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 《西泠印缘》：锦绣之城的金石精神

《西泠印缘》杭州出版社 2022年8月第1版

这是两则美丽浪漫而富有戏剧性的传说，为我们提供了最初的关于篆刻艺术起源的原始密码。

汉代《春秋运斗枢》中说：“黄帝时，黄龙负图（印章），中有玺者，文曰天王玉符玺。”而《春秋合诚图》中则是颇有场景性的叙说：“尧坐舟中与太尉舜监观，凤凰负图（印章）授尧，图以赤玉为匣，长三尺八寸，厚三寸，黄玉检，白玉绳，封两端，其章曰：‘天赤帝符玺’。”以往对此类神话传说不仅不屑一顾，而且被简单化地批判为封建迷信。实际上，神话传说是人类童年期的丰富想象和精神隐喻，诚如马克思所言神话从“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篆刻起源说内蕴的神话语境及相关的意识形态，正传导或是隐喻了君权神授的庙堂之说和帝由天命的皇家理念。由此可见，小小的方寸篆刻印章竟是如此神圣，它直接是皇权的佐证、天子的信物，曾维系着封建统治的最高权柄。

然而，真正从物化起源说来讲，篆刻艺术滥觞于春秋战国，鼎盛于秦汉，复兴于明代。至清代乾隆、嘉庆年间，以丁敬为开山的浙派崛起于印苑，后继者中卓有成就的有蒋仁、黄易、奚冈、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钱松，后人将他们合称为“西泠八家”，从而形成了一个阵容壮观、实力雄厚、造诣精深、影响深远的印学大流派“浙派”，有力地推动了篆刻艺术的发展，在我国篆刻艺术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里程碑意义。

由丁辅之、王福厂、叶为铭、吴隐“西泠四杰”盟约于1904年、正式成立于1913年的西泠印社，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宗旨，以其契约性、开放性、社会性与公共性为特征，标志着中国古代印学史的终结，中国近代印学史的开端。特别是在公推吴昌硕为首任社长后，他更是大力推崇并高举金石精神的旗帜，使之成为一个印社的群体追求和公共信仰，从而形成了大师云集、精英荟萃、群星灿烂的大格局，使西泠印社进入了鼎盛期。

西泠印社的篆刻家们也正是在这种从艺心理与精神作用下，以金石精神为艺术载体与变法中介，寻求一种精神的倾诉与灵魂的呐喊，最终形成了那种雄健苍劲、豪放浑朴、大气磅礴的时代印风，弥散出浓郁而高亢的金石精神。而当这种印风一经推出，即在那个积弱积弊、颓废萎靡、灾难深重、企盼自强的时代环境中，产生了强烈的国民精神震撼作用和激昂的民族情感振奋效应，这也是那个时代整个民族在寻求思想意识上的精神共鸣与情感理念上的艺术倾诉。

丁敬像

正是从康熙到光绪的一百六十多年间，从当初西泠的开山丁敬，到日后孤山之上的印学结社，从西泠八家群体到西泠印社社团，篆刻作为一种艺术形态与文化现象，被打造出中国特有的民族精神的一种范式：金石精神。篆刻这种具有丰厚的历史底蕴及深邃内涵的艺术已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如果说西泠前辈还是金石的奏刀耕石者，那么，自西泠印社的大旗树起后，构建了高尚的文化家园，从吴昌硕、丁辅之、王福厂、经亨颐、李叔同、马一浮、马衡、沙孟海、潘天寿、傅抱石等，可谓是大师云集，名流荟萃，精英辈出。

西泠印社中人  吴昌硕

本书以历史性、叙事性、人文性、风土性、知识性、思想性为内核，凸显了西泠开山丁敬不屈的铮铮硬骨与卓越的大师贡献；表现了西泠才子陈鸿寿的爱情悲剧与不懈追求；展示了西泠印社建社四杰丁辅之、王福厂、叶为铭、吴隐及首任社长吴昌硕共创天下第一名社的筚路蓝缕，从而彰显了杭州这座锦绣之城内蕴的金石精神与高迈风骨。

在印人们的三生石上，岁月荏苒，金石弥坚……（王琪森）

（本文为《西泠印缘》前言，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