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艺评｜向大江健三郎致敬时，我们在致敬什么？

当大江健三郎走完了他88岁的生涯时，我的胸中与其说是涌起了悲伤，倒不如说是升起了深深的敬意。倒并不是因为他曾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或其他诸多的奖项，而是因为他以自己作品和行为，表现出了对于日本、人类、世界甚至宇宙的孜孜不倦的思考和探索，表现出了一个当代知识人的良知和品格。他在作品中力图探讨的主题，其实与每一个地球人都息息相关，从这一意义说，大江健三郎是日本的，也是世界的。

毫无疑问，大江健三郎是一位出色的文学家，他在高中时就表现出了文学的才华，在东京大学读书期间，就以《死者的奢华》引起了文坛的瞩目，被列为“芥川奖”的候选作品，翌年即以《饲育》获得了纯文学领域中耀眼的“芥川奖”，32岁时发表的《万延元年的足球》成为有史以来最年少的谷崎润一郎文学奖的获奖者（这一纪录一直保持到现在），并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二位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迄今尚未出现第三位）。诺贝尔奖评委会给他的获奖理由是：“他以富有诗意的想象力，创造出了一个将现实与神话紧密凝结在一起的想象的世界，刻画出了一幅让人心绪不安的现代人的困境 (who with poetic force creates an imagined world, where life and myth condense to form a disconcerting picture of the human predicament today)。”

然而，与同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川端康成等人不同，大江健三郎不是一位所谓传统意义上的日本作家，他几乎极少阅读日本的古典文学，也没有沉湎于日本的近现代文学，他在东京大学读的是法国文学，他的导师是后来成了日本学士院会员（相当于中国的中科院院士）、著名法国文学研究家的渡边一夫。他年轻的时候，阅读更多的是富有思想内涵的法国及西方的文学，他的精神养分主要来自诸如加缪、萨特这样的20世纪西欧作家和批评。他在东大的毕业论文就是《论萨特小说中的形象》。在他的早期和中期作品中，可以清晰地察见20世纪西方文学的印迹，无论是思想还是文学的表现形式，甚至他的语言和句式，都有深刻的欧化的印痕。

他的作品，少有男欢女爱的情感纠葛，他对于明治后期以来的以个人的生活细节和内心琐碎的情感为表现内容的“私小说”流脉，几乎完全没有兴趣。相对而言，他更注重现代社会的问题和人类一般的精神困境。日本发动的对外战争，在他的童年岁月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也培育起了他坚定的反战立场，同时对战后日本的右翼潜流，表现出了敏感的警惕。他自己不仅投身于1960年代初期的反对日美安保的社会运动，还在他的小说《十七》中写出了鼓吹皇国的右翼力量对于一个怯弱少年的震慑和毒害，并因此受到了右翼分子的恐吓。

有人说，对患有智障的儿子的成长经历的感受，和在《广岛手记》中表现出的反战、反核的立场，是大江健三郎作品中的两大主题。这一说法有一定的概括性，不过还应该看到，对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和人类的未来命运的强烈关注，才是大江健三郎的作品中更为深刻而隽永的主题。到了中后期，人类灵魂的救赎也是他思考的重大命题。1990年到1991年，他连续发表长篇小说《治疗塔》和《治疗塔行星》，以虚构和写实交织的笔法，表达了对于艾滋病、新科技等在21世纪给人类带来的挑战和困惑。他的思想基本已经突破了民族、国家的狭隘框架，因而他会毫不犹豫地来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公开表示对他的祖国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反省和谴责，显示了一位正直的知识人的良知和睿智。他会立即与中国作家莫言成为志趣相投的同志，显出了他性格中率真和诚挚的一面。所有这一切，都让作为读者的我们，感到肃然起敬。

说大江健三郎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自然是不错的，但我更多的感觉是，他同时也是试图以文学作品这一媒介，来成为一位哲学的叙事家和自己所信奉的思想（人道、人文主义）的诠释者。因而，他的作品有时不免有些艰深，文字不免有些滞涩，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与一般读者（包括本国的读者）之间的疏离感，这也是毋庸讳言的。（徐静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