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2024：上海故事 | 8位亲历者：人民的军队有铁的纪律

　　华东军区文工团文艺兵吕其明：背着小提琴，走进大上海

　　吕其明

　　194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交响乐作曲家，电影音乐作曲家。先后为《铁道游击队》《焦裕禄》《雷雨》等200多部（集）影视剧作曲，创作《红旗颂》《使命》等10余部大中型交响乐作品、300多首歌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等歌曲广为传唱。

　　2021年6月29日，被中共中央授予“七一勋章”。

　　2024年，对94岁的吕其明而言，是个意义非凡的年份。

　　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挺进上海，19岁的吕其明是其中一员。

吕其明 受访者供图

　　从战争的炮火中走来

　　10岁随父从军、15岁入党，父亲和战友的牺牲，曾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也在他内心树起一座座丰碑，誓要用音乐歌颂党和人民，这也是他毕生的创作信念。他从战争的炮火中走来，参加过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一直到解放上海。

　　“那时，我是华东军区文工团一名拉小提琴的文艺兵，对‘大上海’充满了好奇和敬畏。”吕其明回忆道，“我们在丹阳集合整训，为顺利接管上海做好准备。出发前，陈老总多次作出指示，入城必须守纪律。”

　　解放上海充满艰巨性，不能破坏城市建筑，也就意味着不能开炮，这给战斗带来了巨大困难。逾7000名勇敢的战士为解放上海，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最终让城市重返人民的怀抱。

　　5月26日是吕其明的生日，那夜，他与其他文艺兵一道，在上海老北站候车大厅的木条长凳上睡了一宿，小心翼翼地护着身边的小提琴。

　　第二天，大部队走在上海的大马路上。“我至今都记得，那天，大家穿着军装，别的战士们背的是枪，我们背的是小提琴，围观的上海市民用好奇的眼神打量我们。”队伍从老北站向市中心出发，这也是吕其明此后在上海扎根的开始。

　　“75年，上海从当年的战火中重生，到今天成为一座熠熠生辉的国际化大都市，很幸运我能成为这一奇迹的见证者。”吕其明说，“是黄浦江的水滋养了我，我的内心充满着对党、对上海人民的无限感激。”

　　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旋律

　　新中国成立后，吕其明脱下军装，转业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在管弦乐队担任小提琴演奏员。“离开了部队，我一度很惶恐，不确定自己到底能干什么？”后来他开始尝试作曲，不仅找来大量中外音乐作品研究，还拜师学艺。

　　在上海两年后，1951年吕其明被调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新闻纪录片组任专业作曲，正式开始了电影音乐创作。那段时期，每到劳动节和国庆节，他都会去天安门广场，目睹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游行的人流高呼口号，迈步前行，每一次都激动到热泪盈眶，红旗飘扬的印象一直牢牢地根植在他的脑海中。

　　1955年，吕其明被调回上海电影制片厂，担任电影作曲，他也迎来了自己人生中的创作巅峰期。26岁写下《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32岁与人合作《谁不说俺家乡好》，在上海解放16年后的1965年，吕其明写下了著名的管弦乐作品《红旗颂》，并首演于第六届“上海之春”开幕式。

　　经典的旋律描绘了新中国红旗流动、飘扬的恢宏场景，《红旗颂》不仅是对新中国的赞颂，也是对历史的缅怀与致敬。“作品中的每一个音符象征着人民从黑暗走向光明的每一步。”吕其明说。这支曲子震撼人心、广为流传，60年后的今天，《红旗颂》依然被年轻人称为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旋律。

　　为人民多留下一点作品

　　60岁创作电影歌曲《焦裕禄》，80岁创作交响作品《使命》，89岁为《红旗颂》最终定稿，90岁完成《白求恩在晋察冀随想曲》，91岁获得“七一勋章”……今年94岁的吕其明依然埋头于创作。

　　最近他正在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上海解放75周年上海爱乐乐团推出的“红色情怀”文艺党课音乐会作准备。这场音乐会曲目编排独具匠心，吕其明亲自改编的钢琴与乐队演绎版《红旗颂》，并由著名钢琴家孔祥东担纲独奏。

　　下半年，《红旗颂》将录制黑胶唱片，收录8个全新演绎的版本。“《红旗颂》是人民的财产，隽永的旋律将以新的形式传承，作为新中国成立75周年的一份献礼。”吕其明说，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多抓紧时间再为国家、为人民留下一点作品。

　　吕其明，这位有着近80年党龄的老党员，用他璀璨的音乐人生歌颂祖国、歌颂党、歌颂人民，履行对党的庄严承诺和忠诚誓言。

　　解放战争时期地下交通员李仁杰：人民的军队，有铁的纪律

　　李仁杰

　　1946年10月，李仁杰在南洋模范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14岁。他发起过学生运动，去过苏北解放区，担任过地下交通员。

