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争议之一：爱国还是卖国

(孙中山像）

　　（凤凰网历史专栏作者民非民供稿）

　　引言:孙中山被成为民国国父，国共两党共同推崇的政治人物，但是国父大人并不像大多数人所想的那样白璧无瑕，事实上，孙中山的一生充满了争议，今天我们就来谈谈他的第一个争议性事件--由中日盟约引发的对他与日本关系的探讨。

　　时代背景:刺宋案发后，孙中山一口咬定是袁世凯所为，起而讨袁，但因国民党内意见不一，处置软弱，被袁世凯一股荡平，孙中山流亡日本，而有关于他跟日本关系的争议同样就是出现在这段时间。

　　关于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后流亡日本的那段经历，史家向来讳莫如深，中国历史上向来有为尊者讳的习惯，因此，我们不妨认为，国民党为了维护他们的偶像，不得不将这段经历草草带过。当然，大凡中国历史上重量级的历史人物，总有一段经历会被史家有意无意的忽略，比如说，李世民在发动玄武门事变把亲兄弟杀了个精光后是怎么让他的老父甘心退位当太上皇的；又比如说，为什么赵光义就能颠覆中国传统的传位习惯，让父传子变成兄传弟；从以上二例可知，如果某个伟人的履历表中有一段含混不清，那么我们基本就可以断定这段履历必定有损于伟人形象，需要粉饰和谐。因此，为什么史家要对孙中山这段经历遮遮掩掩呢？其实答案已经很明显了，因为这段经历实在和孙公优质偶像的定位不搭调。

　　关于孙中山这段旅日史，可以说是流言蜚语满天飞，为此史家不得不多方辟谣，以此维护孙中山国父的伟岸形象。在这些充斥着对国父恶毒攻击的流言中，其中有一条让史家实在找不出个办法来厘正，只能搬出“为救国而卖国”这样的惊天奇谈，这就是赫赫有名的《中日盟约》。关于这条密约，各地学者的态度颇值得玩味，日本学者当然是抓住不放，疯狂炒作；而台湾学者则目不斜视，耳不旁听，就当没这回事；大陆学者则拼了命的质疑否认。这段公案目前的态势是，日方坚持认为有据可查，白纸黑字还有签字印章，你们休想抵赖；而中方则是想尽办法来证伪，非得请些专家来把签字印章的可靠性给否了。中国人都好面子，你说一个在海峡两岸，国共两党都被吹捧备至的精神偶像如果染上了这样的历史污点，那我们在日本人面前还抬得起头吗？所以，个人非常支持中国学者的态度，咱就算明白单纯证伪这纸密约没啥大用--日方还有很多孙中山的类似记载，但事关国格体统，咱也就只能泼妇一回了。

　　不过话说回来，对外我们可以采取一概全否的态度，对内我们可不能就当个鸵鸟，想着把头埋进沙子就可以不管不顾了；本着严肃的历史态度，我们必须对此事有个相对客观的说法。当然，我个人很反感某些人非得让孙中山这种行为合理化，还拿出个“为了救国而卖国”的奇谈怪论，如果这都能成立的话，我们是不是要说当年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出卖给契丹也是“为了卖国而救国”？中国史学界有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后世政权喜欢把前代政权贬得一文不值，最典型的就是唐朝对隋炀帝的恶意诋毁，我们说杨广虽然丢了天下，但他也是个有雄心有抱负的皇帝，不能因为他失败了，就把他说成是跟胡亥这样指鹿为马的白痴皇帝是一路人吧。国民党编的史书也不含糊，把袁世凯写成了个卖国求荣、罪大恶极的混蛋，因此我们有些史家才有了曲线救国的谬论，同志们，袁世凯纵有千般不是，但最起码也不卖国吧，那么孙中山凭什么就可以为了反袁而出卖国家主权？如果说是曲线救国，我们要问，推翻袁世凯就是救国？说句大不敬的话，我党统治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呢，那是不是某些阴谋家就可以打着这个曲线救国的旗号出去寻求友邦支持了？那也叫曲线救国是不是？

　　所以，如果孙中山确实存在跟日方勾勾搭搭的状况，那么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孙中山都必须受到严厉的批评。我们看历史要一碗水端平，一视同仁，不能因为这个人名声好，偶像派，就要硬是把他树成高大全的典型，同志们，现在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我们的历史观不能老是停留在几千年前。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必须很遗憾的说，即便我们把《中日盟约》证伪了，恐怕也不能否认孙中山为了寻求日方支持而多方告贷这个基本事实--从日本的记载来看，孙中山跟日本关系暧昧那是从反清时期就开始的。因此，孙中山跟日本的瓜葛是无法否认的，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孙中山的这个问题呢？

　　其实，现在很多人之所以很难接受这个事实，拐不过这个弯来，是因为在传统的印象里，孙中山似乎是个无可辩驳的毫无瑕疵的革命者，是个理想主义的偶像，而中国人的偶像一旦形成，就最难自我颠覆。但是我们要说，孙中山这个偶像归根结底还是个政客，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孙中山的行为--我们暂且不从道德角度考虑--是很正常的。大家想，孙中山这样的反政府头目，一没钱二没枪，好不容易攒点人也不定能听他的，那你说他不去疏通下关节，上哪去实现其政治目标？因此，不管孙中山这种行为道不道德，最起码，这是个穷极无奈、困窘到家的失意政客所会出现的正常举动，也大可不必妖魔化。

　　中国的史书造了太多的神，也造了太多的魔，唯独没有用人的眼光去看问题，因此才会出现袁世凯和孙中山这样在历史评价上的巨大落差，实际上，不管是袁世凯还是孙中山，不管他们的政见是帝制也好，民主也罢，说到底，他们也就是个政客，也必然拥有一般政客的特点。而评价一个政客，本来就很难用道德标尺来考量，在这个以命相搏的舞台上，只有敢于摒弃道德的人才有最大的生存可能。以袁世凯出卖维新派而论，实际上袁世凯也不想不忠不义，但是袁世凯已经被求援的谭嗣同拖下了水，要保住性命，就只有告密一途，这就是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那么政客是不是啥都能干，无所顾忌了呢？我认为，虽然政客的道德体系与常人不同，但是至少有一条底线是不能突破的，那就是投敌卖国。那什么是卖国呢？这就跟法律上认定强奸一样，有未遂既遂等等情况，不能一概而论，但总体来讲，只要是为了个人目的而进行以国家利益为抵押的政治交易，都属于卖国的性质，不管最后成没成，道德上已经不容置辩。

　　孙中山的这段公案，我认为大可以引申开去，事实上，也正是因为中国历史长期以来畸形的史观才造成了如今无法正确估量这样一件历史事件。正确的史观应该是因事而人，而不是我们长期采用的因人而事；所谓因事而人是指通过史实的累积去评价一个历史人物，而所谓因人而事是指在给人草率定性的前提下去找出符合要求的史实。任何历史人物都有其多面性，因此也需要给出一个多面的评价，一个普通人尚且有复杂的性格，更何况是那些纵横驰骋的历史人物？因此，我们必须从脸谱化的人物评价中跳脱出来，从多角度多层次来评判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