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芜,盖棺难以论定

　　舒芜先生走了，这位1955年在“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中人物，于2009年8月18日结束了他的有争议的一生。此间观察家认为，与其他文化人不同的是，因为舒芜在“胡风集团”冤案的锻炼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此后又曾受极左路线迫害，晚年从事文化研究，因此，这位文化学者生平事业较复杂，注定了盖棺难以论定。

　　舒芜是个多面人，他年轻时追求进步，从事革命文艺事业，晚年潜心文化研究，亦有所建树，尤其是他反对“国学”的提法，我是颇为赞赏的。但是，舒芜其他方面的成就再大，也难以掩盖他在“胡风案”中的失误。舒芜自1943年与胡风从仰慕到认识，又成为胡风赏识的学生与朋友，本来，他知道胡风与鲁迅的关系，并不是什么“反党分子”，应该绝对信任胡风与他周围的学生、朋友（即后来的大批“胡风分子”），但是，在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浪潮中，舒芜交出了他手中保存的大量胡风和朋友们的信件，这些信件交到有关部门后，旋即变成胡风等人“反党”的证据，后来《人民日报》将这些材料加编者按摘录发表，胡风的问题也因此由“宗派集团”升级为“反革命集团”，并发展成为建国后以政治运动办法迫害知识分子的又一次大的“批判潮”（头一次是批判《武训传》），如果说，批判《武训传》的处置方法尚局限在思想学术领域的话，那么，“胡风案”则将文化批判第一次“升格”到了“阶级斗争”、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从此以后，凡是文艺思想有“异端”而受批判的人，则便往往被列入“阶级敌人”、“反革命”之列。当然，这种斗争的升格，拍板决定权在最高层，但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讲：假如没有舒芜上交的信件，那么，文化界的“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这么严重。舒芜可以说他“没有想到”，这是真话，但也是假话，因为这些信件交出去后，肯定不可能产生好影响，很可能置朋友以危境、艰境，这些他是应该预料到的。他为批判胡风提供“炮弹”这个事实是改变不了的，这就有“出卖朋友”之嫌。打个比方：例如我们几个朋友在私下议论了领导，其中一个朋友把大家私下的话去报告了领导，难道报告者也可以辩称他觉得这样的举行不会发生后果吗？所以，舒芜交信件形同“政治告密”，这举动在他而言，有幼稚、简单和盲目信任的一面，但对“胡风案”的成形，却在关键时刻的起了“催化剂”作用，在这方面，他道理是有亏的，我们生活中若交上这样的朋友，也是很可怕的。

　　现在人们原谅舒芜，认为他不过是小人物，而且是“大形势”使然。这当然都对，但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小人物”的作用也不可低估，有时“小人物”的行动也会影响大局、促使大人物的大决策，这样的例子很多，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由塞尔维亚“小人物”刺杀奥地利王太子而爆发的。中国的武昌起义导火索也是由“小人物”行动引发的。1957年的批判胡风，最初局限在文艺界，也就是周扬等“老左派”想泄30年代时在上海两个口号之争失败的“私愤”，借机打击一下鲁迅的学生、战友胡风、冯雪峰等人，羞辱他们一下，把他们的排挤出文化界领导层面而已，实际充其量也就是个宗派之争。但由于舒芜的告密，从这些私信中判断出了胡风“群体”的不可靠。当时胡风和他的朋友都是文化人，说话随便惯了，这是肯定的，所以他们的这些信件是不宜“阳光”的，外人看起来像是在搞“阴谋”，而其实胡风“群体”中这些人只不过是发点牢骚而已，并不是他们对政治大节发生怀疑或选择，所以，拿这些话当依据，“敌情”估计就会发生失误，就像假如把某对夫妻床帏间的话抖落出来，会让人觉得这两个人肯定是“淫乱分子”，若再议论国是、单位事、他人事，便就是“五毒俱全”了。舒芜作为文人、成年人、男人，应当预知交出信件肯定会给别人带来严重不利后果的，例如：人格上的、人际间的、上下级的、政治性的，等等，他固然不可预知、相信也绝不是主观上想诱导最高层把胡风问题性质定为“反革命分子”，但他是能预知胡风和他同伴会发生在政治、文化界处境尴尬或困窘的。对一群文人而言，被划成小集团宗派圈子亦是一种厄运，何况后来事精发展又有违于舒芜的初衷？舒芜干了这样的事，他能说自己没责任吗？平心而论，在历史的某些转折点上，有时候小人物的作用是不容小觑的，往往他们一个动作就能影响大人物扭转历史车轮的决策。在“胡风案”中，舒芜的举动影响了领袖对胡风们私人信件性质的判断，对“胡风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误导了领袖们对阶级斗争形势的判断。所以，舒芜是有自己的一本账的，尽管他也不是一个呼风唤雨者，胡风和他的朋友后来的厄运与他也无直接关系，但他确实在关键时刻提供了炮弹，再怎么辩护恐怕也难以洗请。当然，舒芜的这个举动也有他思想单纯的一面，他对组织信任，以为交材料就是向党交心；抑或还有个人患得患失的因素，所以，与一般的政治告密者、主观上背叛朋友的品质恶劣者还是有所区别的。他自己后也还是受“胡风案”牵连而被迫害，不是一个通过告密而完全得利者，所以，这件公案的历史论定依然还有争议的空间。

　　不过，由于舒芜的举动而给“胡风案”中的同志带来了灭顶之灾，许多人家破人亡，经历坎坷，有的英年早夭，所以，当年“胡风案”中受迫害而活下来的同志，便很少有人肯原谅他，大家都鄙夷其为人，这都容易理解。上世纪末，我曾在何满子先生家中听他谈舒芜，依然愤愤然地告诉我：舒芜近期写了一篇文章为自己辩护，他们多人已决定至少写十篇文章予以驳斥和揭露，而且当时已发表了三、四篇。我想，人们宽恕舒芜行径的时候，不妨冷静听听当年众多的“胡风分子”的感受！

　　现在，何满子先生已早于舒芜而逝，两先生是否会在地下“打笔仗”？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当我们正在捍卫言论民主、捍卫宪法给予公民的隐私权、自由权利的时候，对舒芜当年的行为恐怕不宜寄于理解、同情甚至为之洗白。当然，舒芜先生其他方面的成就是客观存在，它们对于文化事业有益，应当肯定。但其人生某一阶段节操失误，也不必隐讳。作为其后人、亲属、学生，为舒芜先生的失误辩解、解释，这些都可以理解，但我们却不应该把他们为舒芜先生唱赞歌的话太认真，碍于亲情，他们是不可能客观评价舒芜先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