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 木叶：有情与无情

沈从文曾谈及“有情”，当时是与“事功”对举的，这两个词看似简明，实则均颇有内容而又时刻可以偏离自身，甚或牵带出“致用”“无能”“无知”“无望”等，其间的复杂与幽微，不少论者有所阐发。我这篇短文，只想单独抽取出“有情”来谈，也不准备对应于事功，而打算更感性、更径直地观照于无情：世界的无情，无情的世界。

姬中宪的新作《花言》满怀深情，而又孤注一掷。小说由“我”对“你”的一次次“倾诉”构成，而又关乎他、她以及他们，原本叙的是初恋，却触及了一场官司、几座城市与社会变迁。男主人公“我”的婚姻破裂，人与人之间生出猜嫌、芥蒂甚或仇恨，曾经爱恋的人也变得面目全非。不惑之年的“我”有一句话透出对爱与世事的洞察：“我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深渊，离我近的人纷纷滑进去，无一幸免。”此语涉及人性之恶，具体而言是指自身的局限或欲念将一个人引向困境甚至绝境，也将身边的人变成了受害者、牺牲者。

读《花言》时不免会想到，恋爱中有鸡毛蒜皮、种种矛盾，但这些问题在大多情况下可能被认为是美好的、甘心面对的，而当这些鸡毛蒜皮和矛盾进入婚姻和爱情的深处，它们往往会变得面目可憎起来。其实，鸡毛蒜皮和矛盾可能并没有变，变的是我们自己。人生微妙就微妙在这里。

近百年来，在叙事性的作品中如何处理议论是个考验人的问题，中外皆不乏大胆的探索。《花言》的叙述者“我”在回忆在畅想在反思，同时也在不断地自我解析自我评说，议论的部分推动故事自然而缠绵地展开，于是一部长篇小说仿佛一封长长的情书。相较于作者之前的作品，这部小说中的情感更浓郁，甚至令人窒息，而作者的行文简质、有趣而又很耐心，呈现出一种自我的“情感教育”。也正因此，我愿意将姬中宪视为一个成长中的“文字艺术家”。

在这部小说中，作者不仅将爱情作为一种方法，同时还希望作为一种目的，不过，在实现的过程中有得有失，存在未能令人满足的地方。准确而言，当作者以爱情作为一种方法去书写这个世界和时代时，野心和抱负是显豁的，但还没有充分实现，有待于进一步拓展。最凸显的是，《花言》男主人公“我”的形象鲜明丰富，而女主人公的面目却是模糊的，她在漫长的时段里、在十几万言中基本处于被讲述、被转述的状态，其形象比较被动，缺乏勇敢行动和自主言说，她的美好与深渊性也未得到完满的释放。叙事中，一方形象上的弱，往往会使得对应的另一方有所黯然，文本的整体效果便也会受到影响。事实上，女性的深渊性以及美好，恰恰应该和男主人公的形象相对而立，就像并置的“两面镜子”一样相互映照、增加对方的深渊性与美好，唯此，人物和文本才会更为立体饱满。同时，爱情和婚姻均非孤立于这个无情而壮阔的世界，虽然小说中也写到房产、官司、尔虞我诈，作者试图书写这四十年的时代流转，不过，“这些外部的巨变都集中在一个人内部的细微感受上，集中在人的记忆中，好像把海量数据蚀刻在一块一毫米的芯片上”，初衷是清晰的，也有先锋意味，不过，文本的完成度弱了些，对于现实还缺乏统摄性和冲击力。

一个作家对笔下的人物和时代既要有情又不能太有情。太有情，作家可能会被人物和情绪牵扯甚或淹没。人物和作家之间其实是一种博弈的关系。一个作家要想写得好，不妨对人（事、物）保持距离，把自己收束到最小，同时将世界不断放大。有时，作家跳得越开越远，世界可能变得越发有情而淋漓。进一步而言，创作者要对自己、对历史、对现实更加无情，努力将或实或虚的人物无情打碎，然后为其重塑真身。终究，创作者对自己、对时代的无情与严苛，正是对人物、文本和时代的另一种有情与慈悲。（木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