这也值得拿来问？　　回到家，我把这个问题照搬，考考我那读初中的孩子。谁知她眨着双眼，一脸茫然：“啥意思？不知道啊。”我不禁吃惊起来，再问她，是否知道上海话“厌气”怎么解释。她试探着说：“是讨厌的意思吗？”这回，轮到我瞪大眼睛了——这种上海话的ABC，到她这里居然会“轧牢”。我再抛出“打朋”“牵丝攀藤”“馊气”等词组试试深浅，回答是一路摇头。我只好耐下心来逐个解释。听到我说“厌气”就是寂寞无聊的意思，英语单词lonely和boring加起来就差不多了，小家伙这才作恍然大悟状。　　小家伙生于斯，长于斯，是个“的的刮刮”的上海人，家中的“官方语言”是沪语，需要如此这般地“说文解字”，真叫人哭笑不得。　　回想起来，自己的上海话是怎么学会的呢？是从小在弄堂里做“盘猫猫”“笃笃笃，卖糖粥”游戏，是夏天搬个小凳子到晒台上乘风凉、“茄山河”，是听左邻右舍或马路上的行人为了大大小小的事情“吵相骂”，是陪着祖辈一起听沪剧、越剧、评弹、滑稽戏……在这些平凡的生活当中浸润而来的。　　这样的生活场景已渐渐淡去，再加上小孩一念书就忙得连发呆都成为奢侈，一句“上海闲话讲不来，咪西咪西炒咸菜”也只能成为成年上海人自己的哭笑了。　　由此不由得为周立波操起了心。南北之争也罢、咖啡PK大蒜也好，那是“能走多远”之空间问题，不用太担心；倒是“能走多远”之时间问题应当未雨绸缪——如今他每场演出都收获好几百次笑声，那是因为大家听懂了，真的觉得有意思、好笑。但不知十年、二十年后，这笑声会是几次？如果上海小囡都听不懂、笑不出，那就不妙了。试想，假如看这个演出必须分发沪语-普通话对照表，或者现场打字幕外加括号释意，这味道才叫“一天世界”。　　［本文上海电台今天下午4时半在《晚报大家听》（中波990、调频93.4）同步播出］ [全文]
[新民随笔]贺岁片迷途

来源：新民晚报2009-12-10 15:13

　　电影贺岁档景观年年有，今年竞争甚为激烈。大片忙捞钱，小片忙突围。偶尔小制作的影片赢得观众，即被称为票房黑马，也是一条新闻。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虎年贺岁档电影已达36部。如果以每月七八部的频率在市场放映，岁末年初的贺岁片可以连映5个月，从国庆节一直放到三八妇女节。　　贺岁档是目前中国票房产出能力最高、消费能力最强的一个档期，各路商家自然是使出浑身解数争夺票房，电影制作方马不停蹄全国跑，推介宣传会天天有，令老记也如同影院的跑片车，忙得不亦乐乎。新年档期涵盖圣诞、元旦、春节等多个节日，虎年大年初一还与情人节“撞车”，在商家眼里，处处是钱，于是几十部影片，都箭在弦上，志在必得，市场厮杀进入“战国”时代。　　如今的贺岁片，早已无题材之分，样式之别：喜剧搞笑的、侦探悬疑的、多角恋爱的、历史古装的、卡通动画的、科幻灾难的、玄幻惊悚的，什么样的影片都往贺岁的箩筐里装。而千军万马争闯“贺岁档”，贺岁之意早已名存实亡。　　贺岁档票房占国内每年电影总票房的三四成，这种市场资源的失衡现象，并不能反映电影业的繁荣，反而折射出我国电影市场的不成熟。这一现象的越演越烈，使制片商们都投巨资挤占贺岁档，不仅误导了电影的发展，还会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题材的偏失（如目前贺岁片中成堆的古装片）及制片方相互内耗的不良后果。　　浓浓的商业色彩销蚀着电影艺术的魅力，商家越来越注重营销手段而非电影的艺术质量本身。每部贺岁片都被吹得天花乱坠，只要能将观众忽悠进电影院，赢得票房，就算上上大吉，而贺岁电影的口碑却日趋其低，贺岁片已自陷迷途。　　［本文上海电台今天下午4时半在《晚报大家听》（中波990、调频93.4）同步播出］ [全文]
[新民随笔]信访工作不能只当二传手

