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平：李劼人与《新民报》

今年是文学大师李劼人先生逝世60周年，说起他上个世纪前半叶与《新民报》的关系，很多人将他定位于一个写稿的作者，其实并不尽然，他还是《新民报》的纸张供应商。

《新民报》给嘉乐纸厂的购纸函，现存于乐山市档案馆

李劼人从法国留学回到成都后，出任《川报》发行人和总编辑，在办报过程中，他发现用来印报纸的纸张还是像过去那样的粗劣。其实，四川的制纸原料很丰富，只是还停留在手工造纸，由于方法原始，所以质量无法与洋纸匹敌，但洋纸价格过高，报馆承受不起，而整个四川又没有一家机器造纸厂来供应价廉物美的新闻纸。于是，有一天，李劼人在和朋友聊天时，突发奇想，说要喊出几位有力量的热心人来，开一个新式机器纸厂。说办就办，李劼人做东请客，邀来各方人士参加筹股聚会，办厂之事启动了起来。厂址的选择可是个大问题，机器造纸必备四大要素，草、碱、电、煤，缺一不可，但成都缺乏充分的条件，李劼人他们便将目光投向了数百里之外的乐山。1926年4月，嘉乐纸厂正式成立，厂名取自《诗经》中“嘉乐君子”之意，既有儒雅的书香味，也与乐山的古名嘉州相合。

话说抗战时期，那时的嘉乐纸厂已有很大的规模，购置了新设备，开出了第二家工厂，为了便于业务开展，还在成都镗钯街旁的崇德里设立了办事处。尽管物价飞涨，原材料成本攀升，而当局又不顾实际情况实行限价，导致纸厂经营窘困，但纸厂还是以最大的努力救济因抗战西迁到乐山的武汉大学的教授们。在李劼人的主持下，嘉乐纸厂在常务董事会议上设立了专门的“关于救助武汉大学教授案”，为贫病交加的教授支付医药费用。成都的办事处则成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的办公地，李劼人又是出钱又是出力，每次开会，他都被推为主席，发言时慷慨激昂。他还创立了“文化人协济委员会”，帮助流亡到大后方的文化人，为他们解决住宿和生活困难等问题。

1957年，李劼人同孙辈在菱窠家中（左为李诗华）

1941年6月，李劼人风尘仆仆来到重庆，组建嘉乐重庆分公司，为开拓重庆市场跨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那时的重庆已经成为全国的战时政治、文化中心，新闻业突飞猛进，众多有影响力的报纸纷纷进驻，其中就有《新民报》。一开始，《新民报》是从南京撤退的，办报人员和设备搭乘“协庆”轮前往重庆，虽然已在七星岗租了一栋楼作社址，但资金严重匮乏，可谓两手空空，寸步难行，后以轮转机和卷筒机作抵押，贷得一些资金，重庆版才于1938年1月15日与读者见面。起步困难，但机遇难得。政治文化中心的西迁使重庆的人口从20万迅速增至100多万，从而形成了巨大的读者市场，《新民报》也由此转入佳境，尤其到抗战胜利前后，发行量单只晚刊就达到四万份以上，1945年5月至9月间，重庆版、成都版出号外的收入以千万计，如此好的发行和收益确实是之前没有想到的。报业的发达自然对新闻纸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而李劼人正是敏锐地抓住了这个商机。

《新民报》为了提高印制质量，决定改用嘉乐纸。那时候，嘉乐纸在市场上已供不应求，刚刚生产出来就被候着的客户拉走，真正是门庭若市，电文、信函、来人纷沓而至，求纸者踏破门槛。在这种状况下，作为嘉乐纸厂董事长的李劼人，给予了《新民报》以特别的关照。《新民报》也很实在，不打欠条，还付款在先。1946年1月4日，“南京新民报社重庆分社”给嘉乐纸厂发去一封公函，谓曰购纸款已于昨日由报社提纸经手人员交付，因此复请嘉乐纸厂供纸。由龚静染所著《李劼人往事1925-1952》一书提供的信息，这封《新民报》给嘉乐纸厂的购纸函，原件现存于乐山市档案馆。

1947年5月9日，成都版《新民报》副刊“天府”开始连载李劼人创作的长篇小说《天魔舞》，直到次年3月18日，历时283天，读者反响热烈。这部描写抗战大后方芸芸众生相的小说，承继李劼人名著《死水微澜》的艺术风格，反映了时代背景下社会与人性的双重沉沦。有意思的是，李劼人将他在嘉乐纸厂工作中遇到的许多事情直接写入了小说中。（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