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行政开创“湖南模式”（图）

　　2008年2月23日，《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草案）》专家咨询论证会上，各位专家代表在积极讨论发言。图/记者刘艳

　　红网长沙9月26日讯（潇湘晨报记者 周华平 胡颖异）“《规定》的制定实施，开创了我国行政程序法制化的先河，形成了推进依法行政的湖南模式。”昨日，省法制办主任许显辉在湖南省政府召开《规定》实施一周年新闻发布会上说。

　　成效1：实现依法行政程序化

　　也许再没有哪部法规，能在短短一年来带来这么多的改变：湖南省的红头文件“家底”来了个大兜底：76606件规范性文件一一清理，10698件红头文件被废止……

　　推进各级政府政务“大公开”。2008年10月1日以来，湖南共举行决策听证会227次，公开行政会议125次。11个市州建立了专家咨询委员会，省直部门开展专家论证决策方案64个。各级政府办公厅（室）积极搭建了统一政府信息发布平台，市州、县市区已建立政府门户网站136个，84个单位创办了政府公报。

　　开展行政审批制度改革。2008年11月，提请省政府对现有行政审批项目再次精简压缩215项，精简幅度为23%。

　　在实施一周年之际，湖南省政府法制办做了一个《规定》制定实施评估报告：从多个方面，就这个法规的制定和这一年实施的成绩，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据省高级人民法院统计，2008年，全省行政机关败诉的行政案件417件，人民群众就行政机关违反法定程序提起行政诉讼并胜诉的案件达134件，占行政机关全部败诉案件的32.1%。

　　种种数据表明，这部法规走过的一年，因她衍生的风暴接连不断，改变着湖南行政，也在改变着百姓的生活。

　　而在她一周岁之时，回顾和展望中，省法制办主任许显辉总结成四个字：“湖南模式”。许显辉认为，从静态意义上来讲，湖南模式已实现了依法行政工作的程序化、法典化、系统化为显著特征。

　　成效2：开创先地方后中央立法途径

　　从出生到实施，以及实施的每一个环节，无一不体现着“湖南模式”。《规定》实施一年来，也证明这模式的成功。

　　“是先中央后地方，还是先地方后中央。”行政程序法立法的路径，之前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而湖南的“破冰”，开始了先地方后中央的模式，终结了这场争论。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万华是《规定》的主要起草者之一，她认为《规定》的出台，对于我国行政程序法立法的路径和内容都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立法路径来讲，它实际上已经终结了学界之前的争论。

　　“这个规定出台后，我想中国的程序法规路径已经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先地方后中央的立法路径。”王万华说。不少专家期待着统一的全国行政程序立法能够在《规定》的基础上加快实施。“如果一时半会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们希望是‘地方包围中央，农村包围城市’，希望通过地方立法来推动中央立法。”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主任、全国著名行政法学家应松年也认为，在行政程序法规的制定上，地方先行一步意义重大。地方可以根据自身实际试行。国外很多地方也是先从地方开始，再到中央实施。以德国为例，其行政程序立法也是最先在其地方政府开始的。

　　从重大的法规立法来看，“湖南模式”创造了一条“先地方后中央”的立法途径。这模式的意义不仅于中国，于世界也有借鉴意义。

　　成效3：政府公众学界互动模式

　　从孕育、成长、直到呱呱坠地，《规定》的出生模式，也开辟了一种模式：政府、专家、社会，来了一次完美的碰撞。

　　2008年2月23日上午9时45分，长沙市蓉园宾馆，《规定（草案）》专家咨询论证会，中国各路顶级法学专家齐聚一室，湖南省委副书记、省长周强准时出现。一整天，大家都围绕这部法典在献计献策，作为法学领域的顶级专家，他们的头脑里集聚着行政程序法的多个蓝本，也集聚着多年研究的精华。

　　应松年和他带领的团队，起草过十五稿《规定》的草案，多次向全国两会提请设立该法的建议，一直为该法的出台奔走。

　　周强请应松年教授牵头成立了《规定》起草专家组，省政府法制办成立行政程序立法工作小组，特邀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担任顾问。

　　11位来自北京、1位来自浙江的专家各抒己见，从春晚小品《开锁》到现实行政中的两难，从宗旨定位，到草案中的一字一句……

　　2007年3月，周强要求省政府法制办着手组织研究起草《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起，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在经过充分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意见、深度开展专家论证、认真吸收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规定》草案稿，并先后修改20余次。在《规定》实施前，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了“法治政府建设与行政程序――《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高峰论坛。

　　“从动态意义上讲，湖南模式以政府自身主导、公众有序参与、学界智力支撑、媒体积极推动、社会广泛关切为显著特征。”在昨日的发布会上，许显辉感慨地说。

　　成效4：向公民权利中心模式转变

　　“行政权力缩水之处，就是公民权利得到伸张的地方。”应松年这样表述。在2008年2月23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万华在专家论证会上发言：程序规定实现从管理者中心模式向公民权利中心模式的转变。《规定》实施过程，无数事例证明了这句话。

　　在去年，考驾照只能通过驾校，似乎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因为拿不出数千元的学费，车技不错的市民王方未能参加驾驶资格考试。

　　“都会开车了，为什么还要再掏几千块的学费给驾校呢？”不少人对此感到非常郁闷。

　　湘潭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欧爱民在查阅了相关法律法规后认为，湖南省关于公民申领驾照必须通过驾校报考、参加驾校培训的规定，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此时，《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正在热烈的宣传中，第53条规定，公民认为规范性文件违法的，可以向有关人民政府法制部门提出审查申请。

　　2008年年初，欧爱民和彭超等湘潭大学法学院师生向湖南省政府法制办提出申请，请求撤销《湖南省机动车驾驶人培训考试管理暂行规定》这一规范性文件。

　　一开始，欧爱民对结果不抱太多乐观情绪。去年4月，欧爱民得到答复。“虽然复函只有两张纸，但这两张纸或将开启湖南驾考的破冰改革，公民学习驾驶技术将获得自由选择的权利。”欧爱民很激动，不仅是因为这个事有了答复，更因为他看到，通过《行政程序规定》，公民的权利得到更大伸张。

　　《规定》总则中强调的公开、参与、高效便民、信赖保护这四大原则，成为具体落实这一模式转变的后勤保障。

　　如何实现这种转变？湖南通过种种方式，从干部到公务员，从公务员到老百姓，进行了大动员。树立程序意识，听证会、行政会议公开、限时办结、大督查……树立公务员程序意识，树立全社会的程序意识，并启动相关制度的“大配套”。《规定》实施一年来，都是为了实现这个模式而转变。

　　许显辉认为，“湖南模式”体现了五个结合：勇于创新与总结经验相结合，程序法治与实体法治相结合，政府主导与公众参与相结合，全面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实务操作与理论联系指导相结合。

　　事实证明，“湖南模式”产生了较好的实际效果，引起了全国各地方的广泛关注。截至目前，来湘考察学习的省市有近20个，200多人次。可以预计，不久的将来，“湖南模式”将被无数次的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