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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东方早报:地王频现隐藏巨大风险

    来源:东方早报2009-09-18 15:41
      今年地王频现有几个特点:一是地王推升地价和楼面价远超2007年的水平;二是央企在地王大战中占主导地位,而2007年主要是民企和上市房企;三是政策、市场环境比2007年宽松得多。2007年,中央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房地产的政策,包括土地调控政策和一系列抑制投机性购房的信贷政策。而今年,无论房价怎么涨,地王大战怎么激烈,都不见明显的调控政策。   我们必须对央企高价拿地王的后果有足够认识。央企拿地王的心态与民营企业不同,央企拿了地王,远期效益对当时的决策约束不强,对决策者的责任约束几乎没有。大不了把地闲置在那里,不怕赔钱,反正有“国有”二字兜着。在这种心态下,央企拿地是志在必得,而不是考虑价格高低,这样,一个又一个地王的出现就是必然的。全国央企和地方国企拿地王后,大多闲置,损失很大,而企业管理层毫发无损。民营企业拿地王的心态就大不一样了。比如说中海地产以70.06亿元的天价拿下上海普陀长风地块,这么大的资金量,民营企业筹集也许有困难,更为关键的是,有人估算长风地块未来楼盘售价必须接近每平方米5万元才能有合理利润,这对民营企业风险就大了,假如销售困难,没有利润,可能使得民营企业出现巨大经营困难甚至倒闭。成本、效益、利润对民营企业的硬约束使得其拿地王的心态必须谨慎又谨慎。央企拿地王背靠的是国家实力,“慷国有之慨”,这对民营企业本身来说就是极大的不公平,是破坏市场经济的行为。   央企拿地王推高房价,使得中国房地产市场畸形发展,最终酿就金融风险。每一次地王的诞生,都将使得一批购房者望着畸高房价而淡出市场,削弱市场购买力,最终必然使得房价崩盘,套牢国家资金或者银行贷款,酿成金融风险。   中国房地产已经大大背离国内外经济形势。从国际上看,欧洲、美国经济在艰难爬行,金融危机二次探底的可能性非常大,美国8月份消费信贷、就业以及房地产信贷市场又出现恶化迹象。特别是房贷断供潮可能再次出现。从国内看,CPI、PPI一直没有走出负值阴影,出口形势严峻,民间投资乏力,一些行业产能过剩开始显现。唯独中国的房地产脱离国内外经济形势而一枝独秀,竟然超过了2007年的繁荣程度,风险显而易见。   问题主要出在对房地产、土地市场、房地产信贷管理上的放任自流。2007年后出台的一系列限制住房投机政策已经形同虚设,比如两年未开发没收土地的政策为何难以执行?对房地产信贷包括二套房信贷政策为何难落实?如果对拿地的使用期限等情况进行严格管理、限制和监管,对央企拿地进行经营效益监管、审计,将后期效益如何与管理层主要人员政绩、薪酬挂钩,加大约束力度,相信央企面对地王必将十分慎重。   尽管对于当前的货币政策,众多经济学家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是对于收紧房地产信贷的做法,都认为是非常有必要的。经济学家巴曙松认为,地王不断的出现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如果任由央企肆无忌惮地创造地王,那么,将为中国房地产业、金融业乃至整个经济埋下巨大隐患。 [全文]
  • 金融危机下“多元抗震”机理

    来源:解放日报2009-11-30 12:53
      城市比较学中的纽约分析之一   金融危机下“多元抗震”机理   去年的纽约华尔街几乎是全美、甚至全球的众矢之的。全球的电视都频频出现纽约的银行职员们在失业后,垂着头、抱着小纸箱一个个走上街头的景象。纽约也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在这次危机中受创最重的城市。我曾生活在纽约,也入过投行,侥幸在危机之前撤身,所以看到如此的画面总不免想要一查究竟,纽约现在到底如何。   曼哈顿房价从未暴跌   几个月前趁一次工作的机会,我又抱着好奇心去看看曼哈顿的高档住宅房。两点让我意想不到。第一,市场不像传说中的冷清。本以为曼哈顿在这个时候不会有新楼盘放出,上网一查才发现几个高档、时尚的街区都有新房上市。于是,我抽出时间一口气看了五个高级公寓楼。第二,曼哈顿公寓的价格只比高峰期平均下调了15%-20%左右(注1)。根据曼哈顿几个最大的房产经纪的数据,即使在去年最惨淡的时期,曼哈顿高质量公寓楼的价格也没有发生过暴跌,应该说是美国最坚挺的房市了。纵观全美其他地区,根据今年二季度的指数,加州各大城市房产价格比高峰期平均下降40%以上,底特律降了45%左右,价格跌幅最大的凤凰城和拉斯维加斯缩水了55%。由此,我查阅一个时期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以及其他经济分析中心的资料,渐次发现,在金融危机下,纽约“多元抗震”机理的这一认识,我想对其他城市的发展是有价值的。   有趣的是这些受到经济危机打击最严重的地区与金融的关联最小。底特律和拉斯维加斯地区不仅是房地产市场崩盘,它们的整体经济也处于瘫痪。以底特律为中心的老工业基地失业率在20%以上,学校接连倒闭,房屋空关。拉斯维加斯和凤凰城一带区域处于气候炎热的沙漠地带,经济靠旅游、博彩和地产支撑。美国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群接近退休之后,纷纷逃离北方的寒冬,购买该地物业以供退休。近几年,地产过度开发加上房价不断上涨,地产泡沫居全国之最。这两个地区都是产业单一。底特律是“单一加落后”,早已“病”得不轻,金融风暴只是最后的一击。拉斯维加斯和凤凰城是“单一加单薄”。金融风暴前它们获得暴利,却没有发展其他经济产业,如今房产崩盘,赌场冷清,投资发展新产业就更困难了。   并非只是金融一业强   反观纽约作为全球的金融中心,也是金融危机的发源地,为什么在此次风暴中有如此强的抗震力和恢复力呢?纽约的金融业确实从其规模,产品的多样化,创新的速度,和人才的聚集都是世界的高地,但其实金融占纽约的经济比重并不如我们想象中高。金融业只占纽约就业岗位的8%,并不比全国平均的5.5%高出太多。专门做城市发展研究的理查德·佛罗里达教授统计过,其他以金融为重的美国城市,金融业占就业岗位的比重都在10%以上。金融占比最高是伊利诺伊州Bloomington-Normal,28%;紧随其后的爱荷华州DesMoines占18%。可见,金融危机的爆发对其他城市的影响可能要比纽约严重得多。   另一份最新报告显示,即使在金融危机以后,纽约仍旧是美国年轻人最向往的城市。纽约经济的多样性和各个行业在这座城市的高度集中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今年六月份,商业周刊公布了一份美国大学生毕业后最想去工作的城市的排行榜(注2)。纽约排名第一,并遥遥领先。在全美两百三十万大学应届毕业生的抽样调查中,每10个受访者中就有8个想去纽约工作,远超过排在第二位的华盛顿地区(60%的受访者)。它们想去纽约的首要因素是就业。有趣的是,根据该调查显示,大学毕业生不仅认为在纽约更容易找到他们第一个工作,而且因为纽约经济的多元化、不同行业及人群之间的频繁接触,一旦失业或者想要转行,找到新工作的概率比其他城市高很多。   确实纽约在金融上的强大实力容易让人忽视了纽约其他世界一流的产业。纽约是世界的时尚和文化之都。任何从事时装、艺术、音乐、广告、电视电影、出版等行业的人都会去纽约“朝圣”。举时装行业为例,纽约拥有900家以上的时装公司,是巴黎的两倍。一年两次的纽约时装周,其影响力绝不亚于巴黎和米兰的时装节,每年为纽约市创造将近8亿美元的经济效益。时装行业本身每年就为纽约市创造100亿美元的经济效益和16亿美元的税收(注3)。纽约也是媒体和娱乐之都。哥伦比亚大学颁发的普利策奖是媒体行业的最高荣誉,该大学的新闻学院是最顶尖的新闻学府。纽约在电视、电影行业的地位直逼好莱坞。三分之一以上的职业演员常住纽约市。从经济效益上来看,总部在纽约的媒体公司每年的营业额占全美的半边江山。更少有人知道,纽约的生化科技行业也是全国领先,它有全国最多的生化研究院,最多的生化从业人员,以及丰厚的研究基金。全国最大的四家制药上市公司都以纽约为总部。   市场自行来选择行业   此次的金融危机,更让纽约人清楚地认识到经济多元化的重要性。早在多年前,纽约就成功地以多元化路线振兴了被“9·11”重创的下城区(其中最主要的华尔街一带的金融区)。9·11以后,城区规划小组曾对下城区的改造提出多套方案。有人坚持以金融为中心,用税收和政策优惠引导所有逃离的银行重新入驻;有人建议政府出资,建立生化高科技园区。但是工作小组最后达成的共识是鼓励多样化经济的自然发展。政府不承担挑选行业的角色,而负责改善基础设施,打造便利的生活和工作环境,重新吸引人才,让市场来自行选择行业。显而易见,这便是纽约多元经济的形成机理。在短短四五年间,下城区的经济和房价重新复苏起来。部分金融产业重建了。更重要的是由于下城区地价受9·11冲击而下调和金融机构部分迁移的影响,其他产业获得了生存空间。电影、媒体、旅游、零售、服务行业和房地产也繁荣了。比如由电影明星们为振兴下城区而在2002年发起的Tribeca电影节,就出人意料地提升了Tribeca在全球的知名度。电影节每年给该街区带来6000万到7000万美元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Tribeca一跃成为了时尚地标,重新吸引了大批新兴住宅的开发。金融在今天的下城区仍占重要地位,可是因为下城区的产业更丰富,更精彩,今天的街区才会如此时尚和繁荣。   继续为纽约打造多元化的经济正是纽约市长近期推出的重要举措。市长办公室为纽约列出了8个具有明显增长潜力的产业:生物技术、时装、金融、绿色产业、媒体与技术、制造与分销、旅游和非营利性组织。不少纽约人赞同多元化的方向。他们认为过去几年金融业的膨胀和泡沫,抢夺各种资源,包括地产和人才,挤压了其他产业。如今的危机,可能是给纽约吹的“清风”,促使将来更多地创新、更平衡多样地发展。城市经济的健康、抗震力和持续发展一定不会是个小提琴独奏,也不是重奏,必定是一场和谐精彩的交响乐。演奏家们不一定各个顶尖,如果能有几个堪称世界一流,这个交响乐的美妙就无法比拟了。   纽约如此,其他城市的主事者或投资者,当作如何想呢!   (作者系美国贝恩咨询公司战略咨询顾问,美国联邦注册会计师,美国沃顿商学院MBA)   注1:Case-ShillerPriceDeclinefromPeak   注2:BusinessWeekJune2009issue   注3:NYCEDCFashionIndustrySnapshot [全文]
  • 资源税改革没有最优时机 推出宜早不宜迟

