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荡在黄浦江上空的钟声

《海上晨中》  苏虹 著   作家出版社  

六年前一个冬日的午后，我应邀参加信谊制药的百年庆典活动，也正是在那一天，我被信谊辉煌的百年历史所触动，萌生了创作一部以上海民族制药企业为背景的文学作品的念头。在后来的几年里，这个“念头”常常在脑际徘徊，创作的冲动也越来越强烈，以至常常为此坐立不安。

去年国庆前夜适逢在单位值班，彻夜未眠，创作的冲动已让我“忍无可忍”。于是，第二天交班后，带着几捆历史资料，独自住到长兴岛朋友空置的房子里，开始了小说的创作。

无奈平日本职工作事情比较多，很难集中精力进行创作。真正静下心来，还是在今年上海疫情“静默”期间。当时，整个小区静悄悄，马路上没有匆匆而过的车辆，也没有熙熙攘攘的行人，甚至，连空中也少见飞鸟的踪影。这种清静虽然让人很不踏实，但对于平常忙忙碌碌的我而言，倒也有了静思与冥想之机。

《海上晨钟》这部长篇小说是以上海信谊制药公司为背景创作的。创作前期，我用了四五年的时间，通过采访、座谈等方式全方位了解信谊制药的历史，收集了大量相关的历史资料。

事实上，信谊作为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制药企业，其发展历程折射出了中国民族工业和民族品牌发展的百年风雨，是百年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信谊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研发上的高投入、在引进人才上的不拘一格、在绩效考评上的自成体系，至今仍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可以说，信谊百年发展的历史，对于中国的民族工业和民族品牌而言，是一个标本级的个案。

文学作品毕竟不同于研究理论文章，创作的酝酿阶段，我希望用曲折的故事情节来描述这些民族企业成长发展的故事，并希望读者能从中感受并增强民族自信。

信谊是当年远东地区最大的制药企业，企业职员多达千人。就是在这样一个闻名中外的制药企业里，活跃着多名地下党员。特别是抗日战争开始到上海解放前夕，信谊制药公司的地下党员，为新四军购买运送药品，为提篮桥监狱关押的“犯人”捐赠提供药品，在国民党军队撤退前开始护厂运动……

吴克坚就是一位在信谊工作过的地下党员，是一位曾活跃在中共隐蔽战线的传奇英雄。1928年，吴克坚在上海加入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中央特科，负责保护我党在上海建立的第一个秘密电台；在苏联学习回国后出任中共长江局副秘书长兼周恩来随身副官，1946年被中央派到上海等地负责党的地下情报联络工作。就在第二次到上海开展地下工作时，他有了一个与信谊相关联的掩护性身份——信谊制药公司董秘。

最有戏剧性的是，当年信谊的高层也与中共地下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新中国成立前夕，陈铭珊是信谊制药的总经理并代理负责整个公司的工作，他的妹妹陈瑾亚早在抗战初期就加入了新四军。后来他通过人和药厂的经理黄素封认识了吴克坚。但早在认识吴克坚之前，陈铭珊位于淮海中路上海新村19号的家，就已成为“党的地下工作者的庇护所”。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标准里弄房子是北向入口，南向楼层有阳台，地面层有花园和通里弄的花园前门。当年，经常有陌生人来陈铭珊家取物品，“前门进来像个瘪三，进屋穿上陈铭珊的西装从后门出去。”

从1930年出资使信谊制药成为全华资的民族制药企业，信谊制药董事长鲍国昌可谓厥功至伟。他的夫人杨玉青的弟弟杨恺当时就在信谊工作，上海沦陷前夕到延安陕北公学学习，1948年春加入新四军从事部队的战地服务团民运工作和宣传工作，参加过著名的涟水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杨恺、陈瑾亚利用与信谊上层的特殊亲情关系，与鲍国昌、陈铭珊联系捐助新四军、解放军的医疗药品，为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信谊的地下党员，包括吴克坚等人，时刻经受着生离死别的考验。当时正在上海第三红十字医院当护士陈瑾亚，是瞒着哥哥陈铭珊突然“失踪”的，几天后陈铭珊才从信中得知，妹妹已与一批同事去苏北参加抗日了。解放战争前夕，信谊制药公开身份的中共地下党员就有七八名，他们分属不同的支部，有的彼此并不知道对方的身份，却有一个共同的革命理想与目标。

由于信谊制药公司的特殊地位，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为加强控制，在信谊里面设立了两个国民党区分部，一个设在崇明路总厂，一个设在泰兴路玻璃厂。这样，中共地下党与国民党的斗争更加尖锐，在白色恐怖下的地下工作,也更加艰辛和危险。但是，为了共同的理想和抱负,他们早把生死置之度外。

信谊共产党人的地下斗争，是整个上海中共地下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与敌斗争的一个缩影。当信谊共产党人带领工人取得护厂运动的最后胜利，整个信谊制药得以完整回到人民手中之时，也是上海这座城市解放晨钟敲响之时，更是“上海人民按自己的意志建设人民的新上海”之际。（苏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