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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嘉禄:“淮国旧”,值得张望的舷窗

来源:新民晚报     作者:沈嘉禄     编辑:赵美     2022-09-29 13:19 | |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灰蒙蒙的天空下涌动着无序的人潮,疲惫、兴奋、焦灼、茫然……我已经在读初二了。那时候读书也就装装样子,课堂里乱得像茶馆店,老师讲的东西你根本别想听清楚。好在作业也没有多少,有些同学忘了做,临时抱佛脚向同学抄一下便可应付过去。下了课就在外面瞎逛,神聊,抽烟,大把大把地挥霍时间。

按当时的政策,中学生毕业后大多数分配到广阔天地去“修地球”,只有极少数可以留在上海,去工厂当学徒或读技校。于是有几个前景不妙的学生就“鸡鸡狗狗”地学起了小提琴,盼望有朝一日部队来招文艺兵。按照有关政策,我已经有四个哥哥在外地务农或当工人了,我铁定留在上海,但经不起同学的蛊惑,也加入了学吹打的行列。

对了,一开始我先是从同学那里借了一把吉他来玩。哈,当我抱着吉他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进弄堂时,正在谈山海经的几个老太太说:“噢哟,迭只外国琵琶真大啊!”

学了几天,弦线断了,跑遍整个上海滩也配不到。有人建议我去“淮国旧”看看,我跑到那里,找到乐器柜台,抖抖豁豁一开口,老师傅就指着头上悬挂着的大字报说:“侬先看看上头写点啥。”抬头一看,不得了!大字报的标题是《彻底砸烂资产阶级乐器吉他》。文章指出:吉他自它出生那天起,就是为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服务的,死心塌地产生靡靡之音,所以必须彻底砸烂,确保无产阶级文化阵地的纯洁性。

我头皮一阵阵发麻,耳朵嗡嗡作响,赶快逃了出去。

但也不是所有西洋乐器都要被砸烂,比如小提琴,因为加入了弦乐五重奏《海港》而实现了“洋为中用”,于是,整个上海滩很快掀起了学小提琴的狂潮,据说当时学小提琴的青少年达到20万之众。那么我就学一学小提琴吧。

当时小提琴也很难买的,乐器商店只有样品,蒙了一层薄薄的灰尘,市百一店偶尔会放出一批,闻讯而动的顾客早早地排起了长队。我同学历经千辛万苦买来一把,44元一把,超过普通工人的一个月工资,问题出在音质,实在不敢恭维。

为了适应几十万人学小提琴的“大好形势”,“淮国旧”就将里边的乐器柜台搬到门口来,门板上像挂火腿一样挂了好几把小提琴,琴背有楸木或枫木自然形成的“虎皮纹”,琴头和琴轴雕刻得相当精致,很有点贵族气质。默默地来了一个中年男人,跟营业员交谈几句,就像杨子荣在威虎厅与土匪对黑话,我听大不懂。营业员取下一把小提琴,那个男人将琴夹在下巴上,操起弓子在弦上一滑,那声音像女人的尖叫,一下子撕裂了我的心。

如果运气好的话,可以听一段《山丹丹花开红艳艳》,或者《新疆之春》。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一绺湿漉漉的头发耷拉在拉琴人的额头上,慢慢的,我被挤到了边上,伤感地退出。

我的小提琴是从亲戚那里借来的,虽然是一把旧琴,琴面边框却一丝不苟地嵌了一圈乌木镶线,望琴肚子里看,有一张泛黄的外文商标。我学琴是愿意下苦功的,只是琴弦时常要断,最贵的G弦五角一根,最便宜的E弦也要两角一根,开销有点大。“淮国旧”的乐器柜台有琴弦出售,产自北方某座城市,相对便宜些。还有松香、琴桥、琴轴、琴盒及肩垫等,所以我跑得比较勤。

卖琴的老师傅是个石骨铁硬的老克勒,抽板烟斗,吹起小提琴来头是道,从他口中我知道了瓜纳里尔、阿玛蒂、斯特拉瓦迪里三大制琴家族和他们的传奇。“淮国旧”出售的小提琴基本上就是七八十元一把,极少超过一百元。会不会混进一两把意大利古董名琴呢,我不知道,但也不敢说没有可能吧。有时候老克勒会突然冒出一句:“国产的百灵牌是自力更生的产物,劳动人民拉拉蛮不错了。”

围观群众笑了,他则故意板起面孔。这个时候乐器店里卖出的小提琴弓子,弓毛都是杂色的,纯白的就是没货。中国交响乐团演出《红旗颂》,几十把小提琴一起上上下下,一水的纯白弓毛,端滴漂亮。对此老克勒也难以解释:“难道白马都死光了吗。”大家又是哈哈大笑,他则仍然屏牢不笑,猛吸一口烟。他的柜台前总是围满了人,我每次去,都像听一堂免费的西洋乐器鉴赏课。

等到我毕业时,果然有两个同学被昆明部队招去当了文艺兵。我幸运地留在上海,在一家饮食店当学徒,干的是体力活,我的手指很快就变得像胡萝卜一样粗,拉《金色的炉台》把不准半音阶,我急得哭出来了。

