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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金亮：黑势力当村官须警惕基层治理“丛林化”

来源：新民网2010-08-05 17:14

　　【新民网评】据央视报道，北京市二中院日前对北京密云王晓雷恶势力团伙案件进行公开审理。而就在一个多星期前，持续12个小时的庭审，殷卓波黑帮案在广州中院开庭审理。王晓雷和殷卓波除了都是各自所在团伙的黑老大之外，还都有着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村委会主任。　　黑恶势力渗透基层，利用干部身份谋利，横行乡里，欺压百姓的现象在基层并不罕见，北京密云王晓雷恶势力团伙这样的属于比较典型的。王晓雷是黑势力老大，也是村委会主任，是标准的“红加黑”。如果说在城市中，黑势力老大弄个“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的“红帽子”戴戴是为增加一层保护膜，那么在基层就是更进一步了。在基层成长起来的黑势力，他们当上基层干部的目的不仅是变红，而是将此作为捞取利益的基本途径。　　在基层有两种现象比较常见，一种是像王晓雷这种黑势力亲自把持政权；一种是黑势力扶植起来的代理人掌控政权。众所周知，中国实行的是基层自治，村委会主任由村民直选产生。表面上看，村民可以选出自己称心如意的干部，而随着基层黑恶势力的成长，村民们的选举意愿被左右了。黑恶势力通过贿选与恐吓，软硬兼施，加之村委会选举少则几十票，几百票，多则上千上万票，面不大，较为容易操控。还有一种情况，在村里的“名门望族”，凭借人多势众和血缘关系，也很容易会在选举中胜出，会造成一个家族长期把持一个村，只为本族利益谋利，也不会被选下去的局面。　　基层黑恶势力近年来发展较快，是与经济社会发展有着紧密联系的。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的推进，一些“穷乡僻壤”，瞬间成了“满地金砖”。在农村拆迁改造中，村委会有着巨大的作用，“县官不如现管”，基层干部官不大但是权不小，在村里是说一不二的。有些村子凭借其较佳的地理优势，仅凭卖地就能发大财，这是典型的“小地方政府”。若村子里在有些企业和矿山之类的，那就更有利可图了。看看王晓雷就清楚了，身价上千万，开着豪华车，住着总统套房。几乎可以这样认为，在基层经济发展程度、速度、前景与村委会竞选的激烈程度，黑恶势力的发展程度呈正相关。正像白岩松概括的那样，基层黑恶势力以黑为手段，然后披上了红色的外衣，最后让自己获取金色的利益，基本链条大致如此。　　基层政权是与底层民众最近的，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黑恶势力操纵农村选举，把持基层政权、欺压民众、肆意横行已经严重侵害了底层人民的权利。有些民众甚至受到人身安全与财产安全等方面的威胁或损害。有些黑恶势力团伙在基层就是“土皇帝”，利用金钱向上买通关系，寻求保护，游走在黑白两道，无权无势的底层民众即使受到伤害也不知如之奈何。这样势必会导致基层“丛林化”，基层原本脆弱的法制观念会遭到毁灭性打击。长此以往，人们信仰“拳头”胜过法律、道德，公平正义恐怕也得由拳头的大小来衡量。黑恶势力已经在腐蚀基层政权，必须引起足够警惕，否则会导致基层治理断层。　　因而，在基层扫黑不仅要出重拳，下狠招，还要建立长效机制，防止黑恶势力的滋生蔓延。最重要的是尽快规范完善基层直选制度，让选举过程更透明，更公正；同时，引入强有力的监督机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通畅民意反映机制，能够让底层民众的心声和意见上传，且能够引起重视。基层稳，全国安，黑恶势力的蔓延渗透为社会的长治久安，和谐稳定埋下隐患，务须斩草除根。　　本文作者系媒体评论员。您可以写信至 opinion@xinmin.cn 与我们探讨。　　本文内容归新民网所有，未经新民网书面授权，任何媒体不得擅自转载使用。版权事务请联系copyright@xinmin.cn,电话：(8621)52921234-641127 [全文]
[今日论语]建爆燃纪念馆，为了不再健忘

来源：新民晚报2010-08-05 13:58

　　乍见“南京拟在工厂爆炸遗址建纪念馆”这则新闻标题，第一反应便是不信，估计又是哪个好事网友的捕风捉影。　　细一看，不对了，南京媒体言之凿凿：“近期有市民提议，在爆燃遗址建一个纪念馆。昨天，记者从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获悉，市里已有该计划。”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南京市继续召开因“7·28”爆燃事故而紧急中断的市委全委会，南京市委书记朱善璐眼噙热泪，“要求全市党员干部痛未定就思痛，牢记血的教训”。　　看来，不能低估南京市委市政府领导在“7·28”爆燃事故之后的自责与反省之心。在可怕的人祸悲剧之后，是千方百计地捂盖子、瞒真相，还是直面人祸中淋漓的鲜血，从根本上反省并深挖根源，杜绝类似悲剧，确保一方百姓平安，这是每一个政府必须面临的抉择。　　在国内，为一个明显的“人祸”而建立专门的纪念馆，显然还十分罕见。一个典型的先例是，1994年克拉玛依那场大火致死323人，其中有284个孩子，而克拉玛依市的3名市局领导和17名教委成员，却在“让领导先走”的呼喊中，奇迹般全部脱险。尽管该市政府在悲剧后承诺在火灾现场修建纪念馆，却至今无果。甚至十余年来没有举行过官方的纪念活动…… 　　相比之下，性质虽然完全不同，但亦有人祸痕迹的“7·28”爆燃事件，能让南京市政府慨然决定修建纪念馆，值得称道。　　恩格斯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但那前提必须是正视和牢记灾难。鲁迅当年痛楚地剖析国民性，抨击中国人的一个巨大弱点是健忘症。　　那么，由政府主动兴建纪念馆，牢记不该发生的人祸，或许将醒目地从南京开始？　　那么，这个纪念馆，将有哪些内容呢？　　首先，透明地公开事故前后的伤亡数字、事故细节、抢救纪实，是必有的内容，这将给未来留下一个在城区发生化工灾难的触目惊心的样本。它的震撼力和穿透力，将警醒参观者用一切努力堵住可能的安全漏洞。　　其次，呈现遇难者名录，人性化地记录其生平，以慰藉死者的无辜和生者的哀恸。汶川大地震开始的为平民遇难举行国葬的创举，标志着对平民生命的高度尊重，这样的人文精神也应该在一切灾难的善后中延续。　　最后，这起不该发生的化工品泄燃事件以及最近四处频发的化工灾难，是否也该在纪念馆中设问：在人烟稠密的城区盲目发展化工业，是否算失策之举？在各地争相以化工为支柱产业之际，谁来拯救坐在化工火药桶上的城市？　　总之，对“7·28”南京爆燃纪念馆，我们抱以深深的期待。南京这座伟大的城市，或将以两个纪念馆名世，一个外患，一个内忧，让我们这个民族从此不再健忘…… [全文]
吕怡然：“老娘舅”疲惫不堪暴露民生工程缺失

来源：新民网2010-08-05 11:54

　　【新民网评】柏万青无疑是上海的一张名片。前些年，她就很出名，把静安寺街道、静安区老年人工作做得风生水起。担任上海市人大代表，尤其是走上电视荧屏，充当“新老娘舅”之后，更是声名鹊起。而近来，她主持电视台的脱口秀《一呼柏应》后，每天有四五百个观众打电话找她，仅一个月电话竟过万。尽管这位对百姓充满热情的阿姨每天坚持亲自回应10封观众来信，却实在力不从心，无可奈何。　　无奈的当然不仅仅是接电话写回信，而是对观众的诸多诉求她无能为力。你看看，那些向柏万青求助的人，有的是由于家庭矛盾，有的是因邻里纠纷，有的是情感危机，有的是生活困难，有的是身患绝症，需要换肾手术，还有只要求和这位新“老娘舅”聊聊天，…… 　　无数凡人烦事、几多民生难题，关涉全国各地，岂是柏万青单打独斗就能大包大揽的？这位年逾花甲的老三届知青，这位曾任江西资溪县“县官”的女能人，这位退休后仍然活跃在地区工作前沿的热心人，这位长期志在以自己的辛劳换取百姓安逸快乐的公众人物，即便有三头六臂可呼风唤雨，纵然每天24小时不吃不睡俨然是一尊活神仙，能一一挺身而出打抱不平仗义执言吗？能一一回应和满足所有求助者的诉求吗？难怪，她感叹道：“我真的感到很累很累”！　　这显然已经不是柏万青第一次喊累。记得去年年初，她就告诉记者说，现在她忙得“四脚朝天”，“除了睡觉，我整天都在接触这些事情，有时忙得眼睛都睁不动了”。那时，她还刚当上“新老娘舅”，“柏万青老娘舅工作室”也开张不久。一年半时间过去，她非但没有轻松下来，反而愈来愈繁忙，愈来愈疲惫不堪。可想而知，别说她没有能耐“包打天下”，就是从本人的精力体力看，也委实勉为其难啊！难道非要把“老娘舅”压垮不可？　　柏万青现在做的脱口秀节目，叫作《一呼柏应》。依我看，这个标题生动倒是生动，却大可质疑和商榷。“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这本应是党政机关、职能部门、领导干部的职责和义务。而要百姓“一呼”，由一位不在位不掌权的“民间人士”独自来“应”，不是太苛刻太无情太过分了？当然，节目的名称或许无须“当真”，但眼下的事实却颇有“一呼柏应”的意谓。那么多民生难题，需要各地各级官员的关心和努力，为什么人们不在当地求援，而要舍近求远向上海的一位老人“呼吁”？诚然，电视媒体的威力无可置疑，但是不是也暴露了民生工程中的某些环节的缺失？从柏万青的劳累，我们的人民公仆们会不会感觉汗颜，从而反思自己的工作，把民生当作“头等大事”来办？惟有“一呼柏应”成为“一呼百应”，柏万青才有“出头之日”，百姓才有真希望啊！　　本文作者吕怡然系《新闻记者》主编。文中所述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您可以写信至 opinion@xinmin.cn 与我们探讨。　　本文内容归新民网所有，未经新民网书面授权，任何媒体不得擅自转载使用。版权事务请联系 copyright@xinmin.cn ,电话：(8621)52921234-641127 [全文]
邓聿文：最好的国家形象宣传就是善待自己的国民

