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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艺评丨《人生之路》:向当代观众重述中国经典故事

来源:新民晚报     作者:罗馨儿     编辑:沈毓烨     2023-04-12 14:47 | |


1982年,作家路遥发表在《收获》杂志第三期的的中篇小说《人生》引起轰动,作品中的爱情悲剧、命运浮沉和时代反思被全社会广泛热议,小说获1981—1982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4年,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影片由吴天明执导,周里京、吴玉芳主演,夺得了金鸡奖、百花奖的多个重要电影奖项,是中国影史上的经典之作。

2023年,脱胎于小说《人生》的电视剧《人生之路》在央视和网络平台播出,当年“人人都骂高加林,人人都是高加林”的“高加林现象”再次显现。观众依然对高加林人生的进退维谷、对他在巧珍和亚萍之间的情感归宿、对命运的公平与社会的公义等议题众说纷纭。一部诞生于改革开放初期的经典IP,依然能够引起当下观众的心灵共振。高加林的人生,是千万个人的缩影;高加林的心迹,是每个时代的奋斗者的写照。从四十年前的小说版本、电影版本,到四十年后的电视剧版本,不仅是对一代人的青春的缅怀和致敬,更是在不断变化的现实语境和艺术观念下,融通历史与当代,实现了一次对中国经典故事的新表述。

小说《人生》用细腻而凝练的笔触,截取了高加林青年时期的一段变动轨迹,按照“落、起、落”的结构,将他的内心世界和外部遭遇浑然一体地加以呈现,折射出社会变革时期的农村和城镇的深刻巨变,表达了个体渴望自我实现,探寻生命意义。路遥对笔下大小人物的描摹,既充满了感性温度,又不失理性眼光;他肯定了他们人品或性格中的积极之处,也不避讳暴露他们内心真实的私欲和盘算,因而能让观众真正进入人物的世界,产生认同,关切他们的命运动向。这种心理描写,正是文学难以改编之处,在电视剧中,需要具象化为人物的行动和事件的情节。《人生之路》对人物的改编,保留了原著中人物的精髓,抓住了他们最可贵的特质加以想象和发散,也进行了一些合乎当下审美和观念的调试。这首先体现在对灵魂人物高加林的塑造上。原著小说中多次形容他“心眼活,性子硬”,这也成为《人生之路》中高加林的形象总谱。陈晓饰演的高加林,总体上有着锐利的傲气,以及不服输的志气,符合高加林作为一个有追求的才子之形象。

剧集前半部分的高加林总是显得躁动不安,呈现出小说中那困顿而不安于现状的心理状态;后半部分经历多了人生的浮沉,显现出踏实、沉着的成长印记。原著小说中,高加林的一些尖刻、较劲、报复心、攀比心则被弱化了,总体上更加温和与正面。这一方面源于剧情设计,一方面也有赖于陈晓的表演处理。例如在高加林评价巧珍新造型“不土不洋”的表演段落,陈晓的表演呈现出一种有分寸感的率真,嘴上说着有些伤人的话,神态却不含恶意,仿佛出发点是很纯粹的,产生一种“对事不对人”的效果,也就消解这句话带给巧珍及观众的伤害。和他演对手戏的李沁就表示,对这些不好听的话,陈晓处理得自然轻松,但不妨碍内涵的表达。这种微妙的分寸感,守住了当代人表达和接受的“安全区”。李沁塑造的刘巧珍,最突出的质感在于“干净”,她的眼神总是纯净而不含杂念,神情执着且有力量感,身姿挺拔端正,饰演一个通透的实心肠女孩,具有说服力。

《人生之路》后半部分有巧珍闯荡上海、兴办公司的情节,提供了戏剧性,也带来了争议。实际上,原著小说中的巧珍就是令人出乎意料的,甚至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尤其是高加林与她分手时,巧珍像是早已深思熟虑过一般干脆地同意了,既没有高加林预计中的痴缠,也不像黄亚萍料想的那么浅薄。高加林落魄返乡后,巧珍也劝阻了要羞辱他来为自己出气的家人。也许巧珍在与高加林的恋爱中是一个失败者,但她依然是生活中的强者,原著形容巧珍是“金子一般”,对应的是这个人物的纯粹、坚毅和高尚。这种人格底色,为她后来的“逆袭”提供依据,给当下影视剧探索女性价值和女性力量提供了一个新的立面。对新增人物高双星的处理,也具有一定的立体感。高双星冒名顶替了高加林的大学生身份,但剧情没有单向度地将他处理成一个卑鄙的骗子,而是让他愈发渴望自我身份的确认,以及自我人格的确认。因为一念之差走上歧路,其后所有的自救和弥补,似乎都让他在错误的道路上渐行渐远,这种处境蕴含了深刻的人生况味和警世意味。

此外,剧中高加林到上海后的戏剧性际遇,高双星与陈秀礼的婚姻,弱化“走后门”突出个人奋斗,对黄亚萍父母关系的改编等部位,都体现出一种贴近当代人趣味的策略,让没有经历过八十年代社会转型的年轻观众理解人物的处境和心态。《人生之路》正是沿着一条通往当下大众心灵的通道前进,借着四十年前青年人的命运沉浮,破解新时代青年人的精神密码。

在生活哲学的层面,《人生之路》也体现出了有别于原著小说的时代感,二者分属于不同经济基础上的文化想象。在原著小说中,城与乡截然对立,原乡令高加林愁苦困顿、压抑自毁,县城和都市则令他热血沸腾、奋勇献身——他在同巧珍、亚萍恋爱时都不曾这般狂热。对于一心向往城市生活和身份的高加林来说,父辈的观念认知,顽固而不可撼动,他立志要远离。《人生之路》中,原乡则挥之不去,作为一种人物的本色和精神的化身,直抵人物的身份认同和情感皈依等深层命题。

剧中,高家村以一种秀美、壮丽的世外桃源式的高原地貌呈现,郁郁葱葱的青山和波澜曲折的黄河,再现了原著小说中对土地的依恋和赞美之情。如果说在小说中,乡土是一种退路,以广阔、丰饶的胸怀容纳了伤感归来的儿女;那么在电视剧中,乡土则是一种终极,是人物汲取营养的来源,也是人物宿命的密码。

陈晓在谈到对高加林的理解时,认为高加林年少时并不认同自己是这片土地的人,但历经沧桑后回望,才发觉他本就属于那片土地。高双星假冒身份上大学后,数年不曾回家,婚宴都不敢来办,当他跪在故乡的土地上真心忏悔、勇敢面对之际,才迎来了真正的重生。人和乡土的空间关系,与时代的线性发展形成互文。电影学者杨远婴曾指出,农村题材作品中有关农民和农村的叙事,往往蕴含着中国社会最本质的东西,这种本质就是中国的问题主要是农民的问题,中国社会的转变有待于农民的转变。当镜头中的乡土风貌,呈现出一种疗愈、救赎、新生的意味——例如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电影《一点就到家》,以及大量田园生活自媒体短视频——不仅意味着城乡关系和生活理念的变迁,更体现了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深层调整。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和乡村振兴战略,改变了农耕价值与城市伦理观的对立形态,也改变了当代年轻人对自我发展的规划,对自我价值的认定。

从小说《人生》到电视剧《人生之路》,将一个人人熟知的经典故事,放置在了当代的经纬度中,体现出时代的文化命题和精神结构的发展。

《人生之路》中艺术表现与历史表达的结合形态,为重述中国经典故事提供了新的尝试。(罗馨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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