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妹俩

我和七岁的妹妹坐在老宅大门的青石门槛上，玩翻花绳游戏。我们将绳子绕在十指间，手指插在绳间的空格里，交替绕出一幅幅不同的图案。我一边挑绳，一边看妹妹，她小鼻子、小嘴巴，细眉细眼的，松黄的毛发耷在小脑袋上。她太瘦了，脸上、身上几乎不长肉，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妹妹挑绳时呼吸有点儿气急，因为她有气管炎，每次气管炎发作，父亲都要背着她到二十多里外的卫生院去看病。母亲说，妹妹晚上睡觉太会哭闹，忙累了一天活的父亲总说扔掉算了。妹妹玩游戏时还露出一只皱巴巴的右手背，那是烘火时打盹把手伸进了火堆，被火烫伤后留下的疤痕。

看到妹妹的模样，父母常当着我们的面骗她，说她是“讨饭佬”生的，是父亲从两村交界的灰棚里捡来的。妹妹听后完全相信，每次看到衣着褴褛的讨饭佬，她都会快速躲起来，担心被讨饭佬抱走。我不管她是捡来的还是爸妈生的，都把她当我最亲爱的妹妹。我们姐妹总是一起玩、一起干活，还常拍着小手用宁波话唱这样的儿歌：“我家阿姐是阿姐，人家阿姐是飞机（土话“姐”与“机”同音）；我家妹妹是妹妹，人家妹妹是酒杯；我家弟弟是弟弟，人家弟弟是荸荠。”

正玩着翻花绳游戏，门口传来“嘚隆隆，嘚隆隆”的声音，我们一听就知道是鸡毛换糖的义乌货郎“长子”来了。我们互相看了一眼，扔下花绳，甩开步子冲向货郎的担子。货郎瘦高的个子，一边大声吆喝“鸡毛换糖咯！”不时有人循声而来。“长子”的担子里有针线、夹针、皮筋、弹珠、头花、镜子、橡皮、铅笔、手电筒、棒棒糖、冲管糖等，都是我们喜欢的。我们盯着担里的东西，谁也不舍得将视线移开。

“小妹妹，回家拿鸡毛可以换棒棒糖吃哦。”“长子”说。

“阿姐，我要吃糖。”妹妹说。我飞快地跑回家，问奶奶家里有没有鸡毛，奶奶说没有。我只得从床头的铁盒里拿出几分“私房钱”，买了两根棒棒糖。我们先自觉地咬一点点糖抛向空中，那是分享给天上的老鹰吃的，这是我们小时候吃糖的规矩。我们不舍得把糖咬碎吃，吃完糖，我们将糖纸罩在眼睛上，霎时，远山、白云和房屋变成了模糊的彩色。

我们总是将糖纸集起来，一张张都放在枕头下压平。我们坐在门槛上，将一张张糖纸折成一艘艘小船，放到后坑溪里漂，我们不知道这些小船最终会漂到哪里，也不知道外面是怎样的世界。对我们来说，小村就是我们的天、我们的地，更是我们永远的家。平时，除了看电影，每隔一段时间，义乌货郎的出现就是孩子们的节日。我们从货郎担里东西的变化感知外面世界的变化。我们盼望货郎的到来，就像盼望春天的葡萄藤上开满米粒般的小花。后来，不知什么时候，货郎不来了，我们的心里好像有过一阵失落。但当我们离家到镇上读书时，看到满大街的店铺和东西，货郎担里的东西便成为老相片里的记忆了。

我和妹妹上学后，我们一边读书，一边帮家里干活。我家养了一窝鸡、几只鹅和一群鸭。每天一放学，妹妹总是和我一起把鹅赶到后坑溪岸上吃青草，每人手上拿一把乌筱丝。后坑溪是我们儿时的母亲河。鹅们在岸上吃草，我们赤足在溪里翻螃蟹。当鹅的脖子被青草填粗后，我们又拿着乌筱丝，跟在鹅身后，看它们高昂着头，雪白的颈脖上嵌着黄色的嘴巴，在晚霞中一摇一摆神气地回家，前面走着一头不急不慢劳动归来的水牛，头顶上盘旋着一群自由飞舞的红蜻蜓。

我们把鸭子从猪栏赶进稻田。鸭子们获得了解放，展开翅膀在稻田里撒欢，扁嘴巴顺着稻禾的水沟找螺蛳和泥鳅吃。当天边的云彩由红转暗，我们才卷起裤管，没有片刻犹豫，赤脚踏进乌油油的泥田，烂泥从我们的脚趾缝里凸起，我们的小腿顿时变成了泥腿。晚风中，我们在水田里一左一右挥动竹筱，我们被泥水包装成大花脸，衣服也变成点子衫。鸭子在我们的追赶下，将稻田搅得“哗哗”响，那是它们与稻田互动的欢愉。

放鹅赶鸭，都是我们姐妹俩自觉且乐意的行为，我们说不出那样的生活究竟是快乐还是忧伤，但那时的我们，跟家里的鸡鸭鹅一样，在田园和小溪的怀抱中长大，我们没有做不完的作业，也从没听说过五花八门的校外培训班，我们过的是田园牧歌式的放养生活。（孟红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