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1日是世界无烟日,国内一些组织也发出了“戒烟一小时,健康亿人行”的戒烟倡议。且不谈这“世界无烟日”到了我国打折成“一小时”,这么多年来我国禁烟为何始终举步维艰,就值得我们去深思。
在签署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后,我国庄重承诺:2011年,即《公约》生效5年后,对公众提供防止接触烟草烟雾的普遍保护,并全面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根据《公约》,缔约国政府需要通过立法规定在公共场所无烟。虽然离承诺的期限仅剩一年多了,但我国在禁烟方面所获得的实际效果却并不容乐观。从法规层面来说,虽然一些地方已经有了公共场所禁烟的法规,但法规往往可操作性不强,其成效也十分有限;控烟投入严重不足,1元人民币要用在130人的控烟工作上,导致对违规吸烟者,几乎没有管理和制裁;另外,早在1994年我国通过的广告法就明严令禁止烟草广告,但实际上,众多烟草广告还是在利用各种形式大打擦边球……
控烟不力,当然有很多原因,中国烟民众多,很多人认为吸烟是交际的需要,可以提神、消愁、彰显成熟之类功效,等等,但最为根本的,是烟草产业的利益已经在我们这个社会深深扎根。
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烟草生产与消费大国,但也许很多人还不知道,我国的烟税增长速度世界第一。目前,全世界大约共有吸烟者11亿,而我国就高达3.5亿。如此庞大的消费群体对烟草的需求量是可想而知的。2005年,中国烟草税收达到2400亿元,继续成为国内最大的单一税源。在2006年中国纳税500强企业排行榜中,有超过一半的纳税额来自烟草和石油、天然气开采及石油加工业。从行业分布情况来看,有78家烟厂登上了500强纳税企业排行榜,纳税总额1325.35亿元。其中前100名中有35家烟厂,共纳税1077.20亿元,占纳税百强纳税总额的34.91%,户均纳税30.78亿元,比2003年度增长23.02%。这些数据无疑在告诉我们,烟草制造业依然是我国税收贡献的的大户。
在中国,还有一个“奇观”,那就是几乎每个省、市、自治区都有烟草生产厂家,甚至一些地级市和县,也有烟草生产企业。通过这些大大小小、地方特征浓厚的烟草企业,地方政府和烟草产业之间,形成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利益关联。这些烟草企业在攫取巨额利润的同时,也是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很多地方的税收构成中,烟草税收都是“中坚力量”。在云南这样的烟草大省,烟草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例甚至高达70%。
由于“严格专卖、寓禁于征”的行业税收特点,目前我国烟草行业总体税负约55%,这在有效地抑制产业盲目扩张的同时,也使一些地方财政患上了“烟草依赖症”,如此必然导致地方政府愈加将烟草业当做地方的支柱产业去大力发展。显然,在一些地方政府看来,烟草公司就是当地财政的“奶娘”,一旦全面禁烟,烟税突然消失了,当地的财政必然“断奶”。虽然近年来烟害支出不断增长,但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税收是显性的,医疗等支出是“隐性”。为了眼前的政绩和利益,地方政府又怎能不去扶持或鼓励发展烟草行业?
当然,烟草产业利益还关系到广大烟农、烟草产业工人和销售者。据估算,烟草业(包括生产、销售)共解决了6000万人口的就业。这也难怪我国烟草专利局的一位副局长发出“控制吸烟可能会造成国家的不稳定”的感概。如此看来,一方面是烟民众多,市场庞大,另一方面是大量的烟农、工人靠烟生存,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地方政府的财政靠烟草支撑。如此多方利益牵扯,仅仅靠有限的宣传来控烟,禁烟之路必然分外坎坷。如果我们缺乏有力的证据去消除政府对禁烟后以后所影响财政收入的疑虑,恐怕一些政府依然会以默许的方式鼓励吸烟,而这恰恰是中国控烟形势依然严峻之所在。
新民网原创,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