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艺评丨从一声“不响”到不得不响——评电视剧《繁花》

　　王家卫导演的电视剧处女作《繁花》经历了10年“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漫长等待，终于到了“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时刻。

　　王家卫的剧集《繁花》改编自金宇澄的小说《繁花》。小说《繁花》出版不久，我曾先后在长宁图书馆举办的星期广播阅读会的《繁花》分享会、中国作协的研讨会上，与作家对话。我喜欢小说中，那种来自芸芸众生的底层市民在大时代洪流中，繁华似锦的亢奋、狂欢和落英缤纷的忧伤悲凉，艺术上竭尽文学叙事，特别是江南文化、沪语叙事摇曳多姿的魅力。它开启了上海城市文学书写新时代之门。其后，它戴上了所有文学的桂冠。它的被改编，是必然的。

　　文学原著的改编有两种。一是忠实型改编。如话剧《繁花》。这种改编完全忠实于原作风格，保留原著人物关系、情节走向，犹如足球防守中人盯人形影不离的贴身紧逼。与原著相较，呈现出一种轴对称的美感。二是创造性改编。这是一种充满挑战和不可预知的艺术的风险投资。显然，作为驰骋世界影坛的一代名导，王家卫显然不甘于亦步亦趋被动改编。我是喜欢、欣赏这种自我挑战意味极强的想象型改编的。难得的是，剧集的改编是作家与导演的“共谋”。作家说，原著交给导演，剧集就是一个新的生命，“不可能去复制这个原著的”。导演自信满满却凡尔赛地谦虚——没有能力还原足本《繁花》。这也是剧集《繁花》创作的一段，艺术家彼此默契信任的佳话。

　　现在的剧集《繁花》和说部的《繁花》是平行世界，是彼此呼应的复调，而不是你唱我和的和声，是一种从他的《花样年华》出发的对说部《繁花》的解读。那种陈逸飞油画般精致的画面，光影色彩的华丽对比，一反小说白描的市井画风格。第一集开始不久，西装笔挺器宇轩昂的由胡歌出演的阿宝，带着鲜明的王家卫记号。

　　我们似乎可以说，王家卫是在解构说部《繁花》的同时建构剧集《繁花》，从而使小说《繁花》的荧屏呈现产生了剧集独有的那些让读者熟悉的人物、故事人物“陌生化”的惊讶与喜悦。

　　几乎所有沉浸在说部《繁花》的读者，都会被小说中的1000多个“不响”迷得神魂颠倒。“不响”使小说像个神秘客，他们来自上海各个角落、各个阶层的平头百姓，在一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不约而同做着“闷声不响大发财”的上海梦、中国梦。也让小说作为语言艺术，充满想象的尽显语言揭示人物心理的巨大能量。但剧集不是当年游本昌演的“哑剧”，30集“不响”是不可能的，试问，有哪一个观众能有性子看完30集的哑剧？也正是小说无处不在的1000多个“不响”赋能导演，给了他填满“不响”空白的灵感和自由发挥的空间，站在时代的大潮中大开大合地完成《繁花》“不响”的填充题。

　　从小说的不响到剧集的不得不响，剧集黄钟大吕地“响”起来。

　　剧集响在时代的加持。小说中的“时代”是藏而不露的潜流，不显山不露水地浸泡着生活和人物。剧集中的“时代”地破门而出。认购证、股票、股市开锣，黄河路美食街上的霓虹闪烁……上世纪90年代，上海开始经济腾飞的画面让人血脉偾张。充满雄心壮志的上海梦，让阿宝以最快的变形金刚的速度摇身变为万众瞩目的宝总。王家卫一门心思想的是“一无所有的阿宝，如何在短短的十年，变成叱咤风云的宝总，除了个人奋斗，他需要时代加持”。

　　王家卫懂艺术辩证法。为了“响”起来。他先做减法，把小说中阿宝、沪生、小毛的三驾马车，变成了阿宝的独角戏。减掉了许多童年交往的故事，集中到上世纪90年代。然后做加法，让阿宝轰轰烈烈地“响”起来。历尽人间沧桑老谋深算的老爷叔，以老法师的身份空降到阿宝的生活中，点铁成金，让阿宝举债借钱住进和平饭店自己当年享用过的辉煌的豪华套房。老爷叔的出现，使阿宝的故事有了历史的纵深感，勾连了90年代现在时的上海人与三四十年代过去时的上海人。上海之所以是上海，就是有着不同于其他的地方的前世今生。精心选择的黄河路美食街聚集了来上海的三教九流，进贤路貌不惊人的“夜东京”餐馆集中了上海市井世态人情。时代加持的涟漪在这里泛起。

　　剧集《繁花》“响”在集中了一批影视界最活跃的上海儿女。从文字到声音，胡歌、马伊琍、唐嫣、陈龙、游本昌……叽叽喳喳，大开沪语，让荧屏响彻了上海声音，也让这群上海宝贝痛痛快快在表演中过足了讲上海话的瘾。讲上海话，让他们演起来生龙活虎，几乎以生活本色演活了自己承担的角色。看看马伊琍那个夜东京老板娘，眉飞色舞，就可以感受到，她是多么地享受角色给予的审美快感！

　　当然剧集《繁花》并不是《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摹本和复刻。全剧洋溢着一股暖暖的现实主义温情。阿宝被撞，明知肇事者，却为人情，装作不知。开始不久的这一桥段，预示了上海底层市民在时代大潮中跌宕起伏中相濡以沫的担当和宽容。同样，阿宝有难，玲子也挺身而出。诚如，大家所言，旧人换了新人，老街多了新楼，上海的生活更替有序，人心却越磨越软，这就是上海人家的善与美。

　　剧集《繁花》预告的最后结束语是，“好戏，全在后头！”我们拭目以待……（毛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