来源：新民网2010-08-04 20:01

　【新民网评】据悉，今年国庆节前，国新办将通过国际主流媒体，面向世界观众，播放中国的国家形象宣传片，将由50多位中国各界名人来诠释中国形象。　　在我的记忆中，这么大张旗鼓地在西方主流媒体投放广告，宣传中国的国家形象，去年也搞过一次。那次带有为“中国制造”正名的形象广告在CNN亚洲频道滚动播出，时长30秒，不过是否取得预期效果则没看到相关的调查。随着综合实力的日益增强，以及融入全球化的程度越来越深，中国对全球政治、外交、金融等方面影响越来越大，的确到了需要有意识地对外树立和推广国家形象的阶段。毕竟在目前的世界，掌控舆论和话语权的，是西方的传媒，在西方的话语视角下，坦率地说，中国的形象有些负面。对此笔者感受很深。笔者前年去美国访问时，在和美国各界人士的接触中，留给我的印象是，一般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有限，而且对中国的形象认知负面居多，这种认知多半是从报纸、电视和网络等大众媒体得来的。　　有鉴于此，由来自中国科技界、体育界、金融界、思想界、企业界等各领域的名人来诠释祖国形象，是一个不错的创意。名人之为名人，本就具有广告效应。一个能培养众多受人景仰的名人的国家，肯定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就此而言，名人自身就是对国家形象的一个最好说明。像姚明，在西方世界广为人知，他能够成为现代中国的一个积极符号，不仅因为他的高超篮球技艺，也与他在慈善和公益事业中扮演的良好角色分不开。这些都是中国国民性格的正面反映。　　但是，不论名人也好，还是其他宣传方式也罢，要想在一次国家形象的广告展示中改变人们在西方媒体多年的宣传下所形成的近乎刻板的中国印象，是不现实的。本质而言，国家形象的广告宣传只是一种技术手段，它对改善国家形象有一定作用，但绝非决定性的。要改善国家的形象和外人对中国的负面认知，根本上有赖于国力的提高，国力提高后才有实力去争夺乃至掌控国际话语权和对国际议程的设计，形成对我有利的国际规则。然而，即便具有这样的实力，在具体的话语和国家形象的塑造中，也有“霸道”和“王道”之分，即是靠拳头来使人臣服，还是靠正义来使人心服。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即使强大和霸道如美国，在祭出霸权的同时，也要对外打出民主和人权的旗号，推行所谓“巧实力”外交。这就说明，一个国家必须有基本的正义。此种正义不是靠宣传出来的，而必须落实到国家的政策和行为中来，为全体国民都能真切地感知和享受到。　　所以，我认为，对国家形象最好的宣传，莫过于善待自己的国民。如果一个最普通的人，都能感受到政府的尊重，其利益都能受到政府的保护，那么，世人有什么理由不尊重这个国家呢？真到了这个时候，国家的“软实力”和形象无须刻意去宣传和公关，即可得到世人的认可。而一般来说，政府的“善意”，是通过平时的施政行为，以及每个政府工作人员的具体表现体现出来的。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在前年的四川地震和北京奥运会期间，因为我们不放弃每一个生命，以及放宽外国记者在境内采访的限制，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一扫以前的一味责难，从而对改善中国在西方民众的形象，起了很好的作用。　　目前，政府比过去更加注重民众的反应，努力去回应民众的诉求，这是好的，但总体来说，在保护和尊重民众的权益方面，我们做得还差强人意。梁启超早在一百年前就指出：凡人所以为人者，有两大要件，一曰生命，二曰权利，二者缺一，实乃非人。现代国家，一个底线的标准，就是要保护和尊重民众的这两个要件。做到了这点，国家的形象定会大为改观。当然，善待国民并不是说现实中绝对不会发生民众权益受到公权力侵害的事情，这在哪个国家都不敢打保票，但一个国家政府奉行的价值及其政策取向，必须以此为准绳。（新民网特约评论员邓聿文）　　文中所述系个人观点。您可以写信至 opinion@xinmin.cn 与我们探讨。　　本文内容归新民网所有，未经新民网书面授权，任何媒体不得擅自转载使用。版权事务请联系 copyright@xinmin.cn ,电话：(8621)52921234-641127 [全文]
王彦飞：分享“负面”，就是百姓想和这个世界谈谈

来源：新民网2010-08-04 19:17

　　【新民网评】不久前，美国尼尔森发布了一份网民的用户习惯报告，称在整个亚太地区，中国网民最喜欢发布负面产品评论。《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调查显示，对于尼尔森这一调查结果，41.3％的中国网民明确“认同”，41.9％的网友认为批评性言论更有价值。（8月4日《中国青年报》）　　中国民众不光偏好产品的负面评论，对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事情，似乎都偏向于负面评论。这种“负面”心态也是当前社会一个重要的现象。　　其实，我们仔细观察，分享负面的心态在现实生活中还是不太成气候的，反而在网络上这股风气比较盛行。为什么会在网络上分享负面的情绪比较浓，但现实生活中却不多见呢？我想，更重要的在于网络能够提供给人们一个自由表达的渠道。试想，正常渠道要么不通，要么没有保障，而通过互联网既可以放大传播效应，又可以匿名保护自己，民众何乐而不为呢！　　分享负面的心态，可以认为是当前国人最重要的心态之一。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态呢？这是与当前社会转型的大环境相吻合的。由于转型时期的社会矛盾、冲突比较尖锐，民众急需找一个发泄口，以此来释放压抑，获得心理上的安慰。　　当然，还有一方面是因为当前表达渠道的不通畅，民众的各种正当诉求不能够有效地传达，致使民众通过相反的方式，即发表负面评论，或者用过激的行为，以达到引起社会关注，尤其是有关部门关注的效果。　　可能还有一个原因是，当前的舆论环境对正面和负面分的太清，并且对正面宣传做的太多，过犹而不及，加上当前复杂的社会环境，反而让人对所谓的正面充满了怀疑的态度。　　虽然这种分享负面的心态范围比较广，我觉得没有必要把它当成“狼来了”一样要对待。分享负面信息，并不能说明民众的心理阴暗，恰恰说明了民众作为公民的觉醒，这正是一个转型时期国民应具有的精神品质。　　这群公民更多的在中国是以“网民”这个身份存在的。我们看到，他们借助先进的传播工具，表达着对世界周围的观察。社会上有什么，这些人就能做出及时的反映，虽然他们的声音很弱，但是有一个发泄的平台，这对于社会矛盾的矛盾、疏导是有帮助的。　　记得，龙应台在《野火集》里说道：有几流的人民，就有几流的政府，就有几流的社会，几流的环境。这一点恰恰说明了一个良好、制度有保障的社会与公民之间微妙的关系。我们也不必过于紧张的“分享负面”的心态，“负面”说明了我们的社会存在一些问题，“分享”说明了这些公民在关注着社会的发展，而且他们也在积极地贡献者自己微薄的力量，使得这个社会变得更让人生活的舒服一些。　　可以说，偏好分享负面，并无它意，只是这个转型阶段公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而已。　　本文作者系媒体评论员。您可以写信至 opinion@xinmin.cn 与我们探讨。　　本文内容归新民网所有，未经新民网书面授权，任何媒体不得擅自转载使用。版权事务请联系copyright@xinmin.cn,电话：(8621)52921234-641127 [全文]
[今日论语]总工会通知能否管住“老板一句话”