    来源:东方早报2009-07-14 16:40
      近来,关于推进资源税改革的消息不断传出。国务院今年5月公布的《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曾提出,今年要加快推进财税体制改革,要研究制订并择机出台资源税改革方案。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目前资源税改革方案已上报全国人大法工委,一旦获批便可正式启动。   之所以要对资源税进行改革,是因为以往资源税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对于资源的定义过于狭窄,基本只覆盖到了能源和金属矿产领域;二是税率设置过低,十多年来一成不变,无法有效遏制国内资源浪费和大规模外流的现状。   此次资源税改革也相应存在两个亮点:一是明确将黄金、水资源等也纳入资源的范畴中;二是由过去的从量定额征收,改为计价征收,以更好地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不断变化的供求关系。   总的来看,资源税改革有如下积极作用:   其一,提高资源使用效率。2009年宏观经济调控的基本定调就是“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但人们往往只记得保增长和扩内需,而忽略了最后一点。事实上,促进资源有效利用本身正是调结构的重要内涵。因此,资源税改革与当前的保增长目标本身是不矛盾的。   其二,保护自然资源,避免掠夺式开采。近年来,中国政府对自然资源的保护,主要采取控制出口配额和提高出口关税等直接限制措施,容易引发国家间的贸易冲突。此外,限制出口而不限制国内消费,不仅名不正言不顺,从根本上讲也无法避免自然资源以中间产品的形式流出国门。而资源税的优点即在于,它内外一视同仁,能有效地压缩“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同时又不给别有用心的国家留下口实。   其三,纾解地方财政困局。中国经济的一个怪现象是,一些资源富裕的地方守着金山银山,却不得不长期靠救济粮度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由于资源归国家所有,当地民众没有机会从资源开采中受益,甚至还不得不承担地方环境破坏的代价。这当然有失公平。资源税作为一种地税,其意义就在于能够让资源所在地也分享到资源开发带来的好处。   但资源税覆盖面积扩大,税率上升,很自然地也会引发资源名义价格上涨,并向中下游生产环节传导,最终转嫁给国内外消费者。对此,笔者认为,如果价格变动有利于资源利用效率提高,从长远来看,消费者的实际福利水平是不会降低的。当然,要想顺利完成这种过渡,还需增强企业和个人保护资源和环境的自觉意识。   一个税种的出台或调整,说到底是一个利益重新分配过程,其终极目标也在于建立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显然,要想让所有人都满意是不现实的,衡量制度优劣的标准,要看大多数人的福利水平在此过程中是否得到改进了。   因此,资源税改框架的设计,一方面固然要体现“资源节约、代际公平、能源安全和国家利益”这样的宏大主旨;另一方面,在积极发挥其正面引导作用时,如何在企业和个人的微观层面最大限度降低其负面作用,还需决策者对有关方案进一步细化。特别是,经过成品油定价机制和燃油税改革的洗礼,政策主管部门和立法者有必要进行反思,如何更多地接纳民意,而不使这一改革方案仅仅成为少数学者“书斋里的学问”和官员“闭门会议”的产物。   不过,从另一角度来看,面对资源的巨大浪费,资源税改革又不能老是“择机推出”。2008年上半年以来,先是全球通胀,接着是全球金融危机加剧,出台时间被一再推迟。迄今为止,出于对保增长造成影响的担忧,有关方面仍迟迟不愿给出具体时间表。   这里恐怕存在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如果每次都因为内外部环境压力而往后推延,则恐怕永远无法找到一个最佳切入点。以目前来看,经济复苏阶段至少还要持续到2010年底,而紧随其后的很可能是由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轮番上涨、国内资产泡沫累积和信贷资金回笼不足等因素导致的通胀回归。   因此,与其煞费苦心去守候最优时机,倒不如下定决心,果断抓住一个次优时机推出。从各方面情况来看,当前正是一个较好的节点:一方面虽有预期,但通胀未至;另一方面,下半年需求复苏,企业抗压能力有所增强。一旦错过这一时间窗口,若通胀卷土重来,则结构性税改的难度将大大增加。   (作者为宏观经济分析师) [全文]
  • 中青报:专家谈裸油价,全世界都笑了

    来源:中国青年报2009-07-09 16:37
      中国上月一个月内连续两次上调成品油价后,有舆论质疑国内油价“虚高”,并指责中国油价已高于美国。对此,中石化一位权威人士昨天向媒体提供了一份详尽的中美两国成品油价对比数据,力证国内油价目前仍低于美国。(《上海证券报》7月8日)   在舆论指责国内油价虚高的评论见诸报端后,中石化方面果然沉不住气了,派出一位所谓的专家拿裸油价进行比较,试图证明中国的裸油价低于美国的裸油价,不过显然,这位代表着中石化立场的专家是欲盖弥彰,起到的作用适得其反。   因为即便按照该专家所说的“7月6日中国90号汽油的最高零售价为7543.67元/吨,其中包含了增值税1096.09元/吨、消费税1388元/吨、城建等税收248.409元/吨,税占比为36.22%。最终,不含税的国内汽油价格为3.47元/升,比美国低13.03%”,但这样的比较,显然没有考虑美国汽油征税中各州的消费税、销售税等税种的影响,隐掉这部分税收进行比较,本身就是不公平的。   而且,即使考虑到美国各州的消费税与销售税各自不同的因素,不予计入其中,中国的裸油价在如此背景之下低于美国的裸油价,但中石化专家有没有考虑过,中国的国民收入与美国的国民收入相差多少?如果按照专家的预测,2010年我国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的标准来计算,而美国的人均GDP按照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5年的统计为42000美元,那么,中国国民的人均GDP还不够美国的十分之一。   让国民人均收入不足美国十分之一的中国去与美国比较裸油价的高低,这不是一件非常可笑的事情吗?而且,一件如此可笑的事情,还被中石化的专家非常严肃地谈论,这就更可笑了。   诚然,中国的汽油税征收得过多,也比美国高,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但现行的油价已经建立起与国际成品油价联动的机制,这意味着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内油价只升不降的趋势已然确立,即使如此中石化与中石油还在嚷嚷着自己巨亏,那么就要从中找找原因了。   我想,中石化中石油巨亏的根本原因,固然有以往成品油定价未与国际接轨的因素,但两大巨头也不得不承认,虽然石油双雄在世界500强的排名中名列前茅,但这其中更多的因素并不是企业的竞争力与影响力,而是垄断收益以及几乎每年都有的国家巨额补贴。   中石化专家在比较中美两国的裸油价格时,为何不比较一下中石化的海外竞争力?为何不透露一下中石化的海外收购收益是多少?海外竞争处处不利,只能依靠着向国家要政策来获得收益上的平衡,这本身就是低能的表现。 [全文]
  • 盛翔:国内油价真的低于美国吗?

    来源:新京报2009-07-09 16:36
      针对舆论质疑国内油价“虚高”,并指中国油价已高于美国,中石化一位权威人士近日提供了一份中美成品油价对比数据,力证“国内油价目前仍低于美国”:不含税的国内汽油价格为3.47元/升,比美国低13.03%;不含税的柴油价格为3.38元/升,比美国低11.75%(7月8日《上海证券报》)。   其实,“国内油价低于美国”的结论,经不起推敲。2008年6月20日国际原油价格为130美元时,国内油价是每升6.20元,而现在的国际原油价格不过每桶63美元,国内成品油价却高达每升6.37元,即便扣除里面增加的8毛钱消费税,这个价格合理吗?   根据这位“权威人士”的计算,中国的税占油价比高达36.22%,而美国是15.36%。其中,国内的数据应该比较准确,而美国的数据则有故意选择低税率说事的嫌疑。因为美国各州税率不一,查阅有关专家的专项研究数据,其比例平均为25.8%。换算为成品油“裸价”,国内目前每升6.37元的油价应为4.06元;而美国油价折算成人民币每升约4.56元,扣除税收后的“裸价”为3.86元,国内成品油“裸价”显然高于美国。   更要看到,美国油价中已含有包括高速公路在内几乎所有道路的通行费用,畅行全国皆无需缴纳额外的过路费用;而反观国内,二级公路尚且取消困难,更不提遍布全国的高速公路了。   再者,国内和美国成品油的油品几乎不在一个档次,怎么能拿并不纯正的90号汽油价格去和人家纯正的97号汽油价格相比?此外,美国对石油资源奉行“只探不采”政策,原油几乎全部依赖进口,当然可以根据国际原油价格来决定成品油价格;可是国内炼制成品油的原油一半以上是来自国内自采,国产低价油却按国际高油价来卖,能说不是暴利?   不过此事倒也揭示出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成品油税收占零售价格的比例,比美国要高出十个百分点以上,这么高额的成品油税收都用到哪里去了?为何与如此高额税收相对应的,居然是“全球14万公里收费公路有10万公里在中国”的残酷现实? [全文]
  • 苏振华:中国油价低于美国是指鹿为马

