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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大学 |
| 国际政治系博士 |
| 沈逸 |
随着这一备忘录的签署,酝酿许久的美军“网络司令部”正式浮出水面,预示着美国正式开启了走向“网络战”的第一步,同时有迹象表明,一套覆盖了从防范黑客攻击、监控信息流动、塑造舆论环境,到对他国境内计算机发动“先发制人”的网络攻击的信息安全战略正在同步酝酿之中。从中长期看,这必将对全球安全环境,以及中美在安全领域的互动,产生深远的影响。
美军网络战略的形成与发展趋势
防范黑客攻击,综合保障至关重要的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综合协调国防部、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等机构之间的关系,是推动网络司令部成立的最主要出发点。早在20世纪80年代,莫里斯蠕虫病毒对现在互联网的前身“阿帕网”造成第一次威胁的时候,美国各有关机构就开始评估信息基础设施对于国家安全所具有的特殊意义。随着信息技术的深入发展,尤其是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非国家行为体在网络空间袭击美国的电力、金融和航空管制系统,已经成为美国国家安全单位高度重视的潜在威胁。应对黑客的攻击,在信息空间组织实施防卫和反击行动,已经成为西点军校、美国海军学院、美国空军学院等院校内新学员的必修科目。由位于马里兰州米德堡基地的美国国家安全局模拟担任入侵方,由美国军事院校学员担任防御方,在网络空间进行数字战争模拟,已经成为了一项常规性的活动。
此前,美国国家安全局凭借冷战时期以“国家技术手段”搜集社会主义阵营情报,累积形成了全美最大规模的网络战能力,但作为一个“间谍机构”,其在美国大陆本土上的行动受到法律的严格制约。而美国国防部作为传统的军事机构,在应对网络黑客之类不遵循传统战争行为模式的行为体时,也颇为头疼。而此次成立的“网络司令部”,由国家安全局长兼任网络司令部司令,把网络司令部的总部确定为国安局总部所在的马里兰州米德堡军事基地,某种意义上就是赋予了国家安全局内部专职于网络空间安全这部分人员以一套新的身份,使其可以在摆脱法律限制的情况下,有效监控整个网络空间,并实现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局在硬件与技术资源上的有效整合。从目前来看,网络司令部是隶属于战略司令部之下的一个次级司令部,但从长远来看,人们相信最终它会成为和战略司令部等并列的一级独立单位,专职负责所有与网络空间和信息基础设施相关的安全工作。
就中期发展目标来说,跨部门和领域整合多种资源与行为体,谋求对于跨国信息流动和全球信息环境施加更大的影响,为美国谋求更多的利益,将是“网络司令部”规划中“网络战”的重要组成部分。防范黑客袭击、保障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仅仅是网络安全最为基本和消极的部分。从冷战时期开始,美国政府在实践中就体验到了主动影响跨国信息流动、塑造特定时空条件下的国际舆论空间对于国家所具有的特殊重要影响。借助美国之音,自由欧洲之声广播电台,配合中央情报局,美国在冷战时期对苏东阵营成功地实施了大量的宣传战。1980年代苏东剧变,导致罗马尼亚国内政局10个小时内发生颠覆性变动的“催化剂”,是一盘“证明罗秘密警察在某村庄实施大屠杀”的录像带,这卷广为流传的录像带最终于1995年被波兰、德国等方面的记者和学者证实是由当时中情局东欧站站长策划拍摄的。
“9·11”事件之后,借助互联网,塑造和改变全球各国民众,尤其是青年民众中对于美国的“负面印象”,成为美国国务院负责“公共外交”的助理国务卿们最愿意讨论的话题之一。同时,冷战结束之后,特定国家的某些特殊团体,也注意到了网络空间所具有的特殊价值。在美国,形形色色的政治团体也试图努力游说美国立法机构为“穿透被封锁的互联网”提供更多的支持。
美军“网络司令部”的成立反映了国家安全新理念
对于美国来说,“网络司令部”的成立,能够实现对于各种资源的有效整合,虽然针对中国大陆的某些行为目前还看不到有比较明显的回报,但2009年由选举争议引发的德黑兰街头动荡,以及以Twitter为代表的新媒体在政治动员和跨国联络方面所展现出来的特殊价值,足以让整合信息资源、塑造网络环境的论述获得了至少一个有效案例的支撑。
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某种危险且敏感的“网络攻击行动”也已经逐渐公开进入了讨论的范围。2009年5月29日的《纽约时报》就相关问题采访了五角大楼的发言人布莱恩·惠特曼(Bryan Whitman),他指出,“和在其他战场一样,美军必须能够在网络空间采取行动,这里行动包括保障我方的行动自由以及确保我方在此环境中采取行动的相应能力”。而这里“行动能力”的含义,就包括极其敏感的“网络攻击行动”。
目前假想的场景是“发现境外的计算机上有将被用于对美国发动攻击的软件”,然后美方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这种行动可以是从网络空间入侵,然后删除这些软件,也可能是直接调用无人机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从物理上毁掉整个计算机。更加敏感的问题还包括如果美国遭到网络袭击之后,如何实施反击,比如是否可以因为某个国家的黑客攻击了某台军用计算机,就让美国的黑客直接进入相应国家的网络,直接摧毁对方管理电力系统、交通管制系统或者是金融交易系统的计算机网络与相应的数据,这种报复性行动可能造成非军事目标的重大附带损伤,不会比小当量的核武器袭击差多少。更大的麻烦在于,面对类似的袭击,美国自身的民用目标也异常脆弱。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手上掌握了庞大技术能力的美国相关部门,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少有的克制和低调。
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在冷战后的演变来看,“网络司令部”的成立,可以看作是“塑造、反应和防御”战略在信息安全问题上的具体投射,即美国试图凭借技术、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塑造一整套有利于自己的信息空间行为规范,塑造一个美国及与其共同分享意识形态理念的盟国能够从中获得最大收益的全球信息空间。根据信息空间和信息技术的潜在威胁,形成一套有针对性的行动机制,及时作出妥善应对;同时在某些特定情况下,采取包括“先发制人”在内的各种方式,综合运用包括远程网络入侵和物理破坏等方式,压制潜在对手,以最大限度的保障至关重要的信息基础设施的安全,以及美国对于信息空间的有效控制。显然,这对于中国来说,也构成了一个必须给予足够重视的严峻挑战。(复旦大学 国际政治系博士 沈逸)
作者简介:沈逸,200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获博士学位,留校任教;主要研究领域为科学技术与国际关系;信息技术、传媒与外交;国际安全与大国关系;曾赴香港大学历史系美国研究中心,法国巴黎政治大学等院校交流;2008-2009年以复旦大学青年教师骨干培训项目获公派赴美国乔治敦大学外交学院科学技术与国际关系研究项目进行博士后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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