来源：新民晚报2010-08-04 13:51

　　面对上海近期的持续高温，市总工会日前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防暑降温和劳动保护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切实加强防暑降温和劳动保护工作，把各项措施落实到每个企业、每个班组、每个高温岗位和每个职工。各级工会要督促企业严格执行本市企业高温季节津贴标准，在日最高气温达到35℃以上露天工作，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以下的，应当向劳动者支付每天不低于10元的高温季节津贴。　　高温难耐，但为了保证城市的正常运转和市民的正常生活，劳动者冒着酷暑坚守自己的岗位；尤其是建筑工人、送水工、快递员、保安等等“露天工作者”、高温岗位劳动者，不断流淌的汗水，每一滴都凝结着他们的辛劳。　　市总工会发出这样一份紧急通知，是非常及时的，体现了工会组织维护劳动者权益、督促企业履行法律义务的职能。虽然已有《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上海市总工会关于本市企业高温季节津贴标准的通知》等地方规定，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仍然需要工会组织加强对企业的监督，为劳动者说话、撑腰。市总工会在紧急通知中要求各级工会督促企业严格控制加班加点、严格执行本市企业高温季节津贴标准，深入一线，倾听职工呼声，并且要把各项措施落实到每个职工身上，这些工作安排，让每一位劳动者期待。　　不过，在现实中，经常出现高温津贴标准得不到执行，或者被“软执行”的情况。有些企业不向符合条件的职工发放高温津贴，或者发些冷饮、饮料等实物算作“高温福利”。发不发高温费，似乎全凭老板一句话；而面对强势的企业，处于弱势地位的职工为了保住“饭碗”，不敢主张自己的权益。市总工会的紧急通知，能不能管住“老板的一句话”呢？　　有法律专业人士指出，高温费执行难与立法不明有一定关系，全国性法规滞后，地方规定缺乏强制力。这些都是事实，法律空白需要立法者及时填补。但立法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高温却是近在眼前，保护劳动者权益，不能因为缺少法律的“硬规定”，就耽搁、疲软下来。老板不想发高温费的话，各级工会应当积极发挥作用，联合劳动保障部门，以民主协商的方式与老板“博弈”，建立企业高温津贴制度，甚至可以订立契约，以保证高温津贴的发放。　　发不发高温费，既有赖于企业尊重法规、关怀职工，也寄托在职工的维权意识、工会组织的切实行动，以及劳动保障部门的有效监督之上，当然也包括“老板们”的良知。 [全文]
鲁宁：沪出租车行业酿变革，公益与利益仍纠结

来源：新民网2010-08-03 20:36

　　【新民网评】昨天，本市出租车行业有两个新动向同时见报：　　动向一，有媒体报道，沪上出租车司机缺口持续扩大，招聘非沪籍司机到上海当的哥的政策正在研讨中。　　报道的口吻是谨慎的，但报道引用的许多材料是耐人寻味的。譬如沪上五大出租车公司有关人士均表示对此事早已耳闻，行业内部已提前作了通气，不少公司则已将引进外地的哥纳入工作议程，一旦上面政策确定，底下将马上行动，“毕竟的哥紧缺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大家都等不及了......” 　　动向二、停牌多日的强生控股本周一复牌，市场风传多时的强生收购巴士全部出租车业务的消息得到确认。根据公开发布的收购预案，重组后的强生将拥有12000辆出租车，占沪上现有营运出租车总量的25%。一俟重组收购完毕，强生出租车业务将是上海第一、中国也是第一。　　出租车市场在中国，从起步始就是一个受行政许可准入的“封闭性市场”。上海和全国一样，既通过行政许可关联的牌照费为本市公交建设筹集到巨额资金，亦因市场进入门槛过高而导致黑车泛滥成灾。去年为打击黑车怂恿“放倒钩”执法遭曝光，一度使上海形象受到严重伤害。　　所见，对近乎敏感的出租车市场之一举一动，不只是上海，放在全国大小城市，甭说大动作改革，哪怕有点小修小补，都会立即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　　就动向一而言，此前上海只使用本市沪籍的的士司机，在国内属于惟一。从历史成因看，“保护该行业的就业岗位”不被“外人指染”，为上海消化始于1990年代中期的传统国企的改制所导致的“再就业”压力功不可没。　　然而，事物都是呈动态发展变化的。随着上海城市功能转型、经济结构调整及就业岗位的多样性变化，出租车行业因劳动强度高、安全压力高、精神负担重而导致早年的劳动报酬比较优势逐渐衰减，开出租在沪籍青年就业人口中已渐失吸引力。而十数年前“再就业”开出租的大批老的哥，则逐步到了退休歇业的年龄，就是年龄还不到杠杠者，只要另有门路，也纷纷选择“逃离”。　　任何一个行业的从业人员，不可能永远只出不进，再不向非沪籍司机开放的哥岗位，上海的哥缺口还将继续放大。所见，说这件事敏感，决非市场本身之敏感，只是习惯于闭关自缚者的“心理性敏感”。也就是说，向非沪籍司机开放的哥岗位已是迫不及待的事，惟一的悬念是开放程度的大小和附加条件的多少。　　就强生收购巴士之举，其市场效果目前很难判断。识者所知，出租车行业在各国包括国内大小城市，都被界定为城市公交服务的补充用品，也即所谓的“准公交服务用品”。正因为其“准公交”的定位所致，政府在油价、税收、行政规费等环节，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情形下，会予以一定的个别项或综合项的政策扶持或优惠。从市场的一般游戏规则出发，这个行业的特殊性决定着该行业内的公司不论个头大小都很难上市。在国外，没有一家资本市场会接纳出租车公司上市。在国内，除上海外，也很少有哪座城市的出租车公司是上市公司。出租车公司一边享有政府的政策扶持，另一边又上市募资寻求市场收益最大化，这在市场逻辑层面讲不通，事实上也很难如愿。　　受当年泛市场化风潮的影响，外加当年对市场功能与政府职能认知上的历史局限性，除经营出租车的强生“被上市”外，上海公交和地铁也被打包上市，这一举措曾阶段性地减轻了政府公交补贴的负担，但也造成了公交公益服务与回报股东利益之间的尖锐冲突，并成为推进“公交优先”战略的最大障碍。网友们当记得，去年公交资产从上市公司剥离，其代价极为高昂。眼下，公交公司应回归公益而“轻装前行”，但申通地铁如何处置依然悬在空中，核心难题仍然是剥离成本更高。　　去年底，为阶段性化解一批出租车运营体制造成的尖锐矛盾，包括消解“放倒钩”的负面影响，本市颁行了《关于进一步促进本市出租汽车行业健康持续发展的意见》。该“意见”把其定位于“城市公共交通的必要补充”，把“积极推进公司化、集约化、品牌化经营”作为未来发展的主要原则。拿“意见”的核心要旨对照强生收购巴士的安排，其政府行为的指向性一目了然。　　受于限幅，该作个小结了。向非沪籍司机开放的哥岗位，乃时势所逼，剩下的只是管理上的新探索和新突破。强生因收购而做大，其是否能形成1+1大于2的重组效果，受限于市场规律，得由日后的事实来印证。　　本文作者系著名媒体评论员。您可以写信至 opinion@xinmin.cn 与我们探讨。　　本文内容归新民网所有，未经新民网书面授权，任何媒体不得擅自转载使用。版权事务请联系copyright@xinmin.cn,电话：(8621)52921234-641127 [全文]
邓海建：“北京不欢迎您”是产业问题，更关乎良心

来源：新民网2010-08-03 19:50

　　【新民网评】针对北京人口持续快速增长，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专题调研，建议对吸纳大量流动人口的小企业小门店实行强制退出机制。在加大对高端人才引进的同时，减少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8月3日《新京报》）　　一线城市人口越来越稠密，而人口的持续快速增长又带来了诸如资源紧张、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压力加剧等现实难题——对此，最简单的思路当然是把城市不需要的人口“请”出城。那么，哪些人口是城市最想说“不欢迎”的呢？答案显然是低端劳动力。低端劳动力首先就有碍城市观瞻，成了脏乱差的代名词，还擅长与城管等打游击；加上低端劳动力先赋或后致因素的掣肘，资源利用率低、财税贡献度小，这让嫌贫爱富的城市更是找到了“正义”的借口。而最重要的是，这个群体缺乏博弈能力和话语权，最容易“揉捏”。　　经济社会，温情的道德逻辑显然抵不过趋利避害的现实逻辑。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梦想与荣光，公众自然也不能指望所有一线城市承担起解决全国低端劳动力生计的责任，他们的怨言或心眼，是“在其位谋其政”的理固宜然。但问题是，如何将低端劳动力赶出城，其实是件考量执政理念与技术的工程。北京人大常委会的建议，恐怕只是听起来很美——“对吸纳大量流动人口的小企业小门店实行强制退出机制。在加大对高端人才引进的同时，减少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 　　这里有几个道理需要厘清：一者，赶走了低端劳动力，空下的位置不等于高端劳动者就必然会自觉填满，它们之间的数量不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二者，高端人才与低端劳动力并不是水与火的关系，所谓高端人才，首先是“人”，然后才是“才”。人都是有各色需求的，包括擦皮鞋的需要、逛跳蚤市场的需求、缝缝补补的需要等。国际上那么多高端人才聚居的大都会，也与低端劳动力相处甚欢，独独我们就不能？　　更重要的是，如果人为强行淘汰一批低端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吸附大量流动人口的小企业等实行强制退出机制，从而提高各类市场的劳动力准入门槛——那么，可以预见，此类产业或服务行业的运营成本必然也会水涨船高，结果是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成本也“被提高”。赶走了低端劳动者，令千万人失业、千万居民生活成本更高，又不见得令高端人才蜂拥而至，此般账本，真是“得失寸心知”？　　城市应以何种姿势挥别低端产业？这个问题固然不需要廉价的抒情，但我们也不能忘了：若不是优质资源的快速集中，若不是农村支持城市的铿锵历史，一线城市怎会有今日之繁盛如斯。完善低端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退出机制，靠的不是“强制”，而是顺其自然：一方面，切实解决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填平资源与福利的洼地，农村发展起来了，城市公共资源被摊平了，低端劳动力自然就不会往“中心区域”挤了，大家都回娘家去了；另一方面，积极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和生产方式的调整，让成熟的市场对劳动力市场进行理性选择。　　没有人天生就高端，也没有城市生而优越。城市应以何种姿势挥别低端产业——这是一个产业决策问题，也是一个良心命题，因为永远会有人是相对的低端劳动力。真正的高端人才不是“高度自私的人”，也许他们更想看看某个城市如何作答，以决定自己的去向。忽然想起一句题外话，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唐钧先生说，“低素质的人在北京不是待一天、两天，他们长期居住后仍然素质不高，这该由谁负责？” 　　本文作者系媒体评论员。您可以写信至 opinion@xinmin.cn 与我们探讨。　　本文内容归新民网所有，未经新民网书面授权，任何媒体不得擅自转载使用。版权事务请联系copyright@xinmin.cn,电话：(8621)52921234-641127 [全文]
[今日论语]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学校长