    来源:新闻晨报2009-07-09 16:07
      上月连续两次上调成品油价后,舆论质疑国内油价“虚高”,甚至已高于美国。对此,中石化一位权威人士向媒体出示了一份对比数据,以佐证国内油价仍低于美国的论调。“权威人士”的道理是:7月6日美国不含税的汽油价格为3.99元/升,而我国90号汽油不含税的国内汽油价格为3.47元/升,就不含税的“裸价”而言,中国油价比美国低。而美国汽油零售价的税占比为15.36%,中国的税占比则高达36.22%。   对于消费者而言,影响其消费选择的,就是商品的最终价格。至于商品价格含税几何,于消费者的行为选择是无关的。只要消费者支付的价格高于美国油价,有这一点事实就够了。   即便就“裸价”而言,事实果真如此吗?已有了解真相的网友指出,拿中国的90号汽油和美国的油比价,是在侮辱公众的智商。美国的油品质量至少相当于中国的93号汽油,而且中国有些地方的汽油还加有10%的工业酒精,就算是93号汽油都没有资格跟美国的油品卖一个价。   此外,在这个计算中,“权威人士”声称采用的是各省市的平均价格。各省市的平均价格到底是多少,我没查到有效数据。那么倒推一下,以3.47元除以(1-36.22%),等于5.44元。也就是说,只有按照5.44元/升的价格计算,才能得出3.47元/升的“裸价”。注意,5.44元/升是“平均价格”,我不知道这指的是“算术平均”还是“加权平均”,当然采用加权平均价比较合理。我略举几个地区93号汽油的每升价格吧:北京6.37元,上海5.99元,广东6.25元……够了,价格低于5.44元的根本就没有。经济发达地区用油量更大,如果要把上述发达地区油价加权平均到5.44元中去,略有数学常识和市场经济常识的人就应该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全球化时代,可贸易商品价格和国际接轨,倒也是合理的。可是,价格要接轨,首先是产品品质和服务要先接轨。目前我国国内成品油并非优质油,油的品质打算何时与国际接轨?更关键的是,发达国家油价中包含了过路过桥费等费用,既然油价接轨了,那么我国目前所有的过桥过路费就应该取消了。   其实,权威人士的说法,不过是想撇清一点——“油价高就高在税收上,与本公司是无关的”。这种说法,似是而非。网上有言论质问:“油价和美国接轨了,为什么中国的工资水平只有美国的4%?”这类问题如果是问身处竞争性行业的公司,是没有道理的,对方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回答“你爱买不买”。可是,以此质问中石油中石化哥俩,就完全成立了。因为这是两家靠政府命令而获得垄断经营权的企业,他们必须承担让消费者买得起油的义务。   “权威人士”硬是要让消费者觉得国内油价比美国低,不免有些指鹿为马的味道了。(作者为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全文]
  • 王中美:正视跨国并购中的“歧视待遇”

    来源:文汇报2009-07-09 15:20
      许多举动放在西方企业身上,便是正常的企业追求收益和扩张的行为,但中国的国有企业这么做,就可能被“妖魔化”。中国的企业家还需要学习更多的收购技巧和艺术当美国最大的汽车企业——通用汽车公司宣布进入破产重组,它旗下的各大品牌和资产引得众多企业心动——金融危机的影响展现出又一个侧面:企业并购机会大量涌现。但也正因为是这样特殊的时机,收购对象所在国政府在种种压力下,对外来收购者的审查特别谨慎和顾虑重重;许多并购都由政府直接插手干预。   因此,希望通过并购直接进入欧美市场的外国企业,特别是新兴国家的企业,在面对这样的难得机遇时,仍必须清醒地意识到:除了诸多经济考量之外,政治因素也会是一种重要障碍。金融危机促使各国展开“经济自救”,民族情绪与之伴生,外来的收购者常常会遭遇民众抵触。除非是急于将亏损或破产企业脱手的股东,工会、经营层、竞争对手企业和消费者,都可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反对外来投资者的跨国并购计划。而重重压力下的政府,在做是否批准的决定时,平添了不确定性,任何事前的承诺和表态都不等于最终的结论。    西方各国政府和媒体,对中国的国有企业仍抱有较深的成见   从最近中铝收购力拓的失利,联想到当年中海油收购尤尼科的受挫,中国国有企业在对外收购时受到的政治和社会阻力特别大。因此,我们的国企不能忽视这样的政治障碍和当地社会的担忧。西方各国政府和媒体,对中国的国有企业仍抱有较深的成见,他们的疑虑集中于以下几方面:国有企业不同于私有企业,它们没有实现完全的市场化,不能摆脱政府的意志,国企的收购决策本身或许就有政治色彩;中国的国有企业如果成功收购了西方企业,其未来的经营和定价模式可能都会受中国政府影响;中国企业的劳动待遇低于西方企业,工人们担心未来的劳动条件和保障;经营层则担心股权易手后自己可能受到的种种掣肘,和经营理念的冲突等。   尽管西方国家也承认,在经历30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国企在独立性上有了很大提升,已经接近于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但仍然认为国家控股的企业本质上还是有别于民营企业,它的许多重要决策不依市场规则,而听命于政府。另一方面,中国国有企业近些年来的跨国投资和并购集中于能源、重工和机械制造等行业,由于这些行业颇为敏感,难免受到所在国政府干预。   综观近来的多起并购案,中国企业大都表现出强烈的对品牌、技术和经营管理能力的渴望。这本属正常,却很容易被外国媒体和一些反对力量曲解为对其民族工业的控制倾向,和“掌控世界生产线的野心”。许多举动放在西方企业身上,便是正常的企业追求收益和扩张的行为,但中国的国有企业这么做,就可能被“妖魔化”。凡需要通过政府部门审查的并购案,如是中国国有企业作为收购方,往往不能成功。而中国收购者在报请审批之前已经为谈判、协议和承诺付出了相当大的成本。    诸多政治考虑可以用各种经济或法律上的理由伪装   除了关系国家安全的产业,就形式上看,西方国家对企业跨国并购和国内并购基本一视同仁,适用的法律主要是公司法、合同法、证券法等,主要调控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惟一与政府直接强行干预相关的法律是反垄断法。中国企业往往是某一市场的新进入者,似乎不涉及垄断问题,但如果中国企业存在纵向兼并以消除上、下游竞争的可能性,仍然会被以妨碍竞争为由制止。实际上,并购对竞争造成的影响十分复杂,这使得对它的裁判很容易融入政治考虑,而且在诸多经济标准的掩盖下不露痕迹。   以反垄断为例,像波音和麦道这种某一行业中世界排名前几位的大企业之间的并购,尽管肯定提升了垄断实力,却仍被美国等国放行。国际政治对跨国并购的影响深重,很难指望发达国家将本国企业与外国企业的竞争利益一视同仁,防止政治化最多只是表面上、程序上的客观公正,诸多政治考虑可以用各种堂而皇之的经济或法律上的理由伪装起来。   并购一旦启动,收购企业一般就要投入巨额收购资金,如果被勒令停止并购,或合并后却要重新分拆,必然损失惨重;而为合并所做的许多工作,如销售渠道整合、人员异动、市场重新定位、产品革新等,都将引发巨大的善后处理和花费。特别是跨国并购,单是聘请两国律师、会计师和税务精算师的费用,就相当高昂。因此,中国企业在着手跨国并购时,一定要把政治风险考虑进去。在此金融危机的复杂时期,在看到机遇的同时,更需意识到此时比别的时候都要敏感,以民族主义为名的抵抗力量会更加强大。   尽管国际上开始有呼声,呼吁“防止并购控制政治化”、“将政治从并购审查中剔除出去”,但收效甚微,金融危机时这样的呼声更完全被淡忘了。我们可以一再强调国企如今的市场主体地位,但希望西方国家因此能一视同仁、改变中国国有企业在跨国并购遭到的“歧视待遇”,事实上相当困难。因为这已经不是一个经济学或法学的命题了,而涉及到敏感的政治。当然也并非没有改善现状的途径:如果把国有控股企业直接对外收购,改成以其下属的上市公司或参股企业的名义对外并购,可能会淡化政治色彩。另外,低调的、专业的审慎态度,比一掷千金的豪赌和过分的自我炒作更能顺利赢得当地社会和民众的接受。中国的企业家还需要学习更多的收购技巧和艺术。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国际贸易研究室副主任) [全文]
  • 胡安东:“抵制买房联盟”必然瓦解的原因