来源：新民晚报2009-12-07 15:25

　　去年刚办理正式退休手续的工程师陆先生偶尔从报上得知，自己早几年办理单位内退后，单位只给他缴纳三金而一直没有缴纳公积金，这违反了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他四处投诉无果，不得不求助于法律。今年4月底，他带着已写好的起诉书来到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试图再作最后一次非诉讼途径解决问题的尝试。管理中心一位女干部认真听取了老陆的投诉，在她的关心协调下，问题终于得到解决。虽然没有完全如愿，但老陆已十分满足。他来报社和我谈到这件事，对这位女干部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这些年，我接待了很多来报社投诉的读者，像老陆这样“报喜没报忧”的还是第一回。而公积金管理中心那位女干部接待一个来访者化解一个矛盾、付出一片真诚换回一份信赖的成功实践，更是告诉我们，处理信访、接待来访者的工作对缓解、化解社会矛盾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信访、上访是现代中国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这既反映了中国确实还存在着老百姓利益不断被侵占、一些公务人员不作为或乱作为的现实；同时这也是在法制尚不健全的体制下政府了解民情的一个窗口，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遗憾的是，我们的信访工作有时候还只是充当“二传手”，接到投诉信往下一转便算完成任务。要知道，老百姓正是因为问题在该解决的地方未能得到及时、公正的解决，才越级讨说法的。如果碰到的都是“二传手”，甚至举报信转到被举报者手里，那么就容易使小问题演变成大问题，个体纠纷会发展成群体性事件。　　当然，对民众反映的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对他们的合理诉求，应该作出公正的裁定，并督促相关部门限时解决；对一时不能解决或不合理的诉求，也应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至少也应该尊重他们。我想，如果我们各级信访干部都能像陆先生遇到的那位女干部那样，多一些责任，少一些冷漠；多一些亲力亲为，少一些“二传”，信访工作就能为各级政府缓解压力。　　[本文上海电台今天下午4时半在《晚报大家听》（中波990、调频93.4）同步播出] [全文]
[新民随笔]说话算话

来源：新民晚报2009-12-03 14:51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不要轻易对孩子许诺。　　因为孩子是非常“较真”的，他们还不知道这世上的有些话只是随口说说的，是当不得真的；而且孩子的记性通常很好，他们常常固执地缠着长辈兑现诺言，要求长辈说话算话。在一次次地被“放鸽子”之后，他们会慢慢了解到，有些话是“姑且听之”的，有些话甚至只能“听听而已”。　　这就是孩子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习得的“防守技能”之一：对别人的许诺不要当真。其中一些人，还会发展出另一项更高级的“进攻技能”：向别人承诺后自己不当真。　　重庆出了个“较真”的老师。因为上课迟到，外加忘带了学生的作业，这位贺老师自罚100个下蹲——她先前与学生约定，迟到或不交作业者，男生罚50个俯卧撑，女生罚50个下蹲。　　鉴于贺老师做完这100个下蹲后就晕倒在讲台上，这种身体上的“自罚”方式是需要商榷的。不过，贺老师的“说话算话”，仍然值得称赞。至少她的学生们，个个服她。　　就年龄来说，高中以下的学生仍然是孩子，所以他们也非常“较真”，比如会暗暗记得“老师说过考试前几名有奖励，结果却什么都没有”。笔者就曾是个“较真”的高中生，也有“耿耿于怀”的事：有个老师曾布置全班同学写读书报告，还说会选出若干篇优秀的与大家分享，结果满怀热情交上去的文章，却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也许是老师太忙？也许是所有人都写得很差，让老师无从挑选……恐怕，这将是个“悬案”了。　　学生“较真”，是希望得到老师的尊重，而守诺就是尊重的一种具体体现。学生感动于老师的“说话算话”，是因为这些孩子正困惑于越来越多“不当真”的诺言，而贺老师的“说话算话”，就是对“重诺”、“诚信”品质的肯定，这种身体力行，比任何只流于口头的规劝，更能令学生感受到一句诺言的“分量”。　　［本文上海电台今天下午4时半在《晚报大家听》（中波990、调频93.4）同步播出］ [全文]
[新民随笔]阳光预算