来源：新民晚报2010-08-03 13:54

　　中国科学界著名的“三钱”中的最后一位——钱伟长走了。与早他大半年仙逝的钱学森先生不同，钱伟长先生的离开，引发的不再是“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师和创新人才”的讨论；对于这位知名科学家，人们关注最多的，也不是他早年为更直接报效国家而弃文从理的传奇经历，或是他在力学、电池研究等多领域取得的杰出成果，而是他在生命最后27年，离开清华大学而南下，就任一所上海地方高校校长的选择和贡献。　　98岁的钱伟长，已活到期颐之年，照中国传统说法，这样高龄老人的离世，是人生的圆满。但在他掌印多年的上海大学，还是时时有人直言：老校长去世，是学校不可估量的巨大损失，让人觉得心里疼痛。虽然是在暑假中间，又是酷热天气里，却有几千名师生自动自发地赶到学校设立的吊唁场所，甚至有特地从千里万里之外专程赶来的，只为送“老校长”最后一程。　　虽然这位“中国最老的在任校长”生前曾遗憾地说，上海大学还是没有百分之百办成自己理想中的学校。但他最喜欢的座右铭“自强不息”，如今已是这座大学的校训。不论是否有机会接触，这所学校的老师和学生都说，上海大学，因有了钱校长而不同；老人走了，精神气场却还在校园里延留。　　做校长如此，当可含笑九泉。　　我们周遭并不缺少“合格”级的大中学校校长。他们或许也由教师、科研人员而提拔，变成了教育管理者；他们每天陷身于开会参会、迎来送往、上行下达、扩校基建、洽谈合作等等纷杂事务之中，说话常照稿宣科，行事遵循稳妥套路，不出彩，也不会出错。　　以这样的标准论，钱伟长或许远算不上“完美”、无可挑剔的校长。但他的离京赴沪担任地方高校校长，更多不是由于行政任命，而是怀抱为中国教育事业发展寻求突破、实践教育梦想目的的主动选择。有梦想才能坚持。立足点高才不会迷失。从率先建立学分制，到注重学生的思想道德培养和文理素质综合，再到坚持“拆掉四堵墙”、以开放心态办学，花费人生近三分之一的长度与心血，逐渐塑造起了一座崭新大学的灵魂理念和精神气质——一句话，钱伟长当校长，也当得很“个性”、很“大家”。　　近两年来，高校开始出现“个性校长”，最近更有多位大学校长因为耳目一新的毕业演说词而走红。新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纲要中，有广受关注的一个内容，即取消学校的行政职级，推进高校的去行政化势在必行。但如果没有一批真正怀抱教育家使命、淡薄名利的大学校长的自觉和身体力行，这样的改革便很难提速、落实。　　每一座当代名校的形成历史中，我们几乎都能看到一两位这样的杰出教育家的身影，他们的追求与坚持，往往是大学最宝贵的一笔“非物质文化遗产”，无形，核心，萦绕不散，成了学校的个性与灵魂。　　愿钱老去世，能带来更多大学及其校长的思考：我们究竟要做怎样的校长、要办怎样的大学？ [全文]
沈晓杰：楼市调控“被达标” 警惕别有用心者的“捧杀”

来源：新民网2010-08-02 18:49

　　【新民网评】在国十条实施已逾百日，在房地产市场博弈的各方力量，纷纷借助媒体发表各自的看法和评价。据报道，南京市至今没有出台国十条落实细则，该市住房保障和房产局局长日前对媒体宣称：“南京市认真贯彻调控文件精神，目前已初步达到调控预期。” 　　实际上，这样或类似言论可谓是近期官员和开发商对国十条总体评价的“标准”语言。在不久前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发言人也坚称：上半年国家重点领域的宏观调控，“特别是住房的价格调整取得积极成效”。这位有着“经济学博士”头衔的“专家型官员”给出的理由是，6月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环比下降0.1个百分点。” 　　被称为史上最严厉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国十条，真的像这些官员或开发商所述的那样，达到预期的效果了吗？同样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情况绝非如此。　　就在国新办的这次新闻发布会的前几天，国家统计局在其网站上公布了““2010年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在一大堆的数据背后，人们可以找到疑似被“藏着掖着”、也是老百姓最关心的“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官方的数据明白的表明：今年6月份全国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比去年同期的涨幅，竟然高达20.6%，环比（比上月）的价格也没有下降。请注意，国家统计局在这里公布的还是90平米及以下的新建商品住宅。这类商品住房还可能包含了经适房、限价房等政策性的小户型房。如果把市场上最受青睐的90平米以上的“新建商品住宅”统计上去，中国的新建商品住房的价格涨幅可能还要高。　　也许有人以为，如此高的“房价过快上涨”数据，有一定的“偶然性”。其实不然。这里，我们不妨把国十条实施3个多月来的数据都拿出来公示于众。在国十条实施的当月，90平方米及以下的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22.4%；5月份，同样的统计，同比上涨为22%%，第三月也是20.6%。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就是和上月相比（环比），6月份公众最关心的新建商品住宅价格不仅没下降，而且还在上升。前面被宣称“达到调控预期”的南京市的房价，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同类官方统计数据，房价涨幅更是高达22%—25%。　　不少读者可能奇怪，平时国家统计局在新闻媒体公布的房价涨幅数据并没有这么高。确实，如果你只是看了国家统计局的公布的数据而不探究其中的“奥秘”，你就极有可能被“忽悠”。因为国家统计局在房价数据上拿出来公布最多的，就是“房屋销售价格指数”。按照其数据，在国十条实施的4—6月这三个月里，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分别为12.8%、12.4%和11.4%。如此看起来，虽然全国的房屋销售价格在上涨，但似乎还没有到“暴涨”的地步。但一般人所不知的是，国家统计局这里所公布的“房屋”，不仅包含住宅，还有办公、商业和工业用房等，而且“房屋销售”也不等于新建商品房销售，它还包含“非商品房”和二手房等。而老百姓最关心、也是政府房地产调控所着力的重点，只是普通人要解决住房问题所主要依赖的房地产市场的“新建商品住宅”的价格及上涨幅度，人们并不关心那些“厂房、办公房、商铺”的价格现状或走势，它们也不是政府房地产调控的目标。　　有着“经济学博士”头衔、多少可以“专家型官员”自居的国家统计局的那位发言人，不可能不知道“房屋销售价格指数”和“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博士发言人”在这里故意混淆概念背后，目的就是为了使本来已经被利益集团架空的国十条，看上去似乎还在按照中央的既定方针前行。因为真实的数据一旦被公众和舆论所知晓，那么人们必然就会追究国十条究竟被谁架空，中央因此也可能出台更严厉的举措，防止最严的房地产调控被利益集团所左右。　　众所周知，国务院在4月之所以要出台被称为“史上最严厉的调控”的国十条，目的就是““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切实解决城镇居民住房问题”。但现在官方自己给出的统计数据明明白白表明，最严的房市调控实施百日，不仅新建商品住房的售价涨幅屡屡超过20%，而且这样的“高水平”已不是“部分城市”所独有，而是全国的“平均水平”。数据和事实无情证明，“最严的房市调控”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而且还出现了“房价过快上涨”的势头向全国城市“普及发展”、上涨的幅度“空前罕见”的局面。甚至有人担心，国十条会不会真成了“百日维新”。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就不得不怀疑，那些鼓吹“国十条已达到预期效果”的官员和开发商背后的真实动机究竟何在。昨天就有媒体报道，前几日的某夜，某大型房地产公司“邀请住建部的司长们小范围聚会”，游说这些执行房市调控政策的官员不要再出台更严厉的调控政策。据报道，住建部日前也再次召开由房地产商及其“专家”参加的、内容高度保密的“房地产形势研讨会”。人们现在还不知道开发商和住建部官员两者之间究竟有多少“利益关联”，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被称为史上最严厉的国十条，至今落实的重大举措，竟然还不到五分之一。国十条中有80%以上的措施和细则，至今仍被架空。其中，国务院责令由住建部负责落实房地产调控的有关条款，有相当大的部分至今还是“空架子”。　　中国的房地产调控，目前已到了中央和公众与房地产官商利益集团博弈的关键和敏感时期。房地产调控下一步的发展是“从严从紧从重”，还是任其被利益集团架空，最后导致流产甚至是再次救市，不仅事关中央和政府的威信，更关系中国百姓最大的民生利益。在这场利益大博弈中，究竟是公众战胜房地产利益链上的官商利益集团，还是公众权益再次被权贵集团所侵蚀，人民拭目以待。　　本文作者系著名地产独立研究人士。您可以写信至 opinion@xinmin.cn 与我们探讨。　　本文内容归新民网所有，未经新民网书面授权，任何媒体不得擅自转载使用。版权事务请联系 copyright@xinmin.cn ,电话：(8621)52921234-641127 [全文]
范子军：媒体监督屡遭“霸王强拆”挑战法制社会底线