    来源:东方早报2009-07-09 15:19
      忽如一夜春风来,楼市回到两年前。这大概就是现阶段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楼市冲动而混沌的写照。作为对2007年前那种热度久违了的回归,许多地产企业销售总监的手机又开始应接不暇。有拜托交订的,有索要房号的,有希望能打个折扣的。楼市怎么了?只有神知道!   这样的啼笑皆非,让我想起2007年上半年,为抗议房价上涨,网上和民间一度自发成立的“抵制买房联盟”,部分民众希望用“不买房运动”来阻止房价上涨。当年这个联盟的效果如何?在目前楼市再度疯狂的语境下,恐早已无人顾及。   但中国主要城市楼市报复性反弹、成交量恢复到2007年上半年水平的现实,的确让我们看到:“抵制买房联盟”已被人抛弃。他们的土崩瓦解,不仅表明房地产这个飘忽不定、易被控制的产品越来越偏离民生导向,也让我们看到,各种力量的纠结令楼市变得更加难以捉摸。   并不是“抵制买房联盟”之类组织没能坚持到最后,而是中国楼市的欺骗性、两面性、报复性让人们已经很漠然,很适应。以下两组“冰火两重天”的数据最能说明问题:一边是中国居住小康指数调查显示,接近八成网民表示对房价“非常不满意”或“不满意”;另一边却是北京、天津、重庆、杭州、武汉等重点城市的交易量同比增幅接近或超过100%,深圳成交量同比更是增长150%。   但要看到,“抵制买房联盟”的瓦解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楼市并不如公众想象得那么简单。虽然没被列入“十大振兴产业规划”,但房地产业同样像中国经济的“长子”那样可领涨,可领跌,同样可以左右政策,发挥“不可言传、只可意会”的影响力。眼下十大产业中有哪个有这样的力量,有这样的影响,这样的号召力?   “抵制买房联盟”的瓦解还表明,一些民众的投资价值取向摆脱不了走捷径的惯性。什么地方最能见效,就选择进行主攻。   “抵制买房联盟”的瓦解,同样表明了土地财政依然强大无比。土地的高价拍卖一方面能实现地方收入,另一方面可让更多建筑项目开工或复工,以填补一年多以来城市建设上的“失速”。当然,“地王”的回归也是政绩的回归,能用来宣布某座城市重新开始了繁荣。   “抵制买房联盟”的瓦解,更表明了银行在某种程度上的非独立性和附庸性。一家上市商业银行的任免权在董事会,但他们同样需要看地方政府的眼色,同样需要在关键时刻,与一些利益集团勾肩搭背。   千朵花,万朵花,不如一朵“大楼花”。当楼市重又担当起中国经济“长子”的角色,地产股是拉“阳”还是收“阴”,又有什么区别?此后的中国房地产,注定将陷入另一场风波更大的舆论质疑。   有报告显示,国内三成家庭负债率高达40%以上,远超出30%的安全边界。2009年下半年,中国居民个人及家庭财务的“亚健康”状态会不会让楼市“过劳死”?我们又得屏住呼吸拭目以待!   (作者系《中国房地产报》副总编辑兼执行主编) [全文]
  • 陈宁远:中粮蒙牛联姻 远不令人放心

    来源:新民网2009-07-09 15:19
      7月7日,蒙牛乳业有限公司在港交所发布公告称,中粮集团有限公司联手厚朴基金以港币每股17.6元的价格收购蒙牛20%股权,成为蒙牛第一大股东,交易总额达61亿港币。这起中国食品行业史上最大宗的交易引起了广泛关注。   对这次交易,几乎没有人认为民营的蒙牛受到了歧视。以往那种认为央企惯搞不公平竞争的帽子,这次也几乎无人给中粮戴上。也许这次交易的“国进民退”含义被淡化是有理由的,因为没有一方在交易中占尽优势而另一方丧尽主导。双方在产业合作上有高度一致,甚至还很明显。   首先,双方都不缺钱。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后,蒙牛虽然当年巨亏4.62亿,但本次交易前的现金储备却达港币32亿。因此这项交易,不存在一般被收购方常见的现金渴求。中粮以自有资金出资,也没有摆出现金为王的强势。   其次,虽然蒙牛股权很分散,但这并不必然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变化。且不说蒙牛已走出不景气的低谷,公司经营状态已有根本性好转,即使在去年最困难的时候,觊觎者也未必能轻易下手。   像蒙牛这样股权分散的公司,收购和反收购的手段很多。如果单纯进行资本投机,不论是当时还是现在,蒙牛未必能成为买家的首选。而对产业资本来讲,若绕开产业整合,只谈资本收购,这并非产业收购成功的核心所在,因为产业收购的成功,要有双方管理团队达成主业经营的默契,不能落实这一点,就没有实质性的产业整合。   不缺资金、不怕股权(蒙牛董事长曾态度明确地解释了这两个问题),分散的蒙牛能让出第一大股东的位置,若不是和中粮有一致的产业诉求,岂能交易?   何况中粮进入乳业并非别无选择。中粮以往的收购,也多有不俗手笔,而且最终都要求被收购的公司成为其产业结构中可持续经营的业务板块。仅A股市场,就有三起这样的收购。比如收购原民营德隆系旗下的新疆屯河,改造成中粮屯河,令其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番茄酱制造商,这契合了中粮以食品为主业的特点;收购地方国企丰原生化,利用中粮自身的粮食业务优势,令其成为生物化工领域中,最有前途的乙醇汽油制造的中国领跑者。   但本次中粮与蒙牛联姻,原本是产业目标一致的喜事,却依然留下一个悬念:成为蒙牛第一大股东的央企中粮,没有做蒙牛日常运行的实际控制人。中粮表态,不干涉公司经营和管理,其派出的三名董事都是非执行董事。这是中国第一例,因为至今还没有大国有公司套用民营企业治理架构。尽管这次对“国进民退”的忧虑是很淡的,但不同性质的企业能完成股权交易,也能完成转型后的共存共荣吗?   中国上市公司里,没有国资作为第一大股东却不实际控制公司的。如果中粮仅作为投资人,和PE(私募股权投资)性质的厚朴一样,交易价格合适就可能退出,则可没有悬念。但中粮收购蒙牛,若系作为中粮大粮食产业链中的乳业的合理延伸,蒙牛的资产在中粮系里将怎么定位?   假如将来从国资管理的角度,中粮要合并蒙牛报表,甚至合并蒙牛业务(中粮有饮料制造业板块),那么不在国家体制里的蒙牛团队应该怎么管理?——他们也按国资委的薪酬体系发工资吗?大股东中粮本身的战略发展,将来若和蒙牛没有了今天联姻时一致的目标,蒙牛的资产性质怎么确定?国有性质的大中粮里面,有一块非国有的蒙牛小资产,这样不同的资产属性,在国资委眼里要按什么标准管理?增值保值的老法宝行吗?   凡此种种悬疑,并非此时爱情甜蜜,就可掉以轻心。要过顺畅日子,考验还在后面。   (作者系上海独立财经观察人士) [全文]
  • 李华芳:油价是重要,定价机制更重要

    来源:东方早报2009-07-09 15:18
      6月份一头一尾,中国连续两次上调成品油价格,引发不少质疑。官方解释除了“与国际接轨”之外,并无特别新意。但随即有学者指出,目前北京地区每升6.37元的油价,剔除税收后的价格约为4.08元,而美国新泽西州目前每升油价约4.56元,剔除税收后价格为3.64元。一时间,中国油价高于美国的说法不胫而走,“与国际接轨说”也站不住脚了,这导致了公众更加强烈的质疑声。   不过,中石化似乎对于公众的质疑和愤怒并不在意,而坚称“国内油价仍低于美国”。根据中石化相关人士提供的数据,7月6日美国当天的汽油零售价为每加仑261.2美分,其中包含了联邦税每加仑18.4美分以及州税每加仑21.72美分。按照当天汇率折算,美国不含税的汽油价格折合人民币为每升3.99元。而7月6日中国90号汽油的最高零售价为7543.67元/吨,其中包含了增值税1096.09元/吨、消费税1388元/吨、城建等税收248.409元/吨。最终,不含税的国内汽油价格为3.47元/升,比美国低13.03%。该人士还指出,舆论关于国内油价比美国高的观点,相当一部分是以北京油价作为依据,且是含税油价,故不能代表国内油价的真实水平。   不得不说,这种辩解是毫无道理的。即便不含税的美国汽油价格略低于中国又如何呢?消费者购买时候所要承受的是含税价格,而这个价格,中国的北京是高于美国的新泽西州的。这不过是一个事实描述而已。将计算方式调整一下,得出税前油价仍低于美国,除了混淆视听之外,似乎也起不到其他的效果。根据腾讯网随后的一项调查显示,中石化的这种计算方式遭到了90%以上参与调查者的反对,也表明消费者心里自有一杆秤。   其实,价格高低并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因为价格随时会变化。如果是一个有效的市场定价模式,那么在供过于求的时候,价格就会下跌;而在供不应求的时候,价格就会上涨。这是市场规律,消费者作为市场供求中的一方,自然也认这个道理。   这也导致在中美之间比较油价意义不大,因为成品油在中国和美国是不同的产品,两者的定价机制也完全不同。在中国,成品油价格一直采用政府指导价格,由发改委进行指导和确认,实际上就是确定价格。这样在终端表现的零售价格并不能完全反映生产销售各环节的成本和收益结构,同时也无法体现市场的供求关系。例如,就在发改委决定上调成品油价格之际,成都、昆明、南昌、合肥、浙江、福州等地均出现了每吨200元至500元的跌幅,重庆的汽油价最多甚至降了500元/吨,几乎抵消了发改委上调成品油价时600元/吨的涨幅。这也说明此次调价完全没有反映出市场的真实需求。而美国的油价则是市场供求决定的,并没有政府部门为此定价。所以,在不同的定价机制下比较两者价格的高低,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事实上,消费者之所以对每一次成品油调价都有这样那样的质疑,从来都是定价机制不透明造成的。以此次发改委调价为例,原本按照中国目前的“成品油定价机制”和《石油价格管理办法(试行)》,国内成品油出厂价格应该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为基础,加国内平均加工成本、税金和适当利润确定。但什么是适当利润,却从来没有合理的解释。而且这种定价机制下,已经保证了厂家立于不败之地,因为扣除了加工成本、税收之外,还要加上利润,这就意味着企业是“不可能出现亏损的”。因此当我们频频听到中石油、中石化两大巨头喊冤说自己亏损的时候,没有办法不疑虑重重。   目前的国内成品油定价机制也说明了这一市场是处于行政垄断之下,行政垄断企业本质上没有面向市场竞争,而发改委通过管制成品油价格的形式对消费者进行了剥夺。如果说,目前的成品油定价机制还无法完全面向市场,由供求关系来决定价格。那么是不是可以退一步,追求在目前的定价机制上做到进一步公开透明,让消费者知道定价并不是暗箱操作,而是根据某一个定价公式计算而来的呢?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哪怕仅仅是对什么是“适当利润”做出相应的界定,也有助于缓解消费者的不满情绪。   决策者必须意识到涨价并不是导致民众不满的根本性原因,而是“不透明的涨价操作”导致了消费者的愤怒,因此治本之策是使得成品油定价机制进一步透明化,尤其是对“适当利润”做出明确的界定,这恐怕要比花言巧语证明中国的油价没有美国高要有效得多。(作者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全文]
  • 陆前进:央行货币政策微调并非转向信号