来源：新民晚报2009-12-02 15:05

　　先说两件小事。　　徐汇区食品药监部门提出要在区内食品厂安装探头，以便监管。徐汇区人大代表认为这是虚耗财政，无助监管实效，在预算评估时否决了“探头支出”。　　本市延庆路整治工程建筑安装费预算6万元，其中的二类费用预算却高达15万元——类似的市政道路小额工程前期二类费用“大于”工程总费用，有过先例。今年，在沪全国人大代表、徐汇区人大财经工委副主任樊芸在参与绩效评估后，提出预算监督意见，徐汇区建交委因此实施小额工程的归并捆绑模式，降低了财政费用。　　这两件事都不算大，意思却不小，因为，它们都涉及到“阳光预算”。与此相关的是，12位市人大代表和专家近日成为市人大常委会预算审查特邀咨询专家。　　近年来，“阳光预算”一再成为公共话题，不能不说这是一种进步。众所周知，现代国家公共财政管理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公共财政资金来源于纳税人，应当用于增加社会公共福利，在此过程中，保障预算审查公开透明，亦是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的“必然担当”。　　改进预算监督，促进“阳光预算”，就要将政府预算完整、真实、细致地纳入人大“监督视野”。事实上，依据预算法、监督法的法定要求，预算监督日益成为“刚性监督”。去年8月，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5次会议增加了一个议程：审批市政府提出的市级预算调整方案，当年有18亿元资金将用于援建都江堰地震灾区。虽然，此次预算调整的金额只占市本级预算收入总额的0.83％，但这却是1987年以来市政府第一次提出预算调整方案。这一“预算监督”体现了人大对政府做好灾后对口援建的支持，同时，这也推进了政府预算行为的规范化。　　顺便说一句，“18亿元预算监督”受到媒体高度关注，一时成热议话题。而在若干年前，“预算监督”还是媒体“禁区”，近几年来，它俨然已成媒体“高频词”。　　能有如此变化，“阳光预算”值得期待。　　［本文上海电台今天下午4时半在《晚报大家听》（中波990、调频93.4）同步播出］ [全文]
[新民随笔]公共设施的透明度

来源：新民晚报2009-11-26 15:00

　　最近，网上一则“杨浦区城投公司在国家无偿划拨的绿化用地上建高尔夫练习场”的帖子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　　记者从杨浦区绿化市容局、区规土局了解到，这一说法并不属实。位于黄兴公园北面的这片土地最早的规划就是一个体育主题公园，通过了市有关部门的审批，里面包括高尔夫体验区。2005年底，杨浦区要求加快黄兴体育公园建设，由杨浦区城投公司负责建设、管理。黄兴体育公园的一期（36亩）已于去年初建成开放，内有篮球、网球、门球、足球、棒垒球等运动场地，完全是公益性的，最低票价仅2元，还有免费项目和开放时段，很受群众欢迎，每年前来锻炼的居民达30万人次。　　恰恰是体育公园的二期——高尔夫练习场引发了争议。有居民表示：“我们不需要高尔夫，如果再建一批篮球场、羽毛球场，我们非常欢迎。” 　　那么，体育公园里究竟能否建高尔夫练习场？　　杨浦区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作为一个体育项目，高尔夫练习场放在体育公园是可以的。杨浦正在建设知识创新区，白领数量很多，西门子中国总部即将入驻，有4000名中外高级职员，对高尔夫运动有很大需求。更何况，练习场不是正规球场，并非仅提供给少数人的“贵族运动场所”，而是富有趣味性，具有公益性的项目，可容纳200多人同时锻炼，收费可能定为20-80元/小时，对学生、团体更为优惠，还将设免费开放日。　　但平心而论，尽管最近进入了奥运比赛项目，但高尔夫距离普通人还是比较遥远的，别的不说，一套装备最少就要上万元。真正参与这一运动的人为数不多。一座体育公园，大部分场地是高尔夫练习场，也阻挡了普通百姓的脚步。这似不符合公园绿地应由大多数人享有的理念。此外，场地草坪的维护，也是一笔巨大的开支，全部低收费恐怕很难做到收支平衡。　　昨天，杨浦区有关领导表示，已考虑到居民的意见，体育公园二期除高尔夫练习场外，其余部分都是免费开放的，今后还要研究进一步降低门槛，让更多的人进来。　　体育公园作为公共文化设施究竟该设哪些运动项目？该建多大？该怎样收费？还是要多听取群众的意见。记者认为，这一高尔夫练习场的建设尽管并不违反有关规定，审批手续完备，也曾召开过听证会、专家评审会，但推出项目时还是应该多听取各方意见，及时将论证结果向公众告知，增加透明度，取得共识。如果符合大多数公众意愿，建也无妨。　　［本文上海电台今天下午4时半在《晚报大家听》（中波990、调频93.4）同步播出］ [全文]
[新民随笔]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想吧