来源：新民网2010-08-02 17:56

　　【新民网评】7月30日，《每日经济新闻》报社发表声明称，当天下午4时许，四名自称霸王集团员工的青年男子未经许可，擅自闯入报社，辱骂、推搡记者。对此，霸王集团8月1日对外表示，其中一位确实是霸王公司的人，但这是员工的个人行为。霸王公司一句苍白的“个人行为”，显然无法让公众信服——基本没有人会相信，是员工自发组织冒着刑责的危险去为霸王“讨说法”。那么，是谁给了这些员工围堵、推搡、辱骂记者的底气和胆量？　　舆论监督权是法律赋予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然而，最近一段时日，媒体记者受威胁、殴打、通缉，报社被冲击、毁砸等恶性事件密集发生，少数利益主体对抗舆论监督，报复曝光记者，已经显露出某种倾向性，应该引起国家和社会有关方面的警惕。　　紫金矿业污染事件曝光后，试图用“封口费”收买多家媒体记者的内幕随之浮出水面；7月28日，《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因报道凯恩股份关联交易内幕，遭到浙江省遂昌县警方的网络通缉；7月29日，《华夏时报》女记者陈小瑛疑因深国商负面报道而被不明身份人士重殴致伤；此前的7月21日，河南中牟县狼城岗镇政府一干部指挥打手追堵、围攻采访报道黑砖窑的央视记者…… 　　短短几天内，就发生了这么多针对新闻媒体的报复事件，反映出当前舆论监督环境呈现一定程度的恶化趋势。少数无良业主和公权部门，依仗资本实力和执法权力，藐视法律威严，践踏社会正义，不惜动用种种资源，不择手段压制舆论监督，越来越有恃无恐，肆无忌惮，正在挑战法制社会底线。　　这一系列打压舆论监督的流氓手段，让人们很自然地联想到一段时期以来由强征、强拆而引起的恶性事件，虽然对象不同，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都是资本、权力对合法权益的暴力侵害，都是采取不法手段维护和攫取利益，多有公权力在台前幕后充当资本打手。显然，在专横跋扈的资本与失范的权力面前，媒体的舆论监督权与普通民众的合法权益一样，都经常遭遇被不法“强拆”的命运。　　按说，在征地、拆迁过程中，有矛盾、纠纷，完全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解决，然而，不少“强拆”事件中，资本或者政府方都选择了粗暴的强制手段；如果媒体报道失实，相关企业、部门本可以利用法律武器为自己维权，然而，我们看到的同样是粗暴的打击报复。其气焰何以如此嚣张？正因为他们明知理亏、违法，只能借助背后利益同盟的权力推手，强取豪夺。　　社会的发展，我们乐见资本的成长、壮大，但资本实力再雄厚，也不能无法无天，为所欲为；权力为资本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责无旁贷，但不能超越法律的界限，充当无良业主的家丁。法治社会容不得资本的霸道和胡作非为，同样不能容忍权力的傲慢和随心所欲。希望有关方面拿出果决的措施，遏制类似的种种乱象，营造良好的舆论监督环境和社会发展环境，捍卫社会正义，促进社会和谐。　　本文作者系媒体评论员。您可以写信至 opinion@xinmin.cn 与我们探讨。　　本文内容归新民网所有，未经新民网书面授权，任何媒体不得擅自转载使用。版权事务请联系copyright@xinmin.cn,电话：(8621)52921234-641127 [全文]
乔新生：推动官员对民负责，官本位雷语方能消失

来源：新民网2010-07-30 21:24

　　【新民网评】2010年7月28日中午，江苏电视台城市频道直播南京化工厂爆炸事件的一段现场连线视频在网络上受到高度关注。在直播镜头前面，江苏省一位官员声色俱厉对记者说，“哪个让你直播的？”随后记者无奈中断了直播。　　江苏南京化工厂爆炸，属于典型的突发事件，它给当地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重大危害。新闻媒体及时介入，不仅可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而且可以监督政府官员及时采取应急处置措施，应对事故灾难。　　然而，正如人们所能想象的那样，每一场事故灾难背后或多或少总有施政不力乃至玩忽职守的影子，所以，总有一些政府官员出于本能千方百计地干扰新闻媒体的采访报道活动。当初起草《突发事件应对法》的时候，就曾经有人提出在突发事件到来时，政府应当控制新闻采访报道活动，向社会发布“权威”信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审议法律草案时，认为如果允许政府官员“垄断”信息发布权，那么，最终的结果可能会把事故灾难变成政治灾难，所以，最终取消了有关条款。　　地方政府官员之所以阻挠新闻媒体采访报道，根本原因就在于地方政府官员普遍存在政治上的焦虑感。众所周知，我国正处于行政体制转型的关键阶段，中央政府在考核政府官员政绩时，非常重视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就会千方百计地阻挠新闻媒体的采访报道活动，害怕工作中的失误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这种社会转型时期的焦虑感，使得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呈现出人格分裂的特征——一方面面对新闻记者怒气冲冲，面对弱势群体“咆哮公堂”，可是另一方面，当事情变得不可控制的时候，他们马上又会改变态度，对新闻媒体前倨后恭。　　地方官员的焦虑感，实际上是官本位的具体体现。一些地方政府官员还不能适应飞速变化着的社会，他们仍然沉浸在官本位的历史情境之中，习惯于在自己管辖的土地上作威作福。当那些被他们视为属下的新闻记者，未经他们许可向社会公布真相的时候，他们勃然大怒，因为他们的官本位受到了冒犯。这种几千年延续下来的官本位思想，不仅让他们产生历史的错觉，而且让他们产生一种危机感——如果不能“摆平”自己管辖之地所发生的事件，那么，简直就是一种“失职”的表现。　　不能不为这些长期浸淫在官本位文化中政治麻木的地方政府官员感到悲哀，因为只要干预新闻媒体报道的事件曝光，该官员的政治前景就充满着危险；也不能不为这些急于求成，忙于掩饰突发事件，弄巧成拙的政府官员感到可怜，因为地方政府官员这种手忙脚乱阻挠新闻媒体采访的做法，恰恰表现出他们内心极度的焦虑感。在一个信息社会，居然采用如此拙劣的手段，试图掩盖事实真相，最终的结果，必然会让真相传播得更远。　　但是，我们不得不指出，官本位只是表象而不是本质，官本位只是原因而不是结果。之所以存在官本位，就是因为中国行政主导的改革使得政府官员掌握着大量的资源，他们可以改变某些人的命运，甚至改变地方的政治经济。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不由自主地把自己当作不可一世的“君王”。改变我国官本位的唯一途径，就是要加快民主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完善选举制度，让选民选举政府官员而不是让少数人决定政府官员；不断完善市场化改革，让市场而不是官员决定资源的分配。当政府官员必须看选民脸色行事的时候，当政府官员不再拥有资源分配生杀予夺大权的时候，官本位现象自然会消失。　　政治是一种最高级的存在，政治也是当今社会所有复杂关系的聚焦点。政府官员的一言一行之所以成为众矢之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政府官员掌握着国家资源。监督政府官员其实就是抓住现代民主社会的牛鼻子；改变政府官员的执政理念，实际上就是牢牢把握中国的未来改革的大方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应该对那些在镜头面前“真情流露”的政府官员说一声感谢，因为正是他们肆无忌惮地率真表演，才使得人们真正意识到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所面临的困难。因此，只有加快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政府官员才能改变自己的工作作风和执政的理念，因为他们深深地知道，一旦决定他们政治地位的不再是少数官员，那么当他们试图掩盖事实真相之时，他们就已经处在了政治的悬崖边。(新民网特约评论员乔新生) 　　本文作者乔新生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文中所述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您可以写信至 opinion@xinmin.cn 与我们探讨。　　本文内容归新民网所有，未经新民网书面授权，任何媒体不得擅自转载使用。版权事务请联系 copyright@xinmin.cn ,电话：(8621)52921234-641127 [全文]
高永峰：“流血的送奶工”如何才能生活得更有尊严