    来源:东方早报2009-07-09 15:16
      上周二(6月30日),央行在银行间市场进行了800亿元的正回购操作,其中包括500亿元28天正回购和300亿元的91天正回购操作。其间的91天正回购操作是自4月底暂停以来的重新“出山”。本周二(7月7日)央行继续回笼资金1700亿元,包括900亿元28天正回购操作和800亿元91天正回购操作,加大了正回购操作的力度,回购利率也进一步走高。   有媒体猜度,这是宽松货币政策微调的信号。有的甚至把央行的操作与近两天A股市场的反应做连带考虑。但我们认为,央行货币政策的变化不应看作是货币政策的方向性变化,货币政策微调是对当前市场的正常反应。   首先,短期内宽松货币政策的基本方向不会改变。目前全球经济的复苏仍然没有得到市场确认,经济前景仍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中国经济虽然有复苏迹象,但是市场基础仍不牢固,外部环境形势依然严峻,政府投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私人投资和消费仍有待进一步提升,“保增长,调结构”的任务非常艰巨。因此,短期内央行宽松货币政策的大方向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   其次,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央行为了控制货币供应量和新增贷款的激增,必须加大回笼力度。我国4月份外汇占款为1638.32亿元,5月份外汇占款是2869.15亿元,增加了1230.83亿元。受人民币升值和经济复苏预期的影响,资本流入可能会增加,6月份的外汇占款可能会继续上升。据估计,6月份人民币新增贷款将达到1.5万亿元,而7月份的到期资金量达到8155亿元,是今年内到期资金量最大的月份之一。因此央行必须加大回笼力度,否则市场流动性会进一步扩张。目前我国银行贷款集中度较高、银行信贷风险较大,这是政府和市场都担心的。因此央行需要加大回购操作,控制过多流动性投放。   第三,央行货币政策工具需要控制通货膨胀预期和资产价格上涨。近期新增贷款激增,通货膨胀预期上升,资产价格上涨,这些动向引起了央行和市场的警惕。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市场流动性将进一步增加,如果我国外汇占款继续增加,同时伴随央行票据和正回购到期,如三季度又将约有1.2万亿元资金到期,基础货币会进一步增加,市场流动性会激增,通货膨胀预期将进一步上升,资产市场可能会出现一定的泡沫。这是央行所担心的。央行是资金水库的闸口,可以通过控制基础货币的投放,来控制货币供应量和新增贷款的增加,进一步控制商品市场和资产市场的流动性,遏制资产价格的迅速上涨。   第四,货币政策是总量管理政策,不具有结构调整特点,央行货币政策需要在刺激经济和控制资产价格上涨之间进行权衡。一方面实体经济面临保增长和保就业的艰巨任务;另一方面货币政策需要控制通货膨胀预期和资产价格的上涨,央行需要在这两方面之间取得平衡。随着新增贷款的增加,据有关专家测算,约有20%的信贷资金流入股市,因此货币政策需要对流动性的投放进行适度微调,防止货币供应量和新增贷款激增,控制过多资金流入股市,同时对将来通货膨胀也应有所预防。   最后,央行货币政策对货币市场利率有一定的引导作用,能促使利率结构的合理化。本周二,28天回购利率为1.00%,较上周二提高了5个基点;91天回购同样较上周提高5个基点,至1.05%,货币市场的回购利率连续上升。由于我国存贷款利率是管制利率,货币市场利率的市场化程度高。而随着货币市场流动性充足,货币市场一直处于较低水平,货币市场利率和存款利率倒挂,银行的经营成本上升,如一季度票据贷款增加,也是由于票据利率和贷款利率倒挂的缘故。央行回购利率上升,有利于利率结构的合理化,也有利于资金市场供求的平衡。   总之,我们认为,央行货币政策不会发生方向性变化,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的适度运用是对市场变化的正常反应。正回购力度加大,反映了央行希望控制市场流动性过快投放,控制通货膨胀预期和防止资产价格泡沫。同时,因流动性充裕和市场利率较低,央行通过货币政策正回购,回收流动性,推高回购利率,也有利于利率结构的合理化。(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系副教授) [全文]
  • 马光远:经济适用房不可轻言废除

    来源:新闻晨报2009-06-26 03:04
      最近,郑州、武汉等地接连发生关于经济适用房的丑闻,使得经适房存废这个老话题又变得炙手可热。纵观舆论的争议,较之数年前对经适房制度的责难,并未增加新的论证,所言无非依然是经适房导致了很多的腐败和不公,在监管成本高昂的情况下,这种制度已没有存在的价值。   其实,这些反对的理由皆未脱离一个基本的逻辑,那就是肯定经适房本身的价值,但因为执行、监管的困难,所以应该停建,而将政策资源转到廉租房上面来。如果我们继续将争论建立在腐败和寻租的基础上,恐怕讨论不出更多的道理,我更愿意从一个完善的保障性住房体系的角度来谈谈经适房的价值。   一些反对经适房的人士认为,停建经适房之后,国家可以将资金用于廉租房建设。但他们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政策事实——经适房并不需要国家掏出真金白银,而是通过在土地供应和税费方面的优惠,体现国家的住房保障制度。如果说经适房因为监管难度大而必须叫停,则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国家财政有没有这么巨额的资金建设廉租房?   对于产权属于国家的廉租房而言,其不仅要出土地,出政策,更要出资金来建设。去年年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计划用3年时间投入9000亿建设200万套廉租房、400万套经适房,而最近的规划是争取在3年内再新增廉租住房518万套。似乎减少了经适房的比例,但518万套廉租房显然不是9000亿建设资金可以打住的。而且,廉租房的资金以地方财政投入为主,在地方财政紧张的情况下,如果根本没有资金建设足够的廉租房,又取消了经适房,多年来好不容易探索出来的住房保障模式将不复存在。   从住房保障体系看,很多国家住房制度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于住房问题,单靠市场是永远解决不好的。因此,联合国才将住房问题视为各国政府一项必须承担的职责。纵观很多国家的住房保障体系,不仅品种多样,而且体系健全,针对不同收入的人群,提供了多样化的保障制度。即使在美国这样一个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住房保障体系也非常完善,保障性住房的比例达到了所有住房的80%以上。   我国中低收入阶层占70%以上,单靠廉租房,远远满足不了这些家庭的住房问题。以北京为例,目前包括经适房在内的保障性住房的比例不到20%,而按照居民的收入,这个比例必须达到60%以上才能满足,从而能够覆盖中等收入、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家庭,形成经适房、廉租房、公共租赁房的一整套保障体系。   如果认为经适房导致的寻租和腐败问题无法监管,一旦取消,我敢肯定,廉租房同样会出现这些问题,而且同样会陷入无法监管的尴尬。需要提醒那些反对经适房的人,近年来,各地在经适房的监管方面进步不小,2007年出台的经适房管理办法,更是对经适房领域各种寻租问题的一次制度清算。如果严格执行,监管成本哪里有那么夸张!关键是有没有人严格执法。   制度变迁告诉我们,制度的转换是需要成本的。对于经适房,10多年来官方和民间已积累了不少监管药方,不要头脑发热,轻言废除这些宝贵的制度经验,更不要忘记,经适房在中国的10年,解决了600多万户居民的住房问题,尽管问题不少,但成绩不容抹杀。对于那些在制度建设上动辄搞“废除”的激进派,我还是建议他们多读一些制度变迁的文献,知道已有制度的价值。 [全文]
  • 垄断不除,房价下降难期

    来源:上海商报2009-06-24 10:02
       决定房价的因素若干,在现有住房需求与投资需求的前提下,目前地方政府对土地供应所采取的手段,无疑已经构成了房价的核心基础。   楼市这锅坚硬冰冷的稀粥,由于流动性泛滥这把烈火的炙烤,在2009年春夏之交再次沸腾起来。最近各大城市的房价,由于投资客们的需求,又重新处在上涨之中。   虽然此轮房价上涨跟地价升跌没有更直接的关系,但是,为了免于地价推动房价的指责,昨日,国土资源部副部长鹿心社还是在国务院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地价是影响房价的重要因素之一,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房价的关键因素,或者根本因素是供求关系。   这话本身的确没有错。决定一件物品价格的,的确是供求关系。但正如油价上涨大家并不认为跟发改委的管制没有关系一样,中国大城市房价的上涨,也离不开城市土地管理者这个好推手。事实上,正如中石油和中石化的垄断对于油价价格的不正常升跌具有致命决定性一样,中国的土地供应者,具体说就是国土资源部下属的各级国土资源局下属的土地整理中心,在中国的房价问题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征求意见稿的第二条中,新增了一句至关重要的话,“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对土地供应的总量、时序、结构实行宏观调控和市场化配置。”这句话所蕴含的要义,实在能够要了房价的命。   各级政府所辖、事实上听命于各级地方政府的各级土地整理中心,是各城市土地的实际拥有者和垄断者。在土地收益成为地方重要收入来源的前提下,各级土地整理中心也最清楚,会采用什么样的手段,使地方政府的收益最大化。在房价过高时增大土地供应,在房价过低时缩小土地供应,本身就能起到调节价格的功能。聪明的房地产商则称这种手段是,“水管里的确有水,但政府可以拧紧或者开大水龙头”。这种增大或者缩小土地供应的手段,在住房需求和投资需求短期不能迅速改变的前提下,无疑在事实上能够决定房价的黏性,也就是房屋一定周期内的价格。这也就是鹿心社副部长所言“供求关系决定价格”的要义了。   能够破除这一垄断趋势的一个强有力竞争者,是各地城市周边拥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农民。如果按照十七届三中全会所规划的远景那样,让农地直接入市,参与城市土地的供应和房屋的建造,城市的房价就一定会降下来。但是,这肯定不是各级地方政府所乐见的。   如在最新的《土地管理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新增的第80条就规定:“依法取得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经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出让、租赁、入股、作价出资等方式,用于非公益性项目,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非因企业破产、兼并等情形不得转让”。   这跟十七届三中全会规定的城乡土地“同地同权”的改革方向显然是背道而驰的。但是,这条限制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城市土地供应的条款之所以能被写进这个由国土资源部起草的修订草案中,足以让人想象到,地方政府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究竟能够有多大。   决定房价的因素当然不止是土地的垄断,还有规定房地产商对于房屋建造权的垄断。集资建房者、拥有集体建设用地的农民,为什么不能参与到房屋建造和供应中来,而使得大城市房屋供应处于房地产商的垄断之手?也许,这个问题鹿心社副部长就不用回答了,把这个难题交给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吧。(作者系《中国新闻周刊》主笔) [全文]
  • 刘涛:中国仍未做好减持美债的准备

