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翁敏华：投宿在王起先生的书斋

　　王起先生把我安排在他的书房，还送了本《玉轮轩诗集》给我“解闷”。

王起先生

　　那一夜，即1981年10月8日。王起，即中国戏曲史家、中山大学教授王季思先生，“玉轮轩”是先生的书斋名。当时，我与师兄史良昭跟随导师陈古虞，到中山大学旁听季思先生第一届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到岭南，第一次进中大，第一次见到王先生。但先生的大作，却是早已拜读、感佩不已的。当时大学中文系教材《中国文学史》（四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代出版，有五位主编，人称“游国恩、王起”版。我考上研究生后，才知道王起就是王季思，是我导师章荑荪先生的师兄，他们共同师从曲学大师吴梅，是这位大学曲学创始人的嫡传弟子，是中国高校戏剧戏曲学（借用现今学科分类）的第二代传人。我们则是第三代了。

　　一到中大，古虞先生就领我们去拜见了季思先生。第一次见大师，难免紧张，战战兢兢的，说了些什么话，都忘了，但先生家客厅茶几上那盆盛开馥郁的白色姜花，至今记忆犹新。问及花名，得悉是海燕师母手植，更对岭南花草树心生爱意。谈话将近结束时，季思先生说：今天学校招待所没有女生床位了，翁敏华就住我家吧！闻言，我的心花也像那姜花一样怒放开来，同时伴随着由衷的感动：这位蜚声海内外的大先生，却又是如此平易近人，对学生辈如此体贴入微！等陈老师与良昭离开，先生把我安排在他的书房，还送了本《玉轮轩诗集》给我“解闷”。

　　环顾他书天书地的硕大书房，我心中叹道：哦！这就是大名鼎鼎、诗情画意的“玉轮轩”了。先生有《自题玉轮轩》诗曰：“冰雪照人肝胆澈，开轩正对玉轮寒”，可惜那日天阴，隔着窗玻璃，我没能看到一轮玉盘。只见小床蚊帐，枕头枕巾，干干净净。我躺下，翻看诗集，迟迟不能入睡，一味地在心里祈求：老一辈学人的智慧才能与情怀，但愿能传染一点给我，让我们这代被耽误的知青出身的学子，能快速地成长进步，以不辜负时代使命。诗集里有“偕碧霞孤屿谒文信公祠”的“贺新郎”词，吸引了我的双眼：“海枯石烂情难灭”“指江水，誓同穴”数语，让我顿时想起今天听他学生所说，先生年轻时逃婚的故事：拒绝家长指派的小脚女人，跟相爱的读书女郎（那小脚女人的堂妹）私奔。哦，看来，季思先生真是位十足的五四新青年嘛！我的睡意顿消，细细看去，季思的青春诗篇，多是写给碧霞的，且两人还逃到导师吴梅家里躲了一阵，最后到上海的松江落脚谋生。后来知道，这次私奔在温州很有名气。私奔当日，碧霞先下轮船等待，季思于最后一分钟才跳船同行，温州人说：古有张生跳墙，今有王生跳船。无巧不成书的是，王生后来成长为研究张生莺莺《西厢记》的专家。

　　翌日一早，睡意蒙眬中感觉有人到床下取东西，后来才知道，是季思先生取他的运动鞋去跑步。他75岁高龄了（我今年也正好这个年龄），还每天早起跑步。他在《岭南春》诗中写道：“校园隔道紫荆开，多少健儿晨跑来。”其中就包括他这位白发健儿。

　　记得羊城归来，我写过一篇小散文《榕树礼赞》，文笔学杨朔，题目学茅盾，将王老比作岭南第一树种榕树，“龙钟的老态，强健的筋骨，奇妙的根须，蓬勃的、永不衰退的青春”。文中描绘榕树根的三种姿态：树干底部的盘根错节，紧贴躯干的人参模样，悬空的气根随风飘扬，说榕树“张扬”起来可以独木成林，可校园里的榕树却都“收”着，“并不随时随地炫耀自己的独特功能，在姹紫嫣红争奇斗艳中，只以一棵普通树的模样，静静伫立，与众花木携手并肩，共同构筑葱郁鲜艳的岭南风光。”我写王老的学术经历，“在先生求学时，中国曲学还处于‘原荒’年代。”是他的导师吴梅先生，把自古即被管弦可歌可唱的这门学科，生生地带进了教苑，让高校师生获知还有这样一门美丽的“险学”值得继承。王季思一生没做官，没做生意，一心一意继承吴梅遗志，以五四后的新思想、新观念研究曲学，教书育人，创造了新曲学的岭南学派。我在先生的书桌上看到许多稿约、聘书、学术会议的邀请书。但他始终把主要精力放在培养研究生上，讲课、改稿、手把手地教授校勘注释之学，一本选集，让研究生参与校注，比他自个儿搞累得多。然看到身边的“气根”们钻地扎根，发芽抽枝，开花结果，老人家比自己获得荣誉高兴百倍。“季思先生‘聪明人下笨功夫’的教导，不正是一种榕树精神吗？”

　　《榕树礼赞》后来发表在《上海师大报》上。还给季思先生寄过一份。这么个幼稚的东西！当我们即将离别中大时，季思先生还特地邀我又去了一趟他家，殷切询我学位论文事。当时我已决定研究宋元南戏，王先生很赞同。他说：研究生论文有两种，一种是研究作家作品，一种是研究文艺史或理论问题，“你的题目属于后者。”他教导我说：论文题目不要太大，或可集中在《琵琶记》上，或者《拜月亭》上，由此“高峰”回望南戏发展途径上的“众山”，千万不要平均使用力量。我告诉他打算回沪时一路探访南戏的历史踪迹，从广州而汕头而泉州而温州，与南戏当年的流传走向，逆而行之。他很高兴，为我给汕头的李国平、泉州的曾金铮写了介绍信。先生对我的临别赠言是：“一个人的爱好可以广，应该广，不广的话应该扩展，但方向一定要确立，不能随便乱转。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多搞古代文学的人，纷纷转向现代文学，现在又后悔了，要求转回来，这样一转二转，损失就大了，这都是因为不坚定造成的。”

　　这段赠言、对于我这个做事没常性，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人来说，警示作用是一辈子的。

　　广州之行给我的促进可谓大矣！回沪后我就紧锣密鼓地开写我的学位论文了，整个寒假待在学校宿舍没回家，每天坚持写作。1982年5月下旬，我在苏州第二次见到季思先生时，已经能把定稿的、打印好的论文，赠送他老人家，向他征求意见了。

　　在王起先生家只住了一宿。第二天就搬去招待所与一名西德（当时语）留学生合住了。那又是另一段传奇。特别是10月18日晚，中国足球队在世界杯预选赛上大胜科威特队，中大学子彻夜狂欢唱国歌，惹得西德姑娘缠着我非要我教她中国国歌，于是，我有了生平第一次教唱国歌的经历。现在回想起来，上世纪80年代的这一秋，真个是美好而欢快！

　　（翁敏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