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艺评丨诺贝尔文学奖为何偏爱编剧——13年前在沪采访约恩·福瑟时就得知“他快要得诺贝尔文学奖了”

　　 昨晚传来挪威“新易卜生”约恩·福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首先想起13年前与他在上戏的见面。其次，想起2014年与莫言小说瑞典语翻译者陈安娜及其丈夫、创作过《诺贝尔文学奖传奇》的万之，以及曾被诺贝尔文学奖前主席埃斯普马克授予“瑞典学院银制奖章”的前辈、上海出版人邵敏一起聊过的“怎样才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结论，正如在上戏读书时就得到的教诲：诺贝尔文学奖偏爱编剧。

初见福瑟，是他第一次来中国上海

　　 2010年10月26日，他的处女作《有人将至》在上戏新空间上演，我提前几天去采访他。当时，他的头发还没有全白，膀大腰圆，脸红扑扑的，却时常露出害羞的表情。

图说：约恩·福瑟与《有人将至》首演导演、上戏教授何雁

　　 正如地广人稀的北欧，人与人之间的“安全距离”在3米以上，我们在上戏仲彝楼一楼的会议室里，分坐会议桌的两头，才可以开始聊天。他的作品，是由时任上戏副院长的孙惠柱教授，以及孙教授的硕士生——本科在上外的邹鲁路，一起首次介绍到中国来。邹鲁路是个高瘦的女生，长发披肩，现场做英语翻译。

　　 当时，还把福瑟的名字“约恩Jon”翻译成“约翰”，在挪威语里，“Jon”相当于英语里的“John”。他坐在会议室一头的时候，甚至不会把双手搁在桌面上，只是双手交叉，偶尔搓搓手。当时，孙惠柱教授就这样介绍他：“他被北欧文学界公认为当代最具有竞争力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新易卜生。”不过，与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的路子完全不同——《玩偶之家》里出走的娜拉，作为经典人物形象，探讨的是人乃至女人，与社会的关系。而福瑟的剧作，探讨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看戏，一旦听到“峡湾”这两个字，就知道一定是在上演福瑟的作品。夜晚，峡湾、激流、风暴，把窗户吹开，如风帆一般的窗帘，是其剧目中常有的意象。他的剧作有一种北欧人面对大自然时特有的深入骨髓的孤独。他的剧作也有一种高度的凝练，没有那么具体的人，只有男人、女人——乃至可以成为第三个角色的大自然里的神秘力量。

　　 福瑟只有在介绍他自己的作品时才不显得寡言：“《有人将至》的要素，是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和害怕。两人成了一对，就害怕第三者、害怕各种可能被拆开来的因素。”剧中，深爱女人的男人划着小舟前往他向往的峡湾；剧终，男人也没有返回家中……

　　 因为戏剧，他被介绍到中国上海。因为邀请方总是上海戏剧学院，所以他多次来上海都是因为戏剧。最初，他的作品在上戏上演，后来则时常在话剧中心上演。上海对于多元文化的接受程度，让他这样与大都市几乎绝缘的作者，也能在国际文化大都市里拥有观众。在大都市的剧场里看到的峡湾的孤独，可能比身处峡湾的孤独，更孤独。

母语，确实能让评委更理解作品

　　 陈安娜是一位金发碧眼的瑞典翻译家，把莫言、阎连科、苏童、余华等一大批中国作家的作品翻译成瑞典语。莫言在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流传在北欧的瑞典语版小说，都是陈安娜翻译的。诺贝尔文学奖的18位评委——均是瑞典文学院院士，母语自然是瑞典语，能通过陈安娜的译本，更好地理解中国小说文字里的乡土韵味、民间传说和另一片博大精深的精神土壤。我2014年遇到她和万之之际，她正在发愁如何把“我不是潘金莲”翻译成瑞典语。“潘金莲”，在瑞典语里没有可以直接对应的词。

　　 当评委面对的是非瑞典语、挪威语（这两者语言的差异就好比长三角地区的方言差异）等“母语”之际，他们就首选作家的母语版本和英语版本来对照着读。例如，候选人中如有没有被翻译成瑞典语的法国作家作品的话，那么瑞典评委就同时阅读法语和英语版。可想而知，当然是阅读母语更没有理解障碍。