    来源:东方早报2009-06-17 17:19
      根据美国财政部国际资本数据(TIC)统计,截至2009年4月底,中国官方所持有的美国国债总额已降至7635亿美元,较3月底的7679亿美元负增长44亿美元。以3月份增持的规模作为参照,则中国在4月份实际减少购买了280亿美元。   但数据同时显示,4月份中国增持了103亿美元的美国长期国债。显然,中国持有的美债之所以不升反降,主要应归因于中短期美债的出售。当然,除美国国债外,中国还抛售了一定数量的美国机构债券、公司债券和股票。   然而,无论是从历史经验还是客观条件来看,4月份的数据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真正做好了大幅减持美债的准备。   首先,2008年6月中国持有的美债总额就曾出现过35亿美元的负增长,但随后却是连续七个月的大幅跃升;而今年2月份美债增持额度也一度陡然降至46亿美元,然而3月份再次爆发237亿美元的井喷式增持。这表明中国外汇管理当局在此问题上仍处于摇摆当中。   显然,中国减持美债,除外汇储备增长放缓等客观原因之外,主要还是3月份以来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及财政赤字迅速扩张带来的美元贬值担忧所致。因此,中国借机敲打美国的用意较为明显。事实上,美债的其他几个主要购买国中,如日本、俄罗斯、巴西等也都不约而同地投出了不信任票,唯一的例外是英国。   而两周前美国财长盖特纳访华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试图打消中方的这种担心。预计,7月16日美国财政部披露的外国投资者所持美债数据将证明,5月份中国还在继续减持美债。不过,这一势头或将在6月份开始逆转。   其次,中国外汇管理当局实际可选的投资工具并不多。一是欧元区、日本债券市场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来看都不能同美债市场相比——除了美国,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上至政府、下至黎民百姓有如此流行的借债消费文化;二是单靠囤积资源产品来消化如此庞大的外汇储备几乎是不可能的,况且大宗商品价格在投机预期支配下上涨很快,使得囤积资源在未来贴水的风险非常高;三是中国抄底海外资产遭遇的阻力越来越大,中铝并购力拓折戟,可谓中国外汇储备投资多元化进程中的又一次重大挫折。   目前全球投资工具总量基本固定,新增投资工具极为有限。在此前提下,减持美债转向其他投资工具,例如欧元债券、黄金或原油,对于所有美债购买国而言,不过是一个轮流充当冤大头的零和游戏。但鉴于中国的体量巨大,难免会在更多时候被迫充任这一角色。   某种程度上,今年年底出炉的IMF债券将给中国带来些许希望。但IMF债券规模有限,且只是一锤子买卖,难以长期承担重任,充其量也只能使中国的美债购买负增长两个月而已。   最后,只要中国外向型增长模式不变,就将持续购买美债。目前世界经济仍处于危机当中,中国出口下滑,外资流入减少,外汇储备增速放缓,故而一定程度上减少美债也在情理之中;但随着经济重现繁荣后,不增持美债,中国每个月1000亿美元以上的新增外汇储备难以找到宣泄口。   因此,外汇储备资产多元化和美债继续扮演主力,两条路径今后将并行不悖地延伸下去。   对于中国而言,以往不轻言减持美债,除考虑到中美双边关系和换取美国在人民币升值和温室气体减排等问题上的让步外,更重要的是担心减持引发的跟风效应导致外汇储备资产急剧缩水。但如果中国在这一点上失去了灵活性,就等于是帮助其他国家在美债投资自由进出方面获得了一个稳定锚,而让中国独自承担资产贬值的成本。   从长期来看,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对经济增长模式做出重大调整。但要强调的是,即便有朝一日内需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出口,人民币汇率弹性不断增强,资本账户管制放松,也绝不意味着中国可以一劳永逸地彻底摆脱美债困扰,正如今日之日本、英国等。如何管理庞大的美债和美元资产存量规模,仍将继续考验中国外汇管理当局的耐心和技巧。   而从短期来看,藏汇于民,扶持民企海外并购,进一步推进亚洲债券市场发展以寻求新的投资替代工具等,都是中国当前可以做、而且应当做的事情。特别是,随着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G20机制和金砖四国集团的崛起,中国应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道,敦促美国实行更为自律负责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作者系宏观经济分析师) [全文]
  • 李蕾:裁员真能降成本?

    来源:解放日报2009-06-17 16:54
      曾几何时,“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几乎成为“铁饭碗”、“金饭碗”的代名词。谁曾料到,在金融危机面前,他们竟争先恐后地玩起了裁员大战,或明裁,或暗裁,或劝退、无薪休假,或推迟升职时间,不一而足。一时间,裁员风波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一发不可收拾。   裁员真能降成本?未必如此。1995年,康涅狄格州共同寿险公司试图通过减少雇员来降低成本,它采取的策略是向其1675名员工实施一项价值可观的工龄买断计划。结果,大约900名员工接受了这项计划,从而迫使公司重新招募400名员工弥补空缺。为此,该公司多付出了大约1690万美元的解雇费。柯达公司也做了同样的蠢事,为了弥补解雇后的员工短缺,公司在生产高峰期将业务外包。在很多情况下,完成同样的工作,合同商的要价是公司付给被裁工人的3倍至4倍,柯达公司最终不得不重新招募一些工人来弥补原先裁掉的职位空缺。   据埃森哲咨询公司一份调查报告显示,1990年至1991年美国经济低迷时期,在全美850家大型企业中,“好公司”和“坏公司”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成本管理,企业一不小心就会陷入成本泥淖———通过裁员降低成本的举措可以在短期内促进经济增长,但未必会增加长期价值。   裁员本身就是成本昂贵的。且不说公司将直接付出一大笔遣散费,其他间接支出将持续不断。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企业裁员20%,实际在短期内降低的成本仅为5%。后续一旦业务恢复正常,又需要重新招兵买马。这又会遇到两个问题:第一,先前的裁员风暴,无形之中给公司口碑带来负效应,真正优秀的人才是否愿意加入是个疑问;第二,新员工的培训又会花费一笔不小的开销和时间成本。   与其靠裁员瘦身渡难关,还不如提前形成谨慎的人力资源策略和完善的人员新陈代谢计划,扩张时不一定盲目扩大组织规模,招聘时避免引入“短期工”。其实,当前的经济环境已经在提醒我们,不妨采用逆向思维,把经济低迷看作是一个机会,抓住机遇加速企业发展,购进成本更低的资源,比如人才。 [全文]
  • 陈序:不要误读原材料进口增长

    来源:东方早报2009-05-14 11:01
      乐观气氛是4月的基调,能哼着小调进入下半年么?我不乐观。   认定中国经济已经复苏的证据之一是进口原材料大幅增长。难怪。虽然各国都在抱怨经济形势低迷,但中国4月份的铜与铁矿石进口再创新高。   周二公布的海关数据显示,中国4月份铜、铜合金和铜半成品进口量近40万吨,较上年同期增加62%,刷新了3月份刚刚创下的纪录。铁矿石进口量较上年同期增长33%,至5700万吨,也是新高。   有分析认为,上述新高的出现与中国经济最近的积极表现有关。在过去一个月,大家已经熟悉了各类好消息。诸如制造业企稳,汽车业销量增长,固定资产投资超过预期等。   奇怪的是,对原材料需求增长并未传递到工业产出的增长。更别说利润了。铁矿石买了那么多,中国钢铁行业却境况不佳。全行业今年第一季度从去年同期盈利人民币441亿元转为亏损人民币33亿元。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数据,4月份工业增加值较上年同期增长7.3%,增速慢于3月份。中国政府在月度和季度通常只公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统计的是中国全部国有工业企业和年产品销售收入人民币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工业企业所完成的增加值。工业增加值是中国工业产值的基准测量指标。中国工业产值约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   4月份工业增加值增速减缓,说明作为国民经济主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工业继续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和需求疲软打击。自2008年11月开始,中国工业生产就陷入了困难状态,当月工业增加值仅仅较上年同期增长了5.4%。工业企业半年来的困境,源于金融危机和人民币升值导致的外部需求减弱,和之前人民币维持高位、中国内地股市的暴跌导致的内部需求急降。   与此同时,最近公布的中国4月份PPI(生产者价格指数)也较上年同期下降6.6%,降幅高于3月份的6%,为连续第五个月下降。这表示工业品价格承受着明显的下行压力。统计局数据还显示,4月份工业企业出口交货值为人民币5662.1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4.3%。   上述数据表明,北京的经济刺激计划仅能支持工业生产不致下跌过猛。受制于外部需求恢复遥遥无期,中国整体工业生产尚未摆脱呆滞状态。我相信已经实施的一系列刺激出口,拉动增长的措施会逐渐起效,但这些措施是否长期有效,工业生产何时能重现荣景,尚待观察。   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在推动中国大量进口原材料大宗商品呢?我以为,主要是北京近来致力的储备政策。推波助澜者,有国内企业希望利用现在的价格洼地多进原料,也有因国内商品价格上涨引发的套利交易。铁矿石进口上升就是因为中国钢铁企业都想抓住现货价格好不容易出现下降的时机。   库存在升高,国内外市场供过于求的风险也在升高。市场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化那么多库存,价格回调是必然的。尤其是铜价。由于中国铜储备增长,自年初以来持续走高的铜价在过去一个月就出现了回落。德意志银行研究报告指出,库存增长带来的影响可能造成6月份之后进口需求走软。而中国的胃口也不会像目前这么大了。   因此,这一轮主要由中国储备需求推动的全球商品价格升势是短命的。将这种增长误读为中国实际需求复苏的“积极”心态也难长久。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全文]
  • 陈宁远:克鲁格曼与美国经济的泡沫