来源：新民网2010-07-30 20:39

　　【新民网评】沪上多家媒体今日报道一条新闻：清晨4点不到，小区送奶工金友生在送奶时不小心踩到玻璃，后脚跟的筋几乎被玻璃割断。虽然脚上的血怎么也没止住，但他还是咬着牙坚持，想送完奶再去医院，最终因失血过多昏迷。　　他为何会要如此拼命？金友生的家人告诉记者，他是担心订户收不到牛奶打电话投诉，因为一个投诉就可能扣掉160元钱，而他送一瓶牛奶才赚0.2元钱。　　新闻报道中最触目惊心的是金友生清晨走过的路面留下的一串清晰的血脚印。当金师傅拖着伤脚流着血挨家挨户送奶的时候，应该有很多东西从他脑子里一闪而过，反复权衡后，最终沉甸甸的“160元”占据了上风，为了不因订户的投诉而被扣掉160元，他选择了坚持，坚持的代价是脚上的血管全部断掉，必须花三四万元做手术！我们一再被告知：伟大的志向产生伟大的毅力，金师傅的故事告诉我们，小人物的执着也能产生伟大的毅力。特别是当这种执着来自一个无法逃避的单项选择题的时候。　　160元，不过是我们这个城市里一顿档次不算太高的晚餐消费的费用，或者是一对情侣看一场电影的费用而已，金师傅把160元钱看得如此之重，重到血洒清晨小区送奶路的地步，重到生命不能承受的地步，这种强烈反差深深地震撼着每一个人，它提醒人们关注生活在在这个城市庞大的低收入群体，无数如金师傅一样的劳动者的存在，托起了上海富足舒适便捷的生活。但是他们收入水平普遍偏低，不得不为了每一分钱的得失斤斤计较，不得不时刻面临金师傅的艰难选择：或者牺牲个人健康等利益坚持做下去，或者面临衣食皆忧的处境。　　套用一句现在流行的说法，金师傅们在努力维持不仅仅是一份收入，而是在这种城市里得以继续生活下去的“尊严”。仅仅工资并不能保证劳动者活得有尊严，但是合理的工资是劳动者生活尊严的一个基础。没有合理工资根本谈不上尊严的问题。金师傅的困境来自缺乏一个对其而言更为人性更为温暖的合理的工资薪酬制度。倘若没有“160元”虎视眈眈在后，或许金师傅可以更为从容地解决治疗跟送奶之间的矛盾。而令人纠结恐怕在于，这样一个苛刻考核制度的出现乃是消费者与厂家反复博弈的产物。曾几何时，送奶时间不准、送奶工服务不到位处于消费者投诉的前列，没有一个严格的奖惩制度怎么能有一个服务意识到位的行业？　　在我们要求一个行业最大限度地进行工资考核制度更加人性化的改革同时，也要看到留给某个企业回旋的余地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很多问题的解决与一个行业的整体进退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环环相扣到了牵一发动全身的地步，非某个企业能力所为。还以金师傅为例，虽然他的遭遇赢得广大市民的深切同情，但恐怕大家也不乐意看到一个送奶工服务质量回落局面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消费者也是金师傅困局中的当局者啊！　　如此说来既不能让消费者吃亏，又不能让厂家制度松懈，还不能让劳动者利益被盘剥，这样一个三全齐美的做法只能是一个空想了？非也，打破这一僵局的唯一办法是从更高的层面统筹解决，即不是一个行业内部的协调解决，而是一座城市一个省市乃至全国范围内的协调解决。这个解决之道即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正如我们已知的那样，虽然此项改革已经提出来有些时日，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至今仍相对滞后，主要是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偏低，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都有拉大的趋势，收入分配秩序不规范。从收入上说，金师傅的收入比上海的最低工资水平线高不了多少，如何提高此部分基层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不使他们因病因灾返贫，使他们能够更加从容地打理自己的生活，就需要跳出狭隘的企业、行业限制，在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上做文章。　　这几年短板理论大家已经耳熟能详，小区送奶工金师傅的伤脚就是这个城市收入分配不公短板而来的又一鲜活案例，只是这次因为那遍布小区的带血的脚印让我们难以平复自己内心的惆怅和感动。一个奶瓶里有一段民生多艰的故事，一个血脚印里有一个社会群体艰难奋斗的真实历程。我们寄希望于在接下来的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的社会综合改革中，政策的春风吹到每个角落，让金师傅们不必再冒着损害自己健康的风险保住“160元”的搏命钱。　　本文作者系媒体评论员。您可以写信至 opinion@xinmin.cn 与我们探讨。　　本文内容归新民网所有，未经新民网书面授权，任何媒体不得擅自转载使用。版权事务请联系copyright@xinmin.cn,电话：(8621)52921234-641127 [全文]
刘效仁：“因分施教”的年代，还能诞生钱伟长吗？

来源：新民网2010-07-30 20:30

　　【新民网评】中国近代力学、应用数学的奠基人之一的著名科学家钱伟长教授7月30日在上海逝世，享年98岁。　　钱老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幼时家境清寒，身体很瘦弱。18岁那年，身高只有1.49米的钱伟长以中文和历史两个100分的成绩走进了清华大学。可由于“偏科”，物理只考了5分，数学、化学共考了20分，英文因没学过是0分。在进入历史系的第二天，钱伟长居然就要弃文从理，学造飞机大炮，因为这一天正是1931年的9月18日，日本发动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物理系主任吴有训起初坚决不允其学理，后为其诚挚所感动，“那好吧，你先在物理系学习一年，如果到了期末考试，你的物理和高等数学的成绩达不到70分的话，再改学文史不晚。”一学年下来，钱伟长各门功课成绩均在70以上。等到他从清华毕业时，吴有训把其收为研究生。　　这一切在今天来看，简直不可思议，在只看考试分数的中国高校，基本完全没有可能，包括清华自己。首先，因为个头矮小，钱伟长恐怕就过不了体检关。名校讲究“形象”，岂能有碍观瞻。然后，英语是零分，钱伟长中文历史即使满分，也不达到一本录取分数线。清华大学2010年将90%的各省理科状元收入囊中。比拼考试分数，钱伟长自然会名落孙山。再者，物理只考5分，数学、化学共考了20分，却要转学理科，门儿也没有。　　可就是矮小偏科的钱伟长，当年居然被清华大学、交通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和浙江大学五所大学所录取。那时大学试题不统一、也不分科录取，关键仍在于大学的精神乃兼容并包，得天下英才而育之，因材施教，而不分尊卑贵贱，不分高矮俊丑，也不计较是否有学科为零分。用钱老的话说，“我以文史等学科补足了理科的不足，幸得进入大学，闯过了第一关。”有了这第一关，才有了一个天才力学家的诞生。　　1940年8月，钱伟长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主攻弹性力学，和老师合作共同攻克了板壳内禀统一理论这个世界性的难题。其论文与爱因斯坦等著名学者的文章刊登在一本文集里，那时，钱伟长到加拿大学习才刚刚一年，仅28岁。放在今天论资排辈、行政主导的中国大学里，钱伟长可能根本就拿不到这个科研项目。一个天才力学家，一个科学巨人就可能因此早早“夭折”。　　掐尖教育的最大弊端，就是弃绝人人平等的精髓，弃绝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也弃绝了有容乃大的操守。急功近利的学校和教师，只看到“因分施教”，结果却事与愿违。一份调查报告显示，1977年至2008年，32年间的1000余名高考“状元”中，没一位是做学问、经商或从政等方面的顶尖人才，他们的职业成就远低于社会预期（《解放日报》6月28日）。这岂止个人的悲哀，乃是整个教育机制的悲哀，是大学精神丧失的必然结果。　　1982年底，钱伟长被任命为上海工业大学校长。钱伟长以独特的眼光和魄力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提出了破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墙，破师生之间的墙，破科系之间的墙，破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墙“四道墙”的口号，就可能是“有感而发”。如今，钱老已远行，“不拘一格降人才”、“兼容并包”、“因材施教”的大学精神能否复苏？值得一问。　　本文作者系媒体评论员。您可以写信至 opinion@xinmin.cn 与我们探讨。　　本文内容归新民网所有，未经新民网书面授权，任何媒体不得擅自转载使用。版权事务请联系copyright@xinmin.cn,电话：(8621)52921234-641127 [全文]
[今日论语]依法保护举报人刻不容缓

来源：新民晚报2010-07-30 13:48

　　保护举报人，一直是个难题。时不时冒出来举报人遭打击报复的新闻，就很能说明问题，近日的著名案例，是举报安徽阜阳“白宫书记”张治安的李国福惨死在看守所内。而在这些打击报复举报人的丑闻中，举报材料通常都会落到被举报者手里，这说明：明确受理举报机构的泄密责任，是保护举报人的重中之重。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修改后的《行政监察法》将于今年10月1日起施行，其中的一个亮点是：增加了监察机关泄露举报信息行为的法律责任。具体表述为：泄露举报事项、受理举报情况以及与举报人相关信息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虽然监察部表示“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但方向已经很清晰：通过法律法规的完善，进一步约束受理举报机构的权力，给予举报人更严密的保护。国务院将制定的具体办法，令人期待。　　这已经不是举报受理机构第一次通过修改法规来加强对举报人的保护了。2009年5月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就公布了修订后的《举报规定》，新修订的《举报规定》，其核心内容同样是加强对举报人的保护以及严格保密制度。在保密制度方面，《举报规定》中提到：严禁泄露举报内容以及举报人姓名、住址、电话等个人信息，严禁将举报材料转给被举报人或者被举报单位。媒体当时在报道这条消息时，引用了最高检公布的一组数据：仅仅是证人、举报人致残、致死的严重伤害报复案件，全国每年发生的数量，在上世纪90年代每年不足500件，而近年已上升到每年1200多件。这足以证明，依法保护举报人，尤其是实名举报人已刻不容缓。　　最高检新规和《行政监察法》的陆续出台，开了个好头，但要想对举报人实现足够严密的保护，还必须在两个方面有所突破。　　一是尽快制定专门的《举报人保护法》或《证人保护法》。最高检的新规和《行政监察法》虽然都对保护举报人和泄密责任作出了一些规定，但由于这是两个举报受理机构分别主导出台的法规，难免会表述不一。比如说《行政监察法》增加了受理机构泄漏举报人信息的法律责任，但在最高检的新规中，却并未明确提到。同一个举报人，只因选择的受理机构不一样，受保护程度就有轻重之分，这实在是不该有的尴尬。倘有高于部门法规的一部《举报人保护法》，那么，这些问题即可迎刃而解。　　第二个问题，即进一步细化和统一受理机构泄密的法律责任，并严格追究。在专门法出台之前，举报受理机构主导的部门法规，必须进一步明确泄密的法律责任，条文表述更要有极强的操作性，把人为解释的弹性压到最低。过于原则性的责任表述，会给那些以权谋私者钻空子的机会。　　制定《举报人保护法》是大势所趋，部门法规如能进一步完善，举报受理机构泄密责任如能得到严格追究，将是《举报人保护法》出台前最好的热身，也将为《举报人保护法》与现实无缝衔接提供最宝贵的经验。 [全文]
杨涛：公权力不受监督制约，通缉记者还会发生