来源：新民晚报2009-11-25 15:04

　　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从容安排身后事，所有存款、所住住房，合计152万多元，作为党费上交——这是本报两次（9月14日、11月5日）以头版头条讲述的一个感人故事。徐素珍这个普通名字不胫而走，赢得无数人尊敬，以忠诚、信仰和生命的名义。　　这时候，“聪明人”也出现了：　　“聪明人”说：交党费，也不知道究竟用到哪里去了，还不如，呶，有针对性地助学啊、帮困啊，多有意义。虽则，这样多有意义的事情，“聪明人”自己是决计不会去做的，只是“乐见其成”，于是为徐素珍“叫屈”；　　“聪明人”还说了：哦哟，老人没有子女亲属，就算不捐出来，留给谁呢？格记名气好听了，其实不算啥——当然，刻意贬低无非是最好的崇拜，酸葡萄心理不仅限于自己吃不到，也有自己做不到的。　　徐素珍的情怀，我想，“聪明人”是永远不会懂的，因为“聪明人”聪明，想得太多了。徐素珍大约不会想那么多，就是这么去做。要知道，152万元党费之前，她提着脑袋干革命，她淡泊名利无私奉献，她艰苦朴素不慕享受，并且，坚持了一生。这份坚持，分量大过临终党费。152万，我相信，只是她本人毫不介怀的一个人生句号而已。　　林则徐曾有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生死都可以置之度外、不在话下，更何况身遭物议、身外财物，甚至身世遭遇？和民族英雄相比，徐素珍只是普通人，但他们都单纯地坚持着自己的坚持。想太多，不管是自己想，还是顾忌他人的想，这样超越计算、利益、死生的事，都不会出现了。　　对他们而言，但丁的格言可以改一个字——“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想吧！” 　　［本文上海电台今天下午4时半在《晚报大家听》（中波990、调频93.4）同步播出］ [全文]
[新民随笔]多点疑问

来源：新民晚报2009-11-24 14:24

　　疑问，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有怀疑的问题”和“不能确定或不能解释的事情”。其中的关键词一是令人怀疑，二是主观上难以确定，三是客观上解释不清。　　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前校长杨福家，最近走访一所著名高校，闻听一位教授说一年要发表40多篇论文后顿生疑问：“怎么可能？”杨院士当即严肃地说：“如果你申报院士，我首先不同意！”在问及这名教授带多少个研究生时，报出的数字也竟然多达两位数。杨院士说，中国的大学要改革，不妨首先从减少本科生的班级人数做起，大呼隆不是办大学。　　有过在英国大学出任校长和校监经历的杨院士，对当下的中国教育有疑问，很正常。　　上周，在上海曹杨二中举行的一场国际数学教育论坛上，中外专家的观点碰撞也疑窦重生。主管出教材的人教社有关负责人指责现在的中学数学课讲概念太少，习题操练太多。而一群来自欧洲和大洋洲的数学教师却提出疑问：“为什么你们还要求中学生学平面几何？学立体几何？”从渊源上来说，几何又叫欧氏几何，然而现在的欧洲教育界认为，平面几何之类太难，而且用电脑三维等现代技术手段完全可以完成推理、论证与设计变幻，再要求中学生花大量脑细胞去钻研这样的图形游戏，意义不大了。　　的确，有些事怕就怕意义不大但却疑问不小。比如，为什么北大只愿把中学校长推荐的名额放在大城市的重点高中？真正的动机是抢生源还是有助于培养创新人才？偏才怪才凭校长的一纸推荐就能脱颖而出吗？尽管北大可以对公众的种种疑问三缄其口，但这不会妨碍中国的高校招生制度在质疑中不断变革与前行。　　可喜的是，对于社会上反应强烈的中小学生择校热和书包沉重两大疑问，新官上任的袁贵仁部长以“区域内教育均衡化发展”和“提高教师业务素质”两张药方抓住了牛耳，而不再是头痛医头。这也昭示了一个朴素的道理：没有疑问便没有进步。　　［本文上海电台今天下午4时半在《晚报大家听》（中波990、调频93.4）同步播出］ [全文]
[新民随笔]张娜拉不必道歉