　　解放后先后担任过共青团长宁区委书记、上海市委办公厅二室巡视员、长宁区区长、长宁区委书记、长宁区政协主席等职。

李仁杰 受访者供图

　　一碗阳春面

　　1940年，为逃避战乱，年仅8岁的李仁杰跟随家人从无锡来到上海。山河破碎的伤痛，颠沛流离的生活，使青少年时代的李仁杰，就开始关注起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开始参加学生运动，思想日渐成熟，形成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坚定信念。

　　1946年10月，李仁杰在南洋模范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14岁。1948年2月，李仁杰担任南洋模范中学党支部委员，并被选为全校学生自治会主席。

　　由于参加地下党活动，李仁杰遭到学校多次警告，最后被父亲锁在家里二楼的小间，脚上还有铁链。他那时只有一个信念：“我要革命，我要逃出去！”他用锉刀把铁链一点点锯断，并用铁丝绑上，需要时即可解开逃脱。6月的一天傍晚，他说服母亲让其到楼下吃晚饭，趁母亲在后厨，他翻过铁门离开了家。再次回家，已经是上海解放后的事了。

　　离家后，李仁杰在同学家住了一段时间。因为没什么钱，只能吃阳春面。李仁杰至今清楚地记得吃面的样子：“去面摊吃面时会先喝汤，然后让老板再给我加一些汤，接下来再吃面。”虽然生活艰苦，但李仁杰心中对未来充满希望。

　　之后的岁月里，他在组织的安排下奔赴苏北解放区，开始了扬州旅店遇险、三过运河封锁线、炮火中转移人员等具有传奇色彩的地下交通员的革命生涯。

　　两斤薄被子

　　1949年5月1日，李仁杰随部队渡江赴丹阳，学习城市政策。为了准备解放上海，党中央要求凡是从上海到解放区的地下党，一律回去接管上海，加上由解放区抽调的干部，组成“南下干部纵队”。

　　“我们是南下干部第2纵队独立支队第5大队。大家学习了城市政策和入城纪律，认识到接收好、管理好、建设好上海这样一座城市意义十分重大。”李仁杰说，当时对他们教育很深的是一次陈毅同志的报告。他针对极少数人进丹阳城时军风纪不整齐的情况作了严肃的批评，指出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一定要有铁的纪律。当时还专门成立了军风纪检查队。

　　5月25日半夜，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传来：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上海从西郊攻入市区！26日，李仁杰随部队从丹阳乘火车到南翔，由地下党的同志组织了车辆来接站。27日清晨，他们来到上海交通大学，住在新文治堂。当时这个礼堂还没建成，桌椅等都没有，只能睡在水泥地上。

　　李仁杰记得，那时天气还有点凉，盖的被子都是自己用小背包背着。被子只有两斤重，又薄又小。只能用麻绳把一头绑起来，人再钻进去，再用棉袄盖在肩上，才能睡觉。一件棉袄穿两季，夏天会把棉花抽走，冬天再放进去。

　　关心下一代

　　上海解放后，李仁杰继续保持本色，服从组织安排，先后在共青团长宁区委、市委办公厅、中共长宁区委、区政协等多个单位为党和国家服务奉献，直到离休。

　　在李仁杰家客厅电视机旁的一个柜子里，摆放着许多他获得的证书、奖章、奖杯等。他最看重的是一座由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于2016年12月颁发的“全国关心下一代‘最美五老’”的水晶奖杯。

　　离休后的李仁杰积极投身关心下一代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天，在长宁少管所，包括李仁杰在内的长宁区关工委五老志愿者们，为结对的小雨（化名）送上了生日蛋糕。面对人生的第一次生日，这个18岁的男孩声泪俱下。小雨是一名少教犯，失望透顶的家人早就和他断绝了往来。在此期间，李仁杰和其他老同志成了他的亲人、朋友。

　　也正是在少管所，李仁杰为少教犯们进行了一次主题报告会。那一天，几百名少年犯安静地听完了全程，眼中流露出的希望让李仁杰至今难忘。

　　而这项为拯救失足青年的“护花行动”发起人，便是李仁杰。李仁杰常说，为了红旗飘万代，就要关心下一代。离退休干部要发挥自己历史见证者的特殊身份，把关心重视青少年工作放在突出的位置，把关心爱护青少年看作是夯实祖国未来与民族希望的基础。

　　亲历月浦二一·七高地血战的解放军战士许金湘：拼死战上海，英雄多壮志

　　许金湘

　　1931年出生于山东陵县，13岁参加村“抗日青年救国会”，16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入伍后，先后任通讯员，卫生员，政治指导员，宣传干事，宣传股长，团政治处副主任、主任，松江县人武部政治委员、县委常委等。转地方工作后，先后担任松江县人民法院党组书记、松江县人大常务委员会副主任。