    来源:新闻播客2009-05-13 16:05
      5月11日,2008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的中国周先在北京火热开始,昨天,克鲁格曼移驾上海。既预言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又预言了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大师,当然会受到注目。   但对未来经济怎么走?却不能太指望大师。我们似乎也无法从他那里获得避免重蹈覆辙的良方。当然大师也很无奈。他说:“历史中充满了泡沫,总是有泡沫,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泡沫?我们的系统为什么这么脆弱?”   对此问题,他始终没有给出一个分析性的答案,而是给了一个宗教似的圣谕,说“危机是贪婪和恐惧造成的”。这的确谈不上有道理和想办法的系统分析。   当然这次他还给出了一个文学比喻,十分灵动,他说,“很多动画片里面总会有跑到悬崖外面的人,有时这个卡通人物会跑到悬崖外面十步,才突然看到脚下是空的,然后掉下悬崖……美国经济也是这样。”但这反而更说明他也不知道问题在哪里。仅说人们贪婪就会跑到悬崖外,实在难以理解。   这次在北京,他继续对美国政府以购买资产的方式拯救经济进行了批评,他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但这个观点他一直在说,今年3月下旬,美国政府宣称要设立一个处理金融机构“有毒资产”的“公共-私人投资项目”,他对此批评尤为激烈。   “公共-私人投资项目”是以公共资本金(财政部)、公共信贷资金(美联储)和公共担保(美联邦贷款保险公司)联合出资,以无追索权贷款的方式,“公私合营”地和私人部门收购不良资产,从而剥离全美“有毒资产”,促进信贷市场恢复流动。克鲁格曼当时就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担忧,政府支持下的市场交易,是否成功是个未知数,而且政府的私人合伙人见利起早,充满道德风险。这次在北京,他换个角度总结为,美联储在利率不能再下降的情况下,资产持有的规模已从8000亿美元增长到2.3万亿美元,但真要最终达到效果,则资产持有的规模要达到10万亿才行,这是美国政府不可能做到的。于是乎经济危机的拯救计划,在道德和技术上都有风险,始终面临政府和市场、道德和交易之间的两难。   这就像他这次在北京还说过的——对金融热情是要出事的;但要美国人不搞投资,爱上储蓄,则一定要有储蓄的补偿机制。反正怎么处理资产都有矛盾,尤其是金融资产。   或许我们只能回到打垮美国经济的“有毒资产”本身,才能知道这一系列的矛盾,是怎样使得美国人变成了卡通人物的?   “有毒资产”最原始的细胞,就是美国股票和各类债券,学名叫“资产证券化”。资产证券化谨慎、透明、有信用基础时,当然是好的。但到了次级贷款也证券化了(即把没有贷款信用的人的贷款证券化),“有毒资产”就粉墨登场了——从无毒到有毒,是美国金融机构信用之纯白到乌黑的过程,是其经营方式高度杠杆化的结果。但现在所有解决“有毒资产”的方案,都还在把“有毒资产”买下来做成另外的资产证券化包,搁在一边,等待市场复苏,这种以时间换当下局促的空间的老套路,是否可行?这次真是未知得很。因为目前“有毒资产”的规模实在太大,史无前例。未清偿信贷余额占美国GDP的比例高达365%。考虑到衍生品的风险敞口,索罗斯认为这一比例会升到500%以上。而1929年的大萧条,相应数据也只有160%。   但美国3月下旬的拯救方案出台后,市场还算是投了赞成票,道琼斯指数涨幅超过了30%,很有点牛气。在这种市场环境下,大师的批评有理没理,美国人民都可以自我感觉良好——因为史无前例的金融风暴,完全可以看作是卡通人物时代幽默的到来——美国人民可以神话般地走出悬崖十几步,在知道自己踏空后,再回来继续下一次的踏空。   或者这是上天永远眷顾美国的国运,但中国行吗?或者广而言之,世界这样卡通化行吗?不值得想一想吗?   (作者系上海独立财经观察人士) [全文]
  • 马光远:中国经济真的回暖了吗?

    来源:东方早报2009-05-11 09:49
      4月份的主要经济数据将于下周陆续公布,虽然业界预计很多数据不容乐观,但关于中国经济回暖的声音依然不绝于耳。早在去年年底中国经济下滑最厉害的时候,朝野各界不遗余力地苦觅经济复苏的蛛丝马迹,唱多中国经济,举凡个别数据稍有“环比”的好转,便被视为中国“率先复苏”的证据,情绪之乐观,无不令欧美人士艳羡。最近的典型事例是,国务院研究中心主任张玉台认为,在中央和地方刺激经济政策的有效带动下,我国经济已率先回暖,预计GDP增速从二季度开始恢复上升。据笔者观察,身居高位的张先生应该是第一个判断中国经济已经率先回暖的权威人士。   不管未来的经济走势究竟是L形、V形、W形,还是U形,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这种动辄以个别数据的短期表现判断经济走势的做法既不可靠,也会误导决策者和民众。   其实,立足于宏观经济学的视野,我们就会发现,究竟以什么样的指标判断经济是否回暖,的确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尽管统计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创建的技术指标更包罗万象,但面对百年不遇的危机,任何统计指标都显出其局限性。除了一些公认的指标外,在中国用以判断经济复苏的指标更可谓五花八门。比如,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的指标就特别另类,他3月份到河南调研,发现金属废品价格回升,便以之作为中国经济复苏的“最新证据”到处宣扬,而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更是将猪作为中国经济复苏的象征性指标,认为下半年中国经济的复苏将会以猪肉的大涨为起点。这些“山寨”版的指标虽然有趣,但就靠这个来判断经济是否复苏,和主流的统计指标相比,显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和严肃性。   从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前4个月的表现来看,尽管经济学界洋溢着一片唱多声,但就指标本身而言,不仅有些指标出现了很大反复,指标之间也互相打架,前后矛盾,不能形成印证关系。   比如,一方面我们看到,进出口依然没有止跌,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P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连续三个月双双在负数区间运行,内需刺激的效果不明显,工业利润大降,这些都昭示,经济本身并不乐观。但另一方面,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增加值、信贷增速和经理人采购指数却在强烈地预示经济开始回暖。一面是海水,指标不乐观;一面是火焰,经济在回暖。   我们不妨逐个分析一下几个关键指标之间的背离。   首先,用电量与投资和工业增加值的背离。作为GDP数据变化的先行指标,发电量被认为是未来经济能否转暖的风向标。在2008年10月、11月、12月,国内火电发电量分别下降5.3%、16.6%、12.4%。今年1月,社会发电量同比下降仍达12%,但在3月份一度出现增长的迹象,这被视为经济触底回升的证据。但4月份全国发电量2747.63亿千瓦时,同比减少3.55%。而按理说,在固定资产投资和工业增加值大幅走高、GDP增长的情况下,用电量也应该同步增加。这种背离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经济回暖的证据依然不充分。用电量在短期可以视为经济复苏的指标,但用电量本身的下跌,背后的因素的确很复杂,可能是因为经济结构调整、大耗能项目减少,但也有可能提前预示着工业产出和投资减少的趋势。   其次,中国制造业经理人采购指数(PMI)和业界真实感觉的背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月1日发布调查数据显示,4月份PMI为53.5%,比上月上升1.1个百分点,这已经是该指数连续五个月回升,累计上升了15个百分点。但很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感觉并没有这么好,它们的订单并没有增加,融资难题依旧,运行成本依旧,市场也没有明显好转。因此,它们对一些学者的一味唱多非常反感。   为什么出现了这种背离?这和中国PMI的编制缺陷有很大的关系:中国PMI选取的样本以大中型国有企业为主,并不反映中小企业的情况,而且,中国PMI2005年7月才正式编制,没有经历经济周期的真实验证。特别是,PMI走势一般都呈现前高后低的特点,下半年掉头向下,也是很有可能的。能否据此判断中国经济处于强劲回升阶段,一方面还需要在样本代表性和指标设置方面进一步完善,另一方面,依然需要其他指标的佐证。况且,按照里昂证券的数据,形势并没有如此乐观。以PMI来简单判断经济已经回暖,可能会遗忘那些根本没有被纳入样本的大量中小企业的真实生存状况。   这样的背离还有很多,比如,政府投资的大幅增加与民间投资不振的背离,消费的继续低迷与投资继续攀升的背离,股市、楼市的走势与实体经济真实状况的背离,等等。这些冷暖不均的现实提醒我们,对中国经济的真实状况和未来的走势,冷静而理性地质疑,不轻言“率先”回暖,比那些一味乐观陶醉的情绪显然更有价值。   应该肯定,政府前一阶段采取的刺激政策,已经发挥了一定作用,这从一些宏观指标已经体现出来。但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经济未来的走势究竟如何,的确还不能“率先乐观”,CPI预示的通缩危险依然存在,发电量的下降更是给未来蒙上了阴影,而企业利润的大幅下降和民间投资的不振更成为经济复苏的极大隐患。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理由高唱凯歌呢?   当然,由于大家使用的指标不同,对于经济前景的判断,出现分歧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很多人对指标打架的情形视而不见,一叶障目,不见森林,看到个别指标稍有好转就大呼小叫“率先回暖”。围绕中国经济是否回暖的争议和种种迷雾,也给我们的统计部门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就是什么样的指标更能契合中国经济的真实生态。   的确,有关中国经济是否复苏的分歧,令我们在统计指标方面的残缺也展示得淋漓尽致。在浩繁的指标中,国家统计机构选择什么样的指标测试经济的体温,已成一个亟须解决的技术难题。令人欣慰的是,国家统计局已经不再以傲慢与偏见对待各界对统计数据的质疑,对外界的不同看法,也开始以开放的姿态予以回应,这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建设性的态度。   当然,也希望我们的学者,能够站在全局的角度研判中国经济的未来。中国需要的是严谨的学者,而不是一味奉承,在追寻经济复苏的“萍踪侠影”过程中屡屡犯错的预言家。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 [全文]
  • 左晓蕾:我国当前已经形成通胀预期了吗