来源：新民网2010-07-29 20:11

　　【新民网评】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因报道上市公司凯恩股份关联交易内幕，遭到公司所在地浙江丽水遂昌县公安局网上通缉。7月28日，经济观察报社发表声明，对“有人试图借助公权力压制舆论监督，威胁新闻工作者人身安全，表示强烈谴责”，并透露在报道过程中记者多次受到利诱、威胁。经济观察报表示，报社将把准备好的材料提交到中国记协，同时上报新闻出版总署。（《新京报》7月29日）　　对待舆论监督，一些地方政府始终是绞尽脑汁，千方百计给予遏杀，本地媒体好办一些，可以“打招呼”、用“通稿”，但是外来的“和尚”就不那么好打发了。在对付外地媒体监督方面，一些地方政府可谓是推陈出新，不断变换花招，要不就是采取暴力阻止外地记者进入，要不就是殴打记者妨碍采访，要不像紫金矿业一样搞“封口费”，要不就是像安徽枞阳县一样搞“全程陪同”。当这一切开始失灵后，一些官员终于撕下遮羞布，赤裸裸地利用公权力来打击报复了。　　于是，当辽宁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以涉嫌“诽谤罪”跨省追捕的《法人》的记者时，我们惊诧于张志国的想像力；当河南灵宝警方以涉嫌“诽谤罪”跨省追捕正当举报的公民王帅时，我们惊诧于灵宝警方的胆大；但当浙江丽水遂昌县以涉嫌“损害公司商业信誉罪”跨省追捕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时，我们几乎开始出离愤怒了，公权力何以滥用至此！　　所谓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是指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要证明记者仇子明触犯了此罪名，首先就要证明他“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地球人都知道，记者发的这篇文章是一篇舆论监督的报道，那么，遂昌县公安局在凯恩公司的报案后，首先应当做的是先对记者报道中所涉及的凯恩公司所涉嫌转移国有资产、关联交易的事情进行立案侦查，要首先证明报道中的事实并不存在的前提下，才能反过来对记者调查。　　即使是认为记者的报道涉嫌“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那也不能仅凭凯恩公司的一面之词，就对记者仇子明立案侦查，更不能对他直接网上通缉。警方必须要找到《经济观察报》和记者仇子明本人，让他们提供相应的证据来证明他们报道中的事实属实，而不是凭凯恩公司一面之词就立案，众所周知，刑事立案是一件极为严肃的事情，而网上通缉更是对公民权利直接产生重大不得影响。　　我们有理由相信，对记者仇子明立案并网上通缉的背后，是公权力与商人勾结、压制舆论监督的身影。更令人发指的是，杭州某公司的财务总监瓮安余竟然因为在论坛上转发仇子明的稿件，被遂昌警方带走并被刑事拘留。仇子明所发表的稿件都是以报社名义，直接发表在经过国家批准公开发行的报纸和网站上，对于公开发行的稿件，公民有何核实的义务？仅仅转载一下就构成犯罪？难道所有的公民转载报纸的文章，那怕是《人民日报》、新华社的文章，都要再次充当记者，详细核实事件的真伪？公民的言论自由和知情权又何以体现？　　行文即将结束之前，我得知了来自浙江在线的最新消息，丽水市公安局经调查核实后认定：遂昌县公安局目前对仇子明因“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采取刑事拘留的决定不符合法定条件，责令遂昌县公安局立即撤销对仇子明的刑事拘留决定，并向其本人赔礼道歉。遂昌县公安局于2010年7月29日上午10时，撤销了对仇子明的刑事拘留决定。但是，这样的结果显然并不能让人们感到振奋，因为今天遂昌县撤销了对记者仇子明的刑拘决定，但明天还会有其他地方的警方会以其他罪名来对进行舆论监督的记者打击报复。只要公权力受不到应有的监督和制约，积极担当被监督对象的“打手”和“家丁”，舆论监督就依然会被阻击于跨省追捕面前。这是我们更应当警惕和忧虑的。　　本文作者杨涛系江西检察官。文中所述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您可以写信至 opinion@xinmin.cn 与我们探讨。　　本文内容归新民网所有，未经新民网书面授权，任何媒体不得擅自转载使用。版权事务请联系 copyright@xinmin.cn ,电话：(8621)52921234-64112 [全文]
冬雪草：多问计草根，工资条例草案才能不草率

来源：新民网2010-07-29 19:13

　　【新民网评】备受关注的工资条例草案内容浮出水面。28日，曾多次参加《工资条例》草案征询意见会的中国劳动保障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杨永琦透露，目前，草案已经完成，并将于近日上报国务院有关部门。条例草案核心内容将突出“调低限高”，即最低工资标准的增加机制和垄断企业尤其是高管工资的限制。在限制垄断行业高收入方面，草案要求垄断行业定期公布工资平均水平、涨幅、增长金额等内容。（7月29日《京华时报》）　　看来，这回《工资条例》草案真的是“成型”了。但是，公众只能从一些新闻里粗线条获知其主要内容，由于“掌握”的资料不完整，难以参与意见。应该说，工资条例草案的最终形成，除了精英智慧外，也吸纳了民意民智。现如今，既然成型，即将上报，何不拿出来“晒一晒”呢？或许，等到上报通过了相关部门的“审核批准”后对社会公布，不如先跟公众“见面”，让草根一族“提前”高兴一把，让我等工薪阶层“提前”愉悦一下，最关键的是，工资条例内涵的公平正义，通过“晒一晒“，才能让公平正义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现行的分配制度的弊端已暴露无遗：分配机制不完善、分配不公不均，各个群体间利益分配失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的一份统计结果显示，我国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达到15倍左右，72%的员工认为分配不公。还有消息称，我国居民收入最高的10%群体和收入最低的10%群体的收入差距，从1988年的7.3倍已经上升到23倍。基尼系数在0.4以上为警戒线，有资料显现，我国目前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7。《工资条例》无疑是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法宝”之一，也是解决社会不公的“法宝”之一。　　29日《中国青年报》刊发一篇时评指出：不能小看垄断企业的能量，他们可以逼宫涨价，可以在每年赚得盆满钵满的情况下仍然获得国家补贴，难道就不能获得涨工资的特殊待遇？就算他们向国家有关部门汇报，又能怎样？这还没考虑国家难以监管的情况，事实上，企业要增加员工收入，办法有很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再说，有关部门是否有足够的动力和耐心去监管，还是一个问题。一些网友在新闻跟帖中留言：工人和老板没有博弈谈判的手段…… 　　这一关系到全民利益，也是全民所共同期待的工资条例草案，全民有权利在第一时间知晓。新医改从一开始就征集民意民智，在民意民智的基础上出台方案（草案），再将方案完整地上网征求意见，整个过程都是全民参与。工资条例草案的形成过程，已经没有像医改那样“透明公开”，这是一个“遗憾”，现在草案形成，首先要让草根“过目”。草案尊重草根意见，更加不“草率”。民众参与改革、参与立法已成共识与潮流。　　本文作者系媒体评论员。您可以写信至 opinion@xinmin.cn 与我们探讨。　　本文内容归新民网所有，未经新民网书面授权，任何媒体不得擅自转载使用。版权事务请联系copyright@xinmin.cn,电话：(8621)52921234-641127 [全文]
[今日论语]“三有推断”的关键是相信群众