许金湘 曹博文 摄

　　历经生死考验

　　1946年，国民党撕毁国共两党签订的《停战协定》，6月，集中约50万兵力向晋鲁豫、晋察冀、晋绥等解放区大举进攻。面对国民党军队的疯狂进犯，许金湘的家乡山东陵县在“打老蒋保田保家”的口号下动员青壮年上前线。许金湘作为村“抗日青年救国会”的会长，带头报名参军。后来全村共有40人走上解放战争的战场。

　　经过约3个月的军事练兵和政治学习后，许金湘就参加了人生的第一场战役——南麻临朐战役，经历了一次生与死的考验，他和战友们一起浴血奋战。“当时，为了迷惑敌人，我们是今天向东明天向西，或者头一天向南第二天向北。许多时候都是在大雨泥泞中行军”，许金湘回忆。当时长途行军，也为后勤补给带来了困难，他至今仍记得，行军时常会饿到“两眼冒金星”，有时大家只能到田地里捡一些生南瓜吃。

　　强渡弥河时，正值山洪暴发，许金湘个头还小，眼看就要被凶猛洪水冲走。“生死关头，‘跟着共产党解放全中国去’的信念支撑着我和洪水搏斗，机枪排长董又宋一把抓住我，我也死死拽住骡子的尾巴不放，这才活了下来”，许金湘讲述道。之后由于浑身潮湿，加上长途行军蚊虫叮咬，许金湘患上严重的疟疾，但他坚持行军不掉队，直到1960年才治愈。

　　许金湘跟着部队从山东开始，一个战役一个战役地打，经历了周张战役、昌潍战役、龙章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淞沪战役等。他回忆，1948年9月16日至24日，在济南战役中，攻城时，敌人一发炮弹落在许金湘的身边，爆炸的冲击波造成他严重脑震荡，弹壳划破了他的额头。如此险境数不胜数。“每次战斗都是生死关头，但我们依旧勇敢地冲上去。”许金湘说。

　　不少战友牺牲

　　谈起并肩作战的战友，许金湘热泪盈眶，情绪激动万分。“许多同志和我一起从山东一路打到上海，一起吃不上、喝不上，风里雨里，冷天热天。马上上海就解放了，全中国就解放了，他们却牺牲了。”许金湘告诉记者，同村一起走上解放战争战场的同志有40人，战争结束只有4人幸存。许金湘至今能回忆起牺牲战友们的模样，叫得出他们的名字。虽然难过，但他们英勇的事迹，许金湘向后人讲了一遍又一遍。

　　1949年5月21日，在月浦二一·七高地进行的血战，是淞沪战役中的一场关键战斗。敌人一个营的兵力在四辆坦克、五架飞机的掩护下，猛烈冲击我军阵地，一时情势十分危急。许金湘至今清楚记得与敌人英勇拼杀的场景。2连9班班长孙学商，黑黑的山东人，曾在济南战役、淮海战役中负伤，在解放上海的战场上打死4名敌人，抱着冲锋枪牺牲了。一连副连长、高个子的河北男儿葛振东，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不顾危险，端着轻机枪跳出战壕猛扫敌人，子弹打光后又和敌人拼刺刀，一连拼死4个敌人，最终英勇战死。当天下雨地滑，泥泞万分，炸药包难以放在坦克上，2连战士赵福来就用身体压住炸药包，与敌人的坦克同归于尽，打扫战场时只找到他的一条腿。和许金湘同村、同时入伍的许谦头部中弹牺牲，许金湘看着他被从战场上抬下来……

　　“我是幸存下来的人，他们为上海的解放奉献了生命，我们要永远记得他们，不要忘记他们。”许金湘说。孙学商、葛振东、赵福来、许谦等烈士都长眠在宝山烈士墓。

　　讲述英烈事迹

　　对于战场上的经历，许金湘每次讲述时都饱含热泪。提笔记录，泪水常常掉落在稿纸上。这些老故事，许金湘讲述了一次又一次。27篇文章、书信和一些老照片，汇集成一本《战斗在华东战场上》。后来，许金湘常常走进党政机关、校园、社区，一遍遍讲述着英烈们的事迹。在学校，有时面对小朋友的淘气，他也耐心地讲述。他还常常将书籍赠送出去，只为后人能多记得他的那些战友们。

　　记者与许金湘交谈时发现，“发展新质生产力”等一些最新的发展理念词语，常常从他口中讲出来。原来，许金湘退休以后，每个月会参加支部的学习，风雨无阻。他还将在支部的学习成果汇编成册，认真程度让许多年轻同志都自叹不如。“永远听党话、永远跟党走，是我一辈子的坚持”，许金湘对记者说。

　　‍亲历解放上海外围战斗的华东野战军战士瞿若：枪声一响起，就奋不顾身

　　瞿若

　　1933年3月出生于江苏靖江县，中共党员。1949年参军，参加了渡江战役和解放上海战役。1951年随部队入朝，任防空连排级干部，在朝鲜立过两次三等功。

　　1993年离休后就读于上海市老干部大学，创作诗词300多首、散文80余篇。现为上海金秋文学社副社长、上海枫林诗词社常务顾问、《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会员。

