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凯雄：“诺奖魔咒”之于莫言

国际文坛素有所谓“诺奖魔咒”之说，而这个“魔咒”指的就是不少作家在获得“诺奖”之后都会陷入一段时间的停滞或者无法超越自己过往的困境。莫言自己也曾坦言“诺奖魔咒”的存在：“诺奖”确实影响巨大，包括会给获奖者带来不少的烦扰。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截至2016年，莫言在获得“诺奖”后的四年中先后应邀去了全世界至少34个不同的城市，参加过26次会议、18次讲座，至于题字、签名之类那就更是不计其数。在下虽没有对上述数据的准确性进行一一核实，但大体不谬恐也是基本事实。

莫言

因获得“诺奖”而一跃成为社会名流很正常。会议多、演讲多、题字签名多也自然都是作为社会名流理应承担的一些社会义务，这些恐亦不属所谓“魔咒”之所指，它主要施之于获奖者在获此殊荣后的创作：要么停滞甚至倒退，要么干脆“颗粒无收”。而从这个意义上看，莫言显然没有被这个“魔法”所击中。在暌别自己出版新作10年后，他终于出版了自己的中短篇小说集《晚熟的人》，一次性收入新创作的中短篇小说12部。此时距莫言获得“诺奖”虽过去了8年，但细看所收入的12部作品的具体写作时间，便不难看出在这8年中，莫言的创作其实一直都没有中断，只不过产量有所降低而已，特别是没有新的长篇小说面世。至于这些作品的质量，有继承、有创新；有我们熟悉的莫言，也有前所未见、令人耳目一新的莫言。

在《晚熟的人》中，以往那种打滑的文风不再明显，“溜冰”现象很难看到；题材虽依然取自故乡人事，但奇人异者少了，更多的是聚焦当下，艺术地呈现自己对社会新生问题的观察与思考；不再聚焦“英雄好汉王八蛋”，而是转向那些十分平凡而不起眼的芸芸众生；过往那种汪洋恣肆、梦幻传奇的东西少了，更多了些冷静直白与静观自嘲；12部作品中的11部都有一个“老莫言”之外的“新莫言”出现。此外还有对深刻性与可读性关系的处理，对叙述主体的“复调”式使用，以及明写实暗反讽的鲜明对比，等等。凡此种种不难看出，在获得“诺奖”8年后，莫言如果依旧不见新作，或是推出的首部新作依旧“一如既往”，那就不是“晚熟”而是“夹生”或“熟大了”，但现实却是他不仅没有停笔，而的确是更显“晚熟”。

其实，不仅是小说创作，获“诺奖”后的莫言之创作还有了新的拓展，仅就本人读过的《东瀛长歌行》《鲸海红叶歌》《黄河游》和《饺子歌》等几首长诗而言，确有几分惊异之感，相信读者日后读过一定会有另一番强烈感受：莫言竟然还有这手好功夫？当然，还不止于诗创作，在戏剧领域，不仅是他的名作《红高粱》2022年8月被江苏大剧院改编成《红高粱家族》而搬上了舞台；与此同时，浙江文艺出版社上海分社“可以文化”还推出了莫言的话剧剧作集《我们的荆轲》和影视剧剧作集《姑奶奶披红绸》。

潘凯雄

因此，面对所谓“诺奖魔咒”一说，即使这种现象的存在确有一定的依据，但更多只是限于文学创作这单一视角且也未必准确，因为文学评价从来就是见仁见智。“诺奖”后十年身为作家的莫言其作品数量虽不及获奖前那般喷涌，但从他个人十年的综合表现而言，应该可以说是心态更自信，比如《晚熟的人》中所出现的那种更为开阔的视野与更加娴熟的叙事以及从小说到诗歌、戏剧等领域的拓展；格局更宽广，比如从事社会公益福利事业以及进入大学拓宽文学教育业务；状态更松弛，比如涉足新媒体，和读者受众直接进行自由广泛的交流。而正是这三个“更”共同造就了一个更加成熟的莫言，戏称为“晚熟”亦无不可。

看来，“诺奖”这个“魔咒”之于莫言不仅没有显灵，相反在一定意义上倒是成了他的某种“福音”！当然，这种“福音”更多地恐怕还是从受众角度而言；就莫言本人来说，我想他或许更愿意回归那种安静自在的创作状态中去吧。（潘凯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