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网评】一个20岁，一个25岁。两个阳光的生命，原本可以尽情享受各自无比灿烂的青春，然而，一次命运的陡然交织，造成了无法割忍的悲伤沉痛。5月7日晚，25岁的谭卓在杭州市区过斑马线时，被一辆狂飙的跑车撞飞，经抢救无效死亡。肇事者胡斌是学生，家底殷实。
其实，马路飚车并非胡斌一人所独为。早在前几年，从电视上就曾得知，北京有个响当当的飚车族--“十三郎”，据称能在13分钟内飚完二环。近来，在杭州等大城市，夜晚的城市道路上，飙车族也是屡见不鲜。有人认为导致杭州街头这个悲剧的根源在于教育，然而实事求是地说，享受着良好教育条件的“富二代”不可能不知道这点交通常识，不可能不知道这样飚车的危险性所在。一年前，胡斌还曾因为在马路上玩飘移而被交警给逮住了，只是那次“前科”并没令其警醒，为这次的大祸埋下了伏笔。
以最大善意去设想，这并不是胡斌所想看到的结果。在他的街头飚车活动设计里，原本这只不过是众多飚车中的普通一次，他只不过想从这种穿越车辆与行人的狭隙中获得快感，只不过这种快感是拿路上行人行车天降横祸机率的陡增作为代价。当然，可以肯定的是，胡斌对生命并未看的多重。
我们可以将肇事者胡斌理解为疯狂，但对生命的漠视不仅仅在于这样的个体或一小部分飚车族。还记得范晓岚这个名字么？2008年3月17日早晨，时任湖北当阳市市长的范晓岚驾车上班途中，将正在过马路的11岁小学生王某某撞伤致死。令人吃惊的是，事发后，范晓岚在第一时间打电话叫来自己的司机将自己接走。虽然她对受害者家人主动作出了赔偿，然而，其对生命的漠视之态理所当然地引起舆论的广泛遣责。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生命不再如我们想象的那般厚重？有法律人士如此推测，如果以交通事故论处，“一般就是对胡斌扣分、赔钱，而且大多还不需要自己出钱，由保险公司理赔。即使是交通肇事撞死人，按《刑法》规定，一般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经济惩罚力度偏大，表面上可以更大程度地弥补对方损失，令其得到更大实惠，但刑罚偏轻，实则制造了“有钱好办事”的客观事实，也难以避免，一旦事故发生，富人频频拿钱消灾以逃避或减轻法律的制裁。
富人并非天就生得一副漠视生命的性格，归根结蒂在于法制重补偿轻惩罚，而补偿对于富人往往构不成问题，就谈不上惩戒，倒像是法律对富人的示弱或是特意呵护。也正是在这种轻刑罚重补偿的逻辑之下，不知从何时起，矿难死亡赔偿也好，交通死亡赔偿也好，生命逐渐有了一个明确的价码。也所以，一旦事故突发，一个具体的数字很快便跃入我们的眼帘，甚至成为一些地方事故善后处理迅捷与否的一根标尺。
市场经济社会确离不开必要的经济补偿规则，但这种规则不能触及人命经济化这根红线。换言之，若要唤醒社会对生命的重视，适当经济补偿就只能作为辅助惩戒手段，真正能够令后来者引以为戒不敢逾越的当是不打任何折扣的、更为严厉的刑罚。无论是谁，得不到严厉的惩罚，就不可能对生命抱以最大的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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