来源：新民晚报2009-11-21 15:22

　　韩国有个叫张娜拉的艺人最近很让中国网民不爽。这种不爽情绪令对方感到未来在中国的事业可能受到影响，而立即作出声明和道歉。我认为张娜拉无须道歉。　　首先声明，我不是她粉丝，甚至没有听过她的歌，更没看过她的演出。　　网民不爽的原因是因为张娜拉在接受韩国电视娱乐节目访谈时笑谈，每当她父亲拍电影经费紧张时，她就到中国去演出。于是有媒体报道称张娜拉公开宣称到中国演出就是为了圈钱，激起网上一片“倒张”浪潮。　　对此我很不解。外国人宣称自己到中国能赚到钱，这有什么不好？　　常言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中国现在经济发展了，市场之大，消费能力之强，让世人关注。很多外国人想来“分一杯羹”，这是明摆着的事。难道不好吗？如果外国人把中国视为“不毛之地”，根本赚不到钱，鸟也不来落脚，这是好消息吗？如果外国人仅仅为了“扶贫”而到中国来，这样光荣吗？　　确实张娜拉父女曾经对中国媒体说，他们不是为了钱而来的，而是为了“中韩合流”。别太当真。改革开放之初，某个国家的商人特别善于喊“友好”的口号，中国人就乐呵呵地让利给对方。其实，友好归友好，生意归生意。本以为国人现在该成熟了，谁知道还有这么多人喜欢听这个调调，一旦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就生气。何必。　　我国在改革开放后制定的富国政策很明智，就是以我们富有魅力的市场吸引国际资金、技术和人才到中国来，借力推动中国的发展。经济是财富，文化艺术也同样是一个国家的财富。中国的发展也需要从世界各国的文化艺术中吸收营养。如今的世界，没有一个大国、强国是不融合世界的文明的。真正能持久性地吸引外国文化艺术人才到中国来的，一是无与伦比的广阔舞台，二是实实在在的钱。　　我们不必对外国艺人来“圈钱”耿耿于怀。想当年，我们穷的时候，我们的画家不都纷纷到有钱的国家去办展览卖画“圈钱”吗？我们的艺人不也到人家的歌厅去唱歌吗？此一时，彼一时，现在人家来了，该庆幸，该感谢改革开放的国策让中国今非昔比。“圈钱”并不可恶，只要它是合法的。中国欢迎有本事的人来“圈钱”。你们“圈”到了钱，我们学到了本事，这才是关键。如果人家“圈”走了钱，我们还学不到本事，怪自己。　　曾有人提醒上海人改变“精明不高明”的习性。其实，这是每个中国人都面临的课题。　　［本文上海电台今天下午4时半在《晚报大家听》（中波990、调频93.4）同步播出］ [全文]
[新民随笔]不食言