　　今年91岁的瞿若至今依然记得，75年前刚满16岁的他随着家乡青年参军的洪流，奔赴盐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时的场景。就在这一年，他随大军渡过长江，先后参加了解放南京与上海的战斗。在经历了枪林弹雨的洗礼后，瞿若所在的部队打赢了解放宝山月浦和大场的战斗。

瞿若 李一能 摄

　　进攻月浦

　　入伍后不久，瞿若就参加了著名的渡江战役，跟着部队从八圩过长江。沿途公路两边战火肆虐，燃烧的树木和倒塌的屋脊触目皆是。他跟随部队急行军到达江边，登上木船并在船身两侧绑上大树作掩护，顺利渡江。1949年4月24日，当胜利的红旗插上南京伪总统府的门楼顶上时，他还记得现场大家的喜悦和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随着战争的进展，瞿若所在的华东野战军29军85师按照总部首长的命令，直突上海外围，开始了解放上海的战斗。

　　“党中央、毛主席指示，打上海尽量在外围歼灭敌人，尽量避免在市区打。”瞿若告诉记者，因此他所在的部队当时接到命令是负责攻占月浦镇，打开宝山、吴淞地区的西大门，夺取吴淞口。这样和浦东方向进击高桥的部队形成两个拳头，钳住敌乘舰船出逃的咽喉。1949年5月13日凌晨2时，瞿若所在部队进抵月浦西侧时，发现情况比预想中要复杂许多。

　　逐堡夺取

　　原本以为月浦无坚固防御，只有少量木质工事。进入后才发现月浦镇附近全是“乱坟场”。纵深达500米左右，不见人烟，房屋仅有屋顶，树木倒在河里，“乱坟场”中长满枯草。我军以最快的步伐顺利穿过“乱坟场”，一举占领了月浦镇西街三座民房，不料“撞上”来主阵地换防的敌军。

　　因为天黑看不清，敌军官还以为是“自己人”，连忙客套了一番。被我军连长抽了一个巴掌：“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敌人不明真相惊慌后撤，及至天明才清醒过来，战斗骤然紧张激烈起来，像炸开的油锅，各种火器一齐射来。

　　这时，瞿若所在的部队腹背受敌，母堡集群四周障碍重重，散堡之间火网密集。此外，令瞿若印象深刻的是战场上地雷之多，有压发雷、伴发雷、触发雷等等。

　　我军随即调整了战术，在进行周密侦察后，有重点地采取了多点突击、逐堡夺取、逐步推进的攻击手段，到13日，胜利结束战斗。“这时我们驻扎在太湖地区各战区的同志们听了都很高兴，预感到上海快解放了。”

　　坚守高地

　　战斗很快推进到月浦镇东南角的2532高地。在不到4000平方米的高地上，敌人设有一个营的兵力，并建有20座钢筋水泥碉堡，子母堡相连。周围布满了鹿砦、铁丝网、地雷、钉子等。

　　5月23日下午6时，总攻打响了。我军炮兵打完6个排炮后，在密集火力掩护下，各个战斗小组利用敌堡死角，向高地敌堡猛冲，把主堡炸开一个大洞。这时高地南边一个母堡尚未解决，敌军还在顽抗，当我军把这一母堡炸掉后，敌人才举着双手投降。

　　瞿若告诉记者，坚守高地的任务要比攻克艰巨得多。占领阵地后，战士们抓紧修复工事，增挖防炮洞、交通壕，并架置好重机枪，随时准备打退敌军反扑。果然不出所料，24日拂晓，敌人以要塞炮、舰炮和野战炮对阵地实施炮击。敌军在坦克掩护下，分成数路大规模逼近。屡次被我军打下去了，紧接着又冲了上来。我部队在手榴弹、小包炸药全部打光的危急关头，战士们拿起洋锹死战，终于将敌人打下去。

　　缴获敌舰

　　之后，85师全线直插宝山战斗打响，5月25日首先占领王家浜敌炮兵阵地，缴获大炮30余门，接着通过机场，直取宝山县城。26日凌晨4时许，攻占了宝山县城，俘敌2000余人，后神速进抵吴淞口，缴获一艘满载敌军的登陆舰和大批武器弹药。

　　与此同时，5月24日晚，解放军攻入市区。25日，占领了苏州河以南地区。5月27日，上海市区宣告全部解放。在持续激战中，战士们实在困极了，就在交通壕内打个盹。频繁的战斗中伙食跟不上，有时只能啃几块硬邦邦的大饼充饥。“但只要枪声一响起，我们就奋不顾身、斗志高昂，为了胜利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真是生也光荣、死也壮烈！”