但是“淮国旧”还是经常会去,因为那里有许多物品是清贫人家急需的。我不是有四个哥哥在外地吗?他们经常来信,希望家里寄点日用品,我就跟老爸到那里淘旧货,军用毛毯、棉手套、解放跑鞋、搪瓷脸盆、铝饭盒、煤油炉、闹钟等,都是知青的伴侣。

好几只钟表专柜拼成一个“围城”,英纳格五六十元一只,浪琴、汉密尔顿差不多也是这个价,欧米茄就贵多了。绝大多数人是买不起的,只能看看,如果营业员与某位顾客比较熟的话,就会拿几只手表放在木盘上送到他面前,看看,听听,共同品鉴一番。上海滩不缺老克勒,他们的生活质量大幅度下降了,但对好东西还保持着很高的鉴赏力。

服装柜台有运动衫裤和粗布棉大衣出售,因为不需要布票、棉花票,所以每次投放一批就会吸引很多人来选购。但最大亮点是那五六根钢管,每根长四五米,每根钢管上吊一排裘皮大衣,至少有二三十件的样子。你可以估算一下,应该会有一两百件的总量吧。裘皮大衣是我生活经验之外的高贵之物,此时却代表了腐朽和奢靡,羔羊、水獭、红狐狸、灰狐狸、银狐狸、紫貂、黑貂、水貂……它们冰冰冷地悬挂着,像死尸一般,高高在上,我只看得到它们毛绒绒的下摆,挂一块小布条,上面写着价格,好像也只有几十元,一百元以上了不得了。有时候来了一个人,围巾遮住了他的半张脸,轻声轻气地要求看一下。营业员就走出柜台,解开绳索,将其中的一根钢管放下来,几颗人头凑过去看几眼,伸手摸摸,神色木然地交谈几句,然后营业员再收紧绳索,灰狐、灰鼠、银貂又升上去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它们似乎一夜之间消失了,无影无踪了,据店里的老法师说,都弄到外贸部门去了,广交会上也有,出口创汇去了。在那个年代,这或许是资产阶级奢侈品的最好归宿。

后来,大约是八十年代末,谢晋拍白先勇的《最后的贵族》,里面有四个大家闺秀,有一场戏是她们披着裘皮大衣走出来,但你叫上影厂到哪里去弄这四件名贵的裘皮大衣啊?谢导只得在报上刊登广告,向市民租借。后来我看到电影中这个场景,四位贵族小姐鱼贯而出,前三位是裘皮大衣,最后一位披的是坎肩——偌大的上海滩啊,四件老货裘皮大衣都凑不齐啦?

从“淮国旧”后门出去就是长乐路,那里有几只简陋的大棚,里面的红木家具堆得叠床架屋。口号喧天的时刻,人心惶惶,谁也不会欣赏红木家具的西式浮雕与明亮的花旗镜子。但我们中学生没事可干,就在那里看热闹。一张红木八仙桌只卖50元,一只蛋凳卖5元。还有一次我看到一辆10吨头卡车装了满满一车红木家具,喇叭一响开走了。听老师傅说,这是卖到民族乐器厂去的,拆散之后做胡琴、扬琴,再小点的碎料也不浪费,送到算盘厂做算盘珠。红木珠的算盘打起来声音清脆响亮,珠与珠之间有因碰撞而产生的缝隙,不会粘珠,老财务喜欢用红木算盘。

后来——二十多年后我已经当记者了,采访一个专做旧家具生意的老法师,他是“淮国旧”的职工。他告诉我,当年他负责在民间收购旧红木家具,稍许整修一下后卖给外贸部门。有一次店里收进一只红木大橱,他在登记时觉得这只大橱特别笨重,仔细一看,发现抽屉下里有夹层,拆开夹层,乖乖隆底咚!里面居然夹了金银首饰,还有几根金灿灿的大黄鱼。但那个卖主没有留下地址,怎么也找不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某一年,他在静安区一条弄堂里收到一张紫檀雕花大床,作价2400元,但单位领导认为买贵了,属于生产事故,要他赔400元,每月从工资里扣除。等这笔钱赔清爽,他也退休了,自己单干,倒也发财了。“这几年我一直在寻找这张紫檀大床,照现在行情它至少值2000万!”

我还有一个朋友,那时候待业在家无聊,就跑到“淮国旧”看西洋钟,法国钟、德国钟都有,他有几个小钱就买一只两只,改革开放后到国外发展,赚了钱后就到处搜寻西洋钟,最终收藏了五百多只,其中不少还是遗世孤品,他就成了西洋钟专题收藏家。“是‘淮国旧’的师傅引我走上这条路的。”他念念不忘地说。

那个时候供应紧张,南京路、淮海路等主要商业街的店堂里常常挂着标语口号,一句是“为人民服务”,另一句就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而“淮国旧”则不同,它的口号是“厉行节约,勤俭持家”。在这个口号下,许多象征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物品就被巧妙地开发利用了。

所以说,那个年代“淮国旧”给市民打开一扇窗,让市民有一个透气的地方,通过承载世界文明的陈旧器物,可以大致想象大千世界的生活状态,同时,也成了许多青年人窥视与认识世界文明的启蒙之地。这,也是海派文化的机巧与通达之处。(沈嘉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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