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张璇：姥爷孙犁并未走远

到今天，孙犁先生离开整整二十年了。身为他的外孙女，我却总有一种感觉，他非但并未走远，反而借由他的文字以及别人文字中的他，与我的距离越来越近了。那些文字与我儿时的记忆相互映照，点亮了我心中积存已久的“不解”，伴随着岁月流逝年龄渐长，我对他的一些“不懂”也慢慢变成了“懂得”。

孙犁先生75岁生日留影

托副刊工作之福，我每天会读到来自天南海北的作者的稿件，题材五花八门，笔法各有风格，一篇接一篇看下去，大快朵颐，乐在其中。奇妙的是，我与姥爷，就这样时时会在文字里相遇。

最被作者们津津乐道的，是孙犁与书。

他爱读书，爱买书，收集包装样书的牛皮纸，用厚且沉的书册压平后拿来给每一本藏书包上书皮。姥爷是包书皮界的技术流，有一套自己的流程，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仿佛已经形成了肌肉记忆，所以常常是手在一边包书皮，大脑在另一边精骛八极、心游万仞。有感而发时，就信笔在包好的书皮上写几句“小日记”。

起初，他未想把这些“小日记”拿来发表，所以写起来信马由缰，随心所欲，买书经历、读书感受之外，种种日常琐事也一一如实记录，就像是在和自己聊天。没承想，这些“小日记”日后以“书衣文录”为题出版，竟大受欢迎，不但成为研究孙犁的重要资料，更让读者看到一个文人内心世界的真实独白。

前一阵我在整理书柜时，发现了一枚几乎被遗忘的有趣的书衣文录“遗珠”。上面写的是“一九八八年八月十三日，石家庄大外甥来帮我整顿搬家后的东西，我给他一些笔记本，他只要外边的套子，不要芯子。现在年轻人不缺纸用，余收用之。八月廿一日晨装并记”。

书衣文录“遗珠”

1988年8月，姥爷搬离了和平区多伦道216号大杂院，住进了南开区鞍山西道学湖里的楼房。大外甥是河北家乡话，指的是大外孙（即我大表哥）赵宏。那次搬家后，他曾专门帮姥爷整理归放书籍。这段书衣文录记录了姥爷对纸的感情，那是我们这些孙辈们当时不了解也不理解的。

不但是字纸，对其他一切能写字的纸（比如从废纸裁下的白边），姥爷都心存敬惜之情。及至晚年病卧床榻之际，他仍然会在大小不一的白纸块上写下一些脑中闪现而过的人名和话语。

1945年5月15日，在延安《解放日报》第四版刊发了《荷花淀——白洋淀纪事之一》，它成为了姥爷的代表作。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那些写活了质朴勤劳活泼柔美的冀中女性的浪漫的诗样文字，是“在延安的窑洞里一盏油灯下，用自制的墨水和草纸”写下的，也才理解了姥爷对纸不一般的感情。

经历过极端的困苦，明白了一贪执便成俗累，惜物成为了姥爷一生的习惯，用得可以透光的毛巾、简单热乎的红薯棒子粥都是他这位“大作家”的生活标配。熟悉姥爷的铁凝曾说：“我相信他对纸张有着和对棉布、对衣服同样的珍惜之情。他更加珍重的是劳动的尊严与德行、人生的质朴和美丽。”

其实在我这里，也发生过退回姥爷礼物的事。

那年我升学成绩不错，姥爷很高兴，知道我平时爱看书，特地找出珍藏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等几套名著交给我母亲，作为对我鼓励。我拿到手，发现这些大书不但是繁体字版，而且竖着印倒着翻之后，丝毫没有攻坚克难的想法，立即礼貌地退回了。

姥爷很失望，特地写文章以记之。

天下文章汗牛充栋，要想卓然超众，必得要天趣学养兼得。从《白洋淀纪事》开始，姥爷驾驭语言的天赋已经显示出来，但他不久就意识到仅仅依靠天赋，写作难以为继。他在学养方面的补课，据汪惠仁的分析说，是通过四个路径完成的：四库全书、鲁迅荐读、兴趣杂项、苏俄及法国文学。天趣与学养之结合，最终建构了孙犁自己的言语系统。读到此，我才后知后觉地恍然大悟，那些得而复失的大部头苏俄及法国文学经典之珍贵以及它们背后所寄托的期许和意义。

孙犁先生最后的书房

姥爷打自心底爱书，惜书。我少时所爱看的书，都是从他那里“捡”来的。各地报社、杂志社、出版社，都会给姥爷寄赠报刊书籍。因为居室逼仄，姥爷仅有一排一人高的书架，用来把房间隔断为书房兼起居室和卧室两部分。那些赠报赠书，他看完后不留存的，都放在玄关处的架子上，我们去时看到了，有喜欢的，跟他老人家讲一声，就可以带回家读了。在姥爷看来，送书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当朋友、学生来拜访他时，姥爷也会打包一些有价值的书送予他们。

姥爷晚年曾在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住过一段时间。听父母说，每次去探望姥爷，他总要问起“璇璇呢？帆帆呢？”

探视有时间规定，我刚踏入职场，弟弟张帆还在上学，只能周末一起去探望。看到他瘦到盖着被子的身体轮廓起伏都不那么明显时，心里一阵难过。我俩并排坐在病床一侧，打过招呼后，他也没跟我们多说话，似乎力气不够，只用有些混浊的眼睛盯着我们，看了很长时间。怕影响他休息，我们也不敢久坐，起身告辞时，他突然开口：“好好工作，好好念书。”

这些年来，每次深读姥爷的文章，想起他的音容笑貌，这个最朴实的希冀会再次在我耳畔响起。

一位作家，离开这个世界二十年，却未被读者遗忘，反而不断有人著文讲述对他文字的喜爱和受过他的影响，这是一件多么难得又幸运的事。究其原因，应该与姥爷一生为文坚守真诚有很大关系，贾平凹说他“一生中凡是白纸上写出的黑字都敢堂而皇之地收在文集里，既不损其人亦不损其文”。回看他的一生，又何尝不是活成了一篇流淌着真善美又坚守着真诚的散文？(张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