来源：新民晚报2009-11-11 14:18

　　“我想知道，内圈蕰川路出口匝道究竟几时开通？”市人大代表刘天陆问市建设交通委员会主任黄融。　　“刚刚确认，10月23日。”黄融说。　　“我会去现场核实。”刘天陆回应。　　10月13-19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督办代表书面意见”，有过这段对话。　　10月23日，刘天陆去了现场，结果是——匝道前一天中午已开通。　　黄融没有食言，刘天陆也没有食言。黄融还承诺，如果代表书面意见一时不能解决采纳，市建交委要列出计划解决的时间表；确实不能解决的，要有“硬”的道理，不能把政府工作中的市、区矛盾、各个职能部门之间的“不衔接”作为不“解决采纳”的理由。　　昨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传出的相关消息是：对8个行政部门的督办结束至今，8部门对代表书面意见做“解决采纳”处理的增加了31件，达到315件，从原来占书面意见总数的54%上升为60%。　　仔细想想，不食言和解决采纳率的提升之间，并非没有关联。　　世界在变化，人大和人大代表履行法定职责的方式，不会不变。上海市人大常委会设立30年来，主任会议督办代表书面意见，是头一次；有了来自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的有力支持，人大代表的履职积极性无疑会受到鼓舞。　　世界在变化，政府部门的行政方式，不会不变。人大和人大代表的监督，将是政府部门改善行政方式，提高行政效率的一种动力。　　可以预见的是，这些变化将持续下去。理由不复杂，政府得到越多的监督，就越能保障权力在阳光下运作；越是在阳光下，运作越是安全可靠。作为最高层次的监督，人大监督无疑是促进“安全运作”最有力的保障。　　言而有信，不只表明个人品质。面对人大监督，行政官员不食言，说明了监督的效用；人大代表不食言，那是国家大法对一个代表的职务要求。　　因此，不食言不会是“孤例”——从54%到60%的提升，也在情理之中。　　［本文上海电台今天下午4时半在《晚报大家听》（中波990、调频93.4）同步播出］ [全文]
[新民随笔]高锟与小朋友

来源：新民晚报2009-11-10 13:52

　　前几天，为了给上幼儿园的女儿查找某种动物的知识，我翻开了家里放了多年的《阶梯·新世纪百科全书》。这部百科全书最早是英国人所编，后来台湾的猫头鹰出版社出了中文版，1994年北京一家出版公司获得授权又出了简体字版。　　这是一部以少年儿童为对象的百科全书，400多个条目涵盖自然科学、天文地理、各国历史、社会人文等，词条解释既浅显易懂又准确清晰，配以精美的彩色插图，查找也简便，非常适合孩子使用。当我翻到序言，突然发现作者竟是一位最近大大有名的人物——高锟，刚刚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华裔科学家。　　这篇题为《儿童的恩物》的序言，是高锟十多年前为这部书的台湾版所作。他写道，今天的儿童生活在一个商业化的社会里，物质享受不缺，但精神食粮不足，而市场上还充斥着劣质的读物。他推荐了这部工具书，认为“在好书难求的今日，这套巨著，无疑是献给儿童的一份珍贵礼物”。他还呼吁：“要扫清儿童眼前的雾瘴，为儿童建造一个鸟语花香的知识乐园，好使儿童的身心得到正常均衡的发展。” 　　当时，高锟的身份是香港中文大学校长。一位世界著名大学的校长、“光纤之父”，还顾得上为小朋友推荐工具书，令人钦佩。这篇序言里，还反映出他对儿童成长环境的忧虑。据高锟的上海亲友介绍，他的国学底子也很好，儿时便熟读四书五经。　　大科学家和小朋友，看似距离很远，其实不然。我国桥梁工程学的奠基人茅以升曾致力于科普写作，为青少年写了《桥话》《中国石拱桥》等脍炙人口的作品。著名生物学家竺可桢也写过大量科普作品。　　而今，像这样学贯中西的大科学家不多了，知名科学家写的科普文章也很少，更不要说为小朋友写点什么了。大学校长也同样如此，或许认为科普文章没有学术分量，或许觉得小朋友的读物是“小儿科”。事实上，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全民科学素养、科学精神还很不够。而这些，都必须从童年时期开始培育，科学工作者用独特的智慧加以引导，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高锟愿为儿童百科全书作序，就是一例明证。　　［本文上海电台今天下午4时半在《晚报大家听》（中波990、调频93.4）同步播出］ [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