　　上海电力中共地下党组织中年轻党员石金根：防敌人破坏，成功保电厂

　　石金根

　　1929年2月生，上海人。上海市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原上海市电力工业局沪北供电所副所长。194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当时上海电力中共地下党组织中比较年轻的党员。1950年，荣获“首届上海市劳动模范”称号。

　　上海，是金融中心，更是国际大都会……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刻，华灯璀璨、万家灯火。

　　杨树浦路2800号，是杨树浦发电厂的旧址。电厂始建于1911年，解放上海战役打响时，这里是远东第一大电厂，占全国发电量的10.7%，供应上海约80%的电力。

　　然而，在75年前，这座重要的发电厂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当时有谣言传出：国民党策划了“焦土政策”，准备在撤出上海时彻底摧毁杨树浦发电厂。

石金根 受访者供图

　　绘制图纸

　　“敌人想让我们陷入黑暗，我们要让上海永放光明！”石金根18岁就参加革命，解放前是上海电力公司馈电处地下党员。追忆往昔，这位95岁的老人坐在轮椅上，难掩心潮澎湃。他告诉记者，解放和接管上海的过程中，水电、交通等公用事业关乎着城市能否正常运转，民心能否安定。为了完整接收这座电厂，准备工作早已开始。

　　1949年元旦，上海电力公司的不少职工收到了地下党组织发来的一封贺年信，信上宣传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号召团结起来，保护工厂，迎接解放。制定护厂方案，需要可靠的图纸。石金根记得，经历了思想上的秘密动员后，当时的上电党总支交给技术支部一个重任：绘制详细可靠的电厂分布图纸。技术支部在中华书局公开出售的美军航空测量绘制的上海市全图上加标了上海市各主要变电站和主要电缆的走向，上级党组织就是根据这张地图制定了全市变电站的保卫措施。

　　“我们暗中把每一个变电站的地址、每一条线路的走向都在地图上仔细标注。围绕需要重点防守的要害地点、要害设备，设计纠察岗位和巡回路线，规定车间入口哪些封闭，哪些通行。每天根据地图对重点设备开展反复巡察，防止敌人疯狂破坏。如果发生情况，马上向总处报告。”石金根回忆道。

　　与电结缘

　　1949年5月23日，解放上海战役进入总攻阶段。国民党守军一个120多人的连队进驻电厂，在高温高压的锅炉房顶上架设机枪，企图占据制高点，用火力封锁黄浦江。据石金根回忆，当时杨树浦发电厂的地下党员李志耕出面以护工纠察队大队长的身份同他们进行交涉，把机关枪炮撤了下来，工厂得以保全。

　　解放军主力部队进城第二天，上海市民打开家门，发现马路边多了席地而眠的战士，自家生活并无影响。电没有停，水没有断，电讯畅通，绝大部分的工厂设备都没有被破坏，市内交通和铁路运输也基本恢复，解放军把大上海完整地交回人民手中。

　　石金根出生于1929年2月。小时候他家里很穷，用的都是煤油灯，还得省着用，根本不知道有电的存在。16岁那年，石金根第一次在租界里看到电灯，感到非常神奇。“又亮又好看，当时我就盯着看了好长时间。心想这么好的东西，应该属于每个中国人。”

　　心里埋下一颗种子，石金根后来成为一名电力工人，与电结下一生的缘分。1947年10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保卫上海

　　上海解放后，石金根回到上海电力公司馈电处工会负责纠察队工作。“当时还有敌特活动，社会情况比较复杂。我在完成纠察队组建工作的同时，日以继夜常驻工会，带领队员参加值勤护厂及各变配电站夜间巡视，以防坏人搞破坏。”

　　石金根告诉记者，1950年2月6日下午1时，17架美式巨型轰炸机从台湾飞来，敌机的轰炸目标很明确，就是上海的重要设施。在这次大轰炸中，杨浦发电厂有28位工人被炸死，30位工人被炸伤。其中两架B-29型轰炸机在厂区周围投下了15枚炸弹，有9枚炸在发电厂的设施上。当时厂内锅炉破裂，热水四溢，残骸遍布，输煤设备全部被炸毁，有13台锅炉和6台汽轮机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其中1台主发电机严重受损，市区大部分地区的供电受到影响。

　　石金根遵照上级指示，带领馈电处的大部分纠察队员冒着危险迅速前往电厂负责纠察保卫工作。翌日，轰炸警报没有解除，在危险可能随时发生的情况下，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到现场视察慰问。他喊道：“争取48小时恢复部分送电，行不行？”大家异口同声道，“行！保卫光明，保卫生产！”据石金根回忆，42小时后，第一台机组恢复发电。

　　如今，杨树浦发电厂作为一个电厂早已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作为“工业锈带”到“生活秀带”的一分子而焕发新生。“如今，上海发展越来越好，东方明珠越来越闪耀，我感到很开心、很骄傲。”石金根说。