    来源:上海证券报2009-05-08 12:51
      为避免中国经济大幅下滑,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动银行第一季度新增贷款4.58万亿,超过年初央行新增贷款5万亿货币政策目标的90%。3月M2达到创纪录的同比25.5%的增长。如果今年经济保证8%的增长,CPI增长1%至2%,那么17%的M2增长目标意味着,货币供应增长超过经济增长需要的货币需求,加上价格水平上涨需要的货币需求增长7至8个百分点。   如此创纪录的货币发行规模和速度,引发许多关于通货膨胀的担心,尤其是,“已经形成”新一轮“通胀预期”的观点也越来越强烈。   笔者认为,为了能更准确地判断经济形势,把握政策走势和应对的策略,有必要对“通胀的担心”和“已经形成”通胀预期的观点作更严格的区别和更深入的研究。   笔者认为,2007年至2008年上半年的这一轮通胀,带来任何学术殿堂都做不到的教育成果:社会不同群体都认识到通胀是一个货币现象,通货膨胀与较大、较快的货币发行增长有关。另一个社会成果是,认识到通胀预期与真实通胀形成的关系。通胀预期会转变成真实通胀,防止通胀要从防止通胀心理预期着手。   到目前为止,货币发行的空前增长,让人们产生了对通胀的担心,只能说大家对通胀形成原因的一种启示性的推理;是一种知识性的认识。担心空前的货币发行可能会引发“将来”的通胀,这个推理顺理成章。但这种对未来的分析和判断与通胀预期的形成,特别是“近期”就要发生“通胀的预期”,或者通胀的心理预期的形成,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混淆通胀预期与对通胀货币现象的理解、分析和判断,可能误导、误判真正的通胀风险与通胀趋势性的讨论和认识   通胀预期或者通胀心理预期的形成,严格说来,不仅仅是存在对“不确定期限的未来”通胀的担心和判断,而是在实际经济运行中,已经切实影响了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正常行为。   强烈的通胀预期会使消费者认为价格还将不断上涨,于是开始抢购一些并非必需的商品,人为造成需求的上升;生产商认为价格会不断上涨,便改变正常的销售行为,刻意囤积商品,以期随着价格上涨,将来用更高的价格出售,谋取更高收益,人为造成供给不足。需求的上升和供给不足,结果是推动价格进一步上升。价格上涨要求工资上涨,工资上涨对货币需求乃至货币供给上升,经济运行中的货币在更高水平上均衡,如此循环,通胀预期就变成了真实通胀。   但是,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消费行为是审慎的,并无为了避免减少价格上涨而去抢购的现象;生产商还在去库存化,消化存货,而非囤积商品待价而沽。可见,当前中国经济没有形成所谓“通胀预期”。   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是判断通胀预期的主要指标。目前债券市场上十年国债利率态势稳定,说明最市场化的信号并未显示任何通胀预期的迹象。   大量经济学实证研究显示,货币发行增加与通货膨胀发生,一般有两到三年的滞后期。2001年,美国为了尽早摆脱IT泡沫破灭带来的经济衰退而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把1%的低利率保持了两年之久。到了2004年,全球大宗产品价格开始大幅上涨,房地产市场资产价格开始膨胀,全球出现流动性过剩。时间间隔是三年之久。   2007年至2008年上半年爆发全球通胀,全球70个国家通胀达到两位数。此时距2004年开始的全球流动性过剩,也是三年之久。   2004年中国遭遇全球的流动性大规模流入,人民币受到升值的压力,外汇储备积累大幅增长,结汇造成国内流动性过剩,在2007年下半年开始形成这一轮通胀,2008年上半年通胀达到最高水平。通胀的酝酿,刚好也是3年。   应该注意到,大规模货币发行一般是应对经济危机或者经济衰退的政策行为。在经济没有被有效激活之前,货币发行遭遇不同程度的“流动性陷阱”,不可能发挥立竿见影的影响。真正通胀预期形成应该是在经济不仅开始复苏,而且有效需求被激活,货币随经济活动开始较快循环,产生数倍的乘数效应和创造货币能力,推动经济较快的增长,带动价格水平加快上涨的时候。所以,没有任何通货膨胀是与货币发行如影随形的。   中国目前经济呈现的恢复态势,主要显现了政策刺激的效果,民间有效投资和消费需求尚有待进一步激活。价格水平,不论是PPI还是CPI,还在下降和低位运行,通缩仍然是主要担心,显然还没有形成通胀的压力。   在全球化特别是在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不论是全球流动性输入,还是全球大宗产品的价格输入,都是中国形成通胀不可忽视的外部因素。在全球经济衰退的大环境下,目前中国没有形成通胀的外部条件。(作者系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全文]
  • 叶檀:伯南克的中国式大力丸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2009-05-07 11:22
      伯南克给投资者开出大力丸。   5月5日,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再次重申美国经济可能在今年晚些时候恢复增长的观点,因为美国家庭支出增加、住房市场触底和库存清理结束。更美妙的是,他表示不会进入通胀时代。原因同样简单,因为经济增长在一段时间内都会低于潜在增长率,失业率将维持在高位,到明年初在10%的下方见顶后缓慢回落,预计未来几年都不会有通胀风险。   这是宏观经济学家的经典理论。所谓经济潜在增长率,即每年新增的就业人口与生产率、资本提升等作用下,本应达到的增长率。我国之所以将GDP增速目标定在8%,是因为经济实际增长达到8%,可以解决就业与生产率提升。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就会发生紧缩,导致失业率上升。   伯南克无疑是在说,从今年下半年开始,经济上升而通胀未现,根据投资理论,这实在是投资的黄金季节,等到通胀高企,市场就进入尾声。   犹豫什么?入市的冲锋号都吹响了。如果这么认为,很可能被误导。同样持书生之见的还有周洛华先生,他一直在鼓吹通缩造牛理论,他认为通缩期的高估值是市场给具有优质基因的企业的奖励,鼓励这些企业做大做强,最终将实体经济带离紧缩泥潭。因此,市场会上4000点。   通缩造牛?泥牛而已。   现在的经济周期与以往不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政府的订单使市场无法自然见底,而是在结构性的泡沫中上下沉浮。股市、期市、汇市毫无例外,在政策刺激下反弹不止。并且,据笔者目力所及,起码在A股市场不存在通胀造熊、通缩造牛的规律。   从去年11月以来,A股触底反弹已涨千点,A股市场狂炒垃圾股的特色,完全没有惟优质基因企业能得到高估价一说。宏盛科技,人称“垃圾中的战斗机”,每股净资产-21.18元,创A股上市公司每股“资不抵债”的最高纪录,从去年11月份以1.36元见底以来,近期最高上摸到4.21元,涨幅达到280%;停牌3年的ST黑龙,4月17日复牌当天大涨1004%,让女演员陈好狂赚2700万元。ST黑龙重组后引入的新东家国中控股亦连年亏损,其最新收盘价只有0.034港元。现在,所谓最牛基金经理王亚伟又在豪赌*ST昌河重组。这就是A股特色,股市反弹时鸡犬升天,股市停滞时片甲不留。   相比于伯南克的大力丸,中国央行稍显谨慎。   在央行发布的《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09年一季度)中指出,如果中央银行在经济复苏时不能及时回收巨额流动性,可能再次埋下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的隐患。央行坚持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们无法确知“适度”的标准,只能从“一季度各类贷款快速增长有利于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下一阶段如果国际金融危机继续深化,则信贷仍需要一定力度的增长”等语句推断,货币政策根据宏观经济景气而定,现在一切都是未知数。央行的报告虽然指出通胀风险,但显然认为是长远事件,因为上个月,央行副行长易纲还表示,目前我国物价水平是稳定的,今年不会出现通胀。   伯南克认为,在经济紧缩期,温和的通胀是有利无害的事,国内也有金融专家认为,目前我国激进的信贷政策有利无害。笔者同样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不可避免的全球救市通则,但积极的财政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大型企业在产能扩张、规模扩张之路上越走越远。   我国处于宽松货币政策的红利期:一是宽松政策可能埋下的坏账远未暴露,关注类贷款没有公布;二是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给了银行大幅增加贷款的机会,这直接导致银行赢利上升。野村证券测算,中资银行每1%的贷款增长,可带来约0.5%的盈利增长。安信证券分析师高源认为,今年深发展和民生银行净利润有可能出现20%以上的增长,但都是不可持续的:深发展是因为去年调整后的基数过低,民生是因为出售海通证券资产的一次性投资收益提升利润所致。   规模扩张可以掩盖问题,可以取代公司治理结构的努力。14家上市银行中除民生银行外,其余13家上市银行的员工人均薪酬水平均有上扬,平均增幅为12.31%。他们一面给自己涨薪,一面融资补充核心资本充足率。据统计,年初以来,为补充资本金,国内8家银行已发、待发次级债规模高达4930亿元。   如此规模扩张,让人捏一把汗。 [全文]

2010新民晚报"夏令热线"    

7月17日,由本报与市建交委联合主办的第18届“夏令热线”正式开通。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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