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称上海交通执法队设诱饵查黑车有栽赃嫌疑

　　“钓鱼执法”违背社会公序良俗

　　“倒钩”实为欺诈，与诚实信用原则不相符合，对社会的公序良俗也是沉重打击

　　2009年9月8日，上海一私家车车主张军开车去单位，路上搭载了一名自称胃痛打不到出租车的男子。途中男子要求停车，抢拔车钥匙，随即冲上一群穿制服的人，将张军推到一辆面包车中，并认定他是黑车车主。随后，上海市闵行区交通执法大队认定张军为非法营运，对其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张军缴纳了一万元罚款。

　　张军在9月28日向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依法判决撤销行政处罚决定，退还罚款。

　　张军好心搭载路人是否为非法营运？“放倒钩”进行“钓鱼式执法”将产生什么影响？为什么“钓鱼执法”愈演愈烈？本刊采访了张军的代理人、律师郝劲松。

　　实习记者 陈小瑾

　　张军好心搭载路人的行为是否属于非法经营？

　　郝劲松:不属于。经营是指经常性的，以营利为目的，长期从事某项行为并以此为主要谋生手段的行为。偶发性的民事行为并非经营行为，对于这种偶发性的民事行为，即使存在支付对价现象，也不得处罚。单纯的以帮助别人为目的而载其回家，肯定不能理解为“经营活动”，反而是值得肯定的乐于助人的表现。

　　执法大队对张军作出“无运营证擅自从事出租汽车经营”的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依据是什么？

　　郝劲松:本案中，执法大队如果认定张军的行为是“出租汽车经营活动”，便必须证明张军主观上有“经营”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经营”的行为。恰恰相反，张军主观上没有“经营出租车”、“收取费用”的故意(张军提供了工作单位和较高的收入证明)，客观上也没有实施“经营出租车”的行为。

　　凭“倒钩”取得的证据，能否认定张军从事“无运营证擅自从事出租汽车经营”？

　　郝劲松:本案中，执法大队在收集证据时没有依据法律规定，反而使用暴力并非法限制张军的人身自由，并有利诱、欺诈、胁迫、暴力行为，因而取得的证据不能认定张军从事“无运营证擅自从事出租汽车经营”。

　　执法大队在一个电视栏目中称其对张军进行处罚的证据是证人证言。

　　郝劲松:这位证人是执法大队雇佣的工作人员，并且在对张军处以罚款后，这位证人会获得一定的提成、奖金。因而，这位证人与执法大队有利害关系，其所作的对执法大队进行处罚有利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如何看待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的正当性？

　　郝劲松:本案中，闵行执法大队采取“倒钩”的方式，显然是故意引诱别人违法以达到罚款的目的。执法大队此时执法的目的和行为已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人民币服务，在主观上有陷害善良人士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栽赃他人的行为。

　　“倒钩”事件对政府公信力有什么影响？

　　郝劲松:“倒钩”事件中，执法大队一方面标榜自己的良好执法形象，提倡市民展现良好素质，一方面却鄙视并打击张军好心载人的行为，这将严重破坏政府权威和公信力。因为，任何一位公民都不想本应为自己服务的政府是说一套、做一套的两面派。

　　从长远来看，对社会道德会产生什么影响？

　　郝劲松:将导致道德灭绝。由于“倒钩”存在诸多不确定性风险，又破坏了社会成员间的信任与互助，因而用这种方式打击“黑车”会导致弊远大于利。

　　这实质上影响到社会交往的诚实信用原则。

　　郝劲松:“倒钩”实为欺诈，与诚实信用原则不相符合，对社会的公序良俗也是沉重打击。

　　早在几年前，“倒钩钓鱼”这种执法模式在上海及其他地方就已出现，为什么这几年愈演愈烈？

　　郝劲松:钓鱼执法的背后有巨大的利益链条。以上海闵行区交通执法大队为例，两年时间处罚5000辆所谓的“黑车”，罚款5000多万，巨大的罚款金额让许多交通执法部门不惜铤而走险，不择手段，执法犯法。

　　目前有没有专门针对“倒钩”现象的惩处规定？

　　郝劲松:中国并没有专门针对“钓鱼执法”的相关惩处规定，“钓鱼执法”违背社会公序良俗，诬良为娼，与和谐社会相去甚远，也许不久的将来，有关部门可能出台规定禁止“钓鱼式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