　　解放战争时期上海新药业地下党员虞颂元：尽自己所能，散发光与热

　　虞颂元

　　1946年，23岁，加入新药业地下党支部，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虽没有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但他不怕困难、不怕辛劳、不怕牺牲，在青年中起到带头作用，适时传播进步革命思想，尽自己所能，散发光与热。

　　70余载时光倏忽而过，已是年逾百岁的上药集团总部离休干部。老当益壮，仍用责任与担当践行誓言、履行使命，积极参与党内各类主题教育活动，为实现中国梦贡献力量。

虞颂元 受访者供图

　　药厂谋生药校进修

　　虞颂元来自浙江宁波观海卫镇，出生于教育世家。5岁时父亲去世，家中生活艰辛。为了生计，他来到上海读书，借住在亲戚家。高中毕业后，顺利考入震旦大学化工系。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租界。家中经济困难，虞颂元只能停学，来到中国生物化学制药厂制造部谋生。“制造部除了化学师，就是练习生，相当于最底层的工人，做的是化学合成，每天和玻璃瓶子、有毒易燃化学品打交道。”

　　虞颂元回忆，当时厂方管理严格，男女工人之间不允许交谈，每月发的工资也只够买两三斗大米，这让他生活困顿，精神上也受到压抑。“那时候，我从学校来到生化药厂，没有太多社会经验，又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心情苦闷，时常感到前途迷茫，又不愿一直如此。但是出路在哪呢？我想，多学点知识和谋生的本领才是硬道理。”

　　于是，1944年2月，虞颂元考入私立药学补习学校二年级，成为一名插班生，晚上7时到9时上课，一周6天。同班同学都是药厂、药房中工作的青年，和他有着相似的命运与遭遇，不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或是入党积极分子。晚上放学后，虞颂元总是和他们结伴回家，“那是我们交流思想的绝佳时刻，无论是生活的困难、低微的工资，或是工作的苦闷、个人的前途，都让我得到了启发。只要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存在一天，我们的生活是不会好的。”

　　短短5个月左右的学习生活，不仅充实了虞颂元的药学知识，更成为了他迈向革命道路的第一步。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虞颂元从药学补习学校毕业后，经同学介绍参加“药剂生联谊会”办的图书馆值班工作，改变命运的齿轮就此开始转动。

　　在中共地下党的引导下，虞颂元用业余时间大量阅读了图书馆里的进步书籍，如《西行漫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大众哲学》《社会科学二十讲》等，加深了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点亮了理想信念之光。

　　久而久之，虞颂元入党的心愈发热切。1946年1月18日，他在地下党员赵天佑的帮助和联络下，正式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新药业约40名地下党员中的一员。“党组织之于当时的我，不仅是光荣与梦想，更像‘他乡遇故知’。”

　　此后，虞颂元积极参与上海新药业地下党组织活动。他努力学习，勤奋工作，加入“药剂生联谊会”，扩大团结面；参与文体娱乐活动，吸引青年到集体中来；组织图书馆活动，鼓励行业青年多汲取精神食粮；在广泛交友中发现进步青年，发展先进骨干。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新药业地下党从1938年有第一个党员，逐渐发展为上海解放时约有90名党员的地下党组织。

　　迎接解放见证历史

　　上海解放前夕，虞颂元密切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开展上海解放宣传活动。身为人民宣传队的一员，他在解放军进入市区苏州河沿岸仍在战斗时，就在南京路一带和其他队员共同传递党的声音、宣传党的政策，呼吁大家坚守岗位，共同迎接全上海解放。

　　虞颂元清楚地记得，5月25日早上6时许，在重庆南路与淮海路交错的弄堂口，他向外张望，站岗的哨兵竟是解放军，他意识到“上海解放了！”自此，工资收入稳定了，生活安稳而充实，翻天覆地的变化拉开了新时代的序幕。

　　往昔峥嵘岁月已成历史扉页。但每每忆起，虞颂元仍心潮翻涌，久久不能平静。如今，虽然年逾百岁，虞颂元依旧活跃在各类主题教育活动第一线，成为助推各项活动的“台柱子”。建党百年之际，他还倾心写就了《中共上海新药业地下党发展史和职工运动史》，系统梳理了上海医药行业投身民族解放，开展地下党活动的珍贵文史资料和历史照片，填补了上海医药行业地下组织斗争史研究方面的空白。

　　“虞老”是大家对他的尊称。80岁时，虞颂元学会了PS软件，为老同志制作各类演出的照片集锦，100岁时剪辑了红色巴士党课vlog视频日志，成为追逐新生事物的“弄潮儿”。百岁生日时，他还把青年朋友们请到家中，翻开珍藏70多年的上海解放前夕史料照片，让年轻一代在一个个真实的红色故事中接受党史教育。

