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一个人 逛一座城 | 徜徉交大忆彭康

走在秋日微风中，蓝天、白云，燥热已然消散，树正褪去青翠，换上的是绿中带黄、黄中夹杂着红的五彩斑斓。从华山路转入上海交通大学，漫步秋色满溢的校园，追忆老校长彭康的点点滴滴。

1953年7月，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彭康到上海的交通大学任职，此后在交通大学及迁校后的西安交通大学执掌校务达14年之久。2018年出版的《彭康文集》共有80余万字，收录其著作、文稿共116部（篇），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文化艺术、社会工作、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党的建设等诸多领域。

致力培养英才

彭康1901年出生于江西萍乡，18岁赴日本留学，后考入京都大学主修哲学，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

1927年，彭康放弃了即将开始的学位论文答辩，毅然回到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此后，他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是“创造社”“左联”的主要成员之一，其间于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积极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翻译、撰写的作品多达20余部（篇），其中包括《新社会之哲学的基础》《费尔巴哈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等。

1930年4月，彭康被叛徒出卖，意外被捕入狱。在7年的牢狱生涯中，他组织难友学习革命理论，顽强抗争。出狱之后，他先后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华中局、华东局的重要领导职务。

彭康从早期担任上海群治大学和上海艺术大学哲学教授、浦江中学校长开始，就与教育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1953年，彭康出任交通大学校长。在教学中，他一直强调学生要“先打基础，再建高楼”，“只有在学得博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专”。

1954年，交大成立一年级办公室和二年级办公室，之后在此基础上合并创建基础课程部，加强一、二年级学生的基础理论课教学。长期在基础部工作的赵富鑫教授曾回忆过当时的情景：“每次我们向彭康汇报工作，他总是不仅从原则上予以指导，而且也常在具体工作上加以帮助……有一天晚上，我正在为学生答疑，彭康来到答疑室听我答疑。这对一个学校的负责人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与此同时，彭康非常重视提高教学质量，致力于培养英才。他曾经提出交大应多培养几个像钱学森那样的大科学家，“这就是最大的政治，也是对国家的最大贡献”。

带领交大西迁

 图说：交通大学  新民晚报记者 金 晶 摄

1956年，交通大学1400多名教工和近3000名青年学生响应西迁号召，从上海的黄浦江边一路西行赶赴西安的兴庆湖畔。

彭康亲自带队到西安踏勘校址，带头举家西迁，一大批知名教授也响应号召西行。据报道，钱学森的老师、被誉为“电机之父”的钟兆琳先生，当时他的夫人正卧病在床，他把家里的事情安顿好后，便随着西迁大军只身来到西安。钟兆琳吃食堂、住宿舍，亲手建起我国西部地区第一个电机实验室。热力工程先驱陈大燮放弃了上海的优越生活环境和在上海的房产，义无反顾偕夫人一起，首批赴西安参加建校工作。西安交通大学原党委书记潘季当年还是个年轻人，他听到迁校消息后没有一刻犹豫，立刻收拾行囊。他清楚地记得，西行的火车上挂着“向科学进军”的旗帜，师生们在车厢里唱起了《歌唱祖国》。

西安交大为纪念迁校45周年出版了《西迁回忆录》，其中关于彭康校长的记录很多。当时还是助教的陈人亨回忆，彭康对师生的伙食很挂心：“彭康校长举家西迁后，经常在教工食堂用餐……有时，他还要看看我们的饭菜，问问情况，查查食堂的服务质量。”

除了安排校内相关的搬迁工作，彭康还从上海动员了一批理发师、修鞋师傅一起西迁，在西安交大教工村形成了一个“上海新村”，使师生员工在西安能过上高质量的生活。据西安交大的葛元璋教授回忆：“交大刚刚迁到西安时，教工大多数住一、二村。每逢佳节倍思亲，为减轻思亲之苦，每年春节，彭康总要督促有关部门，举办各种贺岁活动，气氛十分活跃。大年夜，食堂也免费加餐，单身的教工三三五五，围坐一桌，喝酒行令，谈天说地，欢歌笑语，情深意切……彭康的身影遍及交大校园，他的音容笑貌也留在人们心间。”

新民晚报记者 沈琦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