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执法”需要“开胸验肺”

　　据《中国青年报》10月16日报道，媒体调查发现上海闵行区交通执法大队在过去2年中，“罚没款达到5000多万元”，很多系设诱饵查黑车所得。“钓头”和执法大队关系密切，“钓钩”每“钓”到一位私家车司机，便可获得300元人民币。一位老司机爆料称，“钓鱼”很正常，整个上海市至少有上千个“钓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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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河南的司机孙中界日前向媒体投诉：14日晚7点多，他驾驶面包车却遇“不规范执法”，被上海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指认涉嫌黑车经营，车辆被扣。回公司遭指责，为表清白孙中界回家砍断自己的小指。孙中界始终坚持，自己未同意男性乘客上车，也没有讨要车费。而浦东新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严良民称，该司机当天晚上搭载的是普通市民，并非“倒钩”。

　　“钓鱼执法”事件似乎没完没了了，即使是舆论不断反对、车主不断喊冤，执法部门依旧我行我素，新的“倒钩事件”不断发生。更令人不解和愤懑的是，有关部门对此总是否认，“钓鱼”也玩起了花样。“钓鱼执法”的诱饵是什么呢？当然是“钓钩”，上海人叫“倒钩”，据说整个上海市至少有上千个“钓钩”。据遭遇过“钓鱼执法”的司机描述：“钓钩”多为一些中年人，长相没有明显特征，穿着朴实干净，体型稍胖，看上去敦厚诚实，容易取信于人。他们大都采取路遇困难、谎称急病求医等手段，骗取司机的同情，让司机“上钩”。

　　不难看出，从打扮到言行，“钓钩”都是精心设布的诱饵，他们之所以能够屡屡得逞，就是利用了人们的“良知”。因为，任何一位有良知的司机，如果遇到有人求救，需要帮助的话，我想他的同情心一定会战胜理智，答应别人的乘车请求的。“钓鱼执法”之所以总有“愿者上钩”，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社会良知的普遍存在。

　　但是，当越来越多的人因遭遇“钓鱼执法”的陷阱而面临上万元的行政罚款，甚至蒙受不白之冤的时候，出于自我保护，人们就会本能地筑起心理防线，抵制良知的“诱惑”，遏制帮助他人的内心冲动，亵渎良知的最终结果，只会逼迫人们远离良知。偌大的一个上海市，遍布上千个“钓钩”，大有“满城尽是钓鱼钩”的阵势。

　　诚然，黑车肆无忌惮，很难捕捉，执法部门“钓鱼执法”肯定有其苦衷。但不能把“倒钩”当做一种营生，漫天撒网，颠倒黑白。在《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2007-2008年度创建文明单位工作总结》中更是提到，在两年时间里，该大队“查处非法营运车辆5000多辆”，“罚没款达到5000多万元”，“超额完成市总队和区建管局下达的预定指标任务”。如果说执法部门理直气壮否认“倒钩”，那两年罚款5000多万作何解释？超额完成上级指标又怎么解释？很显然，“倒钩”所得罚款肯定在这里边占了一部分，上千个“倒钩”也并非市民或媒体杜撰。

　　对于“倒钩”，有些司机选择了沉默，有些司机付诸法律讨公道，而孙中界则“断指表清白”。当执法部门逼得无辜百姓不惜以“自残”的方式证明自身没有进行黑车经营，大行其道的“罚款执法”该“开胸验肺”了。一方面，“罚款执法”所得的构成是什么？有多少是光明正大执法的所得？有多少是“倒钩”获得的“意外之财”？这需要执法部门说清楚。另一方面，指标性罚款是不是已经动摇了执法公平、公正？目前，在交通执法系统里，“任务”似乎早已是“公开的秘密”。这些指标，造成了基层执法部门为完成任务而绞尽脑汁，甚至不惜以身试法。再者，罚款的流向是哪里？譬如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的5000万元，都花在哪儿了？能否给公众一个答案？另外，交通执法部门称孙中界事件中，搭载的是普通市民，如何证明他不是执法部门的“托儿”？

　　对待一些恶性违章驾驶、违法运输事件，需要课以重典。然而，当执法部门把手中的权力当作营利的工具，混沌执法，显然是对法治社会的挑衅，譬如“倒钩”还悖于社会公德。如此一来，谁还敢“乐善好施”？建议有关部门对“罚款执法”来个“开胸验肺”，发生病变的要及时治疗；如果病入膏肓，那就请立即切除，以免后患无穷。

　　王文武 李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