来源：新民晚报2010-07-29 13:46

　　各级党政部门的干部作风问题，仍然是当前群众议论较多的话题。在昨天举行的人代会讨论会上，浦东新区区委主要领导一番“三有推断”的论述，引起很多代表的热议。　　所谓“三有推断”是指：第一，对群众的信访、上访首先应该是“有理推断”，相信群众的上访总有一定道理，不要先入为主，认为上访者就是无理取闹，就是给政府找茬，这样你就无法以正确的态度聆听群众呼声，就会对上访者有对抗情绪；第二，对群众的诉求、反映的问题，应该是“有解推断”，胸中无数，求解无方，不相信群众能接受合理的解决方案，甚至敷衍、搪塞，以求一时的解脱，最终使矛盾积累，化解更难；第三，对待媒体、社会的批评，首先应该作“有过推断”，相信大多数批评不会无中生有，大多数媒体是有社会责任感的，是本着改进工作进行批评，不能一看批评就火冒三丈，说人家失实、夸大，以势压人。一位区委主要负责同志从自己的工作实践中能有这样的思考和感悟，确实令人欣喜。　　“三有推断”从表面上看是个思想方法、推断思路的问题，但从根本上说是心中有无群众，是否相信群众的问题。“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曾几何时，这是我们吟诵的看家至宝，而一段时间来，我们有些同志对这两条根本原理的认识有所模糊，特别是对“相信群众”这一条，或多或少有所淡漠：不相信大多数群众是讲理的，是守法的，是有智慧的，这是我们有些政策出台，听政议政不够，出了问题急于掩盖，面对群体性事件处置不当的症结所在。　　应该看到，一个社会处于转型期，社会问题频发，逐利动机突显，各种矛盾关系纠结，政府工作的难度确实大大增强。个别群众过度维权，漫天要价甚至违法乱纪现象也是存在的，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把群众视作“泼妇刁民”，以此作为对待群众上访、诉求、批评的推断思路，甚至出于部门和政府的自身利益与群众争利，从而把自己放到与群众的对立面，这将是十分危险的。　　“三有推断”的思路启发我们，国家在发展，人民也在成长，和谐社会的建立，归根结底是要靠制度框架内的利益协调，靠共同利益的社会共识。党的宗旨意识如何成为可操作、可落地的行动，执政者的立场、观点、思想方法十分重要。“三有推断”为改变干部作风、化解当前社会矛盾，提供了一个正确的逻辑起点。 [全文]
朱四倍：小沈阳的“绿色”与大众文化的“低俗”

来源：新民网2010-07-28 20:55

　　【新民网评】小沈阳以男扮女装及低俗喜剧为卖点，两年前突然爆红，成为娱乐圈人气明星。但美国《新闻周刊》日前刊登文章，却指名小沈阳是“最低俗的中国人”。（《成都商报》7月28日）　　被美国《新闻周刊》冠以“最低俗的中国人”的“帽子”，从小沈阳的反映来看，似乎显得很委屈。小沈阳回应说：“我不知道什么东西是低俗，我只知道观众喜欢我的表演……现在表演者都实行绿色表演。那是一种健康的喜剧。”一番说辞似乎把“低俗”的“帽子”挡了回去，可又在不经意间把全体国人拉入了“低俗”的迷雾之中——其言下之意是：我在“绿色”表演，奈何你们用“低俗”的眼光来看待！　　笔者赞同“小沈阳一夜成名反映了中国社会宽容程度的变化”的判断，但是，是不是这种宽容造就了小沈阳——“最低俗的中国人”，在笔者看来，实在有深究的必要。当下社会多元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由此带来了娱乐的多元化乃至泛化，对此，应加以重视。小沈阳本身就是大众娱乐化的产物，但是，这种娱乐化有一个界限，否则，就很容易陷入低俗。　　在小沈阳自我认定是“绿色表演”的背后，在笔者看来，同样隐藏着危机。可以说，即使抛开是否低俗的争议不谈，小沈阳的表演本身就是一种无须强调真实和深度，而仅仅是在着力表现日常生活的世俗、庸俗的表演，甚至已经偏离了娱乐的本义，而成为媚俗、低俗的代名词。　　小沈阳现象是商业文化作祟的产物，是大众文化狂欢的必然。商业文化以利益为导向，收听率、收视率、上座率决定了其在商品社会中是否能够生存。于是，最有效、最常用的策略就是最大限度地刺激人的视听感官，对赤裸裸的欲望进行渲染。笑声弱化或流于虚假，身体成了自我抚摸与唤起公众欲望的对象。狂欢成了堕落、低级的遮羞布，享乐主义的挡箭牌，这与其原本的解构、反抗精神可说是南辕北辙，天壤之别。趣味低俗化，狂欢沦为享乐、感官欲望的满足。之所以把小沈阳称之为“最低俗的中国人”，就是大众文化仅仅停留在解构、调侃阶段的折射，是缺乏深度的表现。　　更进一步说，小沈阳潜在地迎合了特定人群的娱乐需求，是在无限制地取悦公众，是在以文化的名义进行“消费”。不过，娱乐文化中取悦、迎合大众的娱乐因子，对任何社会来说，过或不及，都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要知道，通俗和恶俗，世俗和低俗的界限不但容易打破，更容易引起混淆。也就是说，在所谓贴近公众的名义下，却有可能把娱乐文化变成“劣质的文化”，并且，当轻佻、浮夸的成分突破艺术的追求和人文的底线时，就意味着低俗和恶俗的来临。在笔者看来，“小沈阳”被美国《新闻周刊》冠以“最低俗的中国人”是对整个社会的一个善意提醒。　　也就是说，“最低俗中国人”小沈阳或是一个当下社会的文化命题。在充满商业、经济话语的社会里，社会应谨防文化沦为公众消遣娱乐的快餐化商品。美国批评家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惊呼：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在赤裸的利益厮杀和粗鄙的世俗追求已成为人们生生不息追求目标的前提下，再次审视隐藏在小沈阳成“最低俗中国人”背后的文化命题——不能以文化的名义消费“低俗”，就成为我们的课题。　　本文作者系媒体评论员。您可以写信至 opinion@xinmin.cn 与我们探讨。　　本文内容归新民网所有，未经新民网书面授权，任何媒体不得擅自转载使用。版权事务请联系copyright@xinmin.cn,电话：(8621)52921234-641127 [全文]
邓子庆：“哪个让你直播的”源于短视的“监督恐惧”

来源：新民网2010-07-28 20:31

　　【新民网评】据央视报道，今天上午9时30分许，江苏南京栖霞路塑料四厂发生爆炸事故，目前已造成12人死亡15人重伤，数百人受伤。　　爆炸事故发生后不久，一段江苏电视台在事故现场进行直播的视频开始在网上热传。在视频中可以看到，直播记者受到一名似乎是官员的人的质问：“你是哪个单位的？”当记者表示是江苏电视台记者时，该官员又说:“你叫什么名字，把电话给我，哪个让你直播的?……”。记者无奈之下切断信号，最终未能完成直播。　　且不讨论记者对类似突发事件有无采访权，单单是官员用“哪个叫你直播的”生硬地拒绝采访，就可以看出不少问题。时下，有些地方官员在面对好事坏事之时，对信息的公开透明往往采取截然不同的双重标准：一有好人好事就生怕传不到千里之外，但一发生类似爆炸灾难、群体事件等所谓“负面”新闻，就生怕消息“出门”。不难理解，一些官员之所以在应对坏事时习惯性地玩“躲猫猫”，是出于对当地形象的维护，出于家丑不可外扬——这些官员在面对有可能“影响政绩”之事件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家丑不可外扬，进而极力掩盖，试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拿“哪个叫你直播的”来说，南京此次发生爆炸事件，目前已经有不少人员伤亡，财产损失想必不小。事发后，南京不少私家车和出租车主动参与救助伤员，令人感动。无论是万众一心救灾救人，还是查明事故原因，吸取教训，依法依规严肃追究责任，都需要媒体的积极配合。此时的“哪个叫你直播的”就不免令人生疑：如果没有见不得人的事，大家都问心无愧，为何不让记者采访，难道真相很可怕？　　显然，不让直播印证了有关方面正试图掌握信息传播的主动权，并试图按照自己“捂盖子”的方式让人们被动地获取信息。却不知，如此欲盖弥彰的捂盖子只会更引起更多猜疑，使问题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内因为信息的不畅而搁置、积累。有一个精妙的比喻常被引用：一壶已经烧开的水，却还使劲捂着盖子，结果只能是连壶底都被烧穿；而盖子一揭，尽管有可能会烫着自己的手，但沸腾的民意也就会变为蒸汽慢慢消散。这个“揭盖子”理论很形象、很经典地阐述了信息公开的必要性，“控负”只能捂出越大的负面新闻。　　应该说，捂盖子思维源于掌握权力的人对自己手中所握权力有一种过分自信，认为依靠权力可以让知情者闭嘴、让媒体消声。而现实是，靠捂盖子解决问题的时代早已不存在，在网络媒体迅速发展的今日，许多负面新闻越捂越负面，越捂越糟糕。说到这里，笔者不免想起今天的另一个新闻，《经济观察报》28日针对该报记者仇子明被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公安局以“涉嫌损害公司商业信誉”为名，列为刑拘在逃人员并进行网上通缉，发表声明。回忆事件前前后后，笔者只能说，当媒体利用合法手段捍卫媒体和新闻工作者正当采访报道权，维护舆论监督环境，却要被某些政府部门视为“敌对势力”，进而遭致打压，那人们就不得不怀疑此种公权力究竟是不是“为人民服务”的了。　　说实话，回顾所有民众对政府应对突然事件较为满意的范例，不难总结出规律，那就是遵循一个最聪明最基本的处理经验，即遇事不捂，实事求是，直面对待。唯有充分认识到了坦诚以待是平稳解决问题的关键，才让谣言止于信息公开，让舆论趋于平和理性。如果每次出了事只知道手忙脚乱地“危机公关”，拒绝监督，那还谈何打造负责任政府，谈何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呢？　　本文作者系媒体评论员。您可以写信至opinion@xinmin.cn与我们探讨。　　本文内容归新民网所有，未经新民网书面授权，任何媒体不得擅自转载使用。版权事务请联系copyright@xinmin.cn,电话：(8621)52921234-641127 [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