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抢”需进行十几小时高强度的劳动。
每当夏季来临,特别是进入酷热时段,我就会不由自主地开始焦虑:每天翻看手机里的天气预报,关心阳光、高温等信息,怕热几乎怕到了恐惧的程度。落下怕热这个“毛病”的根源,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在江西军垦农场参与的“双抢”。
1970年5月,我随上海知青下乡洪流来到江西九江永修——军垦农场八团十二连六排务农。老职工看我们只有十七八岁,什么活儿也不会干,对我们很照顾。田里劳动有老职工罩着,我们并不感觉劳动非常艰苦;但在知青连队,四五十个争强好胜、精力旺盛的小伙子编在一起,组成一个农耕排,能量和气势骤变。环境变了,情势也变了,我当然也得变——必须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争当先锋模范。于是,我每天第一个起床出操,最后一个熄灯睡觉;劳动时,脏活、重活抢着干,而且要比别人多干。为过劳动关,我真真实实吃了很多苦。
农业劳动的艰苦我还能承受,但盛夏“双抢”的炎热,却让我难以忍受,差一点败下阵来。双季稻的九江地区,7月下旬至8月上旬的“双抢”——“抢收早稻,抢种晚稻”,是事关全年粮食丰收的关键,而这个时候也正是最潮湿最闷热的。我们每日天蒙蒙亮起床去食堂吃早饭,放下碗筷立即去指定的稻田割稻,然后便是脱谷、犁地、耙田、拔秧苗、插秧……从天亮一直干到天黑;插秧日则起得更早,天不亮4时便起床去拔秧,然后插秧,直到干完。
“双抢”需进行十几小时高强度的劳动,只有中午吃饭时我们才能休息一二个小时,是一年中日劳动时间最长、强度最大的。一个“双抢”下来,人晒得乌漆墨黑,不仅脱了一层皮,还要掉去几斤肉……我所在的八团农场位于平原丘陵地区,“双抢”时阳光毒辣炙人,地表极端气温高达45摄氏度左右,人在农田干活,犹如蒸桑拿。炽烈的阳光照射到人的头顶、脸庞、腰背,火辣滚烫,脸上的汗不停地流出,擦都来不及擦。我是“四眼”(戴眼镜),又是蒸笼头,脸部汗腺发达,汗水特别多,劳动时满头大汗,汗水像无数个小虫在脸上抓爬,奇痒无比,极其难受。无论是割稻还是插秧,干活时人都要弯腰低头,像我这种脸上出汗多的人就苦了:汗水自然而然流到嘴唇、流进嘴巴,咸滋滋的,吐也吐不尽;流到眼里,辣得睁不开眼睛;滴落在眼镜镜片上,看出去一片模糊。闷热,让人喘不过气来;汗水,让人湿透全身衣服;口渴,喝完自带的水,就喝稻田旁水沟里的水。
“双抢”实在太热了,那种苦不堪言的热,由此引发的汗、累、苦……令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长时间在极端高温下超强度劳动,人已精疲力尽,停下休息是消除疲劳最好的办法。但我不肯,我必须咬紧牙关坚持下去,因为稍事停息,就会影响田间生产劳动进度,也会影响我吃苦耐劳的模范形象和带头作用。一个“双抢”,造成我对烈日、闷热和汗水的强烈抵触感和恐惧感,它成了笼罩在我心头抹不去的阴影。直到20年后在异国他乡遇到同样强烈阳光高温环境下的劳动,我仍会条件反射,出现相当的焦虑和不适。
1973年9月我离开农村回到城市,从此不再从事农业劳动。这看上去似乎很幸运,但不幸的是我带回了对热的恐惧:“双抢”的经历让我成了“病人”,患上了怕太阳、怕高温、怕炎热的毛病。我常想,如果我在农村再多几年锻炼,也许会养成吃苦耐劳又耐高温炎热的习惯;或者,如果那时我不去农村,也许我就没有对高温炎热的恐惧感。但如今回想起来,特别是体验过农业劳动的艰辛和盛夏“双抢”的苦与热,我对农村、对农民有了较多的认识和感情。农民兄弟真不容易,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珍惜他们的劳动成果。(赵海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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