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艺评丨大道曲折行——读孙颙先生《长河千帆过——中华文化思想源流》

二是孙颙以写知识分子小说著称。多年前写的《雪庐》《烟尘》等，都是反映近现代知识分子的坎坷命运和心路历程。这几年他又写了《哲学的瞌睡》《爱因斯坦的头发》等，似仍在追踪知识分子的足迹。表面上看，作者对当下一些知识分子的作为颇为不满，往深里想，或许是对时势大变局下的人文学科和人类命运有一种忧虑。

这次看到他这本《长河千帆过——中华文化思想源流》，对孙颙先生在创作之余仍能博览群书，并写出自成体系的历史读本深为敬佩。我觉得，孙颙试图以一种新的架构来演绎中国历史，这是他作为一个作家追求独创性的体现，但从根子上说，仍是他寻求中国知识分子优良传统，以及这种传统对中华民族影响的深层关怀。

在《长河千帆过》一书中，孙颙选择了从盘古到近代梁启超共37位对中华文化思想有影响的人物，其中神话开创期5人，包括炎帝、黄帝、仓颉、大禹等；政治家如周公、李斯、魏徵等六七位，其他基本上是思想家、文学家。他们属于中国古代士、农、工、商“四民社会”中的“士”。按照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的分析：“士这个流品，唯中国社会独有之，其他民族，其他社会，皆不见有所谓士。士的兴起，当始于孔子儒家，而大盛于战国，诸子百家皆士也。汉以后，遂有‘士人政府’之建立，以直迄于近代。士负担着中国教育与政治双重责任。”我想，孙颙记述的这个文化源流，大抵就是在这个流品中传承的。而这些人中，无论是董仲舒、司马迁、韩愈、柳宗元、范仲淹，还是朱熹、关汉卿、龚自珍，都是既做官，又作文。他们似承担着“替天行道”和“文以载道”的责任。《论语》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意思是“道”由人而发挥，充实光大。离了人，便无道。“而在人群中，凡能志道、明道、行道、善道者，中国人则谓之‘士’”。（钱穆）

那么，这个道是什么呢？从孙颙所选人物的表述看：上接盘古的“天人合一”，注重以“人”为本；再接炎黄的“民生为先”“厚德载物”；然后生儒家孔子的仁爱之心，讲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推己及人。孙颙书中突出了孔子的“中庸之道”，强调了思维的不走极端和“士”自身修养的“德性”。这也是“仁”的重要内涵。孔孟以后，中国文化思想的“道”逐渐明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历代士人的理想。孙颙书中选的屈原、杜甫、范仲淹、辛弃疾、顾炎武等都是这个“道”的践行者。

但是，孙颙也没有回避自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后的弊端，越到后来越对社会进步形成阻碍。孙颙在阐述这个“道”的演变中，似乎更加看重思想文化的吸纳、融合、创新。如写法家代表人物李斯的“容天下英才”、写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写张衡的“创新与质疑”、写王通的“三教可一”，写徐光启的“中西会通”等。

显然，儒教这个道统在礼乐安邦、齐家治国上是起到维系作用，但中国自秦汉以下，历史演进，或明或昧，或顺或逆，中国古人怀抱的“仁道”理想，在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并未真正实现。一旦它罢黜百家，就失去了对真理的追求，对科学的探索。西方工业化后，近代中国落后挨打，儒学可能难辞其咎。

但另一方面，追求仁心，行此仁道，按钱穆先生说是中国人的“人之道”，也可称“人道”，是不是也是我们今天所说弘扬传统文化的根本价值所在。后来一些激进的运动把它一并打倒，这个教训不可谓不深刻。由此也可见，孙颙在书中特别突出孔子的“中庸”思想，有着他对历史的深刻见解。

任何历史的阐述，我想总是主客观的统一吧。孙颙这本历史读本所选的人物和他的评点，当然也是他对中国思想文化源流的一种认知，一种立场，一种守道精神的体现。

比较感慨的是书中所选这些人物，大都命运多舛，结局不幸。可见求道之路之艰辛、之不易。所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好在大道仍在人们心中，前赴后继，“天下一家”总是中国人追求的目标。（陈保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