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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艺评丨我们如何看待鲁迅文学奖？

来源：新民晚报记者：蒋应红作者：蒋应红编辑：沈毓烨 2022-08-31 08:30

记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揭晓的时候，我曾在微信圈转发时说：“这个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功不可没，但对中国当代作家的正常进步也伤害不小。”在回复王尧先生“按语很好”的褒奖时，我又补充：“很多优秀的作家本来能随心所欲地写出更多经典性的作品，后来因为‘茅奖’‘鲁奖’的心理作祟，折腾得精疲力尽，连潜心写一篇小作品的心思都没有了，遗憾，痛心。”

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揭晓，同样难免几家欢乐几家愁。作为中国最高荣誉、最具权威以及最受关注的文学奖之一，大家对鲁迅文学奖评选的作品有不同意见，这是肯定的，也是正常的。大家广泛转发、分享、热评，恰恰从侧面证明了社会大众对文学的尊崇态度和对好作品的期待心情。

鲁迅文学奖其实是对茅盾文学奖的有力补充，自1997年设立以来，将评选范围从“全国中、短篇小说奖”扩展到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文学翻译。对于这样一个“综合性”文学奖，包括读者和作者在内，只有尽可能地摒弃世俗的功利思想，着眼于文学发展的外部条件和内部规律，才能对包括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在内的文学奖项做出客观的认识和理解。

第一，从整体而言

本届获奖的作品可以视为对新时代文艺思想、方针、政策积极践行和努力回应的典型。这一点在报告文学奖的作品中尤为突出，就本届评选出五部作品而言，如军旅作家丁晓平的《红船启航》，以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时为对象，考镜源流，讲述了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党的主要创始人建党的曲折过程，生动呈现了觉醒年代有志之士的历史责任和时代担当。《江山如此多娇》和《国家温度》都是脱贫攻坚题材，相比而言，前者是微观透析，后者是宏观俯视，前者以贵州为中心，展现了革命老区、资源枯竭、易地搬迁等不同类型的脱贫攻坚中因地制宜、灵活施策的成功典型。而《国家温度》则是作者蒋巍深入到陕西、新疆、贵州、上海、云南等地，以文学的方式宏观记录了脱贫攻坚战带给这些地方翻天覆地的变化，热情讴歌了扶贫干部的信念和决心。龚盛辉的《中国北斗》以北斗系统建设时间为轴线、中间充以各分系统团队淡泊名利、精诚团结、攻坚克难的动人事迹，彰显出中国北斗人始终秉承航天报国、科技强国的使命情怀，推而广之，这部作品也可以视为中国现代科技发展的一个缩影。钟法权的《张富清传》是以老英雄张富清为对象，以详实的的资料和生动的笔墨展现出“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时代楷模张富清丰富多彩的95个春秋，凸显出老一辈共产党人的永恒初心和忠诚信仰。

这些作品不耽于饾饤人物、补缀欣戚，它们都立足现实，真实记录了怀揣“中国梦”的不同阶层、不同行业的个体所显露出的时代精神和自我价值。

第二，从文学自身而言

这些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下文学发展的新动向、新现象。在这个角度，入选鲁迅文学奖的榜单，就不仅仅是对这些作家、作品的肯定和激励，也是对这种新动向、新现象的倡导和凸显。因此，对于这些作品的获奖，我们不能单纯就作品本身来肯定其价值。例如葛亮的中篇小说《飞发》，不仅让我们感受到老电影式的怀旧与驳杂现实交织在一起的美感，也能体会到扎根民间的传统的工匠精神，这是葛亮的一贯风格，也表征着在中国当代文学式微过程中作家寻求突围的努力，这篇作品和上届冯骥才获奖的《俗世奇人》有异曲同工之处。江子的散文集《回乡记》不是一部简单的表达“乡愁”之作，它是近几年乡土写作实绩总结，也是今后乡土写作的一个方向：避免对乡村田园牧歌式的臆想，要正视现实，记录时代变革中乡村的真情实景。这部作品上承梁鸿、乔叶、熊培云、李娟等人以非虚构的手段书写乡村的传统，下启今后乡土文学的创作途径。这样才能创作出真正意义上具有“泥气息、土滋味”的乡土文学作品。

其他诸如中短篇小说中王松的《红骆驼》、艾伟的《过往》、刘建东的《无法完成画像》、蔡东的《月光下》，诗歌中刘笑伟的《岁月青铜》、韩东的《奇迹》、臧棣的《诗歌植物学》等等，这些作品或在创作手法、或在创作风格、或在艺术审美中进行了创新，打破了唯西方马首是瞻的创作格局，在向下看（民间）和向后看（历史传统）两个维度中，努力寻求属于当代中国文学的话语表达、艺术气派和审美形象。

第三，从读者的角度而言

其实上述两点是我们认识包括鲁迅文学奖在内的其他文学奖项所评选出的作品的内外两个维度，不可非此即彼，否则便落入口水战式的毫无意义的争论中。还必须要承认这样一个事实：获奖的作品固然优秀，但对于自己的审美需求，未必就是最优秀的。入选鲁迅文学奖的35篇作品，只是代表了近几年的创作实绩，具有总结和导向作用。但不是实绩的全部，就像了解明清小说，不仅仅要阅读四大名著，还要阅读《儒林外史》《聊斋志异》《三言二拍》等，以及《略微草堂笔记》《虞初新志》《归田琐记》等笔记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