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艺评丨《满江红》：“悬疑”和“喜剧”是彼此成全，还是相互拆台？

在观众的想象中，影片《满江红》书写的应该是岳飞的悲壮人生，但影片的类型定位却是“悬疑”，这多少令人疑惑，像是将一个厚重大气的题材，强行往精巧绵密的方向发展。发行期间，《满江红》又做了一张背景全红的海报，中间聚拢了一堆演员，极像20世纪90年代香港贺岁片的风格，海报顶端的“悬疑管够”成为陪衬，“笑到最后”四个字则成为显赫的存在。也许，发行方觉得一个冷峻沉重的悬疑故事，在春节档容易水土不服，于是另辟蹊径，把喜剧演员沈腾和岳云鹏作为卖点，为春节档的喜庆气氛添砖加瓦。这时，观众会下意识地预感不妙，因为2009年的《三枪拍案惊奇》，就是一部古装悬疑喜剧，观影体验可谓一言难尽。

其实，悬疑和喜剧并不矛盾，影史上也不乏成功之作，如《调音师》（印度）、《扬名立万》、《利刃出鞘》等。但是，“悬疑”和“喜剧”的气质毕竟相差太远，创作者若功力不够就会因风格混搭而使影片显得不伦不类。毕竟，“悬疑”追求严谨、惊险，“喜剧”则容易消解崇高与庄严，甚至通过夸张、误会、插科打诨等手法，将正常现实进行诙谐处理，将紧张的戏剧情境进行漫画化的消解。除非，影片的喜剧有苦涩、讽刺，甚至悲剧的底色，或者悬疑的情节本身就有游戏化的特点。

《满江红》中的几位义士，虽出身卑微，却能够为了家国情怀和民族大义，前仆后继地慷慨赴死，颇有“已诺必诚，不爱其躯”的侠客风范，这决定了影片的情感基调应该是悲壮而豪迈的，“喜剧”的介入多少有些不合时宜。幸好，影片中的喜剧风格只是佐料，主要由岳云鹏饰演的武义淳和沈腾饰演的张大来完成，其余人物大都是肃严端直的，大的故事框架并没有因喜剧演员的加入而发生严重变形。

《满江红》的核心情节虽是惩处奸侫，但最高任务却是逼迫秦桧在众人面前背诵岳飞的《满江红》。这种情节设定比较生硬，要让一众“草民”放弃手刃恶人的快意恩仇，选择让奸臣遗臭万年，使忠良的情怀与志向流芳百世，不是不可以，而是要提供合理可信的逻辑，并展现人物的思想进阶过程。至少，张大和瑶琴在影片中只要有机会，都是欲置秦桧于死地，观众也一度认为刺杀秦桧就是终极目标。此外，因为人物这个有些突兀且过于超拔的目标，还导致影片中出现了大量情节漏洞。例如，张大和孙均在牢房里面对秦桧时，已经可以控制局面，但孙均居然和秦桧演了一出双簧。孙均单独接近秦桧的替身时，真秦桧就躲在房间里，居然没有呼救或者调动禁军来阻挠孙均的行动。

为了从秦桧口中得到岳飞的遗言，影片没有单刀直入地奔赴情节终点，而是进行了巧妙的辗转和迂回，先是将最高任务分解成一个外围任务（除掉秦桧身边的亲信和得力干将）和一个支线任务（拉拢孙均，并扶持孙均成为宰相府的总管）。支线任务又被拆分成两个步骤，第一步是通过多种策略，使孙均因不断犯错而一步步失信于秦桧，并对仁人志士的计划心生共情；第二步是为孙均的擢升扫清障碍，尤其通过张大的主动赴死，使孙均得到秦桧的信任并成功上位。