　　 她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里学的中文，虽然是被“调剂”的，但是她乐在其中。后来，她遇到了中国丈夫万之——也是一位文人，撰写了《诺贝尔文学奖传奇》一书。他曾经在北京办刊物，与我的老师宫宝荣在中戏读研究生时住同一个宿舍。后来去法国留学的宫宝荣，再后来就成为上戏副院长，分管外国戏剧交流——退休后，接任他的就是孙惠柱教授。

　　 不过，让我能采访陈安娜与万之的，倒是我十几岁时就熟识的前辈、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编辑邵敏——他与中国作家圈有着深厚的友谊。我们四人在一起，就难免探讨——诺贝尔文学奖会给到怎样的作家？这三位都与诺贝尔文学奖走得很近的人表示：全球人性共通的幽微之处。“文学是人学”这句话没错，当一部作品挖掘出看似不可能但看完后令人信服的人性之际，它的评价就会更高。当坐在上海的剧场里能感受到挪威峡湾寒风凛冽的孤寂，就属于这种“全球人性共通的幽微之处。”这就是有一些所谓美国精英阶层的小说家只能在美国精英阶层里获得共鸣，却“自大”到觉得为何拿不到诺贝尔文学奖的内在原因。

编剧，是西方文学体系中难度最高的体裁

　　 在上戏读戏文系，亦即编剧专业的时候，老师就让我们给所有文学体裁按难易程度排序。最难的是剧本；第二难的是论文；最简单的是日记，比日记难一点点的，可以是小说，也可以是随笔。因为剧本，尤其是话剧剧本（剧本项下的难易程度，按降序是：话剧剧本、电视连续剧剧本、戏曲剧本、电影剧本）需要符合“三一律”——亦即，在同一地点的24小时内交代同一事件的前世今生，参考《雷雨》。而日记，尤其是自从有了“意识流小说”之后，都可以“脚踩西瓜皮”。唯有论文和剧本，不能“脚踩西瓜皮”——前者，必须字字干货有出处；后者，必须字字可信又有想象力。字字可信，是让观众或读者感觉“说中了我的心事”；有想象力，是指说心事的方式要有独创性。

图说：话剧《有人将至》剧照

　　 其秘诀，在于文本的结构能力。中国一些中年小说家以偶数章节交代线索一，以奇数章节交代线索二的“结构”，貌似独创。但是在西方，刚出道的小说家就在同一章节里，以倒序、插叙，形成悬念、推进故事情节了，如1991年出生的爱尔兰女作家2018年出版的小说《正常人》，2020年直接被BBC和HULU改编搬演成电视剧，风靡全球。

　　 这是根植于东西方审美差异，形成的认知差异——西方重文本结构，东方重美学意境，这也就是一般情况下，大部分人觉得文采卓然更重要，而其实叙事方式亦即结构也相当重要的原因。西方文学体系里，天下故事无非36种，都被莎士比亚说完了，所以说方式的故事更重要。编剧，都知道这一点。

　　 这也就是诺贝尔文学奖更偏爱编剧的根本原因。201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奥地利剧作家彼得·汉德克，代表剧作是《骂观众》，全剧旨在骂跑剧场里的每一个观众。孟京辉在德国看这部剧时，事先知道其宗旨，于是与演员“对峙”，差点被赶出剧场……回来他也当笑话说。汉德克也是德国著名导演维姆·文德斯的御用编剧，《柏林苍穹下》《天使之城》都是他们的联袂佳作。2010年获得易卜生奖的福瑟则很欣赏他，曾预言汉德克会得奖。

　　 201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石黑一雄，也是电影编剧，《别让我走》《告别有情天》《伯爵夫人》都是他的代表作。人人熟知的英国作家萧伯纳、美国剧作家尤金·奥涅尔、法国小说家加缪、比利时作家梅特林克等，这些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都是剧作家。

　　 英国剧作家哈罗德·品特也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的《足迹》（《Sleuth》）分别有1972年和2007年两个电影版本。2007年版本由迈克尔·凯恩和裘德·洛主演，两个男人斗智斗勇的戏码，也有舞台剧版本。上海话剧中心也上演过中文版……全剧出人意料又合情合理——这是每一个编剧创作的自我要求，也是吸引读者的本质魅力。

　　 符合这一高感性与高理性并存的文字写作，无疑是最难的，也是最吸引人的。

　　 （朱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