　　“党员是种子，到哪里都能生根、开花。”虞颂元说。

　　嘉定区徐行镇和桥村村民张才昌：战士住进家，村民心定了

　　张才昌

　　嘉定区徐行镇和桥村村民，1940年出生。1980年任嘉定曹王电镀厂副厂长，1984年任嘉定曹王化工厂厂长。

　　在农村生活的他，亲历了上海解放，也见证了沪郊农村的发展变迁。

　　“上海解放时，解放军住过我家。”采访当天，张才昌老人胸前工整地佩戴着党员徽章，坐姿笔挺。多年前上海解放的场景，他仍历历在目。

　　张才昌带着记者来到他家的房子前，小院里有一口井，旁边还保留着解放时就有的两间小屋，那是1938年建造的。老人说，当时一间为厨房，另一间为小客堂，旁边还有三间大屋子，那是他的老宅。上海解放时，20多名解放军战士在这里住过，还有一名肖姓连长。

　　尘封的木门，斑驳的白墙，记录下岁月沧桑。随着他的讲述，过往的故事徐徐铺展。

张才昌 徐程 摄

　　门板与稻草

　　张才昌1940年出生。上海解放时，他还不到十岁。但解放军的光辉形象与优良作风，已经在懵懂稚子的心头，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张才昌说：“解放军来前，大家都很害怕打仗。国民党也曾到村里来抓壮丁，一部分年轻人逃往上海和外地了。”后来听村里老人家说，要解放了！笼罩在人们心头的恐怖阴霾渐渐散去，向往已久的和平与安定终于到来。

　　1949年5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向上海外围发起进攻，于5月13日凌晨解放嘉定县城。5月14日，解放军第26军解放了黄渡、南翔、马陆地区。

　　老人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阴雨天，有支部队来到村里驻扎。当时的解放军官兵穿着朴素，戴的头盔、帽子也式样不一，但精神饱满，只是浑身上下全湿透了，除了雨水，更多的是长途跋涉的汗水。

　　那年春季多雨，道路泥泞。村民们见状，主动请部队进屋，并打开稻草垛，拿出原本是供烧土灶用的稻草，供战士铺在地上，既能保暖又能防潮。“因为解放军来了，社会安定了，没有人偷，没有人抢。村民们自愿将木门板卸下，借给部队当床板用。”张才昌说，“那时已是春末，气温比较高。许多屋子都没了大门，连房门都没有了。但大家都不害怕，因为有解放军在。”

　　圆子与塌饼

　　“人挺好”，是年幼的张才昌对解放军的印象。有两件小事让他记忆犹新。

　　一是用水。那时村里没有自来水，解放军战士主动帮老百姓打水、挑水。

　　二是吃饭。春夏时分，村里有包圆子、做塌饼的传统习俗。于是，大家主动送上圆子、塌饼等点心，但战士们都摆摆手，亲切但坚定地拒绝了。“解放军只吃他们自己带来的干粮，也不要我们送的吃的。”

　　张才昌家的客堂间曾睡过20多名解放军战士。屋里虽然挤得满满当当，但他们纪律严明，没有一人跨越房间一步。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张才昌写道：“没有了门窗的遮拦，外面的风带着雨天的湿气直吹屋内，但疲惫的战士却很快进入了梦乡。”

　　短暂休整以后，部队奔赴新的战场。临走前，驻军部队的一名司务长带领一个班的战士，帮助清理归还所借用的门板稻草，无一差错。他们走的时候，村里的门板已经全部复原。“有借有还不坑人，来到村里不扰民，这就是子弟兵的优良作风。”张才昌说。

　　据史料记载，嘉定解放有力支援了解放上海的战役。当时上海正在激战，嘉定县成立支前委员会，调集民船数百条，征借粮食150多万公斤、柴草15万担，支援解放军南下。

　　“田岸”与新路

　　上海解放75年来，沪郊农村地区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和桥村住了一辈子的张才昌，就是亲历者与见证者。

　　他说，上世纪50年代的农村一片烂泥地，农村的路不叫路，大家都称之为“田岸”。“就是小来一眼眼（小得一点点），尺把宽、两面坍，小囡跑跑跌跟斗，大人走像摇山板，挑担更加难上难。”张才昌写过一段方言快板，生动地讲述了“田岸”的简陋。

　　张才昌一一细数农村路的变化：“田岸”在上世纪60年代变成1米宽的大路，但还是烂泥路。上世纪70年代，烂泥路更成了农用拖拉机的“拦路虎”，“一边轮胎路上跑，一边轮胎田里走，歪歪斜斜朝里开”。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城乡差距开始缩小，村里先后有了石子路、水泥路，马路修到家门口，村民也能买起小轿车了。进入新时代，村镇道路四通八达，沪崇高速从村里过，高铁还将设徐行站，张才昌大赞已是“路路通”。