可见，《满江红》没有将一个戏剧冲突直接贯穿始终，而是通过延宕的方式，绕几个大弯之后，才让人物“曲径通幽”地得偿所愿。这相当于将人物的动机作了层层包裹又逐一展开，在情节的不断反转中编织密不透风的紧张感和压迫感，并通过情节高潮为观众完成情绪的释放。这种编剧方式，使一个理应是戏剧式结构的故事，变得曲折蜿蜒、歧路丛生但又柳暗花明，确实满足了“悬疑”的要求。但是，影片潜藏的一个风险是，要让人物将大量次要目标一一完成，难免就会出现力有不逮或者露出破绽之处，影响剧情整体性的严密。每当这时候，影片就会依靠“喜剧”来转移观众对于情节逻辑的深究，使观众在开怀大笑或者会心一笑中忽略情节的牵强之处。

影片将主要场景都安排在一个院子里，外景只有院子外的空地，时间基本上浓缩在一个时辰里，再加上尖锐的戏剧冲突，比较符合戏剧的“三一律”。因为这种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影片又涉及太多人物，导致许多人物的前史只能通过人物的语言来交代，感染力就会比较绵弱。例如，瑶琴等三位舞姬的背景，瑶琴与张大的关系，张大为何会从一个无赖混混变得坚忍刚毅，包括刘喜的背景等，都处理得比较潦草。

“三一律”还对场景的集中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在影片中就难以实现镜头呈现的丰富性。例如，人物要不断地从一个院落赶到另一个院落，从一个房间来到另一个房间，影片必须有相应的镜头表现人物的运动。影片在影像上的匠心，主要用在拍摄人物行走的方式上。我们看到了两种主要的镜头运动方式，一种是高空俯拍的运动长镜头，保持了一种平稳流畅的客观性，也能凸显人物身在局中的渺小和无力感；另一种是低机位的跟拍。在这些跟拍镜头中，大抵比较平稳，只有人物情绪最激烈时才会出现镜头的轻微晃动。为了体现跟拍的多样性，我们看到了背面角度跟拍、侧面跟拍、正面全景跟拍、正面中近景跟拍、正面仰角度跟拍等。这说明，影片有意识地突破“三一律”的限制，带领观众看到形态各异，更具动感的镜头运动。更为难得的是，影片中人物的每一次行走，除了带来空间上的变化，还伴随着情节的一个小高潮和人物命运的一次转折，甚至自然地引出各色人等，有一种用空间变幻来串连人物谱系的精妙之感。

《满江红》的情节若深究起来，确实有许多难以自圆其说之处，但它仍然给观众带来诸多惊喜。影片突破了戏剧式结构的固定套路，在一条主线上开辟出几条支线，为一个单一的戏剧冲突层层设疑，并在高潮迭出、峰回路转的情节流动中，贴合了观众起起落落的情绪走向。此外，影片一方面遵从舞台剧对于“三一律”的要求，又在镜头表现方式上体现出单纯与繁复的变奏，在光线和色彩方面呈现从暗冷到明亮温暖的变化过程，并在不同内景的描摹和内外景的转换中，制造视觉上的反差与对比，都是影片在艺术上的鲜明标识和独特成就。

受到大量关于岳飞的历史记载和演义传奇的浸染，观众一度以为，影片会从正面的角度，讴歌岳飞的爱国情怀，但是，影片却让一些不起眼的小人物，没有满足于通过刺杀奸臣为岳飞复仇，而是想让最能代表岳飞胸襟气度、人生理想的诗词代代流传，以表彰忠烈。这种情节构思的理念令人赞赏，使影片对于中国侠客精神的内涵，作了积极的拓展和境界的提升。影片对于“名节”与“生死”的思考，也折射其对于人生价值、人生目标的超越性理解。

当几千禁军集体复诵《满江红》时，影片到达情节和情感的高潮。观众沉浸在多重感动的“高峰体验”时刻，一方面为影片中那些仁人志士的壮怀激烈，同时也为岳飞的满腔赤诚，还因为岳飞这首词为中国文化注入的那种刚健豪迈、精忠报国的文化基因。（龚金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