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问天”升空时

正值“七夕”，清夜闲坐，皓月当空，晚风徐来，不免思绪翩翩。

鲁迅先生的《故事新编》，开头两篇就是与天体有关的，一是《补天》，二是《奔月》，“新编”是在神话的基础上再创作，注进作家的思想和想象力，构思新的故事。

中国的神话是不多的，不像希腊，诸神满天飞，甚至诗里面也有渗透，叫作“神谕诗”，说是这些诗句里传达了神的信息。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里，认为希腊的神话是“发育健全的儿童”。“……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有粗野的儿童，有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他们的艺术对我们所产生的魅力，同它在其中生长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并不矛盾，它倒是那个社会阶段的结果，并且是同它在其中产生而且只能在其中产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会条件永不能复返这一点分不开的。”

我的理解是，希腊神话的出现，有它得天独厚的条件，独特的城邦经济发展，城乡之间，精神生产和体力生产之间的落差，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达，人口的集中，这些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使希腊的神话艺术得以保存和光大，产生神奇的魅力。如戏剧家（埃斯库罗斯、阿里斯托芬等）、诗人（如荷马、萨福等）以神话为题材撰写了大量的作品，便是这种城邦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西方也有“神话”，如“超人”，尽管具有超现代的本领的种种编造，集现代科学之大成，但并不是在得天独厚的自然和经济条件下产生的“有机”神话，当然也就算不上“发育健全的儿童”，颇有基因改变之嫌，或者说是“伪神话”。

其实，每个民族的文化历史，都有其辉煌的一面，也存在着发育不健全甚至苍白的一面，中国的神话故事，在久远的中国文化史上，也曾经有过耀眼的辉煌，如奔月、追日、补天等故事，被记载在远古的《山海经》和占卜之书里。在先秦时期（上古伏羲创易时开始），变爻占卜中有一些神话基因。据说秦始皇烧掉的大部分就是这类经书，也驱赶了很多方士。到汉代，一提起变爻占卜，人们还心有余悸。董仲舒躲着研究占卜，有人告密，说近期的天灾，与董先生占卜有关，告到武帝那儿，差点被杀了头。鲁迅先生考证了《艺文类聚》《列子》《汤问》《淮南子》《本经训》《春秋》《左传》《山海经》……说那里面均有神话传说的记载，但从历史的流程看，已日渐式微，以后就销声匿迹了。

“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主张教化，认为怪力乱神是一种邪恶，要鸣鼓而攻之。此外，更为重要而深刻的因素，鲁迅先生也说得明白：“识者谓有二故：一者华土之民，先居黄河流域，颇发天惠。其生也勤，故重实际而黜玄想，不更以集古传以成大文。二者孔子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实用为教，不欲言鬼神。太古荒唐之事，俱为儒者所不道，故其后不特无所光大，而又有散亡。”（《中国小说史略》）。一部《西游记》，看来看去，似未跳出小说的窠臼。所以，中国神话，由于种种历史和地理环境的原因，以及经济发展的轨迹不同，从思想艺术角度看，恐怕还只能称为“粗野儿童”。

但是，这些神话，具有理想性、故事性、浪漫性的特点，不同于希腊神话的虚无缥缈，指天是天，指地是地。如《西游记》里面的孙悟空，人们被这神猴的本事所折服，“神魔皆有人情，精美亦通世故”，在小说中，悟空成了一个了不得的行者，名震古今，“英雄不问出处”，也就顾不上花工夫去考证它的籍贯了。

孙悟空的籍贯，据说并非在中国，亦非太空，它原本是印度神话中的神猴，胡适的见解是，“所以现在也造得。因为《太平广记》和《太平寰宇记》都根据《古岳渎经》，而《古岳渎经》本身便不是一部可信的古书，宋元的僧伽神话，更不消说了。因此，我依着钢和泰博士的指引，在印度最古的纪事诗《拉麻传》里寻得一个哈奴曼（Hanuman），大概可以算齐天大圣的背景了。”但鲁迅对胡适这个意见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表示存疑。所以直至现在，齐天大圣的籍贯，仍然是一桩悬案。

科学昌明，神话已经成为现实，难道不是嫦娥故事再现？桃花盛开的地方，难道不是夸父扔杖的地方？……是的，是真的，嫦娥将不再“碧海青天夜夜心”，她与后羿的爱情故事，还有牛郎和织女缱绻情深，将永结连理，不再分离。夸父将有机会登陆太阳，调节温度，地球人将不至于因遭受旱灾，焦渴而死，将是四季如春，阳光和煦。（刘克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