　　农村的路，也是振兴之路，是时代变迁的生动缩影。

　　宝山区宝山十村的耄耋老人郭汉声：忆“借被还毯”赞今朝喜乐

　　郭汉声

　　出生于1944年，现居住在宝山十村，华东师范大学毕业，退休前在宝钢从事工程技术管理工作，后到一家合资公司担任厂长。

　　他对宝山文化、历史等有浓厚兴趣，平时还会发短视频，写作，记录自己的生活点滴。

　　在上海这座现代与历史交织的城市里，一砖一瓦都承载着故事，每一位老上海人的记忆都是这座城市变迁的生动注脚。宝山区宝山十村的这位耄耋老人郭汉声，每每到楼下的碉堡和历史纪念碑附近散步，都会回忆起往昔，跟大家讲述起过去的故事。

郭汉声 郭剑烽 摄

　　旧日生活 战火纷飞下藏坚韧

　　“那时的上海，是另一个世界。”郭老先生的话语缓慢而深沉，仿佛一瞬间拉开了时间的帷幕。

　　那时郭汉声还是个孩童，在他的记忆里，上海解放前的日子是灰色的，天空总是蒙着一层战争的阴霾。“1949年前，上海的物价飞涨，米面粮油都要凭票供应，普通百姓的生活极其艰难。”他说，每天清晨，街头巷尾总能看到排着长队的人们，只为换取一点点维持生计的粮食。

　　郭老先生回忆起，当时最让自己难忘的是夜晚响起的防空警报声。“每当警报响起，我们就得立刻躲进防空洞，外面炮火连天，我们在黑暗中紧紧相拥，战战兢兢。”

　　峥嵘岁月 一条有故事的毯子

　　虽然心里紧张，但当时大家对解放军有着必胜的信念和无条件的信任。郭老先生还给大家讲述了一段宝林六村流传的故事——

　　1949年5月14日，解放上海战役激烈进行时，龚品生一家被困于月浦战场。敌军炮火无情，一枚榴弹击中其兄长龚弟郎。绝望之际，门外出现了解放军的身影。解放军战士不仅救助了龚弟郎，控制住了家中火势，还在紧急情况下征用了龚家的旧被子，并承诺第二天归还。次日，解放军如约而至，用一条新军用毯子替换被血渍污染的旧被，坚持履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展现了铁的纪律与对百姓的尊重。此举深深触动了龚父，他主动帮助解放军熟悉地形。

　　此后，龚品生常以“借被还毯”之事，向邻里传颂解放军的高尚品德。这条承载历史的军毯，在龚家传承了多年，成为家族记忆的见证。龚品生逝世后，其女龚宝珍继续保存此毯，即便多次搬家也未曾舍弃。最终，在宝林六村社区的帮助下，这条有着72年历史的军毯被捐赠给了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成为了那段峥嵘岁月的宝贵物证。

　　转折时刻 解放的曙光到来

　　随着解放的曙光越来越近，形势也越来越紧张。郭老先生说，解放前一天，国民党军队以要据守为由占据了郭老先生的家，将他们一家赶出门。后来，国民党见形势不妙，很快撤退。

　　谈到上海解放的那一天，郭老先生的眼中闪烁着光芒。他说，解放军进城的时候，没有想象中的混乱，反而井然有序。“他们纪律严明，对老百姓非常和气，还帮着我们恢复秩序，发放粮食。那一刻，我感觉整个上海都松了一口气。”

　　解放后的上海，逐渐从战乱的阴影中走了出来，老百姓的生活有了实质性改善。“学校重新开放，我有机会继续学业。街面上，店铺一家接一家地重新开张，人们脸上的笑容多了起来。”郭老先生感慨道，那是一个希望重生的年代，每个人都满怀激情地投入到建设新上海的洪流中。

　　时代巨变 生活有了诗和远方

　　随着访谈的深入，郭老先生分享了更多关于上海如何一步步从废墟中站起来，发展成如今国际化大都市的故事。“后来的几十年里，上海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他感叹，从自行车王国到汽车遍地，从粮票布票到移动支付，上海的变化超乎想象。“我年轻时想都不敢想，自己会从一个普通的钢铁厂技术工人，成长为一厂之长。自己家里的房子换了3次，越住越宽敞。如今儿孙满堂，满满的幸福感。”他笑言，自己虽然已是耄耋之年，但仍然对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保持着好奇和热情，平时还喜欢在视频号上发布自己拍的小视频。

　　他指着已被列为宝山区文物保护点的碉堡告诉记者，这些碉堡是当时国民党军队“海陆空立体防御体系”的一部分，旨在抵御外侵和内部冲突中的军事攻击。如今这些作为历史遗迹，成了讲述过去故事的“活教材”。它们的存在鼓励着后人反思历史，珍惜眼前的和平生活。

　　新民晚报记者 解敏 屠瑜‍ 曹博文‍ 李一能 杨欢‍‍‍ 杨洁郭剑烽 见习记者 陈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